香港佛教面面观

香港的地理位置居广东珠江东侧，在佛教信仰的普遍性上，香港带有明显的广东佛教色彩，这与广东的文化、交通、经济有相当的关系。当然他们也有相异之处，各有长短，也就是说香港佛教的本质一方面是广东式的，另一方面又不是广东式的。近代香港佛教的发展，正如觉光法师所说：“已由静止的阶段转变为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现在更由一个桥梁阶段发展为一个模式阶段。”今天，其信仰之浓，是其它省所难以比拟的。
　　一、静止阶段
　　目前香港管辖区之内的佛教史迹与广东的佛教史迹有众多相同之处，这种巧合，就须从广东的交通方面来探索了。我国的对外交通，自汉代以来，即有水陆两路。水路主要是指南海的交通，而以广东一带为据点：陆路则是以新疆中亚一带为门户。但在近代以前，尤其是对西域的交通，广东是重要的海道据点。现代香港新界屯门，乃是唐朝广东海道的主要港口之一，亦为贸易商船的必经之路。由于这种对外交通和贸易商船停泊的关系，可知由海路来中国的佛教，一定也有僧人的遗迹。现在香港青山(古称屯门山)的山腰有一座古寺，名为青山禅院，此古迹原名杯渡庵或杯渡寺。它的由来与屯门港有其渊源关系，要叙述香港佛教的初期历史， 更不可忽略这座杯渡庵的古迹。 据说这是杯渡禅师(380—458，晋宋时代)所建，是香港佛教的古迹之一。
　　到了明代，锦田观音山的凌云寺也建立了，此时香港佛教已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可惜明清交替之际，各寺院活动未留下详细记载，僧侣的活动见诸于史籍的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情。由于香港一变而为近代化的商业港口以后，与各国的交通自由，各国人士的往来频繁，内地佛教人士前来的也有很多，香港佛教也就随之兴盛起来，佛教活动也因而繁荣，在近现代佛教史上添了新的一页。
　　二、发展阶段
　　根据现在的文献，香港正式开展佛教活动是1918年。商人卢家昌在香港设立极乐院，每日早晚诵经，每周举行一次佛教讲演，这是香港佛教活动的肇始。不过因为指导者不是出家人，所以与出家的僧侣所指导的现代式教化活动还有一定的区别。1920年9月， 在香港当时的知名人士潘达微、陆莲仙、吴子芹及商人朱恨生、罗啸嗷与觉一法师等人的筹促下，敦请太虚大师在鲗鱼涌名园，办了一次讲经法会。香港第一次出现了盛大的佛教活动。因为有了这次讲经法会的影响，流布范围逐渐扩大，香港遂成为中国佛教的又一中心地。佛教信徒一天比一天多，组织也更加健全。1925年，终于成立香港的居士林。不过，这个居士林的宗教信仰是以密教为主，专门弘扬密教。参加者约50人，都是男性。后来，以这个居士林为基础，在中环设立光明学校，又于林内及校内设佛典流通处，佛教有了发展。两年后，会员达百人以上。尔后又设妇女部，于是女性也参加了佛事活动。随着组织的发展，获得了很多女性支持，尤其是绅士胡禧堂长女(钟树祥的夫人)等，作出了较大贡献。
　　1927年，茂峰法师自台湾拟返鄞县观宗寺祝贺谛闲法师(1858——1932)寿诞，途经香港，当地信众仰其德望，延请讲经，法缘至盛。当时每晚听众达三千余人，其中不乏地方宿儒及知名人士。不久《佛教学刊》创刊问世，由于集稿困难，很快停刊。之后，潘达微、罗海空等又创《天荒画报》，以图案、美术和鲜明的文字来表现佛法的内容，终因无法维持下去而再次停刊。同年五月，有一位尼师开始提倡中国佛教的素食思想，在香港的荷里活道石坂巷开设“蟠桃天”素菜馆，获得很好的反响。不久，“卫乐园”素菜馆、“小祗园”素菜馆亦相继开办，并兼流通法器和经书。当时香港佛教的四众信徒，并不是以建寺为主而是将素菜馆作为弘扬佛教的据点。这些素菜馆餐厅慢慢吸引了很多中外各阶层的人士，因为素食有益于健康，吃完后又可以浏览一下法器和佛教书籍，可谓一举两得。
　　1928年秋天，九龙成立了哆哆佛学社，专门弘扬净土念佛法门，社址在九龙蒲岗村的曾富花园，这是清末以来香港佛教中弘扬净土宗的所在，以持名念佛为宗旨。社内并设阅经、静修、蔬食、 放生等四部。 1929年，香港张莲觉女士(何东晓觉士夫人)，因游南京栖霞寺见舍利放光，对佛法生起信仰。在新界青山私宅设立一座女子佛学院。学院的经营完全由其本人负责，教务及讲义则聘请霭亭法师(1893——1947，当时江苏竹林寺住持)担任。由于霭亭法师原在镇江创办竹林佛学院时，专弘华严、毗尼，禅教双修，人才辈出。 张莲觉居士仰其德望， 于1932年请其莅港擘画东莲觉苑，并于苑内设图书馆，流通佛经，发行《人海灯》杂志。
　　同年，融秋和尚招集信众，在新界荃湾的芙蓉山建立一座竹林禅院，早晚诵经仪式均模仿广东鼎湖山的仪规，并给四众弟子提供住宿方便，初时弟子就有二百多人。这一年舜若和尚(南京栖霞山寺住持)也在荃湾建立鹿野苑，此苑有僧数人，原籍都是江苏。其后，1973年该苑礼请擅长梵呗、佛学、国学造诣皆精湛的超尘法师担任住持，并经过修复与扩建，遂成为荃湾颇具规模的一座丛林。
　　大屿山昂平的宝莲寺，自宣统年间(1909——1911)大悦、顿修二禅师从江苏金山寺，来此开山草创，1924年，金山江天寺纪修和尚至此继任住持，始正式命名“宝莲寺”，翌年兴建大殿。1930年，筏可和尚(1893——1972)继任住持，大事扩建，先后完成地藏殿、祖堂、五观堂、般若禅堂、韬光疗养院等。1964年又扩建大雄宝殿，至1969年落成，气势豪迈，夙有“香港第一禅林”之称。1930年，屯门的清凉法苑、大埔的大光园、观音山的紫竹禅院等，先后礼请了可仁法师、觉一法师、筏可法师等前往讲经说法，佛教徒也愈来愈多，设立素餐馆亦已成为一时之盛。轩尼诗道、殷含道、皇后大道等先后有“香积厨”、“东方小祗园”等素菜馆开业，素食风行一时，形成一股热潮。
　　1931年春天，由阿濂伯、陈静涛、刘德谱、邓介石、张若梅、李公达、周佛慧等港岛知名人士，共同组织一个“香港佛学会”的研究佛教机构。会址设在坚道，内设事务、财政、弘法、慈善、常务、编纂、助念、护生、文牍、庶务等部门。同时又开办平民义学，教材以佛学为中心，学生所用文具也一律免费。翌年三月，发行《香港佛化》杂志，开讲经布教的风气。1932年，他们又组织一个名为“利园”的佛教青年会，加入的青年为数很多。1933年，茂峰法师集信众之力，在新界荃湾山上建立东普陀寺，殿宇巍峨，规模宏大，命名为千佛山。其后，该寺仿照内地十方丛林的方式，集四方云游僧侣，专心修行，朝暮课育，佛事仪规，则仿照南海普陀山的规制，每年开四次讲经法会，宣扬佛法。同时组织佛教宗学研习班，专门研究天台和净土二宗，对早期香港佛教的传播，助益甚大。1949年大陆解放之际，内地僧人流徙香港的很多，其时茂峰法师的东曾陀寺，广纳海单，所有十方云游僧众来寺均可留单，一时南北佛教僧侣云集。其中洗尘法师亦驻锡于该寺，他发愿复兴中国佛教，乃与金山、恒悦二师共建道场，先后兴办佛教医院、内明书院、内明小学、内明英文中学、能仁书院等，大力推行佛教及社会教育事业。
　　翌年，港岛跑马地成立了“香港菩提”，在觉一、可仁、华庵法师的领导下，尽力传播天台教观。菩提场内与香港佛学会同样设有平民义学和佛典阅览室。1935年，张莲觉女士在跑马地山光道建立“东莲觉苑”。她把原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青山女子佛学院也移到此处。该院仍请霭亭法师继续住持，又增聘通一法师和潘慧凝、何尚德两位女士担任各课指导。这所女子学校与武昌女众佛学院(故址在武昌积玉桥附近胜鬘精舍内，现已不存)和汉口八敬学院抱同一宗旨。通一法师来东莲觉苑后，便将原主持的《人海灯》月刊也迁来香港。其后八年之间，这份刊物一直是香港佛教文化的代表，成为当时香港真正有活力的佛教刊物。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战火快要蔓延到香港而停办，通一法师遂转南洋。同年夏天，芝峰法师(俗名石鸣珂，1901——1971)应佛学会的邀请，来港讲解《大方等如来藏经》。由于芝峰法师专精唯识、天台、律宗，当时被称为太虚门下“四大金刚”(大醒、法舫、法尊)之一，有一定影响。此次讲经每晚听众，座无虚席。冬天，全港宗教团体再度邀请太虚大师南下弘传佛教，并借利园佛学会址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有三千余人参加了这一盛会。其后，大师应各界之请，在佛学会上连续说法，给香港各界带来了很大影响。从此，香港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
　　1936年，九龙的东华医院在港岛举行第一次“万善众缘水陆大法会”，特别邀请我国禅门高僧虚云老和尚主持。时虚老驻锡东莲觉苑，法会圆满后，应信众要求，继续说皈依三天。据《香港佛教》杂志前任主编澄真法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寂静地带的山光道上，顿时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人涌来登记，弄得写登记皈依证的我们，手忙脚乱，不知所从。幸而灵机一动，把百家姓氏念出来安排次序……这是香港开埠以来，接受皈依人数最多的一次。”由于虚老渡港的因缘，再加上一些对禅宗特别有兴趣的佛教徒的助缘掀起了一阵禅宗学习势潮。于是天台、净土、禅宗、密宗及法相宗皆于香港次第展开，各种佛教团体亦相继建立。有拥有一万多会员的香港佛教联合会、僧伽联合会、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香港区会(会址设立在曼谷)等国际性佛教组织；东莲觉苑、佛教大光园、般若精舍、慈航精舍、志莲净苑等比丘尼组织；金刚乘佛学会、法相学会、法住学会、香港佛教真言宗男众、女众居士林等居士组织；还有明珠佛学社、三轮佛学会、香港佛教讲堂、光明讲堂、圆明讲堂等学术性的讲经组织；以及香港正觉莲社、香港莲社、菩提学会、普慧莲社等二百多个佛教团体。目前香港已有新建佛寺四百多座，出家二众三千余人以及约占香港总人数70%的在家男女居士，不论弘法、修行、文化，或佛教学院的教育上，均呈现多样性发展的趋势。
　　三、桥梁阶段
　　1949年，大陆来港的僧人很多，他们分别驻锡于融秋和尚的竹林寺、屯门的青山寺、沙田的西林寺、大屿山的宝莲寺等，尤其以住在东普陀寺的人数最多。1950年至1953年之间，已达三百人以上，其中比丘约八十人。这些僧侣中，有很多是大陆著名的法师或是名山大寺的住持。如精通英、日、梵、巴利等数种语言的法舫法师(1904——1951)、青岛湛山寺的天台巨匠倓虚法师(1875——1963)、奉化雪窦寺的印顺法师(1906——　)、协助倓虚大师开拓东北佛教的定西法师(1859——1962)、镇江金山寺的住持太沧和尚(1895——1968)等等。倓虚大师偕同青岛湛山寺的学僧一同迁来香港，在新界荃湾的九味半区办华南佛学院，坚持青岛湛山寺的僧伽教育基本精神，一直持续到1963年倓虚法师圆寂为止。大光法师、智镜法师、圣怀法师，以及美国美东佛教会会长乐渡法师等皆出自这所学院，它为香港佛教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弘法人才。
　　由于大陆很多著名的法师来港弘法，因此，给香港佛教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变化。同时两地佛教徒之间的亲密合作，起到了佛教界服务社会的桥梁作用。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发展社会教育，从佛教的立场创办一般的中小学校。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7年之间，佛教界所设立的包括幼稚园在内的中小学校乃至大专及研究所达73所之多，目前在校学生共约七、八万人。在这70多所学校中，最具佛教特色、历史最悠久，而且成绩最卓越的就是东莲觉社的宝觉中学与新界大埔的大光中学。这两所中学自1950年以来，都是由比丘尼主持的。宝觉中学的校长为觉岸尼师，曾留学于日本大正大学，大光中学的校长为创办人慈祥尼师(1912——　)，早年毕业于广州师范学校，曾创办大光义学，并任香港教育局委员。 宝觉中学为张莲觉女士创办， 最初称宝觉女子学校，1945年后改为小学和中学两部。 1966年以后，香港佛教界又增设四、 五所学校，其中由香港佛教联合会创办的有黄凤翔中学和大雄中学。在尔后的十多年间，该会又陆续创办了德善中学、筏可中学、慈航中学、叶纪南中学、沈香林中学、觉光法师中学、黄允畋中学、孔仙洲中学等9所。这些中学大都设备精良，师资充足。其他香港佛教团体所办的 11所小学，亦皆颇具规模，如1954年首届由胡文虎捐资创建的慈明小学，原校址位于车公庙附近，1982年迁圆州角新址，有16个课室，可容2000学生，新校舍楼高八层，设备最佳，每课室均设有洗手盘，更有大礼堂、美术室、特别活动室等。又如香港正觉莲社早年在粉岭办的佛教正觉学校，后在荃湾办的佛教何励峰纪念学校，以后又在上水彩园顿开办的佛教陈式宏学校，推行小学教育，在校生达2000人。1983年7月14 日三校同时举行首届毕业典礼。
　　但上述都是一般社会性的学校，而不是以佛教教学为目的专门僧伽教育。纯佛教的学校除了东莲觉社女子佛学院和凌云寺佛学院之外，还有东普陀寺的佛教研究社，这是在二次大战以前办的三所，以后只成立了一所华南佛学院。1953年，鹿野苑创办了一所栖霞佛学院，但一年以后即停办。到1970年才再次出现一家佛教教育书院——能仁书院。这是现在香港唯一的一座佛教高等教育学府。这所书院是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在前任会长洗尘法师、名誉会长觉光法师及各位董事大力推动下创办的。此院大专部及预科班首先成立，采用一般的专科大学的建制，除佛教学科之外，还有社会学科课程。翌年，改名能仁学院，续办中学部，又设哲学研究所，办硕士班。1981年，续设中国文学研究所、办硕士班。1983年，哲学研究所增办博士班。1986年12月，该院大专部已届满14届毕业生、哲学研究所第5期毕业生。十余年间， 该院已完成整体的教育体系。1981年由永惺法师(1926——　)发起主办的菩提佛学院，是最近香港又一所僧伽学校，并于当年8月6日举行开学典礼，恭请天台硕德显明法师出任院长。院址设在荃湾三叠潭西方寺内，除讲授佛学外，并旁及各学科，分中学部、大专部、研究部，三部设施至为完备。学僧有来自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及香港等地。
　　香港佛教在文化方面的表现，自1930年以来，曾经有过《佛学季刊》、《华南觉音》、《人海灯》、《香港佛化》、《无尽灯》等杂志的出现，但都为时不长。《无尽灯》是竺摩法师(1914——　)自澳门移到香港的新界沙田，在香港大约发行了四年。1953年竺摩法师移锡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也将这份杂志搬去。1960年，香港佛教联合会觉光、元果、松泉三位法师发起合办《香港佛教》杂志。现主编秦孟潇居士。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刊物，如法住学会霍韬晦主办的宝觉学校的校刊《法言》，正觉莲社一年一度的纪念刊物，个人文集、纪念性的著作、讲经录等诗文著作之类，也有出版。此外，还有佛教典籍的流通。1960年倓虚大师成立了“中华佛教图书馆”，馆内收藏了大批的佛教图书，除供各界人士借阅之外，兼发行单行本与佛教有关的著作或经书。由香港佛教志莲净苑主办的“志莲图书馆”，是香港目前的第一座佛教图书馆。该馆于1986年3月8日揭幕，宏勋尼师任馆长。馆内藏书分藏经、传记、教史、教理、佛教艺术及研究工具书等六大类，计一万余册。该院以“弘扬佛经，保存佛教文献资料，提倡佛学研究风气，并为研究佛学者提供幽静的阅读环境”为宗旨。1983年，香港菩提学会创始人永惺法师为佛教服务社会、培养医务人才，创办一所四年制的“华夏中医学院”，四年期满后成绩及格者，获香港教育部颁发学士文凭，膳宿书籍由院方供给，每月发衣单费300港元。此外， 还有筏可和尚创设的“宝筏图书馆”，何泽霖居士创办兼任馆长的“香港佛教图书馆”。1970年，佛教书院的创设人洗尘法师创办了《内明》杂志。此刊是香港佛教界颇具学术性的刊物之一，在海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有一定的影响，主编为沈九成居士(1915——1989)，法号熙如。现由余又凌居士代主编务。1985年，永惺法师主持的香港菩提学会创办《菩提》杂志也开始发行。
　　四、模式阶段
　　佛教传统的慈善事业与社会福利事业，在近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渐渐形成香港佛教的一大特色；同时也给佛教界树立了继承佛教优良传统的模式。
　　在老人服务方面，香港正觉莲社在粉岭开办“佛教宝静安老院”及“佛教宝静护理安老院”，专收无依老人300多人。 另有一所“老人安乐中心”，专给老人活动之用。该社每届严冬来临，筹得善款，派送棉衣、棉毡、卫生衣、药品、白米，至今已有50余年，从未间断。位于九龙钻石山继航法师主办的“志莲安老、慈幼院”，1957年2月17 日创办，院内设老人床位100张，1964年迁新址扩建，增设床位50 张(后来为方便老人改为120张)；慈幼院则设幼儿床位50张， 为女众老人及孤儿提供住院方便。至于其它佛教团体对此类服务社会的福利事业或救济慈善事业，我们可由《香港佛教概况》的记录部看出一斑。
　　香港佛教联合会及佛教团体所做的社会服务，除每年所做的救济事业之外，也有安老院及慈幼院之类的长期慈善事业，例如九龙钻石山华清路、继航法师主办的志莲安老院，该处有寂静的环境，容纳有100 多位老人。其中附设幼稚园，老幼一起，十分融和。般若安老院位于新界沙田车站附近，是由传敏法师所设，建设极为精美，设备相当完善。宝静安老院为正觉莲社的主要任务之一，位于新界粉岭百福村，为现代化的建设，中央有大厅，以供老人拜佛。两侧有16个大房间， 每间可住9位老人。此外，院中尚设有诊疗所、病房、讲堂、厨房、浴厕等，都为电器化设备。另设有亭、台、花园，已成新界游览名胜了。这是为了纪念天台宗第四十四代宗主宝静上人而设的。设置佛教墓地始于1963年，墓地有地藏殿、思亲亭等，并有亭园树木，环境极为优雅。总计有三千多座墓，只要是皈依佛教者均可申请安葬于此墓地。开办以来，申请者极众。1970年，香港佛教联合会又设立了一所最完备的佛教医院，是一座有五百张病床的六层大楼。这所医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一般贫困患者做医疗。至于其他的救济慈善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尚在不断地发展。
　　至1996年止，香港佛教联合会有佛教医院1、中学11、小学10、 幼稚园6、佛教青年康乐营1、墓地1。香港佛教界已有两间托儿所，共有7间佛教安老护理院。至于佛教徒个人所作慈善事业则不胜枚举。兹权以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为例略作说明：如上文提到的佛教宝静安老院的院址——粉岭百福村，就是觉光法师在1966年捐出的。1977年，他再次捐出土地7万平方英尺兴建宝静护理安老院。 他在出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的30多年间，先后策划兴办了10所中学、8所小学和5所幼稚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香港佛教界与内地佛教界开始接触，双方佛教代表团互访也增多了。1982年6月7日，香港宝莲禅寺方丈慧广法师和继任方丈圣一法师率领“香港宝莲禅寺迎请大藏经代表团”102人来到北京， 受到班禅大师、廖承志副委员会、赵朴初会长以及刘澜涛、杨静仁、乔连仁等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和宴请。同年10月20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率领护经团访港，受到香港佛教界的盛大而热烈的欢迎。护经团访港期间，香港佛教界恭请巨赞法师宣讲禅宗，听众达数千人。这次讲经法会的盛况，是解放后内地法师赴港弘法的第一次，为增进两地佛教界之间的友谊和联系取得了良好的开端。1983年9月，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草签》，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已经明确。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该会对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正如黄允畋副会长在1985年5月5日“教师节”联欢大会上所说。香港主权治权回归中国是必然的，香港佛教联合会对香港前途极为乐观。该会正在筹划多项扩展计划，其中最庞大的建设计划有：筹建佛教福利中心大厦，兴建佛教职业教育，筹建佛教护理安老院，加上继续增办多所中小学校，增添佛教医院医疗设备等。1986年，香港宝莲禅寺在大屿山兴建一尊高达26.4米、重250 吨的世界上第一座青铜大佛像——天坛大佛，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怀，除亲笔为天坛大佛题字、题词外，还组织全国各大寺院、名山长老成立“募捐委员会”，号召广大佛教徒捐资，并得到他们的纷纷响应和热情乐助。
　　五、展望未来
　　去年7月1日，英国政府将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离开祖国一百多年的这块土地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对于香港佛教事业未来前景如何，这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但我们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展望香港佛教事业前景，相信会得到继续发展。
　　1990年4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颂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落实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勾画了未来香港的蓝图。基本法第五条明文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关于宗教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规定：“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