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佛教内容

　　2007年4月下旬，我作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考察组”成员，到南充市、南部县和阆中市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初步考察，其感受良深，收获颇丰。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是目前国内现存清代档案中时间跨度最长、内容保存最完整的县级地方政权历史档案。它真实地反映了清王朝在南部县的统治历史，是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宗教、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外交在一个县的缩影，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地方文献宝库。这批珍贵档案，经历了清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侵扰、“文革”浩劫，能够保存到现在，实在是一大奇迹。四川解放之初，南部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从南部县旧政府接收一大堆老文档。在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县公安局派人从中清出民国时期文档。其余皆散堆在公安局后面看守所的哨楼上，任凭虫蛀鼠咬，霉蚀尘封，无人过问，如同废弃。直到1965年，南部县档案馆对这些文档进行简单清理后，移交给南充地委档案科。 1984年，南充市档案馆调动人力财力，经过三年的辛勤劳作，整理出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18070卷、84390件。这批档案以时间上看，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经历了十代皇帝，没有断代；以内容上看，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档案皆备，没有缺房。它具有档案的原始性、完整性和系统性。从而引起国外档案界、史学界、文物界等社会各界学者的极大震动和广泛关注。在南充市档案馆的考察期间，由于馆长及管理人员的热情协助，我有幸从卷帙浩繁的清代档案里查阅了涉及佛教的部分档案，兹将档案内容抄录标点于下： 《邓架将祖业田舍入西坪寺契约》立舍水田永克常住人邓架，因祖业水田壹分，坐落太厚沟。因见西坪寺缺少常住，难以招僧，自发慈悲，请凭易添龙、李正兰二人在内，舍入住持僧祖隆项下，永远常住，认意耕犁。上齐自讯□为界，下抵赵思开业主田为界，左齐吴家小水沟为界，右齐吴家劈岭为界。其四置边界，踹踏明白，并无紊乱，自舍后不得邻人侵占。如有此等，明有王法执理，幽有剿经大愿。立写舍白一纸，后为执照者。顺治十三年二月廿日，立舍常住永远人邓架。请凭中人：罗光高、李正兰、赵□思、易添龙、邓尚琳、李登伦、邓富高、邓尚文。代书亲笔：邓崇高。 此契约宽52厘米，高59厘米。有破损，“□”为破损字。姓名下画有“十”字或花押（见图） 《邓碧高将祖业田舍入西坪寺契约》立舍约信士邓碧高，同住邓杰、树、楷、之楚、之杞、之盛等，因邓富高所遗堪址壹段，坐落西坪之侧。有合族人等，不愿看守，情愿凭中舍于西坪，允充常住。至于边界，后日验明。左齐之杞地为界，右齐常住为界，前齐黄宅地埨为界。后齐坎为界，并无紊乱。自舍之后，认西坪僧管业，则邓宅人等不得反口称说粮合之土。倘后未尽人等异言，自领《太上剿灭莲经》十部。恐后无凭，故立舍白，日后永远为券。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廿三日，立舍约人邓碧高，邓松、树、杰、楷，之盛、之杞、之楚。左中人：廖谦、王仲由、张甫原、赵光耀、杨先明、敖洪先、王开政、马心进、敖昆平、杨见秀、廖永茂、赵光升…… 书约：廖允昌。 此契约宽50厘米，高60厘米。左中人因部分姓名不清，未全录，以“……”略之。姓名下画有“十”字或花押（见图）。通过这两份为西坪寺舍田的契约，即可见当时南部县佛教活动的一个侧面。继而，我更进一步查阅地方史料，探索其产生契约的有关背景。归纳起来，主要为以下两点：一、南部县的历史地域特点和佛教环境。南部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中游，秦代为巴郡地，汉代为充国县。因地处阆中之南，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改为南部县。南部在唐、宋为阆州属县，元、明、清为保宁府（治所阆中）属县，今为南充市属县。南部县历史悠久，物产富饶，民风淳厚，佛教兴盛。在县东南15公里处的禹迹山，开凿于唐代的大佛至今尚存。大佛为释迦牟尼造像，高18米，是当前四川六大石佛之一、三大站立石佛之一，它尽显唐代摩岩石刻之神韵，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物价值。此外，县南还有建于唐咸通年间的合符寺等。清初的西坪寺，仅是南部县众多佛寺之一。二、清初南部县署的兴建和增修，为文书档案的保存创造了有利条件。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进入四川保宁府、顺庆府（今南充市）部分地区，同年设置四川巡抚。因当时成都还没有纳入清军的势力范围，故四川巡抚驻保宁。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川巡抚才移驻成都。在这十几年中，南部县处于当时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社会相对安宁，吏治逐步健全。顺治八年（1651年），南部知县裘龙祖在城北建县署。康熙中，知县许慥、黄贡泰、刘天宿又相继增修，使县署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俱备。此外，南部盛产井盐，是当地经济支柱之一，相关事务繁多，故增设了盐房。县署的文书档案也按此七房排列，吏员认真处理文案，妥善加以保存。清代南部县衙保存的文书档案，形成于清顺治到宣统的255年间。最早的年代为顺治十三年（1656年），即上述的《邓架将祖业田舍入西坪寺契约》。两份契约说明了在清初五十多年间，南部县一带战乱甫定，百姓求安，加之清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使地方佛教很快复苏，寺院经济日趋壮大，同时也体现了民众对佛教的广泛信仰。民众对佛教的信仰，更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还有一份光绪七年（1881年）颁布的严禁在放生池捕鱼的《南部县示谕》，略记于下： 南部县示谕：小柏庵旧河，素作放生池塘，以惜物命，严禁渔夫在沿河一带下网捕鱼，图利伤生…… 光绪七年八月十四日。 佛教以慈悲为怀，讲众生平等，历代都提倡放生，但这只是佛教寺院和佛教信徒奉行的善举。清代南部县衙以布告的形式提倡放生、严禁捕鱼，直接支持民间的佛教活动，实属难得。它说明了佛教放生取得了官方的认同，并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放生活动，与当前提倡保护水环境和生态平衡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