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话（1）

佛教史话

第一章　僧团的成立

　　佛陀证悟后，在菩提树下想起救渡众生的大事因缘，心自思惟其所彻悟的正法甚深微妙，而众生妄想执着，必定不能信解，所以生起疾入涅盘的念头。
　　 此时，梵天知佛所想，即前往佛所，劝请佛陀住世说法。佛陀终于不忍众生长夜悲苦，便随顺梵天劝请，决意示教利喜，宣扬适应众生根机的教法。
　　 佛陀首先到波罗奈斯城的鹿野苑，度化曾在苦行林一起修行的憍陈如等五位侍臣，三转苦、集、灭、道四圣谛法轮，此五人成为佛陀最初的比丘弟子。至此世间三宝具足，僧团于焉成立。
　　 从此，佛陀经常带着五比丘行化在缚啰迦河的沿岸，并暂居于此。在这里，佛陀度化了迦尸城的青年耶舍，他的父母亲也皈依佛陀，成为最早的优婆塞、优婆夷。其后耶舍的朋友约五十人，受了佛陀慈悲智能及道德的感召，也都皈依佛陀，成为出家的弟子。
　　 一天，佛陀便以此初具规模的僧团行脚人间，展开人间佛教的宣化工作。佛陀嘱咐弟子们行化各方，自己则到伽耶山的优楼频罗聚落，以智能善巧度化事火外道三迦叶兄弟及其弟子一千人，并率同他们到达摩揭陀国，实践度化频婆娑罗王的约定。国王听了佛陀说法以后，欢喜踊跃而皈依了佛陀，并在迦兰陀竹林为佛陀建造第一座精舍，作为佛陀弘法、安居的地方。这是国王信佛的开始。
　　 不久，佛陀在竹林精舍度化原为外道的舍利弗、目犍连及其弟子二百五十人出家；「若不值佛，亦当独觉」的大婆罗门摩诃迦叶，在遇佛闻法后，也皈投佛陀座下。至此，佛经中常提及的「千二百五十人俱」的僧团，亦已形成。越二年，佛陀回到故乡普施法雨，教化释迦王族青年，其异母王弟难陀、独子罗睺罗、堂弟阿难、提婆达多、阿那律，以及为王子们理发的首陀罗族优婆离等出家，又感化婆罗门之子须菩提归投座下。这十位杰出比丘，就是日后著名的佛陀十大弟子。
　　 佛陀初期的出家弟子，惟限男众。净饭王逝世后，佛陀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及释迦族五百女子请求出家，于是比丘尼僧团成立，使整个教团扩展为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七众弟子的完整组织。
　　 佛陀是位打破传统社会阶级制度的宗教革命家，他建立僧团，纳受弟子是采「四姓平等」的原则，因此佛陀所度化的僧俗弟子，上从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乃至异教外道，凡诚心皈投者，佛陀皆如「无边大海容纳众流」，欣然接受。佛陀说法，观机逗教，方便引导，凡沐佛陀慈化者，无不信受奉行。因此，不仅出家证果的弟子众多，在家弟子悟道者也不在少数。
　　 尤其在家信徒对于佛教护持不遗余力，更是僧团存续的重要助缘。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等各大国国王，须达、毗舍佉等诸大护法在各地所奉献的林园，所建立的道场，如竹林精舍、祇园精舍、鹿母讲堂、重阁讲堂等，不仅使僧团初期游化、头陀的生活渐行改为定居式的团体生活，而且成为佛陀一生弘法、纳众、安居的重要据点，对于僧团的发展影响甚钜，贡献斐然。
　　 佛陀成道十二年后，由于教化日广，僧团逐日扩大，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僧众，使原来清净和乐的共居生活起了变化，弟子或有放逸之行而受讥嫌，或有见解不同而相纷争，为维持僧团的和乐清净，佛陀采「随犯随制」的方式，制定了以「六和敬」为纲领的戒条；同时制定每月二次的「布萨」会议、三个月的「雨安居」及「自恣」仪规，来规范、净化僧团，使诸比丘都能在清净戒法之中长养善心。
　　 佛陀是人间的大导师，他所宣说的教法都是解脱人生烦恼与世间苦难的真理；所制定的戒规，也与日常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道德伦理、修持解脱有关，可说是融法治、德化于一炉的绳墨。佛陀入灭之前，僧团中的七众弟子均已具足完备的戒律。
　　 佛陀建立僧团，以法摄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现前弟子的解脱，更是为了未来正法的久住。佛陀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于八十岁临入涅盘时，阿难请示后世弟子应以何安身立命？佛陀慈示弟子应「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尸波罗蜜是汝大师」、「依四念处严心而住」。佛陀把住持正法的责任付予僧团，提出以「法治」代替「人治」，而遗教以自性三宝为皈依，以戒为师，以法为中心。故现今的僧团，一如佛世，持守戒律，传承法脉，光大佛法。

第二章　经典的结集

　　佛陀一代教说，透过集众会诵的方式，经大众审定认可后，有系统的编辑成书，垂为典则，称之为「结集」。依佛陀的遗教，佛涅盘后，当以戒为师，以法为依止，故佛陀一代教法的传续，所谓三藏结集，乃为佛涅盘后第一件大事。佛陀说法，因时应地，随机开导，并无一定的形式，而且是以口口传诵来记忆。时日一久，经过辗转传述背诵，恐有错误或散佚，或为外道邪乱而成异说。因此，为求其持而不失，纯而不滥，将佛陀的教法统一编集，以适合传承的形态，乃佛弟子刻不容缓的事。
　　 根据史料记载，佛史上有多次的结集，佛教历经此数百年的努力，透过四次的结集，不断演绎、增删，三藏圣典始告完备。
　　
　　 一、第一次结集
　　 佛陀入灭的时候，大众哀伤悲痛逾恒，但是六群比丘之一的跋难陀却欢喜地说：「佛陀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常说：应行是，不应行是；应学是，不应学是。我们今天终于脱离此苦，正可以任意所为，无复拘碍，何必要这样伤心？」大迦叶尊者听了，惊愕不已，唯恐僧团中出现更多破戒比丘，破坏正法流传，因此在佛陀涅盘后的第一个雨安居期，集合五百位大罗汉比丘，由摩揭陀国的阿阇世王护持，于王舍城郊外的七叶窟内进行结集。
　　 结集之时，由大迦叶主持，「经藏」由阿难诵出，「律藏」则由优婆离分八十次诵出，称为《八十诵律》，此律成为最初的根本律藏，尔后演化出《四分律》、《五分律》等律本。
　　 另据《五分律》及《大唐西域记》等记载，第一次结集有富楼那等数千人，因不满大迦叶对戒律的保守作为，所以另辟场所进行内容不同的经、律结集，相对于大迦叶等在七叶窟内的「窟内结集」，称此结集为「窟外结集」。总之，佛教史上第一次的结集，对后世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第二次结集
　　 佛陀入灭百年前后，西方系统的长老比丘耶舍巡化至东方毗舍离，见跋耆族比丘收受信徒的金银供养，认为有违戒律，双方遂起争执。耶舍不见容于跋耆族比丘，便回西方游说数字名重一时的长老到毗舍离召开辩论大会。参与这次会议的东西方比丘计有七百人，双方各推上座代表共九人担任审查之责。此次争执虽然是因金钱的纳受而起，但讨论的内容却广泛包含跋耆族比丘所提的十项新主张：角盐净；二指净；他聚落净；住处净；随意净；
　　 所习净；生和合净；饮阇楼伽净；无缘坐具净；金银净。
　　 经双方九位代表审查后，一致评断上述十事违反佛陀的规定，不合律制，称为「十事非法」，大会由此重新审定律藏。
　　 据南传《岛王统史》记载，东方跋耆族比丘因这次结集会议失败后，心存不平，所以在大会结束后不久，聚集一万比丘另行结集，独自订定律制的内容。佛教僧团因此分裂为倾向严谨保守的西方上座部，与倾向开放进取的东方大众部二大派别。从此，佛教正式进入部派时期。
　　
　　 三、第三次结集
　　 佛陀入灭两百多年间，因阿育王奉佛敬僧，引起多达六万的外道来附佛，并混迹在僧团，破法乱教(即所谓「贼住比丘」)，使得僧团七年间无法举行布萨。阿育王为挽救此一乱象，乃延请目犍连子帝须共商对策，摈出邪见、破戒的外道沙门，并遴选精通三藏的千名比丘，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于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目犍连子帝须汇整各部派对佛法的诠释异议，由大众讨论，并加以批判，论决正义，并将之编撰集成《论事》一书。
　　 经典结集至此，经律二藏的内容体裁可算完备，论藏也初步成型。此《论事》一书对于教法的不同解释，有具体的评论，为后世研究部派佛教的重要典籍。结集后，阿育王敕令目犍连子帝须选派一批优秀的僧伽远至恒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以及印度境外各国弘传佛教。
　　
　　 四、第四次结集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载，第四次结集是佛陀入灭后四百年间，迦腻色迦王治世，王因「部执不同，无以去惑」，而请益胁尊者，尊者答以：「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王甚感痛惜，于是在迦湿弥罗集合五百位高僧，推举世友为上首，在胁尊者主持下论释三藏。首造十万诵《优婆提舍论》注释经藏，次作十万颂《毗奈耶毗婆沙论》注释律藏，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注释论藏，共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自此，三藏教义周备无缺。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牒，镂刻梵文笔录，以石函封缄，建塔珍藏，另以抄本远送各地，广宣流布。此后，大乘经典多用梵语，即源于此次结集。
　　 除上述印度的四次结集之外，近代以来，仍有数次经典结集：公元一八七一年，缅甸国王敏东召集二千四百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结集；一九五四年，缅甸佛教又在国家的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邀集斯里兰卡等南传国家与会，对巴利三藏进行严密核校，历时二年，完成《南传大藏经》的汇编。时至今日，佛典结集工作仍积极地在进行，并因应时代需求，与计算机科技结合，不仅更加完善的整理、保存了经藏，也因使用方便，而加速佛法弘化的步伐与范围。总之，经典结集负起了正法弘传之功，实是佛教发展中的一大伟业。

第三章　部派佛教的发展

　　第二次经典结集后，佛教分化为上座和大众两大部派，史称「根本分裂」。直至佛灭四百年为止(公元前后)，两大部派又次第的分化，称为「枝末分裂」。从根本分裂到枝末分裂，在佛教史上称为「部派佛教」时期，这是意味佛教的发展处于部派林立的状况。此四百年间的佛教，在阿育王及迦腻色迦王等仁王护持下，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开始向国外传播，也使得三藏圣教更加丰富而完备。
　　 佛教从原始的和合一味演变到部派林立，主要是由于佛教所处时空改变所致。佛教由恒河中、下游逐渐向外弘化，因各地的风俗、语言、师承等文化背景不同，在戒律和教义的因应调适上自然产生差异。而原有多闻、持律、头陀等根性差别者，在距佛日遥后，经辗转传授、修习，彼此间的差异就更显著了，于是僧团开始分化。
　　 第二次结集导因于东西方比丘在地域上的差距，而对「十事」的戒律看法不同所引起。东方毗舍离原是一个思想自由开放的地区，而西方则属婆罗门化区，思想自然趋于保守严谨。因此，第二次结集后，终究因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佛教僧团分裂为：倾向严谨保守的西方上座部，与倾向开放进取的东方大众部二大派别。
　　 上述「根本分裂」的原因乃南传佛教所载，北传则主张发生于阿育王时代的「大天五事」之争才是主因。大天比丘对于阿罗汉身心境界与修持证果提出五项新说：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这是教义看法上的不同，结果支持大天的人数较多，组成大众部；反对的长老上座，组成上座部，并远移至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
　　 根本分裂后，随着对戒律、教义见解的差异，两大部派又再度分化，大约一直持续到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发展的主流转入大乘为止，此即所谓的「枝末分裂」。部派的总数、分化的过程、原因、年代和名称，南北传文献所记载各有不同。或以创始者立名，或以其所处地点立名，或以主要教义立名。其中以大众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经量部最为兴盛。部派虽多，其分化系统可简化为：一味、二部、三系、四派。一般而言，以四派为主轴，而次第分化为二十部。如附图所示：
　　
　　
　　 部派发展路线及其兴衰史，与印度诸王的佛教政策有密切关系。在阿育王召开第三次结集和派遣传道师弘化印度境内外后，上座部(分别说部)声望如日中天，甚至远播锡兰、缅甸等国。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因「说一切有部」结集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因而在迦湿弥罗一带形成了领导地位。反之，弗沙密多罗王在中印度的毁佛法难，也使佛法中心转移至南方与北方。
　　 此外，三藏圣典方面，则有特殊的发展。各部派因竖立自家宗风，因此，不论律藏或经藏方面均各有传承。此二藏虽因自宗立场的不同而有增删的情况，然大体上与原始佛教时期的组织、体裁、内容相同。另外，具有独立体裁的论藏，则是在这一时期才完备。故部派的特色，就三藏圣典来说，即在于「论藏」(音译为阿毗达磨)的发达。尤其各部派为彰显自宗的思想教义，遂直接促成阿毗达磨的研究学风，因此部派佛教又称「阿毗达磨」佛教。
　　 现存各部派的阿毗达磨以上座部系为主，南方巴利铜牒部及北方说一切有部早期各有七部根本论，尔后更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大作陆续问世。而大众部的根本论书称为「蜫勒」，因未传译，今仅得《分别功德论》。
　　 部派佛教思想发展繁杂，但基本上仍以大众部和上座部为中心。大体而言，上座部重视原始经义的分别疏释，在现实生活上趋于学术理论化，尤其主流派说一切有部的学究气味太浓，致与人间脱节，后被大乘佛教贬为小乘者，原因即是在此。因此，在印度的上座部逐渐没落，锡兰所传的分别说部(赤铜牒部)便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代表。相对的，大众部着重佛陀的根本精神，对于经法重于贯通古意，并且融入新知，而在现实生活上的修持则是要求人间化，因此，大众部终于发展成为大乘佛教。

第四章　印度诸王朝的佛教

　　佛教在印度流传一千六百多年，探究其盛衰兴替的原因，从僧团内部来说，与僧团本身在教义教法上的实践与开展方向有关，从僧团的发展来说，则和诸王朝的信仰选择有绝大关系。历史上，由于印度王统向来复杂，不仅大小国林立，且征伐、并吞不断，故本文仅依时序，针对几个重要王朝的佛教发展状况，作一梗概介绍。
　　
　　 一、孔雀王朝(公元前四世纪－二世纪顷)
　　 孔雀王朝约创立于公元前三一七年，乃佛陀涅盘后第一个统一全印度的王朝，建都于中印度摩揭陀国的华氏城。三传至阿育王(约即位于公元前二七○年)，文治武功达于鼎盛，成为印度史上最大的帝国，其对佛教护持弘扬之功，亦无出其右者。阿育王所推行的轮王政策，重要内容如下：于石崖或石柱上铭刻生活道德的训诫法敕；广建寺院，供养僧众；于全国修建八万四千佛塔；设立「正法大官」，力助弘化；举行第三次经典结集。由于阿育王的笃信及推展，人民信仰日盛，佛教遂成为国教。
　　 阿育王在第三次结集后，即派遣传教师前往印度边境及国外弘化，其范围远至希腊、缅甸、锡兰等国。此划时代的胜举，由于传教师传承的部派不同，以及因应当地风俗民情的需求，进而产生特色殊异的新部派，或促使原有部派的再次分化。阿育王执政三十余年，使佛教走向国际化，其对佛法传布的贡献和以佛法治国的政策，为后世轮王治世留下最佳典范。
　　
　　 二、熏迦王朝(公元前一八○年－八○年顷)
　　 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殁后，逐渐失去统治势力，案达罗王朝在南印度独立，希腊、波斯等异民族亦窥近西北方，印度又呈分裂状态。公元前一七八年，孔雀王朝大将普沙密多罗在婆罗门国师协助下弒君自立，改号熏迦王朝。王即位后，进行大规模戮僧毁寺的排佛运动，使得佛教兴盛的中印度顿时寺空僧绝，史称「中印法难」。由于逃亡的僧众多往南印度或西北印度，反而促成以南方案达罗为中心的大众部佛教及北方迦湿弥罗、犍陀罗为中心的「有部」佛教的发展。其中上座部中的分别说部，因与大众部思想相近，故往南后即与大众部同化，往北则影响有部譬喻师的思想。
　　
　　 三、案达罗王朝(沙多婆诃王朝，公元前二二○年－公元后二三六年顷)
　　 案达罗王朝创立于公元前二二○年左右，位在德干高原地区，属于大众部教化范围。公元前二八年兼并了中印度摩揭陀国的迦恩王朝后，大众部的思想便传到中印度，使中印度佛教稍得复兴。尔后，随着王朝的西进，大众部的思想也影响了西方有部佛教，并促成西方经量部的形成。
　　 此时佛教能顺利复兴，实得力于王朝的安定，朝廷一方面信仰婆罗门教与崇拜民俗诸神，另一方面也对佛教采取保护的政策。佛教为走向群众，便取法民间流行的夜叉造像，造成佛菩萨雕塑的风行，也因而间接促进了大乘菩萨思想的勃兴。般若、法华、华严、净土系的经典纷纷出现，龙树依之立论阐释，确立了大乘佛教的兴起。继有龙树弟子提婆的发扬及国王的护持，大乘思想更加隆盛，大众部逐渐同化于大乘之中。
　　
　　 四、贵霜王朝(公元前数十年－公元后三二○年顷)
　　 阿育王殁后，希腊入侵西北印度建立王国。希腊人向来精于哲思，对于具有深奥哲学内涵的佛教信仰颇能接受，尤其弥兰陀王与那先比丘进行一场佛教教义的辩论之后，终于成为佛教的拥护者，这对西北印度佛教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后来大月氏王丘就却并吞了希腊王国，创立贵霜王朝，于是和南方案达罗王朝对峙，达五世纪之久，在印度史上称为南北朝时代。
　　 贵霜王朝三传至迦腻色迦王时(约公元七八－一二三年顷)，建立了纵贯中亚至中印的大帝国，是王朝的极盛时期。迦腻色迦王礼胁尊者及马鸣为师，大崇佛法，曾在首都富楼沙建造高四十余丈，壮丽宏伟冠于全印的大塔，塔旁建四大伽蓝，供养数万比丘。又为统一各部派异说，礼请胁尊者以一切有部为正统，在迦湿弥罗召集五百贤圣举行第四次结集，使得佛教虽历经中印法难，仍能在西北印度大放异彩。迦腻色迦王对佛教的贡献，直追阿育王朝，在佛教史上有「阿育王第二」的美称。
　　 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一带，地处偏僻高山，从阿育王遣使来化后，一直为保守的有部化区，不受外界思潮影响，且在有部执牛耳之位。而犍陀罗虽亦盛行有部思想，然因地处东西间交通要冲，受中国、希腊、罗马文化影响所及，学风开放，思想进步，故此地受到由南印渐次传来的大众部影响，也逐步融入大乘佛教思潮，如《般若经》等早期大乘经典，早已流行此地，如胁尊者、世友、马鸣等一切有部系学者，也具有大乘的倾向。因此，迦腻色迦王时期，大乘的势力已影响西北印度，进而促成西域大乘佛教的隆盛。
　　
　　 五、笈多王朝(公元三二○年－七三○年顷)
　　 笈多王朝创立于公元三二○年，建都于摩揭陀的华氏城。五世纪顷，白匈奴入侵西北印度，并大肆毁佛，公元五○二年南下攻占中印度，后虽由笈多王的支裔幻日王将之驱逐，但中印度也只能由一小国延续后期的笈多王朝(五三五－七三○)，小邦因而林立，其中以戒日王统(伐弹那王朝)较强盛，曾以玄奘大师(六二九－六四六年留印)为其「国宝」，并且千里护送玄奘回中国，一生积极护教。
　　 笈多王朝支持印度教(由婆罗门教融入民间泛神信仰而形成)，并且明订以梵语为国语，这是婆罗门文化的复兴期。唯王朝对于其它宗教仍采宽容政策，佛教乃能顺利发展。唯佛教为与婆罗门教的教义抗衡，在佛典上舍弃使用俗语方式，改而朝向梵语化，且积极接近民众，加速了大乘佛教的步伐。
　　 上座部佛教以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经量部力量较强，大乘佛教则以龙树时期的经典为基础，发展出无着、世亲的「外无内有，事皆唯识」的唯识(瑜伽)一派，及护法、清辩成立的「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的中观思想。尔后，中观、唯识二系透过论证、批判的论理学(因明)方式，发挥「空、有」之辩，以幻日王在摩揭陀所兴建的那烂陀寺为根据地，发展其教学，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因明的论证之学也因之盛行。我国玄奘便是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唯识而创立发扬了中国的唯识宗。然而就在玄奘离印至义净入印的三十年间，佛教也急速密教化。
　　
　　 六、波罗王朝(公元六五八年－一一三七年顷)
　　 波罗王朝兴起于七世纪的孟加拉，共传十八代，代代崇佛。第四主达摩波罗曾将国土扩展到曲女城，国势最盛，对佛教贡献也最大。他首先在那烂陀附近建欧丹多富梨寺，继而又建超戒寺，其规模的宏伟，胜过那烂陀寺，此三寺成为当时的佛学中心。唯印度佛教自笈多王朝之后，已趋没落，幸赖波罗王朝的保护才得以在东印度存续下来，在此五百年间，可说是密教的兴衰史。
　　 公元一二○三年，佛教最后的据点超戒寺等，被回教徒破坏后，多数僧尼走避至西藏、尼泊尔等地，于是佛教从印度本土消失而转入西藏，西藏接收了超戒寺大量典籍后，便传承了密教教学的传统，并发扬光大，于是形成以密教为主流的藏传佛教一系。
　　 佛教自十三世纪在印度衰微后，到十九世纪出现复兴的曙光。一八九一年，锡兰达摩波罗上座率先创立「摩诃菩提协会」；次年，印度格里巴沙兰上座创立「孟加拉佛教会」，在两位上座的努力下，重修佛教圣迹，兴建寺院，也提升学者对佛典研究的重视，进而有「佛教圣典协会」的成立。一九五六年，安培克博士以政府官员的身分，带领五十万人同时皈依佛教，使得印度佛教的复兴重现生机。另外，由于佛教遗迹陆续发掘，政府也开始重视，世界各国佛教徒前往朝圣者渐多。
　　 一九六四年，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鹿野苑召开，更加速佛教复兴的脚步。今日印度的佛教，在学术研究上极为普遍，各国僧侣因崇仰佛陀遗迹而至印度朝圣、建寺者渐多。
　　 一九九八年二月，佛光山联合南传、北传、藏传佛教，共同在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为印度佛教的复兴开创新纪元，也为世界佛教史写下不朽的一页。就整个印度人口来说，佛教徒的人数仍是不成比例，因此，藉此戒会活动，希望能拋砖引玉，为复兴印度佛教打开世界融和的新页。

第五章　印度大乘佛教的开展

　　佛教在印度流传与发展的过程，一般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三个时期。大乘佛教虽然是由原始、部派佛教发展而来，但是其主要思想却不同于声闻的自我解脱，而是强调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就无上佛果为目标。
　　 大乘佛教兴起的时间约在公元一世纪，但是在原始阿含圣典及十二分教的「本生」、「譬喻」、「因缘」中，已显示出大乘菩萨道的内涵；而佛陀一生以弘法利生为要务，更是说明佛陀就是大乘菩萨道的实践者，只是当时的环境和众生的根机偏于声闻、缘觉，因此，当时虽然也有与佛陀风格相近的佛弟子，如舍利弗以智化导外道、目犍连以力降伏众魔、富楼那深入蛮荒布教、迦旃延与外道论议等，但大乘思想亦未能发扬光大。
　　 到了部派佛教时期，同样有「外现声闻身，内秘菩萨行」的大德出现。大众部一向是进步自由的，如大天便是代表人物。其后，影响化地部、法藏部、经量部亦朝向大乘发展。公元一、二世纪的有部论师那先比丘、世友尊者、譬喻师马鸣、胁尊者等，都具有大乘性格，他们的学说思想便成为从部派佛教演进到大乘佛教间的桥梁。
　　 大乘佛教历经五、六百年潜移默化的过程，终于渐露曙光，综其原因，概归为四点：
　　 一、佛陀涅盘后，佛弟子随着对佛陀精神的永恒怀念，于是佛陀过去生中修菩萨行的故事便成为学习的典范。
　　 二、部派发达时期，各部派之间对义理的阐释，意见分歧，因而加速了新思想的产生。
　　 三、佛弟子已警觉到部派过份着重于法的分析诠释，把佛法变成保守难解的理论，因此极力摒弃，以回归佛陀重视实际生活，以人间为主的本怀。
　　 四、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一直受到婆罗门教的排斥，也受到南印度案达罗文化及外国希腊文化的影响，在面对外力的冲击下，佛教更力求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大乘佛教就在上述的原因之下，推动起来，新兴佛教的运动者称为「大乘行者」。而大乘典籍也在经过数百年的口口相传，到了迦腻色迦王在位期间(七八－一二三)，逐渐被记录保存下来。后由龙树菩萨(一五○－二五○)将之整理、撰述阐扬，终于确立了大乘佛教的地位。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依经典的出现及思想阐扬的时间先后，可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阶段。公元一至四世纪间为初期大乘，重要的经典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维摩经》以及净土诸经。《般若经》是最早出现的经典，由南方案达罗渐传于西北印，其中的行进路线正显示大乘佛教发展的路向，而其所主张「诸法性空」的思想，更是往后整个大乘佛教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般若经》可以说是促成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动力。
　　 南印度的龙树及弟子提婆即依据《般若经》的性空思想，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进一步阐释中道的理论，而创立中观学派，主张「不厌世间苦，不欣涅盘乐」，为初期大乘中最重要的思想，而且直到中后期，仍发挥其深远的影响力。
　　 中期大乘是指四至六世纪，密教兴起前的阶段。重要经典包括宣说「如来藏」和「佛性」思想的《涅盘经》、《胜鬘经》，发扬唯识思想的《解深密经》，以及兼说两种思想的《楞伽经》。四、五世纪之间的无着、世亲两兄弟，承继以上诸经的思想，并以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为根据，撰着《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颂》等，阐述宇宙万有皆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万法唯识」思想，创立了瑜伽行派，亦即唯识学派。
　　 本派思想继中观学派成为当时大乘的主流，论师辈出。世亲之后有安慧、增满及陈那、护法二大系。中观学派到了六世纪之后，又陆续出现佛护、月称、清辩、寂护和莲华戒等重要论师，因此，「中观」与「瑜伽」所代表的空、有两大思想领域的系统，又在大乘中、后期或竞争或合流，成为大乘佛教的二大主流。
　　 公元七世纪后，密教兴起，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后期，密教经典纷纷出现，主要有《大日经》、《金刚顶经》，大乘佛教终于走向密教化。密教吸收中观、瑜伽二派的思想，尤其受到广义瑜伽行派「如来藏」思想的影响，主张众生本来就是佛，称为「本初佛」。修行者透过手结印契、口诵密咒、意观成佛的「三密」修习，就能成就「本初佛」。此「即身成佛」的理论迅速流行，甚至中观、瑜伽两派学者亦多兼习密教。因此，到了八、九世纪，密教已经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西藏亦于此时陆续传入密教。唯密教到了后期，与印度教的性力派结合，形成左道密教，便日趋没落。
　　 十三世纪初，回教徒入侵印度，佛教虽在印度衰微，因大量密典及时移至西藏，密教也在西藏生根，形成了「藏传佛教」。又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已将佛教传播至印度以外的国家，尔后佛教陆续流布国外，向北路传播者，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向南传播者，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目前，北传、南传、藏传系统的佛教，以渐趋融和的形态，在世界各国弘传，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开展，必定更加辉煌灿烂。

第六章　佛教的东传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赍持佛经来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第七章　魏晋佛教史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着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盘》、《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能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6.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睿、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着，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着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着《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盘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盘、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第八章　南北朝佛教史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盘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盘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盘学派。《涅盘》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盘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着、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盘经》(北本)，形成涅盘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第九章　译经事业的开展

　　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着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着，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后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后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盘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佑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赍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于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后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于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睿、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着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于无着、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着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卷，译着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于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沉。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第十章　隋唐佛教史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五八九－六○○)，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后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于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着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着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佛教的磅礡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着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日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韩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韩、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八四五)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余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着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九五五)，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着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着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着。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第十一章　中国大乘八宗的开展

　　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着隋唐的统一，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于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智者大师依据此经「会三乘归一大乘」的思想开展出「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观二门。教相门为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观心门有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本宗法统传承，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其次为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师。隋朝四祖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以慧文、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依据《法华经》撰述《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入唐后，唯识、华严创立并大兴，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无情有性」之说，使天台宗风大振，后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后，宗门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民国以来则有谛闲、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
　　
　　 二、三论宗
　　 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提婆中观学，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主要思想是透过「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涅盘世间」的道理，阐释《般若经》「诸法空性」之义。其传承法统为龙树－提婆须利耶苏摩－罗什－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后，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后，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目前台湾研究三论者，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
　　
　　 三、唯识宗
　　 唯识宗乃通过分析「法相」而得出「万法唯识」的结论，因之得名。唯识宗亦称「法相宗」。根本经典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六经十一论。其学说承继无着、世亲印度瑜伽行派的理论，主要教义有唯识说、三性说和五种姓说等。本宗由玄奘大师自印度传译一系列瑜伽唯识的经论而奠定基础，实际创宗者为其弟子窥基，二传弟子慧沼，盛极一时。该宗以义理繁琐，晚唐后逐渐式微，直至清末民国间，因唯识富科学探讨的意义，研究者增多，如杨仁山、太虚大师、欧阳竟无等。
　　
　　 四、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着《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着《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后，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后，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