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游记

《大唐西游记》
　　文 / 吴蔚
　　唐僧，顾名思义，就是唐朝的和尚。但是只要一提到唐僧，人们毫无例外地都会知道这是指玄奘，而不是任何一位其他的唐朝和尚。在高僧如云的唐朝，这个称谓对于一个单体的个人而言，本身就是崇高的名誉、无上的荣光。
　　本书讲述的是玄奘真实而不平凡的一生。
　　目录：（本书已上市，喜欢本作品者可前去当当购买。）
　　１　释门路
　　释门千里之驹
　　金人传奇
　　西行求法的先行者
　　２　西游记
　　西行拦路虎
　　漫漫出关路
　　西域之旅
　　３　天竺名
　　佛教起源
　　游学“西天”
　　饮誉曲女城
　　４　大唐誉
　　万里东归
　　英雄到老皆归佛
　　长安的传奇
　　５　本书简要大事记
　　６　后记
　　关于《大唐玄奘真经》
　　《大唐·玄奘·真经》是唐朝著名僧人玄奘的传记，是我的第一本历史人物传记书。非常感谢央视探索发现栏目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对我的信任，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于我而言，也是重大的挑战。
　　这本《大唐·玄奘·真经》，可能会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不大类同，没有仅仅局限于主人公本身的事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政治动物。”这实际上是强调人的社会性——人无法孤立地生活，必须生存于社会中。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始终无法脱离大的历史背景。即使是佛教这样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重大的宗教，首先也只是时代下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在本书中对大历史背景的叙述明显较传统传记为多，人物传记诚然是人的传记，但更应该是时代的传记。当玄奘的事迹放入大时代的背景后，他一心求法的决心、勇于冒险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才显得更加可贵。
　　除了玄奘生平外，我还对唐初广为瞩目的儒释道之争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的叙述。而唐太宗一生不信佛，甚至极度厌恶佛教，后来却成为玄奘一生中最重要的知音，到底是玄奘人格的魅力使然，还是佛教精神的力量，或者是唐太宗自身的原因，这其中的种种演变也大有可玩味之处，本书也做了一些探讨。
　　玄奘对中国佛教史的贡献不再多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玄奘的传奇不在于他在佛教史上的伟大，而在于他西行旅程的历险，以及沿途的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取材于玄奘探险旅程的《西游记》才能历数百年而不衰。因为篇幅所限，我没有花太多笔墨在这一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读玄奘原著的《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本身的史学价值无法估量，探险家斯坦因便是依靠《大唐西域记》中的叙述，将考察挖掘过的数百个沙漠废墟核对出城镇名称。1861年，欧洲学者勘查湮没已久的印度那烂陀寺时，也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来发掘。倘若读者感到阅读古文不便，可参考季羡林等人注译的《大唐西域记》，有精校本、注释本、今译本、英译本四种。在此，特别向赠送《大唐西域记今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版）给我的张玉霞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讲述的是历史人物，有许多史料可以参考，但不少地方仍然有作者自己的理解和推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另外，我对我自己长期以来特别关注的西域古国如楼兰、于阗多花了一点笔墨，可能稍微有点跑题，但我关注它们的历史和文明已久，也想借此机会拿出来与读者一起分享。
　　最后还要强调一句，本书字里行间中重点展现的是玄奘精神——玄奘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的精神，即使放在今天的时代，依旧是我们头顶的一盏明灯，这正是他至今仍被誉为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根源。阅读人物传记往往会有特别的体验，如果真的用心去想象、去感受、去思考，会发现英雄的生命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延展，这便是精神的力量。无论沧海桑田，无论时代变幻，玄奘精神永远不会消亡。
　　隋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朝立国进入了整整第二十年个年头，注定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隋文帝杨坚废去了长子杨勇的太子位，改立次子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为太子。当时，杨勇位居太子已经长达十九年，且性情宽厚率真，参决军国政事也多为人称道。当然，晋王杨广也有着不凡的名声——仪表优雅，风度翩翩，礼贤下士，俭朴仁孝。最重要的是，他不像兄长杨勇那样喜好女色、崇尚奢华，由此深得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的欢心。独孤伽罗是历史上有名的强势皇后，很有政治才能，常参预国家大事，宫中将她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皇后生活俭朴，不好华丽，对长子杨勇的风流奢靡十分看不惯，一意废掉杨勇的太子位，改立更讨她欢心的杨广为太子。隋文帝素来敬畏妻子，二人结婚之时曾有“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因此独孤皇后的态度有决定性的作用。谁也没有想到，一切广为称颂的美德都是杨广为了达到当太子的目的而伪装矫饰出来的。这位号称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的帝王，即位后立即迫不及待地暴露了本性，奢侈残暴，直接导致了天下大乱。从他父亲杨坚开国，到他手中灭亡，隋朝立国不过三十七年时间，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的战事，西突厥步迦可汗（即达头可汗）引兵犯边。隋文帝派大军分两路追击：杨广和尚书右仆射杨素率军出灵武道（今宁夏灵武南）；汉王杨谅（隋文帝第四子）与行军总管史万岁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两路隋军均取得了胜利，杨广一路斩首千余级，史万岁一路追击百余里，斩首数千级。步迦可汗惧而退兵，并在两年后的一场犯边战事中，再次大败于隋军，且被隋将杨素一路追击六千余里，从此远遁漠北，再也不敢轻易南下。
　　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在洛州缑氏陈村（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一个官宦之家，诞生了一个名字叫陈袆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玄奘。陈袆是俗名，玄奘则是他出家后的法号。
　　以上是发生在公元600年的三件事，表面看起来毫无关联，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杨广在后来当上了皇帝，直接下诏允许洛阳剃度僧人，这其中就有陈袆。而当陈袆成为玄奘法师后，前往印度取经，得到了西突厥步迦可汗之曾孙肆叶护可汗的大力支持，二人还在西突厥的汗庭有一次历史性的会面。
　　陈袆出生时，佛教在中原正处于繁荣兴盛的阶段，这与皇帝的大力推崇密不可分。隋文帝本人就是出生在佛寺内，自幼由尼姑智仙抚养长大，因此他笃信佛教，总是说：“我兴由佛法。”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后不久，便公开宣称天下一统太平均是佛教之力，还颁下诏书说：“境内人民听任出家当和尚，并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崇佛之风因之大起。据《隋书》上说，民间佛书十分流行，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
　　佛风如此盛行，以致当时的儒家士子大都以谈玄论佛为时尚。陈袆的父亲陈惠早先担任过隋朝的县令，对儒家经术很有研究，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耳闻目睹，陈袆还在幼年时就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陈袆出生后不久，母亲宋氏（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梦见他穿着白衣西去，因此问道：“我的儿子，你要去什么地方？”陈袆答道：“我为求法，往西天去。”
　　离陈袆家不远处有一个寺院，叫灵岩寺（现已经改名为玄奘寺，历史上曾经一度被改名为唐僧寺），始建于北魏年间。陈袆还是孩童时，便经常到寺里聆听佛法，据说年仅几岁的他已经能与寺中僧人辩经，并能问住僧人。
　　陈袆五岁时，母亲宋氏因病去世，这对他幼小的心灵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就在这一年，隋文帝卧病在床，召太子杨广入居大宝殿。杨广认为自己登上皇位的时机来了，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隋朝开国功臣，隋文帝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杨素曾参与其事），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召杨广入宫，打算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陈顼之女）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在半路调戏她。隋文帝勃然大怒，拍床大骂，决心立即废黜杨广，重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后，抢先下手，在宫中遍布亲信，杀父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而这场重大政变的引子宣华夫人则另有奇遇，隋炀帝即位后，立即派人送给宣华夫人一个精美的金盒。宣华夫人以为隋炀帝要赐毒酒鸩杀自己，惶恐不安，打开一看，竟然是数枚同心结，自此又开始侍奉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后，下令在洛阳营建东京。东京建制仿照西京长安，城周长五十五里，城分宫城、皇城及外郭城三重：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司所在处；外郭城就是大城，又称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在处。东京的营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洛阳由此成为当时中国除西京长安外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南北交通的枢纽，与长安并称二都。
　　当时陈袆的二哥陈素已经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长捷，因博学多才，成为名重一方的高僧。陈袆经常到净土寺探望兄长，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发了要出家的念头。十岁时，父亲病逝，无依无靠的陈袆便到净土寺投靠二哥，成为了一名少年行者。虽然没有剃度出家，但他每日都早课诵经，与一般僧人无异，从此开始了正式学佛的生涯。
　　隋炀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以暴君著称，但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作出了贡献。还在即皇帝位之前，他便与天台宗（第一个汉化佛教流派）智顗（音yi，同蚁）大师（天台宗四祖，实际创始人）交往密切，并对智顗执弟子之礼，曾得“总持菩萨”的法号。也有一种说法，说是隋炀帝并非真心崇拜智顗的佛教修为，而是忌惮他的禅法。在智顗死后次年，当时还是太子的隋炀帝下令打开禅龛（音kan，同刊），想看看智顗是否有灵异，结果发现面貌如生。即皇帝后，隋炀帝又再次下令打开禅龛，结果发现智顗尸骨全无。无论真实出发点如何，隋炀帝大力支持天台宗，客观上提高了南方僧人的地位，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他还下令在全国广建寺宇，并大力承继南朝佛教讲经的遗风，经常在四方馆内举办讲座、法会，进行佛经的刊定或校正等工作。
　　由于当时僧人可免除一切世俗义务，如赋税、徭役和兵役等，如此一来，不少人趁机出家，以逃避义务。隋炀帝登上帝位后，需要大量人力建设徭役工程来满足他本人奢侈的生活，更需要兵员开边打仗来满足虚荣心，因此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僧人的数量，并且对僧人剃度采取极为严格的审核制度。他在位期间，剃度僧人仅六千多人。与他父亲在位期间的二十三万僧人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出隋炀帝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数量巨大的僧人消耗了帝国太多的人力和财力，必须要进行限制。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下诏，允许在洛阳剃度二十七名僧人。报名的有一百多人，年仅十三岁的陈袆也在其中，因为年龄太小，没有被录取。陈袆求度心切，难免失望之极，怏怏徘徊在公门之外，结果被主持度僧的大理卿郑善果发现。郑善果见他年纪虽小，却是气度不凡，便上前询问他到这里做什么。陈袆说：“我想出家。”郑善果十分惊讶，问道：“你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出家？”陈袆回答说：“为了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深感这孩子谈吐不凡，小小年纪便有如此远大的志向，实在难得可贵，因此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于是破格录取了陈袆。陈袆从此皈依佛门，得到了“玄奘”的法名。
　　玄奘没有辜负郑善果的期望，他专心致志研究佛学，加上天资聪颖，很快就在净土寺脱颖而出。当时净土寺开设了两个讲坛：一个由景法师主讲《涅槃经》，另一个由严法师主讲《摄大乘论》。玄奘两个讲坛都学，每讲必听，凡经文教义，只要听过一遍，稍加整理，他就能将师父所讲内容发挥解析出来。如此，玄奘经常被众僧推举升座复讲，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令众人钦佩不已。
　　正当玄奘在净土寺潜心研究佛法之时，外面已经是天下大乱，这其中的根源便是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之时，正是隋朝的盛世，“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然而他仗恃国力富强，开始骄奢淫逸，几乎每年都要征发重役，大兴土木。举例而言：营建东都洛阳，役使男丁多达两百万人；开发大运河，先后调发诸郡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在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男丁一百二十余万，役死者十分之五、六。十余年间，总计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家每户至少有役者一人，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隋炀帝还喜欢外出巡游，曾经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返。史称隋炀帝“靡有定居”，在位十二年，居京不足一年，而到处巡游却占了十一年。每次出游，都要大治宫室，“无日不治宫室”。巡游队伍所过之处，如同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刮得精光，无不倾家荡产，许多郡县甚至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隋炀帝的每项工程，规模庞大，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烽火因之频起。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早揭竿而起的，竟然是一群佛教徒。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初一黎明时分，天还未亮，数十名自称弥勒佛的人悄然出现在洛阳的皇城外。这些人身穿白衣，头戴素冠，焚香持花，径自来到皇城端门——建国门。当时佛教盛行，佛教徒也备受礼遇，守卫建国门的卫士见“弥勒佛”大驾光临，均跪下磕头。不料“弥勒佛”们突然夺取了卫士的武器，预备冲入皇城，图谋起事。凑巧的是，刚好齐王杨暕（隋炀帝之子，母萧皇后）路过此地，立即率兵将这些人杀死。洛阳立即展开了大搜捕，受牵连而获罪的有一千余家。此事史称“建国门起事”，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力信号。
　　从农民起义大爆发到隋朝灭亡的这一段期间，战火四起，东都洛阳因为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也成为各方割据势力争夺的焦点。净土寺再也不能成为一方净土。僧人们为了逃避战乱，纷纷西行。玄奘与兄长长捷也离开了洛阳，前往长安。一路上，烽火不断，哀鸿遍野，给了年轻的玄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间的悲苦更加坚定了他要穷尽佛说的决心。
　　玄奘与兄长先是来到了长安庄严寺，向名僧道基求教。道基对玄奘的聪慧非常嘉许，感叹地说：“我曾经游历过不少地方，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聪明的少年。”当时唐高祖李渊刚刚称帝，长安的一切也是百废待兴。玄奘兄弟又跟随道基一道前往蜀地成都。成都因为未受战乱影响，高僧云集。正是在这里，玄奘通过数年的钻研努力，学业大进，于武德三年（620年）受了具足戒，正式取得僧伽的资格。
　　尽管玄奘在蜀地名声大震，但他并不满足，决定要追求更高的目标，到全国各地去学习佛法。当时尽管唐朝已经立国，但天下尚未完全统一，各地不断有割据势力反唐，不少地区仍然是兵荒马乱。长捷担心弟弟的人身安全，一再劝阻玄奘。但玄奘决心已下，毅然辞别兄长，沿长江东下，先后在荆州（今湖北江陵）、赵州（今河北赵县）、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遍访名师，广涉佛经。因为他勤奋好学，智力超群，过目不忘，所到之处均声名远播。武德九年（625年）年初，玄奘第二次来到长安，此时的长安已经与他上一次到来时大不相同。
　　此时，开国皇帝唐高祖正在考虑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这其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自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尽管历朝历代有一些帝王出于喜好或目的，袒护佛教或道教，但却没人敢彻底废除儒学。这是因为儒学强调等级之别，要求上下尊卑，井然有序，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强调忠孝，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臣子绝对服从君父。这些要点有利于加强皇权统治，因此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根本所在，而佛教和道教恰好都不同时具备这些要点。
　　由于隋朝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仅隋文帝在位期间剃度僧人数目多达二十三万，导致佛教再度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社会力量。前面提过的隋大业六年（610年）的“建国门起事”，便是由弥勒信徒发起。后来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均是用“mile出世”来号召民众，发动武装暴动。由此可见，佛教徒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势力。就连唐王朝平定天下时，也必须要借助沙门的力量——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围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联合了少林寺武僧，由此演变出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天下统一后，以何种态度对待佛教便成为帝国皇帝不容回避的问题。
　　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还俗的道士）上表唐高祖，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认为佛教蛊惑人心、盘剥民财、消耗国库，请求朝廷采取措施，减少僧尼数量，“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傅奕有扶道抑佛的出发点，但他也讲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佛教寺院广占土地、隐匿人口、聚敛财物，直接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确实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对皇帝而言，需要权衡的还有更多。佛教在中国已经流行传播了六百年左右，势力强大，更为可虑。唐高祖颇为犹豫，认为公然采取措施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在当时都不合适，便征询太子李建成的意见，李建成与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交往密切，竭力为佛教辩护。法琳以护法者自居，也多次来到殿堂，为佛教申辩。唐高祖一时不能决定，便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这次言辞更加激烈，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他前后七次上疏，坚决请求罢除佛教。
　　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借此机会展开对佛教的抨击，由此掀起了唐初引人瞩目的佛道之争。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转奏唐高祖。法琳则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对道教进行回击。佛道之争激日益烈化，事情进入白热化状态。
　　这场发生在唐初时期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大辩论，主要是从两教的教义立论。两方均是为了争得唐高祖的支持，极力为自己巧言辩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唐高祖见事情闹大了，不得不出面调停，搞了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教论坛：即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由陆明德评析三人阐述的优劣得失。但这不过是形势上的文章，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唐高祖将傅奕上疏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大臣均偏袒佛教，尚书右仆射萧瑀（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之一，排在名将李靖之后）更是挺身而出，当面与傅奕争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支持傅奕。但唐高祖本人很认可傅奕的观点，尤其对沙门道士逃避赋役深恶痛绝。武德九年（626年）四月，唐高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定后，最终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同时被抑制的还有道教，下诏沙汰（淘汰、整顿意，指强令部分僧尼还俗）全国的僧、尼、道士、女冠，修炼精深的僧道，可迁到大寺观，供给衣食，而其它的则强令还俗，返归故里；京城保留佛寺三所，僧人千余，道观二所，各州各留一所，其余均废除。
　　唐高祖还有意偏护道教，以抬高李姓的地位。唐朝李氏虽然出身陇西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唐高祖决定攀附道教始祖李耳（即老子）作祖先，以此增强从隋朝手中夺取天下的合法性，特意下诏叙三教（指儒学、佛教、道教，文中合称为三教，只是沿用一般说法，方便称述，称儒学为儒教并非认为其就是宗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集古今佛道论衡》）并多次幸终南山老子庙，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道教的支持。这样，虽然依旧是三教共存，佛教却被刻意排在了三教中的最末位。于是，这场发生在唐初的佛道之争，由于皇权的介入，最终以佛教落了下风而告终。
　　玄奘便是在唐高祖“抑佛”的大背景下再一次来到了长安。在唐高祖下令大规模废除佛寺之前，他首先来到大觉寺，跟随名僧道岳学习《俱舍论》。他非凡的才华很快引起了一个人的特别注意，这就是前面提过的坚决支持佛教的尚书右仆射萧瑀。
　　萧瑀，字时文，其祖父为后梁宣帝萧察，其姐为隋炀帝皇后。唐高祖即位后，招萧瑀到长安，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以心腹视之。
　　萧瑀善学能书，深精佛理，对玄奘的才华十分钦佩，当唐高祖下令裁减寺庙、抑制佛教后，他特意向唐高祖举荐玄奘，建议将其迁到大寺观庄严寺，但还没有来得及成行，便爆发了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
　　唐朝能够得天下，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功不可没，因此唐高祖称帝后，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并自己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世民内兄）、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李世民舅）、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恭（字敬德）、秦琼、程知节（原名程咬金）、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他的幕僚。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自然引起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深重的危机和威胁。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秦王府僚们人人自危。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
　　武德九年（626年）夏，朝廷突然盛传突厥将要入侵，太子李建成为了避免李世民重掌兵权，推荐由齐王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趁机请求让尉迟恭、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的精兵充实军队，想借机夺去李世民属下的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密谋，等到饯行之日，便在昆明池设宴，乘机刺杀李世民。不料太子宫中的率更丞王晊将这一计划泄漏给李世民。李世民将太子的阴谋告诉了唐高祖。唐高祖难以相信，只说：“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然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先下手为强，率领亲信埋伏在入朝的必经之地玄武门（宫城北门）。当时，唐高祖与李世民的谈话内容已经被唐高祖妃张婕妤密告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商议对策，李元吉认为应该赶紧布置军队，装病不朝，以观形势。但李建成妄自尊大，认为一切都已经布置妥当，只要入朝打探完消息，便可置李世民于死地。于是，李建成与李元吉一同入宫，由玄武门入宫。来到临湖殿时，兄弟二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打马东奔，逃往太子宫。李世民在后面一箭射死了李建成。尉迟恭则一箭将李元吉射死。
　　这时，唐高祖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恭全副武装地入见（按照惯例，这已经是杀头的大罪）。唐高祖见尉迟恭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恭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当时名臣萧瑀、裴寂、陈叔达等人均在场。唐高祖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出面圆场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高祖见一旁的尉迟恭手按剑柄，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勉强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算平息了这场事变。
　　唐高祖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唐高祖趾头，恸哭许久。即使有做作的一面，但也显示他心中着实难安，这种不安也保持了终生，所以才有后来他临死前向玄奘询问因果报应一事。唐高祖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时年二十八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即位后，宣布大赦天下，并废除了唐高祖的抑佛措施，佛教因此又恢复了旧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唐太宗积极向佛，而是因为他急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愿意因为抑制佛教而带来动荡和不安，因为当时除了官僚阶层外，最有势力的集团就是佛教僧徒。
　　当初李世民为亲王时，太子、齐王经常进谗言，萧瑀则在唐高祖面前为秦王鸣不平。唐太宗即位后，感激往事，迁已经是拜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与汉代尊右不同，唐制以左为尊）。刚好此时庄严寺慧固法师病逝，萧瑀就在这个时候向唐太宗提起了玄奘，这应该是唐太宗第一次听到玄奘的名字。萧瑀强调了玄奘的才华，奏请唐太宗让玄奘主持庄严寺，事见《续高僧传·卷四》。史籍中没有记载唐太宗的反应，但推断起来，他应该并没有因此留意到玄奘，至少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因为他此时对佛教完全没有兴趣，更不要说是一名僧人了。
　　庄严寺是当时长安有名的大寺庙，能做大寺庙的住持，是多少僧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玄奘年纪青青，已经得到住持的提名，可见他才名的已经誉满京华。然而，事出意外，玄奘竟然拒绝了萧瑀做庄严寺住持的推荐，但于贞观元年（627年）春移住庄严寺，在长安安定下来。显然，他没有忘记剃度时许下的志向——“远绍如来，近光遗法”——他还有更高更远的目标。
　　这一年，玄奘二十八岁，之前的二十七年，九年在家乡度过，九年在洛阳净土寺度过，其它九年则在四方游历求学中度过。住进庄严寺后，玄奘跟随名僧法常和僧辩学习《摄大乘论》。二僧是当时公认的佛学权威，被称为“二大德”，均对玄奘赞不绝口，称他为“释门千里之驹”。自此，通晓各家之说的玄开始远近驰名。
　　盛名之下的玄奘却没有丝毫喜悦，他很严肃地告诉萧瑀说：“我周游各地，为的是学习佛法。现在流行的佛法，我已经蕴藏胸中。但我国法师所讲的义理，常常因为派别纷争而各抒己见，对佛法的传播十分不利。我很想到西方阅读原始的佛教经典，然后再回到中土传播，这样才能振兴佛法。为此，我已经准备将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求得正法。”这是玄奘将要到印度取经想法的最初流露。
　　南北朝以来，由于佛教译经浩繁，种类杂多，致使歧义纷出，师说林立。尽管玄奘已经深研国内主要经典，遍访名师，但对佛家经典依然“莫知适从”。当他听说印度有很多原始佛经后，便决心西游，“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为了准备西行，玄奘积极向在长安的番僧学习梵文，还有意进行各种身体锻炼，以应付即将到来的艰辛旅途。
　　唐太宗的名字“世民”为“济世安民”之意，此时，他通过“大义灭亲”的手段新即帝位，地位尚不稳固，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帝王，他有着广阔的胸襟和不凡的气度，最初却在处理佛教和僧人西行求法问题上极为保守，由此成为玄奘西行求法的最大拦路虎。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玄奘的种种历险，才有了那本惊世传奇——《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