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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佛寺概况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3日
来源:不详   作者:刘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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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佛寺概况
  作者 刘少峰
  佛教来自古印度,创教者是释迦牟尼,故有“释教”之称。佛教认为“人生皆苦”,以追求达到涅槃彼岸(超脱生死轮回的境界)为修炼的终极目标。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后,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益发达,到了隋唐,遂产生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佛教逐渐实现了中国化,在荆楚者,则具有荆楚文化的特色。湖北的佛教文化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北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般人认为,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至东汉末年,逐渐在北方流行,并开始向南方传播。大约在孙权黄武三年(224年)前后,大月氏人支谦以及天竺沙门维祇难、竺将(一作律)炎、康僧会(按:当是康居人)、支疆梁(按:当是大月氏人)等相继来到当时吴国的都城武昌(在今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共同翻译佛经。支谦是这一时代的译经大师,其祖父法度在东汉灵帝时(168~189年)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在洛阳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三国初避乱到武昌。支谦等人在武昌完成的译作主要有《法句经》2卷、《维摩诘经》2卷。到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旋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支谦等人都随之东迁建业。其后,武昌城一直作为孙吴王朝的陪都或西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甘露元年(265年),吴后主孙皓又曾短期徙都武昌,但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然已迁移到下游的建业,因而,佛教的传播重点向下游地区发展。当孙权在武昌时,曾先后修建了昌乐寺、慧宝寺等佛教寺院。1956年,在今武汉市江夏区发掘出孙吴永安五年(262年)的古墓,墓中出土的陶俑的额部塑有凸出的“白毫相”,这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1〕。
  武当山也曾是著名的佛教胜地。据《佛法金汤编》记载,早在西晋时,羊祜便在武当山建有武当山寺。目前,在武当山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是南北朝时期的〔2〕
  释道安〔3〕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汉族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先居襄阳白马寺,因寺狭而僧众,另建檀溪寺。当地富裕信徒并力赞助,建塔5层,起房400间,又铸铜制丈六佛像。前秦王苻坚遣送外国金箔倚佛像高7尺,又送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道安讲经说法和举办法会,不断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四方学士竞往师之”。道安徙居襄阳之后,为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就着重宣扬《般若经》,同时也搜寻其他经典进行整理和研究。
  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春),前秦苻丕率兵攻打襄阳,道安为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朱序所拘,不得擅离。翌年二月,苻丕攻陷襄阳,俘朱序,并把道安与习凿齿同送长安。在襄阳陷落之前,道安安排徒众分散到各地去,其中的大部分就近到达江陵、上明等地,并继续从事传教活动。中国净土宗的创立,虽然始于释道安的弟子慧远,但也源于释道安在襄阳时期所倡导的净土信仰。鄂州的古灵泉寺是东晋慧远法师在江南建的第一座佛寺,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此外,在荆门也有慧远法师所建的上泉寺。著名的檀溪寺、铁佛寺、白马寺都是著名高僧释道安、释慧远的驻锡之地。
  南朝宋、齐时期,佛教已深入人心,上至世家大族,下至贱民奴婢,几乎每一阶层都有人信教。各地修建的寺院和出家僧侣愈益增多。在荆楚地区,先后分封在这里,或出任荆、湘、雍、郢等州长官的宋临川王道规及嗣子义庆、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南郡王义宣、彭城王义季、建平王弘、巴陵王休若、竟陵王诞,齐竟陵王子良、豫章王嶷及其子子范、临川王映、长沙王晃、宜都王鉴等都崇信佛教,他们对荆楚地区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由建康出镇荆楚,常延请名僧同行。如谯王义宣镇荆州,请求那跋多罗俱行,安置辛寺。《宋书?张邵传》载:“江夏王义恭就文帝求学义沙门,会张敷将还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文帝甚不悦。”据此可知,帝王亦曾奖励外方臣工,延款僧人。
  梁武帝是著名的佞佛帝王,他把佛教几乎推到了国教的地位。荆楚地区的佛教在梁代也达到了鼎盛。各地官僚都花费大量钱财兴造佛寺。仅江陵地区梁代兴建的佛寺就有瑶光寺、普贤尼寺、瓦官寺、天居寺、天宫寺、寿王寺等。原有的寺院规模也继续扩大。据唐法琳《辩正论》卷3、《法苑珠林》卷120记载,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这其中当有不少分布在荆楚地区。
  陈朝时,荆楚地区分属陈、北周、后梁政权。在北周控制下的襄阳、随郡一带,由于北周武帝的灭佛,佛教曾一度受到打击,许多塔寺被拆毁或改作他用,僧民被勒令还俗。但在陈朝治下的江南和后梁统治区,佛教仍相当兴盛。在后梁都城江陵一地,就有寺院108所,僧尼3200人〔4〕。佛教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达摩于梁武帝时来华,是为中国禅宗初祖 。达摩传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慧能世称为禅宗六祖,与其同学神秀分为南北二宗,即北方神秀的渐悟说和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两宗,世有“南能北秀”之称。但后世唯南宗顿悟说盛行,顿悟说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心成佛。禅宗兴起后,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佛教其他各宗的烦琐义学,流行日广。慧能门下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后南岳系下分为沩仰、临济两派;青原系下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世称五家;在临济下又有黄龙、杨歧两派,合称五家七宗。南宋以来,唯临济、曹洞两派盛行,且流传到日本,余均不传。此为禅宗定祖法系之大概。其实,禅宗真正的创始人,应当是六祖慧能〔5〕。
  慧思与智顗被天台宗后人追封为二祖与三祖。实际上,
  天台宗的创始人应是智顗,并因智顗住天台山而得名,慧思只不过因曾为智顗之师而得崇为二祖〔6〕。
  智顗〔7〕 (538~597年),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迁往荆州华容(故治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落户。其父陈起祖,梁元帝时为散骑常侍,封益阳侯。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学成辞师出金陵,居瓦官寺,创弘禅法。太建七年(575年)入天台,居佛陇。八年后又入居金陵。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陈亡,遂西走荆湘,感梦止匡山。开皇十一年,晋王(杨广,即后来之隋炀帝)敦请至扬州,为杨广受菩萨戒,自此号智者大师。开皇十二年,坚请往荆襄,经匡山,至长沙,赴南岳报师恩。次年回到江陵,在当阳造玉泉寺,又修十住寺。居玉泉寺讲《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自荆下金陵,再还天台;开皇十七年,出至新昌(今浙江新昌)石像前,端坐入灭。其明年杨广为智者大师创寺,名曰天台,后改为国清。智者大师博得两朝数帝、四方道俗之隆礼,必因其人格伟大、学行精宏,且其著述亦甚富,但多为其门人所记。智顗生在荆州,成名后虽长居建康、天台,居荆楚之时间亦颇不短,故天台宗在荆楚地区之影响甚广。《续高僧传》谓智者门下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胜记,传业学士32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其于荆州玉泉寺讲法时,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致“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其盛况可以想见。但智者大师逝后,历代天台宗祖师多居天台国清寺,所以天台宗的中心一直在天台,而荆州玉泉寺则是天台宗在中游荆楚地区的重要据点。到唐中后期,经安史之乱,至会昌法难,天台宗渐趋式微。宋代曾分为山家、山外两派,后只山家一派独存。公元804年,日僧最澄来华学习天台教义,遂传入日本。
  弘忍(602~675年),俗姓周,今湖北黄梅人。年7岁,随道信出家,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弘忍学成后,善于发挥《金刚般若》之义旨,徒党益众,传有七百余僧。弘忍的著作,现大都佚失,从仅存的《最上乘论》来看,其思想基本上未出大乘有宗的范畴,仍是“藉教悟宗”的传统禅学路子;而从“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就会“自然显现”这一点看,则确乎已启禅宗“顿教”思想的端绪。可以说,弘忍是一个由禅学向禅宗过渡的人物。
  慧能(638~713年),俗姓卢,南海新会(今广东新会)人。年24辞亲出家,到蕲州黄梅县冯茂山,拜弘忍为师。据《坛经》记载,弘忍先令慧能在寺内作粗使役,于碓房舂米。后因书写了悟道偈,得到弘忍的赏识,付以衣钵。慧能得承弘忍衣钵后,并没有能在东山立足,而是立即南下,隐遁了16年之久,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才正式出来在岭南地区公开传法。后来,慧能长期住在曹溪宝林寺(在今广东韶关),所以又称为“曹溪大师”。慧能虽创顿门,但当其在世之日,南禅的影响盖不出南岭一带。当时,神秀曾长期居留荆州当阳山度门寺,推测禅宗北宗在荆楚地区的影响较大。至神会北上,先住南阳,后入洛阳,击败普寂,南禅乃得大行。怀让、希迁等对禅宗在荆楚地区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慧能弟子有青原行思,其弟子有石头希迁。希迁俗姓陈,端州高要(今广东高要)人。早年曾赴曹溪,后拜青原行思为师,传其法。天宝初至南岳,结庵于南台寺东的大石上,“石头行尚”即因此得名。青原一系在唐末五代,渐衍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在荆楚地区都有寺院。此外,系出南岳的临济宗在荆楚地区也有寺院。
  淅川上寺内的《淅川香严禅寺中兴碑记》载,香严寺为“大唐慧忠国师道场,敕赐长寿,其以香岩传,由国师入塔时,异香百里,经月不散”。故亦称“香岩长寿寺”,后来改名为“香严寺”。香严寺的慧忠国师是禅宗南宗慧能门下著名门徒之一,与行思、怀让成禅宗主流。流传至今的曹洞宗、临济宗即源于此。曹洞宗是唐良价住筠州洞山所创,晚年得其弟子本寂,住抚州曹山,因名“曹洞宗”,禅风以回互细密著称。临济宗系唐义玄所创,其禅风痛快峻烈,以“棒喝”著称,公元十二、十三世纪之间,由日僧荣西、辨圆等传入日本,至今仍流行。
  隋唐二代,国家安定,文化大同,而高僧之艰苦努力,不减于六朝,且教理昌明,组织渐完,玄奘、智顗、吉藏、弘忍、慧能、神会诸师人物伟巨,故佛法之盛过于六朝,此则因其本身之真价值,不仅凭借统治者之支持也。现在湖北的仙居寺就是唐代灵济禅师的驻锡之地。净土宗亦称“莲宗”,以东晋慧远为初祖,但实际创宗者为唐代善导。此宗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以期“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名“净土宗”。由于这项修行方法简便易行,所以,中唐以后,曾广泛流行。
  隋唐以后,佛法废弛,思想不进,罕有大师,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
  五代后周世宗灭佛,僧纪荡然,典籍散失,佛法趋衰。至宋初而中兴。北宋诸帝,多承祖宗(太祖、太宗)成规,保护佛法;然道学渐盛,佛教受其影响。徽宗奉道抑佛,为佛法之又一厄。南渡以后,孝、宁诸帝事佛甚谨,至遣散道民,为佛子张目,然终不敌道学之盛,佛教在学术界之势力日薄。元代有喇嘛教之代兴,其势力强大,几同国教,卒致弊害百出,促元朝之灭亡。当喇嘛教盛时,汉地其他诸宗派备受压迫。明代诸帝大都尊崇佛教,而加以保护,同时又监督僧侣,以谋其兴隆。惟世宗崇道排佛,由是佛教渐衰。
  至宋代,净土宗逐渐成为佛教各派的“共宗”。到了明代,更是如此。各宗传人对自宗的“解脱之道”丧失信心,觉得只有归心净土才较有把握,普通的劳动大众更容易为“往生净土”的来世欢欣所吸引。因此,宋代以后,无论何宗何派的寺院,都打出了“清净国土”之类的招牌。在荆楚地区,也是如此。净土的影响深入人心,在明代著名的“公安三袁”身上就有突出的表现。“三袁”,即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三袁”都好佛,尤好净土。所谓“袁氏一门,向心净土”,〔8〕便是这一情况的写照。袁宏道所著《西方合论》(10卷)是一部宣扬净土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当时佛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入清以后,康熙、乾隆二帝盛奖儒学,佛教则除保护喇嘛教外,曾未尝有所尽力,释教日益式微。临济、曹洞、华严、净土及律宗五大宗派,萎靡保守,全乏朝气。寺院之大者则衣食于原有之庄田,小者则多赁租余屋,或以募化为生。僧人既乏学力,且多坏规戒,故宗风渐颓。然清代士人研究佛学者渐多,清初王船山治法相学;乾隆时彭绍升、罗有高笃信佛法;后龚自珍学于彭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兼修佛典。此等风气,至晚清更甚,予近代之学术发展以大影响。
  正是由于佛教文化在荆楚大地的传播和弘扬,荆楚大地才出现了众多的古寺名刹。比较有名的有:武汉归元寺、武汉宝通寺、武汉莲溪寺、黄梅四祖寺、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黄石弘化寺、荆州章华寺、鄂州古灵泉寺、咸宁无量寿禅寺、襄樊广德寺、潜江清宁寺、潜江金台寺、枝江三佛寺、团风会龙寺、荆州铁女寺、江凌宝梵寺、松滋大悲寺、公安洞观寺、随州洪山寺、通城银山寺、清凉山佛学苑、沙市圆通寺、宜都观音寺、公安二圣寺、公安章田寺、公安忠济寺等等。
  下面对一些寺院略作介绍,以便梳理本土佛教文化的传统脉络,追寻佛教文化的历史踪迹。
  黄石弘化禅寺是唐宪宗时修建的梵宇,御书赐名“宝峰招提”。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赵恒御笔亲改寺名为“宝宁禅寺”。公元1296年,元成宗御笔改题寺名为“化禅寺”。明时又改寺名为“弘化禅寺”。此外,黄石还有鹿獐山大华佛寺,它的主持是韩国和尚金智熙,他为中韩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七峰之光”是唐德宗时百纳祖师在七峰山弘扬佛法时所建,影响很大。〔9〕
  襄樊承恩寺,据襄樊简史记载,天顺年间,英宗为报答叔父,对该寺进行修缮,改其山为“永乐山”,改其寺为“大承恩寺”,承恩寺因此而得名。
  广德寺,据寺内碑载,明朝成化年间,襄王的爱妃杜氏病故,襄王看中了云居寺的风水,将爱妃葬在寺旁。因此,云居寺主持道圆法师大为不满,成化皇帝朱见深下了一道圣旨,让襄王就近择一风水宝地,本府自备工料,建一座寺院给和尚。寺院建好以后还给了和尚,朱见深并将寺名改为“广德寺”。
  鹿门寺始建于东汉建武年间,是汉唐以来的佛教胜地和文人雅士的集聚地。建武年间,襄阳侯习郁立神祠于山,因神道口刻有二石鹿,俗称鹿门庙。
  大铁佛寺,晋释道安与习凿齿居士在襄阳城西门外铸露天铁佛一尊以镇海。后唐贞观(627—649年)中僧怀赏建寺。一说,该寺于唐代宝历年间。名为铁佛寺,因以大铁佛而闻名。
  阳新宝塔寺位于宝塔湖文峰塔北侧,民间把文峰塔俗称宝塔,所以惟福法师把该寺命名“宝塔寺”。
  墨池寺原名凤凰寺,因处于阳新县吴家山凤凰地而得名。宋代苏轼(号东坡居士)到兴国,宿居凤凰寺并填词。吴家山人为纪念苏轼,将凤凰池改叫墨池,凤凰寺亦改称墨池寺。
  白水寺,古称“山林寺”。后因刘秀在寺内饮井水,井水突然由黑变白,而改为“白水寺”。
  回龙寺位于十堰市茅箭区的瞿家湾,古时被誉为鄂西北郧阳府八大名刹之一。寺院建在形似盘龙卧伏的山包上,寺旁有两口清澈见底的水井,似龙的眼睛。因马家河从寺前迂回流过,恰似蛟龙回游,故名回龙寺。
  龙泉寺位于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办龙泉谷,始建于明代中叶,因当地半山腰有一眼泉流出甘甜可口的泉水而得名。
  荆州章华寺位于沙市区太师渊路南侧,为楚灵王行宫古章华台遗址。章华寺缘古章华台而得名至今,古章华台因章华寺而名垂千古。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章华寺开山祖师悟开和尚到此始建寺庙,初名章台寺,后更名章华寺。
  荆州铁女寺位于古城内江陵中学西侧一小巷深处,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据传该寺的修建与一段辛酸感人的传说有关。众乡亲怜恤二女舍身救父的义举,遂自愿筹资修建了铁女寺。明代辽王朱植藩封荆州时所撰的《铁女寺碑记》里对此有详细记述。
  松滋大悲寺位于松滋市龙凤山上,传承临济正宗,演化无为祖师道场。
  洞观寺位于公安县南平镇,始建于唐贞观8年,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宝梵寺位于江陵县西干渠车渊东岸,江陵县白马寺镇谭市办事处北0.5公里处,始建于宋朝(公元1127年),曾名宝莲庵、又名永安寺,后名宝梵寺。
  公安二圣寺,前名叫天宁寺。东晋太和二年丁卯(公元367年),慧远及勤二僧,于长江中沙洲处卓锡开基修建天宁寺(即今斗湖堤东一公里处)。太和三年戊辰(公元368年),道安偕弟子慧远,于斗湖堤下一公里江衅处,建安远寺。东晋太元元年丙子,公安县令周道梦见二圣安镇治水,就带领居民从长江中捞起水中流来的两根沉香木,侍立在安远寺殿中、佛像两傍。即此,改名为二圣寺。
  玉泉寺坐落在离湖北省当阳县城西15公里的玉泉山东麓。玉泉山,一名堆蓝山,又名覆船山。据《玉泉志》记载,玉泉寺历史久远,早在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普净和尚就在这里结茅为庵,打坐修行了十余年。这也是湖北省最早的佛教寺庙。到隋开皇年间(581—600年),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和尚在这里正式创建了玉泉寺,它与南京栖霞寺、山东长青灵岩寺、浙江天台国清寺并称为“天下丛林四绝”。唐朝时,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从黄梅东山寺来此宏扬禅法。宋朝时,玉泉寺达到鼎盛时期。特别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明肃皇后敕建玉泉寺,扩建后规模宏大,殿宇辉煌,“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三千七百僧舍”,“占地左五里,右五里,前后十里”,并改名为“景德禅寺”,成为“荆楚丛林之冠。”
  度门寺位于湖北当阳楞伽峰。以楞伽经中‘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一语,而称为楞伽孤峰度门兰若、度门兰若。神龙二年(706)神秀示寂,谥号‘大通禅师’,乃改寺名为‘大通寺’。唐睿宗曾赐三十万钱,作为扩建营造之资,一时之间,成为北宗系统之根本道场。清光绪年间(1875~1908),僧安相重修并增建,分为度门、大通二寺。
  古佛寺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城区的培心路儿童公园内。古佛寺始建于元代初年(公元1265年),得名于元代木雕古佛。
  纪山寺位于荆门市南55公里的纪山,因在纪山之巅,故名。据《江陵县志》载:“纪山在城北四十里,郡之镇也”。
  唐安古寺,位于湖北省荆门市西山之颠(东光电器厂西侧)。 据《荆门直隶州志》记载,在京古城西郊象山脚下(即龙泉公元盆景园内),曾有一个古文化遗址—唐安寺,始建于唐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后尉迟敬德任江凌总管时,朝廷将该寺命名为“广德寺”。明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重修古寺时,易名福安寺,清初又恢复原名。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荆门州舒成龙,为了以佛教的理义教化民众,他亲自主持修缮寺庙时,亲笔书写“唐安古柏”四字以示纪念。至此,“唐安古柏”后来成了古城荆门的八景之一。
  华容寺始建于南朝粱武陵王萧纪时期, 粱武陵王亲撰华容寺碑,后更名为觉华寺。
  鄂州古灵泉寺又名圆通寺、资福寺、西山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源地。位于鄂州西山的青龙、白虎二山之间,是东晋高僧慧远所建。寺中有泉出崖穴间,因迎文殊像供奉于此,盛传泉中有灵光呈现,故名菩萨泉,又名灵泉。西山寺亦名古灵泉寺,距今有1600余年的历史。
  泗洲寺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南约25公里的下辛店镇西郊。寺周多为湖沼,常被水环绕,故名。相传系唐代创建。
  大悟龙泉寺位于五岳山下龙泉村,因一泓清泉从寺前流过,故名。据当地人传说,此寺建于明代,为五间两重,供奉着四海龙王神像。
  孝感广化寺位于风景秀丽的孝感城区玉泉路旁.该寺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距今约1000多年的历史。
  黄梅四祖寺,古称幽居寺,原名正觉寺,又名双峰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第四代祖师道信大师的道场,它位于黄梅县城西北15公里的西山之中。寺庙创建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禅宗第一所寺院。它不但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日本、印度、韩国、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都享有盛誉,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黄梅五祖寺又名东山寺,位于黄梅县城北13公里的东山,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说法道场,也是六祖慧能大师得衣之地。它既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且在国际上,特别是日本、印度等国家享有盛誉。
  红安天台寺位于红安县天台山内。早在1400年前,天台山就有佛教踪迹,隋唐时就有庙宇建筑。“天台山”名源于佛教天台宗。天台宗创立人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的智者大师,他最初出家得法,潜习心观的地方就在天台山向北不远的净居寺。之后,他又入浙江天台山苦行修练,集北方的禅学和南方的义学于一体,创立了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天台宗”,他将此山也命名为天台山。同时他又选择在群峰之巅建了一座寺院,借浙江天台山西北三里地的赤城山之名,命名为“赤城寺”。到了明代,赤城寺更名为天台寺。
  红安大圣寺塔在红安县七里坪柳林河畔的双城旧址之上,故又名双城塔。据县志记载,元末红巾军天完政权太师邹普胜等曾驻此,塔亦为此时所建。
  天然禅寺位于湖北省东部浠水县,是有名的佛教古刹。隋朝开山,唐初建寺。据《县志》记载:“天然禅寺有青狮山,三祖僧璨大师得法之后即驻锡于此。”寺内石碑记载:“达摩住少林九年,传慧可,慧可传三祖。”
  随州洪山禅寺始建于唐朝宝历(公元826年)二年。  洪山禅寺是禅宗南宗慧能一系之曹洞宗发祥地之一。洪山禅寺历代住持多为大德高僧,开山祖师慈忍乃禅宗祖师慧能的第三代弟子,其“慈忍大师”法号为唐文宗李昂所赐。下院始建者为报恩禅师,系达摩祖师第十五代弟子,奉北宋哲宗赵熙诏命到大洪山任住持。继唐代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经后,我国又一位去西天取经者便是北宋洪山禅寺和尚善洪。洪山禅寺与武昌宝通禅寺有着千年的渊源关系。
  随州塔汝寺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古风远近闻名,香火鼎盛,游人如织,曾开一代“三月三庙会”之先河。
  武昌宝通禅寺与随州洪山禅寺具有渊源关系。唐代宝历二年(826年),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开元寺善庆和尚云游到随州大洪山修建了“灵峰寺”。九年后,善庆和尚圆寂前,毅然割了自己的双足留在寺内,表示升天之后也要为乡人利益奔走,这双“佛足”成为灵峰寺历代相传的镇寺之宝。皇帝为此赐给善庆“慈忍大师”的法号,还御书了“幽济禅院”的匾额送给灵峰寺。北宋末年,金兵南进,当时随州一带成了战场。荆湖官吏撤离随州时,把大洪山的灵峰寺迁到武昌东十里的东山。将东山弥陀寺加以扩建,改名为“崇宁万寿禅寺”,并改东山为洪山,以纪念随州大洪山。元世祖忽必烈南征驻军武昌时,对善庆和尚舍身割足的精神十分佩服,命人取“佛足”随军征战,鼓舞士气。他登基后派钦差大臣专程将“佛足”护送回都,用以笼络人心。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年),在元军与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部队的战斗中,万寿禅寺毁于战火。明朝初年对万寿禅寺进行了重修。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改名为“宝通禅寺”,这个寺院成为武汉四大丛林之一。
  汉阳归元寺位于武汉汉阳翠微峰下的翠微横路西侧。《楞严经》云:“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寺寺名即来源于此,该寺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
  蔡甸的嵩阳寺是唐李世民登基后,为了追念当年在嵩阳山为其征战的十八员战将,于贞观年间派遣大将尉迟恭在嵩阳山建的寺,并赐匾一块,名“嵩阳寺”。
  文昌祠又名文昌宫、文昌庙,在恩施鳌脊山顶。为清代佛教建筑。据《恩施县志》记载,文昌庙原建于城南门外,嘉庆三年(1798年)移于今址。
  恩施州仙佛寺建于东晋,历史悠久。来凤县在解放初期有寺庙186座,出家人有220多人,信奉佛教的居士也多。时至今日,每逢仙佛寺庙会,前来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
  利川王母城位于湖北利川和重庆万州之间,突兀于群山峻岭之中。听当地人讲,王母城始建于明末清初。是为了纪念王母娘娘而修建的寺庙,取名“王母城”。
  仙桃市的白龙寺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陈场镇幼松村唐小垸西南堤边。寺名之来历,据传说与白龙太子有关。
  潜江市的清宁禅寺坐落于潜江市浩口镇柳泗河村三组,始建于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4年)。据《荆州府志》(唐朝卷)记载:“时有沙门宗德和尚于潜江浩口之南隅建茅蓬,名曰清宁。”
  天门西塔寺位于天门城区陆羽大道西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禅寺,始建于东汉中叶。西塔寺历经唐、宋、明、清几个朝代的修缮,已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成为在我省乃至全国闻名的庄严宝刹。
  神农架阳日湾在唐代建有净莲寺,传说为尉迟恭所监修,被历代所修葺。
  孝昌县白沙镇赵寺皇庙是宋太祖赵匡胤为感谢给他治病的和尚而建的寺庙,被省佛协列为107号景点。孝昌县白沙镇塔儿潭寺原名叫“邑古寺”,始建于唐朝武则天时期。小河观山禅寺位于孝昌县小河镇东南1.5公里的大观山上,为小河老八景“观山耸翠”所在地。
  这些寺院遗存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记忆,是湖北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纲领》中写道:“记忆对创造力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对个人和各民族都极为重要。各民族在他们的遗产中发现了自然和文化的遗产,有形和无形的遗产,这是找到他们自身和灵感源泉的钥匙。”这就是笔者不厌其烦地介绍湖北寺院的原因。
  应当承认,荆楚地区的宗教文化在主要方面与全国范围内的宗教文化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其主要表现形态、主要宗教形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都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同或相近。当然,这并不影响荆楚地区宗教文化在表现形态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原始巫术方面。由于受到交通等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先秦时期,文化传播与交流受到制约,文化的地域性十分强烈,这在荆楚地区的巫术与多神崇拜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其次,这种独特性还表现在佛教在荆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较之中原和沿海地区要稍晚,但因为荆楚地区交通发达,所以传播速度较快,并深入到平原湖区和山地丘陵的各个角落。第三,这种独特性还表现为,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许多方面都打上了荆楚文化的烙印,从而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地方特色。南禅宗萌蘖于鄂东,虽然有种种原因,但与荆楚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不无关系。第四,这种独特性还表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在荆楚边缘地带的广大山区,独特的民间宗教信仰一直不绝如缕,代代相传,并在清朝中期汇成白莲教起义的洪流。
  正确认识佛教的现代价值,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大有裨益。宗教有关超越的精神追求,对于人们心理的调节和心灵的慰藉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宗教解决了科学、哲学等无法解决的人的终极关怀问题,也是科学、哲学、艺术等现代文化的母体。有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能发展出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和哲学体系,就因为西方人受长期宗教文化熏陶,相信在人类世界之上还有一超验世界。当企图用神秘主义的方式达到时,便产生了宗教;当企图用理性认知达到时,便产生了知识论,进而发展出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此宗教文化传统。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佛教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迪。人们可以不信仰佛教,但不可以漠视佛教中的智慧,因为这里面含有人类共同面对人生困苦时所不可缺少的伟大智慧。这就是我们整理湖北寺院概况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2〕《荆楚文化与遗产保护》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39页。
  〔3〕[梁]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4〕《法苑珠林》卷120。
  〔5〕《大正藏》卷48,法海《坛经》。
  〔6〕《续高僧传》卷17《慧思传》。
  〔7〕《佛祖统纪》卷6《智额传》。
  〔8〕 [明]甘翼尔语,见《西方合论》卷首。
  〔9〕《荆楚文化与遗产保护》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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