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丛林漫谈

　　——以我在福建出家生活为线索——

　　最近《法音》编辑部要出一期“福建佛教专号”，约我写一篇介绍福建丛林生活的文章。作为生于福建、出家于福建、并长期在福建从事佛学院教学工作的我，实在没有理由开口拒绝，只得根据自己长期在福建几座寺院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按居住时间的先后，谈谈福建的丛林生活风范。

　　一、农禅并重的支提寺

　　提起支提寺，许多人可能会很陌生。在过去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又不方便，所以不为人所知。据说现在公路已经通车了，但因为不是重要的风景名胜，也很难引来远方的游客。所以支提寺还能保有它的清净、纯朴。

　　“支提寺”是人们对它的俗称，完整而规范的称呼，应该是“支提山华藏寺”。支提寺在福建东部的宁德境内，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是天冠菩萨道场。据《华严经》记载：东南方有山名支提，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天冠，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经典中有依据的除五台山外，便是支提山了。寺中现有明成祖仁孝皇后所赐的千尊天冠菩萨像，每尊高一尺，重二十余斤，供奉在大殿中。

　　我和支提山的因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小生长在佛教家庭，在父母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14岁那年秋天，母亲和赛岐万寿寺的戒修尼师，发心到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我也记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跟她们去了。

　　我在支提寺以一个行者的身分住了三个多月。当时寺内大约有僧众三四十人，住持是妙果和尚。那时候的人真是很单纯，每天的工作就是锄地、种菜、砍柴；有时师父们带着到山里采菇、挖笋，过得很有趣。肚子饿了，就盼着快些收工。这么一来，吃饭也成了每天开心的事。

　　当时的出家人，了生死的观念很强，个个都很讲修行。大家白天干活，早晚上殿诵经，称为做功课。既然是功课，每天都必须要完成，即使白天干活干得再累，也很少有人会落下。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吃饭的本钱，祖师们订下的重要修行方法。如果不做功课，不但了生死无门，更是信施难消。

　　除了早晚功课，每个人大都有自己另外的安排。有的人拜经，比如拜《华严经》或《法华经》，一字一拜，连续拜上几年。有的人诵经，长期诵一部《金刚经》或《地藏经》等。有的人念佛或参禅，夜不倒单。他们不懂得很多道理，平常也不太讲教理，最多交流一下修行心得。寺庙没有安排集体学习，有的只是师资间的单独传授，做些警策性的开示，但大家都很自觉。

　　很难想象，我那时身体瘦小，却天天跟着大家干活、念经，起早摸黑真不容易。寺院做功课的时间很长，有时三点多就起床，迷迷糊糊地来到大殿，跟着大众诵经，经常诵着诵着，抱着柱子就睡着了。我在支提寺只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时是被宁德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起单的。他们到支提寺来组织僧众学习了一周，然后就把寺院中的一些青年僧人遣散了。他们说：宗教就要消亡了，你们年纪轻轻的出什么家，快回去吧！就这样我们被赶走了。

　　支提寺我已有十多年没去了，据说现在变化很大，公路已经开通了，不必像从前那样走几十里的山路；寺中的大量农田已包给附近的居民耕种，僧众不必像农民一样每天忙于种田，只要种些菜，砍砍柴，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学习和修行。听说山上现在还办了一个律学班，成就十多个比丘在那里发心学习戒律，而整个丛林生活也从原始的朴素走向规范。

　　二、禅宗祖庭雪峰寺

　　稍微了解一点禅宗历史的人，都知道雪峰义存这个名字。雪峰是地名，雪峰寺全称是“雪峰崇圣禅寺”，这里是义存祖师当年修行弘法的道场。今天去朝拜雪峰寺，还能见到义存祖师留下的遗物。如枯木庵，是义存祖师当年坐禅的地方。这是一棵很大的树，树心是空的，祖师当年坐在那里修定放光，才感动了当地长者舍地盖寺；天王殿门前，耸立着四棵高大的树木，其中两棵是义存祖师亲手植的；还有义存祖师的塔，塔上石头呈绽放状，像一朵朵花，据说这预示着祖师要再来人间弘法度生。

　　雪峰，正像这个名字一样，是一个清凉的世界。雪峰寺地处福建闽侯县，海拔很高，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晚上睡觉也可以盖棉被，白天则异常凉爽，真是禅修、避暑的好地方。雪峰寺是禅宗祖庭，自然以禅修出名。寺中有老禅堂一座，木质结构，冬暖夏凉。在这座禅堂里，出了很多祖师。据说当年义存祖师在世时，住众达几千人，曾经有一次坐香，一犍槌敲下去，开悟了几十人。

　　雪峰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地处边远的闽侯山区，所以“文革”中僧众也没有间断过。我18岁时到雪峰寺，正式开始了我的“出家”生涯。当时自以为出家了，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行者的身份。“文革”中的雪峰寺，一直以生产队的形式出现，寺院拥有几十亩的田地和菜园。僧众也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每天在田头师的带领下，到田里干活。

　　那时寺中有一大班老和尚，他们都在雪峰寺住了几十年。有的老和尚从小在雪峰寺出家，到老都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们经历了解放前艰苦的物质生活，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都不曾使他们动摇过对佛法的信心和道念。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丛林生活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和他们住在一起，比起读《百丈清规》，体会更要深刻得多。

　　有的老和尚熟悉丛林的各种规矩。他们年青的时候为了寻找善知识，四处参学，住过金山寺、高旻寺。和他们接触，他们会和你大谈金山香、高旻腿，你会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丛林轶事。有的老和尚精通敲打唱念，翻开《禅林赞本》，能从第一条唱到最后一条。我住雪峰寺时，跟他们学会了唱很多赞。我现在的唱诵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有的老和尚禅修的功夫很高。在雪峰寺的周围，有很多茅蓬，那里住的都是修行人。他们觉得丛林的集体生活不利于他们专修，于是就在寺外找一座或临时盖一座简陋的茅蓬，常住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在那里专修。有的人日中一食，夜不倒单。枯木庵住有一位叫瑞兴的老和尚，专门诵《法华经》、拜《法华经》，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冬天也不穿鞋，吃的很简单。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在这里修行多少年了。印象中，我刚到雪峰寺出家时，他就这么做了。今年暑假期间我到雪峰寺去拜访他老人家时，发现他体力虽然不如从前，但修行的态度却依然没有改变。

　　我在雪峰寺的工作是跟随僧众干农活。记得在雪峰寺后山砍柴，因为山很陡，我当时的个头又小，砍了柴没法挑，只得从山上滚下来，挺好玩的。雪峰寺门前的放生池，“文革”时期被填起来当水稻田，淤泥很厚，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整个人都有被淹没的感觉。雪峰寺保有中国传统丛林的遗风，农禅并重，僧众除了干农活，早晚二时课诵从不间断。

　　寺院成就一些禅修者专心坐禅修行，禅堂每天都有人在打坐。其他僧人没事时，也喜欢到禅堂坐一坐。寺院到了冬天，安排禅七，组织大众共修。打禅七的时候，供斋的人特别多，好吃的东西源源不断，令人大饱口福。如果坐禅时没有得到禅悦的人，此时就能满足一下食欲，也算是种补偿。到了夏天，寺院有时会请法师来讲经，记得当时有位江西的海灯法师给大家讲《心经》，一口江西土话，边讲边笑，每次我们都只能听到他老人家的欢声笑语，总觉得他讲得很好，但就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大多数僧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法门，以念佛、参禅或禅净双修者居多。我在雪峰寺时亲近过一位老参师父，是参禅的，推崇《六祖坛经》、《传心法要》、《临济义玄禅师语录》。他老人家叫我看这几本书，时常给我开示一些修禅之道。他自己的修行则不拘形式，重视行住坐卧中对念头的观照，现在看来他修的是祖师禅。我对禅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三、八闽首刹涌泉寺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开山祖师是雪峰寺来的神晏禅师，千百年来高僧辈出，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住持过鼓山，并对寺院的道风作了整顿。

　　鼓山涌泉寺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有喝水岩等十八景。历代文人士大夫参观游玩时留下不少墨迹，都刻在石头上。在喝水岩一带，有三百多块摩崖题刻，著名的有朱熹、蔡襄、赵汝愚、郭沫若等人的题字。寺内收藏有多种版本大藏经以及单行本的经论，还有刻印经书的经版上万块，尤其是保存了清代为霖道霈禅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的版本。民国年间，弘一大师特别发心刷印了几十部，分赠国内外的各个藏经楼、图书馆保存。

　　鼓山涌泉寺在“文革”中被园林部门占据，1979年在住持普雨老和尚的努力下，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我就是那时来鼓山的。普雨法师是北京人，毕业于北平艺术专业学院。出家后在青岛湛山寺亲近过倓虚法师。解放前南下，到圆明讲堂拜见圆瑛法师，由圆老写信给当时住持盛慧老和尚，推荐住涌泉寺。他先后在涌泉寺担任过佛学院的教务长、监院、住持。

　　老和尚自从住持涌泉寺以来，就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过。“文革”中，寺院被福州市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我刚出家时，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包括像妙湛老和尚、北京的正果老法师、巨赞老法师等人。

　　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人民币作生活费。“四人帮”垮台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老和尚就着手涌泉寺的恢复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到了1979年，涌泉寺才正式归佛教界管理。由于老和尚的道德学问以及爱国爱教的精神，先后被推选为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老和尚对福建佛教贡献是很大的。他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使得许多被园林、文物等部门侵占的寺院归还僧众管理，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参与成立省、市佛教协会，推动福建佛教事业的发展；开坛传戒，绍隆僧种；创办福建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接待海外侨僧、国际友人，出国访问，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加强国际友好往来；创办涌泉寺书画社，团结福建书画界人士，增进他们对佛教的了解。老和尚的种种努力，为福建佛教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是在涌泉寺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的。住涌泉寺期间，我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负责给客人开门。涌泉寺旁驻扎着军队，经常放映免费的电影。有个晚上我随着大人们去看电影，把客堂钥匙带在身边。那天电影一直放到十点多才结束，当我回到寺庙时，知客师告诉我，晚上8点多来了一帮客人，找不到钥匙，无法安单。我知道这下大事不好，第二天老和尚知道了这件事，果然让我写了五张检讨书才过关。

　　涌泉寺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僧众平常的主要工作是看护各个殿堂，给游客们提供方便。寺中设有小卖部、饮食部、佛经流通处，这些工作都由僧众自己担任。有时汽车到福州运货回来，客堂会敲钟，大家听到钟声都要去出坡。全寺上下倾巢出动，如蚂蚁搬家式的，或背或挑或扛，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汽车满满的货物就搬光了。

　　寺院到了大年三十会安排一次普茶。这是一种既庄严又轻松的宗教生活。普茶一般都安排在晚上7点开始，大众听到钟声，穿衣搭袍，三三两两地来到斋堂，恭候方丈的大驾。斋堂的监斋菩萨前，点着两根大红蜡烛，斋堂的条桌上，摆满了水果、花生、瓜子、糖果等，每人面前还放着一个茶杯。方丈在侍者的陪同下来到斋堂后，维那起腔，唱炉香赞，方丈拈香、礼佛、升座，开始给大家开示。这时巡堂拿着茶壶，依次给大众倒茶。在柔和的烛光下，在袅袅的香烟里，在方丈和蔼的话音中，大家静静地品着茶。

　　禅宗重视生活中的修行，有人问赵州禅师：“如何修禅？”禅师说：“喝茶去！”普茶，是禅与茶的结合，用平常心静静地品味茶的清香，清清明明，不取不舍，无爱无嗔。禅宗的普茶流传到日本，形成了日本的茶道。记得八十年代普雨老和尚在世时，日本某宗派的住持，还专门在大年三十率领一班僧众到涌泉寺观摩普茶。

　　寺院也非常重视僧众的学习。普雨老和尚本人对佛学、艺术都有很高的修养，他早就意识到提高僧众佛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初就创办了佛学培训班，招收本省的年轻僧伽到鼓山参加学习，既为寺院充实了新生力量，又能达到提高僧人佛学水平的目的。我在中国佛学院上学时，有年暑假回鼓山，培训班还请我去为班上的同学讲座。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讲，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没怎么紧张就完成了任务。

　　鼓山涌泉寺继普雨老和尚之后担任住持的是妙湛老法师，妙老圆寂后现在是普法法师。暑假期间我又去鼓山故地重游了一番，并得到普法法师的热情招待。普法法师很能干，把整个寺院的殿堂修缮一新，与园林管理部门、政府部门的关系也处理得较妥当，为寺院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普法法师和我谈了发展佛教事业的一些设想，我衷心祝愿他的规划早日实现。

　　四、清净庄严的广化寺

　　说起广化寺，在佛教界大概是无人不知的。这么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怎么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闻名的道场呢？这要归功于圆拙老法师。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持律严谨，生活朴素，并发心致力于建设一个如法的修行道场，成就僧众修行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广化寺在印尼的常住子孙想发心修复祖庭，建设广化寺。德高望重的圆老正好是这个寺庙的子孙，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他的身上。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座传统、庄严而朴素的道场终于修建完成。寺院修建完成了，很多人可能会争取对外开放，并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圆老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他希望道场能够如法而清净，成就僧众学习修行，避免外人打扰。

　　很多道场，尤其是风景名胜的地方，一般都要卖门票，广化寺却不卖门票；许多寺院都有旅游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方便，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广化寺却没有任何旅游服务设施。加上广化寺地处莆田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很少有人会特意去参观，从而保持了寺院的清净。在生活条件上，寺院则尽量让僧众过着简朴的生活。

　　比如在饮食方面，吃饱当然是没问题，不过菜就比较简单了，通常以咸菜、剩菜居多。苦瓜成熟的季节，可能一个月都吃苦瓜。我当时胃不太好，经常吃完饭，在走回小南山的路上就边走边吐，到房间时往往所剩无几了。穿的衣服是墨染衣，我们的圆老就是穿这种衣服的模范人物。诸位可能搞不清楚何为墨染衣？墨染衣，是将白布用墨汁染后做成的衣服，本人也参与制作过一件。穿着这种衣服，哪怕在煤球上滚三天也看不出衣服脏了。常住每月发给僧人很少的单资，印象中是5元还是10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特别有道心的僧人才能住得下；要享受、讲经济的人绝不会跑到那里去的。

　　“文革”之后，佛经几乎不太容易见到。老法师率先在广化寺开办了佛经流通处，大量印刷经论及佛学基础读物，并发往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才有机会读到佛书。他又在广化寺开设佛学院的预科班，培育佛学人才。常住僧众平常到田地里干活，对想修行的人，寺院设有念佛堂，成就僧众念佛修行。寺院终日佛号音声不断，洋溢着浓厚的修行氛围。

　　圆老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成就了五位青年法师学律。这五个人是性光法师、界诠法师、毅然法师、演莲法师和我。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1987年，前后大概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几个人先是住在藏经楼上，起初连南山三大部的书都没有，就从别处借来抄写。一部书抄下来大约要花上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开始研究。大体上是靠自学，每天读五页，细嚼慢咽，花了数年时间，才把三大部读下来。我1985年才到广化寺，那时候三大部已经有好几套，根本不用抄了。我在学习戒律的时候，相对学得比较粗，更为惭愧的是，没有认真去实践，只能说是懂得一些戒律的皮毛知识而已。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将来我们几个人中，界诠法师对律学的贡献和成就大概会是最大的。

　　圆老对我们很慈悲、很关照，觉得我们住在藏经楼不方便，特地在寺院右边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地藏殿，又称小南山。地藏殿不是单独的殿堂，附带着12个房间，以及相应的卫生设备，四周还有围墙，避免外人闯入，干扰法师们的清修。小南山的环境非常好，种了很多树木花草。当时，住在小南山的法师，有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这么大的地方，只住了三个人，有一种很宽松的感觉。

　　1985年我自学了一年戒律兼看《俱舍》，1986年福建佛学院教师、管理人才告缺，我们几个人就被请出来了。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帮忙讲课；毅然法师负责管学生。我们经常吃完饭就从溪声阁、观音殿，沿着广化寺后面的山路，散步到小南山。观音殿的旁边有一棵大橄榄树，生橄榄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有时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后边捡石头扔橄榄吃，有时带着学生到后山玩，让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中，学会放松。

　　八十年代末期，朴老到广化寺，以“一入山门长道心”的诗句赞叹广化寺。的确，任何人只要进入广化寺，就会感受到庄严、清净的氛围。尤其是参加了二时课诵、过堂吃饭，感受更为深刻。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僧值师--定妙法师，每次过堂吃饭的时候，他老人家几乎都要表堂，指出当天发生的不如法现象，像部队训练军人一样，对僧人的威仪进行严格的规范，以达到如理如法的标准。上殿也一样，念佛堂、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排队出来，整整齐齐地鱼贯而入，任何人有不合威仪的地方，僧值师都会帮你纠正。

　　我在广化寺住了4年，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4年，学习戒律、研究俱舍，同时也在福建佛学院担任唯识课程的教学。当时毅然法师当方丈，界诠法师当教务长。我在广化寺的生活，只管上课，不必干其它杂务。当时的我有一种原始的单纯，思想很简单，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上课、吃饭、散步、禅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中国佛学院邀请我去讲课，这才离开了广化寺。

　　广化寺原来是子孙道场，在圆拙老法师手上改为十方丛林，礼请毅然法师为住持，奠定了广化寺道风的基础。继毅然法师之后为学诚法师。学诚法师24岁就开始担任广化寺的方丈，到目前已经连续干了好几任，广化寺依然清净庄严。一种风气的开创、形成固然不易，而能长期保持也是一件艰难的事，学诚法师可谓年轻有为。

　　五、轰轰烈烈的南普陀寺

　　普陀，是一个和观音菩萨有关系的名称。四大名山中有普陀山，又称北普陀，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南普陀寺的地理环境与北普陀很像，都在海岛上，可能是因为在北普陀以南，所以叫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的崛起，是因为闽南佛学院的创办。南普陀寺原是子孙道场，在转逢和尚任住持期间改为十方丛林。会泉和尚住持时期创办了闽南佛学院，礼请近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来主持，一时海内外佛教精英都云集于此。弘一律师晚年长住闽南，有许多时间都住在南普陀寺。我现在住的阿兰若处，便是当年弘公静修的场所。弘一律师在闽院担任过课程，还为闽院增设了养正院，亲自设置课程，并为学员上课。

　　厦门是个开放、自由、舒适的城市，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南普陀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受其影响。已故的妙湛老法师很有开放的胸怀，不但恢复了闽南佛学院，还支持全国各地办学。他帮助恢复了岭东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协助创办了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广东陆丰佛学院，并支持中国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办学。老法师不但重视培育人才，也愿意为中青年法师创造各种条件，发挥他们的所长。像我这样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想在寺院干些事，通常是很难的，而在南普陀，妙老既能包容我的无政府主义，又能给我提供各种方便，让我干自己喜欢的事。妙老对我是这样，对其他有一定专长的法师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中，南普陀的佛教事业百花齐放，在全国的佛教寺院中成了功能发挥最大的一座寺院。南普陀寺设有禅堂、念佛堂，想修行的僧人来到这里，可到禅堂、念佛堂安单；南普陀寺有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弘法讲堂，长期为厦门的善男信女及中青年知识分子、厦大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佛学讲座；有慈善事业基金会，从1992年创办以来，目前已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启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寻声救苦，给失学儿童、疾病患者、受灾群众和贫困户，送去温暖和关怀。

　　妙老有禅者的风范，性格直爽，生活朴素，待人和蔼，平易近人。早晚学生扫地，周末劳动，老法师无不亲自参与。干活的时候，挖土、扛石头，老法师的劲头更令年青学生敬佩。有时老法师会拿着一根木棍，发现哪个学生偷懒、不守规矩，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打得学生鸡飞狗跳的。老法师八十多岁的高龄，天天都和大众在一起生活，一起上殿、过堂。早晨打板之后，在钟鼓声中，往往伴随着老法师的叫声：“快起床了！”这叫声比板声更管用。有时老法师会亲自到学生宿舍，突击检查，或挨门叫唤。

　　方丈住持丛林，有教化大众的职责。妙老以斋堂为课堂，天天吃饭时都要表堂。表堂的内容很少引经据典，或纯理论的说教，而是就每天的生活，以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教导大众在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中如何健康地生活，如何如法地修行。老法师有一句名言：“打不走，骂不跑，就是好宝贝。”所以，有些人犯了错误，尽管害怕老法师的棒喝，却不必担心会被赶走。

　　老法师早年在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门下学过天台，又在扬州高旻寺亲近过来果老和尚。解放初来到厦门，一直住南普陀寺，坚守在寺院中。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妙老马上就担负起南普陀寺的恢复工作，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同时也着手佛教人才的培养。先复办养正院，1984年正式恢复闽南佛学院，有男、女二部，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学院分设养正院、预科班的两个层次，各招三五十名学员，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随后预科班升为4年的本科班，养正院改为预科班，学院从原来的4个班级发展到6个班级，人数也从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1999年在圣辉院长住持下又增设研究生班，聘请国内高等院校的著名学者、法师担任导师，正式招收了7名研究生。

　　我是1988年冬天到厦门的。当时刚离开广化寺准备北上，路过厦门到南普陀寺挂单。在寺中碰到在中国佛学院教过我的方兴老师，他希望我能够留下。对厦门并没有太多印象的我，也不知是什么因缘就答应留下了。当然，我那时只想暂时住一住，根本没有做长期的打算，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了。

　　在厦门，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刚来时讲过戒律，后来一直都讲唯识，几乎把唯识宗的一些重要经论都讲了一遍，为我唯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厦门很容易接触到海外的法师、学者，从听他们的演讲到和他们的交谈，对我日后走向弘法道路有启蒙的作用。

　　记得1989年的年底，台湾的游居士到南普陀寺，学院请他在普照楼为学生及常住大众开七天讲座，演讲《大智度论》中关于六度的内容。据说他是佛学博士，当时我还不清楚博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五、六天讲下来，果然不同凡响。当时我和湛如法师住在一起，我们都很好奇。讲座完的那天，正好是除夕之夜，我们设计把他请到山上，请教他博士是怎么搞到的。一直谈到新年钟声敲响，似乎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现在湛如法师都读完博士后了，我虽然没去读，但也知道了博士的含义。回头再想一想那时的举动，觉得真是有趣！

　　1989年春节，台湾圆光佛学院的教务长惠空法师，带着高度的弘法热情来到南普陀寺。当时我们对台湾佛教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有的只是神秘感和好奇心。客堂安排惠空法师住在方丈室，当时我也正好住在方丈楼，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见面。惠空法师很健谈，不断向我们介绍台湾佛教界发生的一些情况。有时到我住的房间，一直讲到三更半夜。有几次我都是边听边睡，他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醒来又担心不礼貌，赶快支吾两下，法师还以为我在认真听着，结果又继续讲下去。

　　1991年，我和湛如法师分别在厦门的妙清寺讲《药师经》和《维摩经》，迈出了我们在厦门弘法的第一步。1992年我和湛如法师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开设“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的课程，并与历史系的领导和一些主要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2年的年底，我们商量，打算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历史系领导的支持，于是，“佛教文化研讨班”在紧锣密鼓中开始招生了。

　　通过什么方式把学子们吸引到南普陀寺听佛学讲座呢？我们请了厦大美术系的老师帮忙设计广告。广告的内容，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希望写得精彩些。记得其中两句大标题是：“探讨人生真谛，叩开佛法大门”。广告的版面特别大，又是放在厦门大学最热闹的地方，所以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研讨班为期两周，安排了八、九次活动，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我们又开始办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厦大的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

　　能在厦门安心地从事教学和弘法，要感谢妙老对我的成就。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老法师知道我存在这许多严重的问题，于是就同意我住在后山的阿兰若处。平常没有外出弘法时，每周除担任二至四节课，其它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干的事，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湛如法师和我一起同住在阿兰若，平常我们各读各的书。他讲授中国佛教史，每天备课、写讲义，总是干到三更半夜，而我通常在九点后就不太看书了。这注定了他要成为博士后，而我依然还是一个山野之人。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的问题。

　　南普陀寺自妙老圆寂后，继承妙老事业的是圣辉法师。在圣辉法师的领导下，南普陀寺的佛教事业，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圣辉法师从1997年升座以来，对常住、佛学院、慈善事业基金会，进行了全面整顿，消除不良现象，制订各种制度，使寺院的管理走向规范化。而妙老开创的佛教事业，在圣辉法师的手上，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发表于《法音》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