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为法显大师作些甚么[1]

　　──国际合作丝路研究计划报告书草案(为纪念法显西行回国1590年两岸佛学学术研讨会代开幕词)
　　李志夫
　　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p. 59
　　甲、前言
　　隋唐以降，中国法师踏著法显大师在陆、海上交通的足迹西行印度者，络绎不绝，至少有两百多人。[2]他们传回佛教经典、翻译佛教经典、撰写游记，使中印文化交流展现新页；[3]也使得佛教在中国立足生根，甚至佛教中国化。[4]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法显大师，除赞扬他的愿力、苦行、贡献之外，我们还能为法显作些甚么呢？正因为随著大师西行的高僧们的伟大贡献，也留下一些具体的文化、历史问题，等待我去研究，并应作出一些成果。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大都是站在一个输入的地位，[5]虽然高僧们的游记为研究印度史带给若干史料，
　　p. 60
　　但是是十分有限的，[6]如果我们今天能将中国历代中印交通史与历代西游法师之游记熔冶于一炉而治之；[7]再与有关国家之学者合作研究，将更能扩大他们西行之影响与成果。也将是中印文化交流中，中国对印度文化的一大回馈。[8]
　　乙、契机
　　一、〈中央社记者郭传信安哥拉六月廿一日专电〉：据土耳其民营吉汉斯新闻社，今天发自斯德哥尔摩报导：瑞典著名学府“乌普沙拉(Uppasala)”大学已成立“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此路之“安全战略”，因为现代已成为犯毒之路。
　　此一地区为欧亚孔道，远在北欧之瑞典尚如此重视，这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更值得重视。近代闻人罗家伦先生曾写过一首歌词“玉门出塞”，完全点出了中国应重视此一地区之核心问题。[9]
　　本所可以用原“玄奘西域行”计画案为基础；[10]加之历代高僧西行文献及历代东西交通史料。所以在文献资料之掌握上可与其合作；该研究中心一定也有其计画可供我们研究。
　　p. 61
　　[11]
　　中华佛学研究所聘请了一位印度籍客座教授沙洛博士(K. T. S. Sarao)，为一有名的佛教历史学者，本所可以他为代表，与印度有关学者及学术单位连系、合作。[12]
　　本所已建立的交流关系：[13]中华佛学研究所与大陆之中山、南京、人民及山东大学有关系所已建立有交流关系，乃至大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佛学研究室与本所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这次会议，都是杨曾文教授鼎力促成的。我们应感谢他。
　　本所也与日本如佛教、花园、立正、驹泽等大学建立有交流关系。
　　在西方，与美国密西根、维吉尼亚大学及俄国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院，均建立有交流关系。
　　透过这些交流关系，应可以合作做些研究工作。
　　丙、目标：(或可称预定研究之成果)
　　使中国先秦以来东西交通史之文献得到印证、修正，即使是研究以后仍得存疑，亦是研究所得之成果。
　　将中国历代高僧游记之同、异、正、误，[14]作一对照比较研究。
　　使印度佛教圣地更为清楚重现，[15]对佛教之发扬及过去沿途人文、自然景观之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p. 62
　　除保护文化财外，使中印沿途之观光事业更繁荣，而增加观光收入。[16]
　　使印度五世纪以前之纪年，藉中文史料之厘清而较详细、确切、乃至获得重现。[17]印度五世纪以前之史料并无确切之纪年，至少在两汉至五世纪此一段时间之印度纪年，如本计画能完成可以厘清现出一些眉目，[18]对印度历史之贡献更为重要。
　　丁、推行步骤
　　对各地区各研究单位现在已完成、正计划之研究现况作具体地了解。所作之新计划，及整合工作再作分工合作。如有必要有待召开一次学术研究会，听取各方专家学者之意见。如人才、技术、研究基金能有眉目即可组成研究团队。
　　研究计划可分四大重点：
　　(一)大陆人才济济，而且可就近以西域地区作研究、调查重点工作；其次对非佛教历代中西、中印交通史作深入之研究、考证。
　　(二)印度学者负责印度地区圣迹之调查、研究。并对中文史料与印度史之系年作对照研究。
　　(三)台湾学者负责高僧游记之对照、比较、及传说之史地出处为重点研究工作。
　　(四)争取其他国际学者加入以上三大重点研究工作。
　　研究经费：各地区研究单位向自己之社会、政府申请补助；总计划由召集单位负责向国际各大基金会申请补助，拨付各地区研究单位。
　　各地区之研究成果，由各地区出版、发行，发行所得由各地区研究单位所有，总计划或召集单位有权结集出版成册发行，收入为该基金会所有。
　　召集单位首次由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承办，以后之召集单位由各与会单位选举产生。
　　p. 63
　　戊、现况
　　根据我们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历来作过“丝路研究”的国家、团体、个人如下：[19]
　　一、 国家与团体：目前国际间对丝路研究的关心的机构与学者相当多，因篇幅关系仅录少数几个单位于下：
　　除了本地众所皆知的敦煌研究院与龟兹石窟研究所等单位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外；其他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路计画(UNESCO Silk Road Project)；英国博物馆国际敦煌学(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British Library)；美国密西根大学之丝路基金会(Silkroad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哈佛大学中亚研究会(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Harvard Program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西域计画等单位也都投入相当的心力研究。
　　二、 研究之学者：近代的学人更无法一一细数，从最近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Dr. Max Deeg于第十三届国际佛学会议(The XIII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邀约名单或可看出一些端倪：应邀发表论文的学者除了本所杜正民老师 (Aming Tu)外；尚有北大王邦维教授(Wang Bangwei)；以及Banaras Hindu大学的Bimalendra Kumar Bimal；京都法国汉学中心(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oto)的Hubert Durt；University of Wellington的Toni Huber；University of Vienna的Deborah Klimburg-Salter，和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Lauren Pfiste等多位学者。以此名单再加上本次与会的学者，相信已经包含相当程度的研究群，由此可知目前国际间对丝路研究的现况与重要性。
　　三、 至于学术著作方面：中西方学者对于法显、玄奘之研究初步已知亦有以下几种重要文献。1. 关于玄奘：在中文方面有冥详之《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行状》(T50, p. 214-220)、慧立译《大慈恩寺之藏法师》。在外文方面，已知有七种专书写玄奘：(1) Beal, Samuel. Si-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Indological Publishers & Booksellers, 1981.
　　(2) Li, Shaman Hwui. The Life of Hiuen-Tsiang, tr. Samuel Beal.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73.
　　(3) Ray, Reginald A. Buddhist Saints in India—A Study in Buddhist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Watters, Thoma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6.
　　(5) Waley, A. 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2.
　　(6) Wriggins, Sally H. / tr. Du Mo. Xuan-zang-si-lu-xing. Taipei: Triumph Publishing Co., 1997.
　　(7) Zhang, Lisheng. The Chronological Life of the Master Xuan Zang. Beijing: Religion &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2. 关于法显《佛国记》
　　p. 64
　　的研究著作有：魏源《海国志》；近人丁谦《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今人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南海巡礼》；章巽《法显传校注》；日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等。
　　法显之《佛国记》有法人Abel Remust于1836年译成法文；英人Sumuel Beal于1869年译成英文；英人J. Legge于1866年再译成英文；英人Giler亦有英译。其他请参考《玄奘西域行》之参考文献。
　　己、借古鉴今
　　虽然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历代有史官记事后朝为前朝治史，已成惯例，但正如张星烺所言：“翻译西书易，而清理中国载籍难……加以中国旧日之野史、笔记无事不录，全无条理，人名、地名无目录，从事搜查，像是泅海底而探珍珠”。[20]
　　中印交通，如从人类学论，可能原本皆出自高加索。[21]甚至中国学者徐亮之引经据典指出：
　　p. 65
　　人类伊甸园在今塔里木盆地。[22]
　　如从中国历代交通史所记，上至《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及《汲蒙周书》，皆晋时出自汲县，魏、安厘王冢……。”[23]至于民间中外游记、杂记更多。[24]中国历代正史所记无论中非、中欧之交通，无论经海洋、经中亚大陆，大都得以印度为枢纽。实际上中非、中欧之交通，亦必是中印之交通。而中印之交通则不及于非洲及欧洲。所以要把中印交通说得明白，势必即是半部中西交通史。
　　就交通史论，官史与野史各有其长处与短处，官史之长处在纪年清楚，大都可信；野史之长处在于其细密处，就官史所忌讳处而得加以发挥。但官史之失，亦正是其忌讳处，不细腻；[25]野史之失，在随兴所记未必都经过考证。
　　p. 66
　　例如玄奘大师之《西游记》也难免例外，[26] 以玄奘之贤与德尚且如此，一般小说、杂记固无足论了。
　　中国最早之官史应是《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为系年纪事体裁，其中有些文学性之夸大修饰语辞，有些地名今不可考，于是《四库全书》就将其列为小说家类，其实是“行程日期、方向、山川皆了解可见，而不之信，是何异百余年前欧人诋马可波罗游记为小说，马可波罗伪记之人乎？”，[27]即使是汉代之增修乃至伪作，中国以后之史学家也莫不依之以系年体作为记事之范本。
　　有的以文学性写史事。久之文学修辞即为后人衍变为神话，例如在“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28]西王母只是昆仑之酋长，为母性社会酋长被征服后再朝周穆王，是很自然的事；[29]但“燕昭王九年，王思诸神异……西王母与群仙游员丘之上，聚神蛾，以琼筐成之，使王负筐以游四极，来降燕庭。王乞此蛾以合九转神丹，王母弗与。”[30]甚至以后之帝王如汉武帝曾请西王母传其长生不老术。[31]至于她曾向黄帝献白环，禹曾派益拜访她，后羿向他求不死药等，更是属于神话了。
　　大部份世界古典文献，无论印度、希腊、埃及，看似文学、神话却寓意著史事。
　　p. 67
　　如《穆天子传》。再以印度之〈吠陀经〉(Veda)为例：“阿提致(Aditi)有八子，其中一子舍之于现象世界，使东涌向西没，而率其余七子，使近于神云。”[32]这些文学看似神话，但其实是说明本体界与现象。现象界如太阳是可见的；本体界是隐藏的。这也指“七”在世界文化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犹太一系宗教之《旧约》〈创世纪〉上帝创造世界七天大功告成；佛教重禅七，民间传说有七仙女……祭拜新亡魂，长达七七四十九天。凡为我们人所知者，就无神秘可言；凡不为人们所知者更多，我们对于未知者都会感到神秘，这正是人之常情。凡为我们已知者自然是常情，其实神话也正是依常情而编造或演变而成的。
　　同理，玄奘所记波斯及于阗国王娶中国公主夹带蚕卵偷偷输入其国，可能无其事实，但在说明蚕由中国输入，而蚕又为中国当时禁止出口之事，则是真实的。故事是小说而史事却是真实的。
　　我们以此一态度来处理、运用古代文献，对于汉以后之中印交通、文化交流及佛教之传播之史料，更为容易。因为历代高僧访印之游记均会有类似情形。所以汉以后之中印交通中有待厘清之例证在此不再多述。
　　也可以说，我们可以以历代交通史为经，以一切中外游记、杂记为纬，为中印交通史作一总整理；也同时可以为中印文化及佛教传播作一具体的回顾与呈现。
　　庚、结语
　　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也许只是一个愿力，但从计画、筹备到实施应是一个艰钜、漫长的历程；要完成计画也可能要十年、二十年的长期努力。
　　但万丈高楼从地起，登高必自近，行远必自迩。先必须有合作之计画：从我们能做的先做，能独自做的先做，俟各个单位有了成绩再作具体整合或应有可期之日。此一计画无论对佛教、对有关国家、及其政府都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也可以说：这不只是佛教的，而是使国际文化财之重现与维护的重大贡献。法显大师开启了西行之门，使中印佛教与文化交流在历史之长虹中开花结果。今天在座的，都是这方面的学者专家，我们藉著此次纪念法显大师，将此想法提出来，是否可行，希望大家指教，谢谢各位。
　　[1] 为了纪念法显大师返国登陆崂山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元2002年9月9日在青岛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本人在开幕词中，以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拟订的草案书为基准，发表〈我们还能为法显大师作些甚么〉一文，随后又提出〈试还原法显大师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专题论文。两者皆有相关，一并刊出，以享读者。
　　[2] 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国西往印度求法高僧传〉西行法师至少有六十九人，甚至到明初亦派有僧人一百五十七人西行求法。杨永骆主编，世界书局出版，1983年三版。页274-433。
　　[3] 从他们之游记及翻译经典中也夹带著若干印度传记文学。中印交流可说纯粹在文化上，没有其他经济、军事上之交流。虽然西来传灯也有三十余人，但佛教在中土生根仍赖中土法师西行求法。
　　[4] 李志夫，〈佛教中国化之过程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第8期，1995年出版。
　　[5] 民国13年，徐志摩、梁启超等人邀泰戈尔访华。梁启超在北大欢迎词中提到印度文化影响中国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共有十八种之多。
　　[6] 印度及国外印度史学者撰写印度史大都片面的引用法显、玄奘之游记，但对中国历代中西交通史方面资料很少受到注意。
　　[7] 同前注2。《中西交通史汇编六》将两者均有少数地名上之考证：如Tamralipti译名甚多：多摩犁帝，耽摩栗底，耽摩立底，即今之Tamluk。此书于页42的注3、注4曾作若干比较，但仍非常简要，实际只是叙述而已，谈不上考证研究。
　　[8] 在东方文化圈内印度与中国均具有“文化大沙文主义”，印度因为其佛教传入中国、日本，所以他们绝少有人研究中国文化及中国佛教，中国学者亦然，很少学者去研究日本佛教。如果此一项构想能够实现，也是对印度文化的一种回馈。
　　[9] 瑞典学者重视丝路之交通有其历史性，例如安特生(J. Andersson)发现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之古器花纹与义大利西西利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Chaeronea)、波兰之格雷西亚(Galicia)、俄西南之脱里波仑(Tripolye)及其土耳其斯坦安诺(Anau)等地发现者极相似。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10。
　　瑞典游历家斯文赫丁(Sven. Hedin)在新疆和阗北沙漠中发现上古城邑遗迹甚多。《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37。
　　[10] “玄奘西域行”是本所惠敏法师与杜正民老师参与台大、中研院、艺术大学等单位合作之研究案，以网际化、数位化方式陈现。
　　[11] 虽然其丝路研究中心之主题为研究该区域战略地位，对中国之政治、军事均有借镜之作用；但在资料之运用，可各采所需，互相参考取舍，都是有帮助的。
　　[12] 沙洛教授为德里大学、牛津大学双科博士，曾任德里大学佛学系主任，欧美数所大学客座教授等职，著作甚丰。
　　[13] 本所与大陆南京、中山、人民、山东，美国密西根、维吉尼亚大学有关系所，日本佛教、花园、立正、驹泽等大学有关院校，俄国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院，均建立有交流关系。在交流中亦有更多合作团体与合作空间之可能。
　　[14] 例如“铁门”确定确实究竟在何处？西方学者译《西游记》多指是“开布尔(Kabul)”；玄奘大师在《西游记》多指“前人”之“谬误”，但这些谬误至今甚至玄奘大师自己之西游记亦采用之。其中或一地异名、异译等都待对照比较研究。
　　[15] 除了印度八大圣地有印度政治保护管理外，其他圣迹大多淹没，有待重新勘定，甚至有部份在回教地区，即使勘察出来也未见得能得到准许修复，作为佛教观光景点，尚未可知。
　　[16] 如果沿途佛教圣迹能够勘察出来，加以修复即可成为一朝圣、观光路线，对该政府及地方之观光收入与文化保存都是有价值的。
　　[17] 尤其印度之史前史，不同之史家推展其古代文献之时代，可以前后相差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例如Veda经集出之年代就有六千年前、四千五百年前、三千年前、一千五百零七年前之说。见S. Radhakrishnan：Indian Philosophy, Vol. I, p. 67.
　　[18] R. C. Majumdar, H. C. Raychaudhuri and Kalikinkar Datta,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Third Edition, pp. 248-250.
　　[19] 同前注10，有关玄奘大师论文及专书文献共有七百多笔，有关资料更多，请上网查询中华佛学研究所网页，搜寻〈玄奘西行记〉“文献”部份。
　　[20] 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料汇编》〈自序〉(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第三版)，页7。
　　[21] “西由里海、东至日本、北间广漠地域、高加索人宅居者必不寡也，语言学家证明印度梵文及波斯之伊兰(朗)文今与欧洲日耳曼系人种诸文相同。”见李志夫，《印度思想文化史》，页29-32；及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12。
　　[22] 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伊甸园在中国”(台北：华正书局，1979年)，页27。
　　[23] 研究《穆天子传》者，除了晋之郭璞外，近人杭县丁谦有《穆天子传地理考》，并有英、德学者之译本。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76。
　　[24] 除中印高僧之游记外，因《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而辗转抄袭之《山海经》、《拾遗记》、《太平广记》……等。还有西方旅行家之游记，如希腊人拖雷美(C. Ptolomy)于西元150年(汉桓帝时)著《地理书》一书，虽记中国模糊不清，但住印度甚久，有“吾访得印度确实事情甚多……。”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53。
　　又希腊史学家包撒里雅斯(Pausaniao)于西元174年(汉灵帝熹平三年)，记中国之“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其国有虫……皆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57。包氏以中国丝为国家名后称赛里斯人。早在公元400年前(周安王)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记载：“赛里斯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约肘至中指之末端。”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26。罗马史学家佛罗鲁斯(Florus)之《史记》谓奥古斯都(Augustus)大帝在位时远如赛里斯人及印度人，居太阳直垂之下，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29。
　　[25] “(前)汉书，武帝以前，记传多出《史记》文，即以为已作，……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已作，故著述往往如此。”清.赵翌，《廿二史札记》上(世界书局出版)，页9-10。
　　又张星烺：“成吉思汗既能西抵欧洲，是则黄帝西登昆仑又有何不能哉？百家皆言昆仑，而史迁此节独无者，盖迁存心偏狭，在“大宛传”一节，仅言黄帝西至空桐，登鸡头。”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13。
　　[26] 我们相信玄奘《西域记》是至今撰写印度游记最完整的一部书，曾述及波刺斯(波斯)国王，聚妇汉士事。(T. 51, p. 941c)
　　“寻查二十四史及各种杂记多年，汉武帝后，无公主下嫁波斯者，(唯)《穆天子传》‘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83-84。
　　又《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于阗)……未知桑蚕，王乃求婚东(中)国……王命使迎妇，而诫：“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蚕之种，可以持来，女密求其种(蚕卵)，密置帽絮中，关防……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T51. 944C)“吾遍阅二十四史，汉以后历朝无下嫁公主于于阗者……余意(东国)亦为西周或东周时之秦国事(而非于于阗)”。
　　[27] 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103。
　　[28] 《竹书纪年》卷上。杨家骆主编，《中国交通史汇编》册1，页71。
　　[29] “大石文化，乃夏族文化，发源于中国而横跨西欧文化，乃中国史前社会到父系转型期的文化。”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自序〉(台北：华正书局，1979年)，页7。
　　[30] 《拾遗记》四卷。
　　[31] 《汉武内传》，班固撰，有疑是晋人撰。
　　[32] 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著，高观卢译，《印度哲学宗教史》(商务印书馆，民国13年印行)，页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