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与居士佛教的兴起

　　与兴办僧学相适应的是，佛学不仅由沙门转向居士，由丛林转向社会，而且佛学也由佛门专利和宗教的学问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凭藉学者的努力，走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台。1914年，邓伯诚首先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兼及佛学。许季平、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周叔迦接力于后。蒋维乔于东南大学开讲《百法明门论》。唐大园、张化声于武汉大学讲《唯识三十颂》。景昌极、李证纲于东北大学宣讲唯识论。王恩洋于成都大学教授佛学。梁启超也于清华大学等院校开讲佛教思想，宣讲他那佛化了的东方人生哲学。佛学经过这一代人的努力，遂成为与近现代社会直接相关，并服务于人生的人文科学，或称为学术思想。所以，梁启超讲中国学术思想史，特别要涉及佛学。胡适、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也离不开中国佛学。汤用彤专治佛教史。熊十力则以佛学思想资料构建他反本体仁的新唯识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比较更不能不讲佛学。他们无论是赞扬、反对还是利用，都把佛学作为研究对象，著书问世而驰誉当时。
　　杨仁山于1910年与同仁共创佛教研究会，对其后佛教自结团体有极大影响。为了佛教的振兴，为了扩大佛教自身的力量，僧伽自觉地结社建会。仁山、太虚、观同等杨仁山弟子，首创“中国佛教协进会”。释敬安又创第一个全国性佛教团体——“中华民国佛教总会”，为保护寺产，兴办学校，励行慈善事业，以身殉教，显现出僧界革新之气象。还有北伐后由太虚、黄忏华等组成的“中国佛学会”也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
　　在家居士亦效杨仁山之举，集合同志，设立佛教研究会者，各地不期而同时并兴。有谢无量发起的“大同会”，李证纲、桂伯华、黎端甫等人组织的“佛教会”，还有与欧阳渐齐名的韩清净于1927年在北京创设的“三时学会”，以及上海的“佛教居士林”，“佛教净业社”，则为规模较大者。另有杨度、严复等人创办的“大乘讲经会”，太虚与学者发起的“己未讲经会”，以及“武汉佛化新青年”，“北京讲经会”，“上海菩提学会”等不胜枚举，对于佛学研究更有一种推波助澜之势。
　　佛教本自具有一种超国界、超民族的特性，属于世界性文化。所谓“无量诸世界，情与无情同圆种智，皆成佛道”，正反映了佛教文化超越国界的世界大同理想。太虚本诸佛教的这种精神，于1924年与学界名流，政商耆宿五十余人，共同发起组织“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世界各国佛教学者与会，藉以增进佛教在国际上的团结和友谊，促进佛教文化的世界性交流，此事实为中国佛教史上旷古未有之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