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的影响

　　《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的影响
　　一、一部奇特的藏文经典

　　这部经典无论是书名、内容，还是在西方的影响都十分独特。《度亡经》是古代印度的一部经典，系8世纪莲花生时代创作的，传入西藏，被翻译成藏文，名《中阴得度》（Bardo Thodol），朗达玛灭佛时被埋藏于地下，成为“伏藏”，后由仁增噶玛宁巴（Rigzin Karma Ling-pa）从色丹（Gser-ldan）河畔的甘布达（Gampodar）山掘出。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将《度亡经》传入西藏后，藏族高僧将其翻译成藏文，名《中阴闻教得度》（Bardo Thodol），20世纪20年代，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和美国学者伊文思·温兹（W.Y.Evans Wentz）合作将其翻译成英文，名《西藏度亡经》（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传入西方，成为在英语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最著名的藏传佛教经典，西方人由此窥见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之一斑。可以说，《西藏度亡经》的翻译和传播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一个典型个案。

　　中阴在藏文中称为Bardo，是指“一个情境的完成”和“另一个情境的开始”两者之间的“过渡”或“间隔”。Bar的意思是“在……之间”，do的意思是“悬空”或“被丢”。Bardo一词因《中阴闻教得度》一书的风行而闻名。（索嘉活佛著、郑振煌译：《西藏生死之书》，汉译本，第12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中阴得度》，或作《中阴闻教得度》，顾名思义，就是人在已离开人世之后，尚未投生之前这个名为‘中阴’阶段之间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对他诵读这部经典，即可使身在‘中阴’境中的亡灵，解除种种‘中阴险难’的恐怖，乃至证入不生不灭的法身境界或得报身佛果，以了生死轮回之苦，至少亦可得到上品的化生或转生，以免落入饿鬼、畜生、地狱等三恶道中。”（徐进夫：《西藏度亡经》前记）“按照佛教的观点，生命系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意识境界所构成。最初一个境界是‘生有意识’或‘出生意识’，最后一个境界是‘死亡之际的意识’或‘死亡意识’。介于这两个境界之间，由‘旧’变‘新’的一个境界，叫做‘中阴’（the Bardo）或‘中有’（Antarabhara）境界，分为三个阶段，藏名叫做临终（Chikhai）、实相（Chonyid）和投生（Sidpa）中阴，分别代表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吴卓飞：《西藏度亡经》前言，第13页）总之，“《中阴得度》是为死者或濒临死亡的人而写的书。它与《埃及度亡经》相似，都是用以指引死者处在中阴身（Bardo）的状态时――亦即在介于死亡与再生的49天期间――如何自处的典籍”。（荣格：《<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以前，传统的藏族学者并没有听说过《西藏度亡经》（或以此为书名的藏文译本）。了解宁玛派著述的学者熟知一本名为《中阴得度》的藏文书；他们将它视为宁玛派喇嘛关于丧葬的一本著述。伊文斯-温兹著作中的藏文译文只是著名的丧葬风格著作的一部分。（《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藏度亡经》的英文译者是达瓦桑珠，美国学者伊文斯·温兹只是编辑出版者。《西藏度亡经》的英文版面世后，在西方引起轰动，多次再版，从而奠定了伊文斯·温兹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甚至造成错觉，许多人误认为温兹是《西藏度亡经》的译者或作者。温兹本人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功，他说：“我只不过是《西藏度亡经》的编者而已。本书之所以能够与大家见面，主要的功德自然应该归于它的译者、已故格西喇嘛达瓦桑珠，他是当今西藏兼通西藏秘学和西方科学的大家。”（温兹，第一版序，1927年）

　　《中阴得度》的英文版即《西藏度亡经》成书于20世纪初，它是藏族喇嘛与美国学者密切合作的结晶。1911年，温兹从大吉岭不丹巴斯蒂寺的红帽卡吉巴派的一位青年喇嘛那里得到了《中阴得度》手稿，据这个喇嘛称，这是他家时代相传的宝物。1919年，受温兹的委托，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在位于锡金甘托克的敕立波提亚寄宿学校（The Maharaja's Bhutia Boarding School）的校长任内开始将其翻译成英文。达瓦桑珠和温兹是《中阴得度》西渐的先驱者。译者喇嘛卡孜·达瓦桑珠，1868年6月17日出生于西藏一个藏族农奴主家庭。1887年12月－1893年10月，住在不丹的巴萨道（Buxaduar），任英国政府的翻译，后来曾任西藏噶厦政府的译员。曾为法国藏学女杰亚历山大·大卫·妮尔担任英文翻译。1906年受锡金国王委派，任甘托克学校校长。1920年后被任命为加尔各答大学的藏文译师。由于不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1922年3月22日病逝，享年55岁。当时，达瓦桑珠是《中阴得度》英文翻译的最佳人选，正如温兹所说：“由于他本人是一位颇通西方学术的学者，故而不厌其烦地使我能够以欧洲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复述东方的观念。”（温兹，第一版序）“译者在喇嘛教方面所受的深切训练，他对莲花生大师‘大圆满派’高等瑜伽教义的虔信，他对他在不丹的上师所教导的密学所得的实际认识，以及他对英、藏两种文字的驾驭裕如――所有这些，无不使我认为，在这个世纪之中，即使再有一位学者出现，比本书实际译者对他都应有所感激；因为他已在这里将一直封锁着的西藏文献和北传佛教的宝库为西方人开放了一部分。”（《度亡经》，241页）

　　编者瓦尔特·伊文斯·温兹（Walter Evans Wentz），1878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Trenton）。早年对其父图书馆中关于招魂术方面的书感兴趣，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著名的通神论者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的《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 )和《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受到通神论的影响。他是藏族喇嘛达瓦桑珠的入室弟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温兹来到加尼福尼亚。1901年，他在当地加入了通灵学会美国分会。后来到牛津耶稣学院学习凯尔特民俗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名称取自他母亲家族的一个家庭，因而改名为瓦尔特·伊文斯-温兹。在完成《凯尔特乡村的神仙信仰》的论文后，他开始环球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希腊，大部分战争时间是在埃及度过的。从埃及出发，他先到斯里兰卡，后来到了印度。在印度，他造访了设在阿达亚(Adyar)的通灵学会总部，见到安妮·贝珊。在印度北部，他向各位印度教上师，特别是斯瓦密·萨特亚南达(Swami Satyananda)学习。1919年，他到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的大吉岭。他从不久前刚从西藏回来的一名英国官员处得到了一些藏文书，并带着一封地方警察主管写的介绍信，将这些书带到了在甘托克的锡金大君的儿童学校的英文教师处，在此结识了教师卡孜达瓦桑珠。此后两个月，温兹每天早晨学校上课之前都要去找达瓦桑珠。1935年，在卡孜达瓦桑珠去世后，伊文斯·文斯回到大吉岭，雇了3名锡金藏族继续为他翻译其他书。这些书后来以《西藏大解脱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为名出版。他一直是一位通灵者，后来写过各种各样和通灵有关的出版物。他一生中的最后23年在圣迭戈的克斯通饭店度过。在加尼福尼亚的恩西尼塔(Encinitas)的斯瓦密·约加南达(Swami Yogananda)的自助会(the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他度过了最后数月。温兹一生根据喇嘛的译文所编写的关于藏传佛教著作共有4部，除《西藏度亡经》外，还有《西藏大瑜伽师米拉日巴》(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a)（1928年），《西藏瑜伽与秘密教义》(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1935年），二者均以卡孜达瓦桑珠的译本为蓝本；《西藏大解脱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1954年），以3名锡金人提供的译本为蓝本。（《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二、在西方世界的“转世”

　　《中阴得度》传入西方后，其中所反映的藏人的全新的死亡观念和对待死亡的乐观态度受到了惧怕死亡的西方人的极大的关注。自1927年其英文版《西藏度亡经》问世以来，在西方世界相继出现了10多种“转世译本” 。

　　其中，达瓦桑珠－温兹版影响最大，该书全名为《西藏度亡经或关于中阴的死后体验，以喇嘛卡孜达瓦桑珠的英文译本为据》（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r the After-Death Experiences on the Bardo Plane,according to Lama Kazi Dawa-Samdup's English Rendering），“达瓦桑珠－温兹版，是第一种、也是最著名的一种版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后该书各种各样版本的正根，即使是所谓的藏文‘原本’，实际上也是由它演变而来。它导致以后许多转世版本的出现”。 “1919年以来，作为《西藏度亡经》的转世，在几乎一个世纪里，它在西方一次次被人们发现；对这本书的重大发现共有5次（还有若干次较小发现）。就某种程度而言，每次发现都适逢其时。这些发现极大地满足了‘中阴得度’注定要满足的不同需要。……自从该书1927年首次以英文本形式面世以来，作为永恒世界的精神经典，它一直长盛不衰。在不同的领域，服务于广泛的用途。和曾经为之服务的几百年前的西藏相比，它与20世纪欧美文化时尚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洛佩兹）《西藏度亡经》自1927年初版后，先后于1936年，1948年，1955年，1959年，1960年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其他欧洲语言出版。自1927年以来，仅各种英文版就已售出525，000多本。

　　三、西方人的死亡“圣经”

　　自《西藏度亡经》传入西方后，西方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佛学家都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中，伊文斯·温兹、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德国喇嘛戈文达（Lama Anagarika Govinda）和约翰·伍德诺夫爵士（Sir John Woodroffe），对该书的翻译、评论和阐释在西方影响较大。荣格说：《中阴得度》“观念雄伟，问题不凡”。“此书的教导切合人性，对灵魂的奥妙更有深刻的省察”。“自从《中阴得度》出版（1927年）以来，它一直是我常年不变的随身伴侣，不但我的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它，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它。” “这本书所带来的信息是，‘死亡的艺术’不仅跟‘生活的艺术’或‘出生的艺术’同样重要，且为‘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和圆成。”（伊文思·温兹，第二版序）荣格写道：它“提供的是向人类而不是众神或原始野蛮人讲述的一种明白易懂、仅能用理智理解的哲学。这种哲学包含着批判性的佛教心理学的精华。我们可以说，此书的雄伟岸然是无与伦比的”。“它们是如此的详细和彻底地适应在死亡的人的条件下的明显的变化，以至每一位严谨的读者都必定要自问，这些聪明的老喇嘛究竟是否能够看见第四维空间，是否能够揭开最伟大的生命的秘密的面纱”。“本书的训诫功能，也正是想帮助死者获得解脱”。“我相信学者只要睁开眼睛，阅读此书，并且不心怀成见的话，他一定可以大有收获”。“《中阴得度》原本是密教的典籍，即使到了今天，不管有多少种注解出现，它的性质依然未变。何以故？因为此书只有对带有精神理解能力的人，才愿开放”。

　　伊文斯·温兹说：“本书译者，已故格西喇嘛达瓦桑珠，指导编者从事西藏研究工作的其他饱学喇嘛，以及本书编者本人所抱的一个热望是：希望西方能在此等密教教理，及其本身的基督教化的许多原则帮助之下，重新编组并实地练习‘死亡的艺术’以及‘生活的艺术’”。（温兹，第二版序）“本书将一切伟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带给如今转生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人类家庭的每一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直到现在唯有东方人民通晓的‘死生之学’。”（温兹，第三版序）“不但要使东西方人民之间获得一种更佳的了解，同时还要纠正人们，尤其是整个西方人士，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生死――缺乏正知，不加闻问的态度”。（温兹，普及版序）

　　伍卓夫（Sir John Woodroff）说：“本书的正文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本讨论死亡艺术的书；因为死亡跟生活一样，也是一种艺术，虽然，此二者往往皆非易事。孟加拉人有一句俗语说：‘若人不知如何死，礼拜苦行有何益？’第二、它是一本宗教上的临终治疗手册，一种以死亡仪式祛魔、教示、安慰以及砥砺即将去过另一种生活之人。第三、它描述亡灵面临中阴时期的经验，并在这段期间对他有所开导，因此，它也是一本‘旅行者的彼岸世界指南’”。（伍卓夫：《西藏度亡经》前言，汉文版，第13－14页）

　　当代西方学者对《西藏度亡经》的评价也很高。彼得·比夏普（Peter Bishop）在《权力之梦――藏传佛教与西方的想象》一书中写道：《西藏度亡经》是20世纪到达西方的最重要的东方神圣文献之一。它向西方人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意识景象。它树立了一种模范的标准，以此来衡量其他论述死亡艺术的古代文献。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写道，受人尊崇的《埃及度亡经》与这部西藏文献比较，只是“一盘粗糙的大杂烩”。我们都听说它是作为一幅“意识地图”、作为一部“神圣技术的手册”、或作为一部“更高的现实层面的手册”被查询的。就像最佳的旅行向导，它限定路线并指出沿途的注意事项。马莱尼（Maraini）称它为“彼岸世界的一部旅行指南”。《西藏度亡经》向我们馈赠的是死亡迷宫的一幅地图和指导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道路的一条路线。他说，这部西藏文献的到来，也与西方关于喜马拉雅山区的原始猩猩类动物雪人的一种迷惑相一致。这两种想象，即中阴和雪人，表明了当时在西方关于西藏的幻想中的极端倾向。西藏文化和宗教很快就在西方人的眼中失去了其矛盾心理，并且成为所有已经在“堕落的”、工业化的西方消失了的一种日益增长的标准模式。

　　洛佩兹说：“《西藏度亡经》的出版，是与西方人对精神的权威和向导的一种渴望相一致的。《西藏度亡经》确实像一部手册、一部旅游指南，但是是由“全知的贤哲”撰写的。像一切游记一样，叙述的风格增强了它的真实主张。它是用直接经验的语言和一个故事的形式撰写的。《西藏度亡经》被称为关于死亡科学的一部教科书。它也是关于永恒、长生不老的科学的一部教科书。科学和古代智慧的幻想都汇集在这部文献上。现代医学科学长期向死亡宣战，正如死亡确实也长期提供了大多数宗教的中心神话”。（《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