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僧伽服饰释义

藏传佛教僧伽服饰释义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李玉琴
　　［关键词］藏传佛教；僧伽服饰；法衣；种类
　　［摘要］藏族僧伽服饰是藏传佛教之重要的外在形象标志之一，它不仅承继了印度佛教僧伽衣著的思想和规范，同时也体现了浓厚的高原特色和民族特色。文章对藏传佛教僧伽服制的历史形成、外形特点（包括款式、用色和质料）及其社会和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试图全面认识和阐释藏传佛教僧伽服饰的特点和内涵。
　　［中图分类号］K87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8）01－086－10
　　藏传佛教以其神秘的宗教文化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藏传佛教外在标志之一的僧伽服饰，近年陆续有文章进行一些概要性的介绍和一些象征意义的阐释，然而对于藏族僧伽独特的衣著形貌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特点、社会意义至今没有人作过系统的探讨。笔者拟从藏传佛教僧伽服饰的色彩、衣体（质料）和款型三个方面，对藏传佛教僧伽服制的历史形成、种类、外形特点及其社会和文化意义进行探讨，以此加深对藏传佛教的思维、观念、仪式、信仰以及所伴生的行为方式的深度理解。
　　一
　　7世纪，佛教从祖国内地和印度两个方向传入西藏。经历了100年左右的弘法，到赤松德赞（755～797年）时，僧伽制度已初步建成，藏传佛教“不论大小、显密、禅教、讲修兼收并举，营造了前弘期的极盛时代”。［1］从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发展可知：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一经传人就得到吐蕃王室的青睐和信仰，并大力扶植，从政策上和物质上等方面给予极大支持。赞普崇信佛教，佛寺的供给由王室“分别等级，按期提供青稞、肉类、酥油、衣着、纸墨、马匹等一切所需要的物资”，对于僧人“宗师每年给予衣料9肘（长度），给钦扑的25个大修行者衣料6肘，对25个学经人员每人给予3肘长的衣料”。［2］这种王室的供养免除了僧伽的衣食对普通民众的依赖。其所守持的戒律往往得来于律典的规定，当然也有外来僧人的“言传”和“身教”，不过，由上而下的倡导对于僧伽理解佛教的精神和制度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①（注：赤祖德赞在位时推行“七家供一个僧人”，“僧人的衣服不能有补丁”等，这明显不合于佛教精神。参见《拔协》第62页。）僧众的行为规范也仅仅是外在的学习和模仿，并未形成藏族僧伽的独特的行为规范。
　　在译经方面，经过几代赞普的努力，经、律、论三藏典籍从翻译到整理，可以说已很完备。其中《律经》①（注：印度德光论师所著，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是“律藏之母”，西藏历代高僧关于《律经》的注释，有措拿瓦所撰的《律经释日光论》，僧成的《律经密意释宝鬘论》。藏文撰述的注疏，主要有自在戒、慧贤《律经根本释》，以及勤自在、布敦等诸大律师的著作。关于律法中对衣饰的注释，有阿佳·洛桑班丹益西丹贝贡保的《律法所定僧衣资具尺度解说——高举胜利法幢之大宝幢柄》及《律法所说僧农资具图案——宝柄美饰》，收录于《丹贝贡保全集》卷10～11函。）也由迦湿弥罗国大德胜友等人译传到西藏，并同时在藏地传授戒法。《根本说一切有部十七事》、《毗奈耶》并诸注释大小31种相继译成藏文，成为藏族佛教徒生活依止的原则。为防止部派纷争，赞普曾明令禁止翻译他派的律典，只弘“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3］这也是藏传佛教虽有教义教理不同的多种派别却在服制上较为统一的原因。
　　由于资料的限制，当时藏族僧伽的实际穿著情形实在不易追述。但是仍然可以根据一些史料推测当时僧伽服制的特点和情况。桑耶寺第一批藏族僧人出家是经过完整的授戒仪式的，僧伽的装束（主要指法衣）应该遵照佛陀的教导，以三衣为主。从佛教传入藏地的情况知道，藏族僧伽对佛徒制衣的认知除了藏译的戒律经典及其诠释和印度僧伽的示范作用外，还有来自祖国内地僧伽的言传和身教，以及西域僧人的传授活动。从佛教承制来说，藏传佛教奉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依照“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制，藏地僧人应服皂色（黑色）或绛色袈裟，而“皂”与“绛”都是近黑非黑的颜色，可以说是红色和黑色的混合色。而今天藏族僧伽普遍着红色袈裟是依循于律制，还是历史演化的结果？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而难以说清楚。可以确定的是，在前弘期赤祖德赞时，僧服尚黄。《拔协》记载，赞普敬俸僧人，“哪怕在一个普通人（俗人）身上看到一块黄色补丁，也要向之行礼”。［4］说明黄色是僧人专用的服色，或者说僧服以黄为主。僧服尚黄，一则为了与吐蕃时期“赞”与“赞普”的红色服饰［5］相区别的缘故，二则也可能受到当时汉族僧服的影响。唐时内地佛教得到相当发展，禅宗大兴并且影响到藏地，②（注：唐代佛教出现了不同宗派，依照各部律文穿着黄、赤、皂、木兰、青等色僧衣。藏族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内部的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与印度显宗之间的纷争。）据载禅宗僧人所着僧衣正是茶褐色（黄色调）。至今，在格鲁派内部，“以重闻、思时身穿红色僧服，以修行禅定时则穿黄色袈裟”［6］不知是否为这一传统的延续。
　　朗达玛灭佛后，藏传佛教沉寂百余年后再度兴起，由阿里、康区和安多等地传回西藏卫藏地区，除弘法区域较前大有扩展外，其僧师的活动已进入民间弘传戒律、建庙收徒。前藏有卢梅等，后藏有罗敦等，藏传佛教再次活跃并在民间得势。这时，他们的宗教活动虽然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更主要的是其竭力争取普通民众的认同和资助。寺院和僧众的生存状态已出现明显变化，使僧伽的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僧伽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大大加强，僧人不仅要讲经说法，还要共同分摊寺院的管理和其他工作。另一方面，藏族僧伽对普通信众的信赖度也较前提高，出家人与在家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为获得普通信众的支持，后弘期初期重建戒律传承，经仁钦桑布和阿底峡尊者的努力，藏传佛教得以复兴和重塑。这时，佛教开始与藏地本土宗教苯教相交融合并。藏族僧伽服色选择以红色为主的原因，很大成份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承，但是也不能忽视藏族人自己在心理上存在着对红色的迷信和偏好，这种心理情感正是以苯教为中心的宗教土壤上培育出来的。③（注：苯教有尚红的传统。在青藏高原的许多苯教遗迹中可以看到在陶片、石器上或装饰品上涂红的痕迹。）
　　藏传佛教派别，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以密教传承修行方式不同，先后产生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以及较小的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多种教派。苯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藏传佛教各派信奉的大乘和小乘的教义是一致的，其中包括密乘（或称续部），各教派都遵奉律部戒律。［7］前弘期所译出的小乘律典仍是僧师们传教的规范和依据。关于后弘期产生的不同教派的服色和俗称，有学者对各教派盛衰的历史状况及所处历史阶段的服色制度进行分析，发现各教派所崇尚的衣帽颜色与中央王朝服色制度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即后弘期相继掌握地方政权的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随元、明、清王朝的服色制度（元朝尚白，明朝尚红，清朝尚黄）演变而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8］笔者也认为，元、明、清三代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作为地方政权的教派与中央政权产生世俗的联系，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但却忽略了教派服色的形成应该有它自身的宗教涵义。如噶举派僧人着白色的僧裙是自玛尔巴开始沿袭的印度密宗的着衣习惯；格鲁派尚黄是因为其创始人宗喀巴在西藏弘法时戴黄色法帽，表示与以往僧人的不同及坚守戒律的决心。
　　藏传佛教僧人的“法衣”依照佛祖留下来的规制，款式上都属缠绕方式，色彩上也近“皂”，从着衣方式和服色上说，比内地佛教的僧服更严谨规正。但仔细分析，也可以发现藏族僧伽的制衣和原始僧衣的造型有些差异。在印度，佛教僧衣（佛陀规定僧人必须受持的衣物）的主要特征就是“田相”，①（注：指僧服的外观特征，其形如田畦般成网状，制作方法是先将布割截成布条然后缝合。在印度是僧伽身份的象征符号。其意：一区别于外道，二防止僧服被盗用，三以其形喻示着装僧人佛如“田畦贮水，生长嘉苗，以养形命，法衣之田，润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养法身慧命也。”）此为僧俗区别的标志之一。藏传佛教僧人的袈裟有割截“田相”和没有“田相”的区别，而且只有受了比丘戒的僧人才能穿着有“田相”标志的袈裟。那么，藏族僧服的这一规制系独创，还是有别的借取？从有限的文献记载得知，佛教传到内地以后，僧伽除三衣之外还有一种没有“田相”的“缦衣”。这里的“缦衣”就是一件完整未被割截的衣。汉族僧伽所穿的袈裟，并未完全依循律制，主要是因为无论是色彩还是款式内地僧服与俗衣之间差别非常明显。而在印度佛教僧人的制衣与俗衣一样都是长方形，难以区分僧俗人群。因此佛教传到藏区以后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即像汉族僧伽一样在僧团内部以“田相”来区分不同的僧伽人群。可惜到目前为止，文献上所见到的记载都是说明原始制衣应有的规制，少有实际情况的描述，难以从文献上找到更充分的证据。
　　多数学者认为，佛教自传入藏地以后僧人的服装基本没有变化，在后来形成的宁玛、萨迦、格鲁等各种教派之间僧服上也没有区别。不可否认，藏族僧伽的服装，特别是僧人的法衣遵循戒律，主要继承了印度僧服特点，在造型和穿着方法上1000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但就僧服的色彩和质料，如上面所推断，服色并不一开始就是红的，衣服的面料也不可能一尘不变。还有，“三衣”之外的其他服装怎样形成，是来自气候炎热的印度河流域或是其他别的地方？显然没有可依照的范例。在气候寒冷的高原藏区，传播佛法要适应地域环境的需求，藏族谚语说：“戒律因时而变，因地而异”，“释迦牟尼”到了藏区以后，也不是以往的袒胸，不着内衣、鞋的形象，而是身着有袖上衣、足穿藏式高筒鞋的样子。［9］因而，戒律随着时间、地点及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在印度以单衣终年，而寒雪之地有圣开“立播”之服来适应严寒的气候。衣饰不仅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成果，同时也受到自然物质条件制约。佛教在藏区扎根、萌芽、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区的服饰文化和习俗，比如僧衣服装质料使用氆氇、毛料，全身无纽扣、多用系带及脚穿藏靴等，都折射出藏传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对传播民族文化的借鉴和利用。藏族僧人在前弘期就开始穿著“夏木塔布”（外裙）、“达喀木”厚大氅。①（注：笔者以为达喀木类似于立播衣，为严寒地区僧伽保暖裹腹之衣。日本学者井简雅风在其《法农史》研究中，所称的立播衣极似于藏地的大氅。据唐朝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有立播衣的记录和描述，载云：“梵云立播者，译为裹腹衣”，其造型“去其正背，直取偏袒，一边不应着袖，唯须一幅才穿得手，肩袖不宽，着在左边，无宜阔大，右边交带勿使风侵，多贮绵絮事须厚煖。亦有右边刺合贯头纽腋，斯其本制。”此为义净留学印度学成归国途中游历南亚诸国所见所闻，表明怕种衣制在藏地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而“堆嘎”（坎肩）的形成是在后弘期初期，这是藏区僧人所特有的上衣。其服装造形遵循佛祖对僧服必须露臂、服装不能繁杂、不佩戴饰品的要求，着装特点却反映出藏族传统的穿着习俗。我们从后弘期藏传佛教遗址出土的高僧像以及壁画中的僧人形象，如托林寺遗址和皮央·东嘎遗址杜康殿出土的“高僧像”，［10］可看出当时的僧服特点和差异：僧人内着无袖斜襟坎肩、外披红色袈裟、头戴圆顶僧帽或红色尖顶帽，从袈裟的衣摺皱来看，可以看出衣料厚重、较软，御寒性应该比较好，根据当时所能生产的服装原料来推测很可能是动物毛织物。整体上看，与今天的僧服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今天僧人内着的僧衣为右衽或对襟，而图像资料中的僧服却是左衽，估计是受到当时民俗服式的影响。据研究吐蕃时期及藏区分裂时期藏区民俗服式也呈现左衽特征。［11］另外，关于堆嘎两袖边缘的蓝色线边，据说是为了纪念几位汉僧参加喇钦·贡巴饶赛受戒的功德。［12］以上说明，这种无袖坎肩是在后弘期才出现的。所以，藏族僧伽服饰也经历了起源和形成，只不过这一过程相对较短罢了。服制一旦形成，就会相沿成习，千百年来难以发生大的变化。
　　总之，内地佛教、印度佛教对西藏僧伽服装都有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更适合于当地人接受佛教，僧伽服饰的变通不只是适应高寒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需求，高原本土文化，尤其是苯教的影响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从而形成了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和习俗，其核心和基础仍是佛教基本精神，是藏传佛教僧伽对佛教精神的不同理解和实践。
　　二
　　广义而言，藏传佛教僧伽服饰是指僧人在寺院公共活动、个人生活和出外活动中穿着的服装和饰物徽记，包括格鲁、萨迦、宁玛及现代苯教在内的几大教派的僧侣服饰。密教虽为沙门之相，但并不为常人所展示，如蓄发戴冠挂璎珞之在家庄严形相、五佛冠等，于此不作探讨。鉴于各教派僧伽服制和种类都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列述，仅以格鲁派僧伽服饰介绍为主，来了解藏族僧伽服饰的种类及质料、用色等情况。［13］
　　（一）衣类
　　1、袈裟，藏语“仍热”，根据其割截条数、穿着场合和用处可以分唐奎、喇奎和朗袈，即僧人“三衣”。唐奎即僧裙，又可称五衣，为平常所著，一长一短，共5条；喇奎为诵经礼忏或是大众集会时所著，二长一短，共7条，也可称七衣；朗袈也称祖衣，为比丘在膜拜、化斋、宣法、举行仪轨或见尊长时所著，四长一短，可为9条、11条、13条乃至25条不等。朗袈大小和条数根据比丘的身材来定。袈裟样式为一条状方单，长约4～6米（身高的两倍半长），宽约45厘米。穿时先将一端搭于左肩，然后将较长的一段自身后绕至右腋下最后再折回到胸前，披于左肩背后，右肩袒露。七衣和祖衣可以穿着于五衣之外，所以又可称为“重复衣”。袈裟须用割截布条缝制，形成网格状。其缝制方法是由中间向两边交叠缝合，并且留有一边缺口不缝合，一般留纵向右边和横向下方为缺口，纵横交错时还要在重合处缝上箭头状的回针，以免缝线脱落。袈裟属礼敬类法器之一，只有比丘才可着朗袈，沙弥是没有资格着朗袈的。喇奎则是沙弥和比丘白天所穿的上衣，大小与朗袈相同，是常服。袈裟以赤、黄二色为准，朗袈为黄色，喇奎为绛紫色或暗红色。袈裟的选料一般为绦棉制品，冬天多用羊毛织品。高僧可用绸缎来制作，多用明黄、中黄或土黄色，其外部绣有各种吉祥图案或嵌有各种织锦、金、银丝线。
　　2、上衣，也即坎肩，藏语称“堆嘎”，此为藏区独有的僧服之一，其形如大襟坎肩，领及襟边拼缀其他色料的锦缎，也有用同一色系的，肩和袖缘镶蓝色滚边。穿时将两襟交叠塞人裙中，左襟在上，右襟在下。在两袖的下部还有两个蓝线环，据说是为避免甩动胳臂而用来插大拇指用的，现在成了装饰并没有实际用处。堆嘎的选料没有限制，棉布、绸缎、毛料、氆氇等均可。选用什么材质做衣料主要根据其经济实力和寺院僧位的高低来选材，过去三大寺及地方政府僧官、布达拉宫僧人、扎什伦布寺孜滚康僧人等都着黄绸堆嘎，三大寺扎仓群的以上僧职人员则着赤、黄缎子堆嘎，一般僧人着红毛料或红氆氇堆嘎。其他寺院在选用堆嘎料子上不讲僧位高低。高僧采用高级牛、羊皮或绸料、织锦缎精制而成，边上往往镶上各种吉祥图案或皮毛等，颜色用大红、朱红、黄色。而普通僧人则用土红或深红的布料制作，棉布和氆氇选用较多。
　　3、裙，分内裙和外裙。内裙，藏语称“迈月”，其形似于裹裙，上部以紧松束腰。一般采用柔软、贴身的衣料，根据季节选用绒、棉、氆氇和羊皮、人造羔皮料等，颜色须是绛紫色。外裙，藏语称“夏木塔布”，只限于棉布类，而且褶皱纹路都是有讲究的。其式样为筒裙，以约3米长的布匹对接成双层筒状，裙长出脚面数尺折叠捆系于腰间，裙高1．3米左右。穿裙时腰间形成折褶，一些教派的折褶式样是相同的，藏传佛教僧人从左侧向前，右侧向左折叠；苯教则两侧向后折叠捆扎于腰间。［14］裙子的后面两边都有折的称藏隋，只有一边折的称卫隋。藏隋上的两折皱代表扎什伦布寺有来自东西两面传入的律统的意思。不过宁玛派敏珠林寺僧人的外裙后面也有两个折皱。僧人的夏木塔布由截割布条缝制而成。
　　4、披风，藏语称“达喀木”，是僧侣们在佛法盛会时披用的大氅，其特点是宽大、厚重，形状呈扇形，背部多褶皱，衣领处镶以扁月状围绕其压以宽度相等的褶纹衣条。过去用氆氇、棉麻制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也有用毛呢料和人造纤维呢来制作的。高僧和铁棒喇嘛的披风，其背上挂有“金刚”或织锦背饰。而普通僧人则不能挂“金刚”，无“金刚”披风称之为“江木森”。通常藏区僧伽的大氅都是红色的，唯有三大寺的堪布、扎什伦布寺的僧人着黄色，表示扎什伦布寺与三大寺享有同等的地位。
　　5、连衣裙长背心，藏语叫“豆候干”，一般采用氆氇夹条绒、平绒或棉麻料合制而成，颜色多为深沉、古朴的深褐、土红。高僧，如法台、活佛则用细柔、保暖的毛氆氇镶压缎面制成，下摆处贴以水獭皮或呢料压修饰边。有的里面用白色羊羔皮而外衣罩以棉布或绸缎缝制而成，颜色多以深紫红和金土黄为主。
　　（二）法帽
　　法帽，藏语叫“更夏”，僧帽的种类很多。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先生的《西藏宗教之旅》一书以图文解说的形式详述了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帽子之种类及用途。［15］有不同类型和颜色的法帽，分别表示不同教派、不同级别以及不同场合顶戴。概括而言，各派僧帽可分作两类，其一是沿袭创始者或大活佛的法帽，如莲花帽（白玛同垂帽）、达保帽、格鲁黄帽、俄尔帽、黑帽、红帽等，这是该教派区别于他派所独有的；其二就是法会和修学时所戴的帽子，如格鲁派的菩提帽、噶举派的尖顶修性帽、宁玛派的“持明公冠”以及通人冠、鸡冠帽等。通人冠又称班智达帽，圆形尖顶，具有两片长长的延片（或称翅翼）。其中又分班仁和班同，精通大小十明学科的班智达才可戴班仁，精通小五明的只能戴班同，班仁与班同形状相似，只是班仁的延片长一些，班同的则短一些。据传班智达帽最早由阿底峡传人藏区，帽上装饰金线，其数目（1、2、3、5）取决于戴这种帽子的人所研究过经文集之数目，或者它可以证实对于十明学研究的深化程度。［16］各大寺院、各教派的赤巴、堪布、上师可戴这种帽子，有些寺院的活佛也戴此帽。鸡冠帽是藏区独有的僧帽，分卓孜玛和卓鲁两种，卓孜玛的冠穗是拢在一起的，而卓鲁是散开的，三大寺的执事，以及扎什伦布寺的密宗僧人和有学位的僧人戴卓孜玛，一般僧人则戴卓鲁。值得一提的是，格鲁派僧人的帽和冠都是黄色的，萨迦派僧人的是黑帽红冠，宁玛派各寺中，除赤巴、堪布及活佛外，一般僧人戴红色鸡冠帽。噶玛噶举派在平时的宗教活动中也戴鸡冠帽，而举行重大仪式时则戴夏查，一种形似孔雀开屏的帽子。
　　除此之外，僧人可戴的还有冬季骑马帽和夏日凉帽。冬季常戴平顶方形礼帽，夏天则戴没有顶饰的白帽和太阳帽“索格尔”（民间也称格桑斯友）。活佛夏季戴唐徐帽、金帽（空虚无际帽）等。
　　（三）鞋
　　鞋，藏语称“浪果”，一般为牛皮底的长筒鞋，形状为藏式原毡垫高腰靴子。以一块整皮做成的连底皮靴，靴尖上翘，称“夏苏玛”。职位较高的僧官则穿厚底翘尖、白缎靴帮花缎鞋“热松”。后藏扎什伦布寺的僧人穿没有绣花的“松巴鞋”。活佛、堪布、布达拉宫僧人、扎什伦布寺孜滚康僧人等穿厚底僧鞋。过去僧官穿做工精细的“加紧纳仁”和“加紧纳通”等。
　　（四）其他附属品
　　念珠，是僧人诵经、作法事时的主要法器之一，同时也是念佛号或经咒时用以计数的工具。有菩提子、莲子、水晶、珍珠、赤铜、珊瑚、象牙、核桃、檀木等各种不同原料制作的念珠。通常由108颗“相珠”和1颗金珠（“母珠”）和10颗银珠（又作“记子”）组成。一般僧人喜用红木和菩提籽念珠，将它缠在手腕上或佩挂在脖颈上。
　　另外，藏族僧人在腰前还要系一个漱口水瓶或净水袋“恰布鲁”，佩戴装有佛像或各类护身符的小盒子，以及呈圆形或方形佛盒“尕欧”。
　　总体上说，藏传佛教僧侣的服饰形态简洁朴素、庄重神圣，既遵循了佛教仪规，又体现了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通常情况下，藏族僧人着衣三层：第一层为贴身内衣，上身为大襟坎肩或汉衫，下穿内裙；第二层上身穿大襟短衣，下穿肥而长的系腰外裙；第三层披挂袈裟。三衣的搭衣威仪也要符合规制，佛制三衣必须圆整外，遮口、扭绑、拖地等皆不许可。僧裙的穿著，要求裙摆稍触脚背即可，不可太过下垂至地，坎肩背心需置于裙内。三衣色彩和着装方法上沿袭了印度僧人服装的特点，所不同的是藏族僧人未受比丘戒以前是不能穿有截割“田相”的法衣。藏传佛教各教派大致都如此。僧人离开寺院外出时，可以穿有袖的黄色或赭色色调的衣服，如立领对襟的“古热都通”就是藏族僧侣们常穿的一种出外服。①（注：据成都市武侯大街“赵大姐”僧装店店主介绍。）除三衣外，其他衣服与印度僧服有比较大的差异，如堆嘎、内裙及大氅等，主要是满足僧伽抵御高原严寒气候的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其中一些衣饰的形式特征也蕴含着一些特殊的意义，以及不同地域产生的着装习俗和历史传承中赋予的文化内涵。在选料和服装制作上体现出因时因地性，质料选用氆氇、羊皮褐等面料。依戒律来说，动物皮毛不可以作为僧人衣料，但是由于藏地过于严寒，物产中也缺乏棉麻、绸缎衣料，使藏族僧人在衣着上不得不大胆变通，僧人在冬天不仅可以用毛料织物，而且可以着皮毛制品，如康区和安多僧人所穿羔皮堆察和羊皮长袍嘎仁。动物皮毛如鹿皮、貂毛等，只要不因杀生所取得的衣料，几乎都可以考虑。不过也仅限于少数高层僧侣，其多来源于赏赐，《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九规定“扎萨喇嘛并由藏调来之堪布等，并准其服用貂皮、海龙皮褂外，其余喇嘛以下及呼图克图喇嘛等之跟役徒众，不准僭服。”［17］僧伽服装的差异因等级和职位高低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衣料质地、颜色、僧帽等一些细节。在藏传佛教僧伽服饰中，达赖和班禅的装束十分讲究，“冬帽以氆氇牛绒制成，其式上尖下大，色尚黄，更帽若笠，纯金以皮为之，内衣氆氇半臂，外衣紫羊绒偏单，以帛交缚于上，著锦靴或皮履，腰束帛如带，春、冬皆露半臂余。”［18］
　　三
　　宗教研究者认为：宗教不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形态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宗教服饰除能满足保护身体、御寒等基本的生存需要外，更强调它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即它所具有的多重社会和文化意义。
　　首先，对个体僧人而言，僧侣服饰的意义是协助僧人谨记修行的根本原则和达成修行目标。僧人出家修行的目的是弃除现世烦恼和障碍（生出离心），证得无上智慧之菩提心，以明见真理而彻底觉悟。而解脱之路的基础就是严持戒律，如无著菩萨云：“戒如大地，凡动植矿物均依之而生”。要获得成就，就要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修行原则，破除障凝，净化意念，以戒定慧以成正觉。僧人的服装，尤其是法衣（袈裟）的意义与僧侣修行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袈裟的本义是佛陀规定僧衣的用色，引申出来泛指“不正色”、“坏色”的僧人服装，后来袈裟也就成了“三衣”的代名词。根据佛祖的教化，袈裟“避青黄赤白黑之五正色，而用他之杂色”，只许用青色、皂色、木兰色3种“坏色”、“不正色”等。这3种色，是“袈裟”的如法之色，佛教僧人允许所有的13种衣服，①（注：《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称为“守持衣”，即僧伽胝（重复衣）、郁多罗僧（上衣）、安陀会（内衣），此三服皆法衣、袈裟。还有尼师坛（卧坐具）、涅磐僧（裙）、副裙、僧柢衣、副僧柢衣、拭身巾、拭面巾、剃发衣、遮疮疥衣、药资具衣。 ）也都必须是坏色。坏色即杂色之意，其寓意出家人不著华美衣饰，僧服要求”好则不显奢侈，差则不伤威仪”。《律经》中对“三衣”的数量和来源都是有限制的，不当使用即要获罪，如过量受施衣舍堕、过期蓄衣舍堕、出寺离衣舍堕、持余衣舍堕等。［19］列在款式上，袈裟由许多截割布条缝合而成。传说是阿难得畦田启发而作“田相”衣，不仅可以从款式上区别于外道，同时其“田畔”状，希望僧人能够像稻禾一样，滋养不断，茁壮生长，然后以自身的能量利益众生。在藏区也有人解释为由释迦牟尼当年穿着别人丢弃的、补了许多补丁的衣服演变而来。②（注：椐四川理塘寺法相院丰持俄色·洛绒登巴活佛口述。）其意义也是希望修行僧人舍弃贪欲，静心修持，“除即时衣食，无须蓄财物”，对衣的要求，只要能蔽体御寒就行了。另外，“三衣”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还有帮助修行者认识修行的内涵的功能。在不同场合依据修行的道次而着不同品级的法衣。如，祖衣是回忆八圣道支、七觉支、十力、四念住等三十七道品之所依；七衣是沙弥和比丘白天所穿的，由七片合成三条半，是回忆七觉支及反映其性质的念住等之所依；僧裙分五片合成二条半者，表示回忆五力。［20］可见，僧衣对僧人修行而言是一种方法，可以协助僧人理解修行的内涵。僧衣的穿著规定虽然是“戒”的范畴，但也是使僧人通过衣著方式去想象和感觉修行目标的牵引并达成终极目标的途径。物质本身是意义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理解，僧人的服装体现了佛教的内在精神，是佛教教理教义等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感性化、形象化的方式。当然，遵守戒律只是修行历程的阶段之一，而不是最终目的，因此在修行达到一定的层次后，戒律也表现出不过分拘泥的外在形式。
　　其次，在僧团群体内部，僧服是身份认同的符号，也是区分内部派别的基本标识之一，同时，服饰的差异还呈现了明确的等级关系。在藏区，僧人除外出可以穿俗衣外，在宗教活动和平时生活中都必须着僧衣，“虽严冬常露两肘”已经成为藏族僧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这样一个有着共同认同基础的社会内部会因职级、地位和教派不同形成不同的僧伽群体，不同群体之间的僧伽服饰各具特点。袈裟和法帽属于敬礼法器，僧人受戒不同其所穿的法衣和法帽也不同，受沙弥戒，可穿“曲贵”，受比丘戒，可穿“朗袈”，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必须根据各自所受戒律穿法衣。［21］200多年前，周蔼联就写道：“喇嘛冬衣氆氇，夏衣细毪，一件价有四五十金者。其达赖以下大喇嘛，冬皆披貂鼠斗覆，帽则夏朱漆皮描金笠，冬用元狐或貂皮桃儿帽”，布达拉宫及四大寺僧人“或戴氆氇兜，右臂皆袒”，有职事之僧人则“穿有袖黄缎袍”。［22］一直以来，普通僧侣与高僧、活佛以及寺院管理者之间服饰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如上述主要体现在僧衣色彩、服装和僧帽等方面。藏传佛教内部历史地形成了一些宗教派别，各教派间在僧衣、裙和帽等上也有属于自己的服色特点，人们可以根据僧人的服色特点来辨别是哪一派的僧人，比如，宁玛派穿红色僧服，戴红色僧帽；噶举派穿白色僧裙和上衣；格鲁派则戴黄色僧帽。日常生活中僧人们的穿著差异并不显著，想要严格区分并不容易，有的差异仅在于教派间细微的着装方法、服装用料及色彩搭配，属于特定人群内部的差异。比如，苯教僧人的着装与格鲁派不同之处在于其袈裟衬里边为蓝色。在藏传佛教中，色彩的象征非常重要，往往是分辨和判定僧人地位、身份的标志，有相同的认同标准。格鲁派戴黄帽，意味着重兴戒律的决心，传说后弘期时卢梅等拜见大师喇钦·贡巴饶赛时，大师将自己戴过的黄帽赠给他，并嘱咐说：“当戴此帽，可忆念我。”从此以后，西藏持律大德们都戴此帽。后来，格鲁派把黄色理解为“像金子一样没掺杂其他的颜色”，①（注：据四川理塘寺法相院主持俄色·洛绒登巴活佛口述。）以表明格鲁派师承的正统。但是，不同教派对同一色彩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萨迦派中红色象征文殊，白色象征观音，灰色象征金刚，而在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密宗僧人之红色的上衣则是因为无量光佛也着深红色上衣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藏传佛教僧侣穿绛红色的长裙、袈裟，是以卑贱的服色向神明表示忏罪，并表达终身苦行的意愿。［23］即便同一教派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性，虽然这不是深刻的差异，但也体现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在格鲁派中存在的两个神咒派别，即上下密院，其僧人服饰有着不同的表面特征，上密院的教徒们穿黄色袈裟和浅灰色的靴子，而下密院的教徒们则穿深红色的袈裟和同样颜色的靴子。［24］
　　除此之外，僧团内部也因僧人的等级和职位的高低而穿戴质料、款式、颜色有异的僧装和法帽，主要表现在袈裟或上衣的某些细节，如缝制“田相”、是否有锦缎滚边、或镶饰吉祥图案等，在色彩上普通僧人一般为紫红色，活佛、高僧可用黄色；在质地和选材上等级高的僧人服材比较考究。由于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藏族僧人服装在物质材料上比印度更加多样，并且在禁用动物皮毛方面有所变通，不过僧装还是以绦、棉和氆氇为主，高级氆氇、丝绸及少量动物皮毛限于活佛和高僧或寺院的管理层。法帽的层级差异尽如前述。藏传佛教僧人服饰上这种严格的等级分层显然不同于印度和我国内地。
　　第三，从整个社会系统来看，僧侣服饰标识着僧与俗的界限，它是佛教的外在特征和标志之一。僧俗的区别主要在衣的款式、穿着方式和色彩等方面，一旦穿上袈裟就表明宗教职业者的身份，他同周围人群的关系也随之调整或重新建立，人们就会由他所得到的恰当的预设的角色来对待。对僧人来说，不仅可以减少来自外界设置的修行的障碍，同时对自身也是一种约束和监督。在藏族社会，藏传佛教僧侣是重要的群体，他们依存于这个社会，同时又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实践活动对它所属的社会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僧侣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服饰行为不仅可以起到界分各个人群并规范行为的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承担起调适心理等效果。如过去每年的三月初八和十月十五日为一年一度的夏季换服节和冬季换服节，全藏在这个时间开始换上夏装和冬装。为了体现僧俗有别，黄色和红色在民间是不能用在服装上，其原因就是它们是僧装的如法之色。马凌诺斯基说过：“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25］藏传佛教僧伽服饰作为外在因素也强化了宗教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在举行法会或“神事”活动中，僧人必须按照其身份、地位和所受戒律来穿戴法衣，在神圣庄严的气氛中，服饰被赋与各种象征意义，大大增强了藏传佛教作为宗教的感染力、影响力和表现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僧伽服饰是藏族人对佛教教理教规系统的理解与诠释形式之一，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服饰观念和特点。一方面，它直接继承了佛教的内在精神，强调佛祖的意志，传达了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大胆地依循藏族的衣著方式和生活特点，将藏族文化与佛教意识形态有机地融合，使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法尊．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z］．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1990：36．
　　［2］［4］拔塞囊．拔协（增补本）［M］．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55、62．
　　［3］西藏前弘期佛教［A］．法尊．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C］．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1990．印度佛教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为了标帜各部的差异而“服各一色”，菩萨于五无所偏执，并皆赤色。佛在《舍利佛问经》中说“磨诃僧祗部：勤学众经宣讲真义，以外本居中，应著黄衣。昙无屈多迦部：能达理味开导利益，发表殊胜应著赤色衣。萨婆多部：博通敏达以导法化，应著皂衣。迦叶维部：精勤勇猛摄护众生，应著木兰衣。沙弥塞部：禅思入微究畅幽密，应著青衣”。
　　［5］更敦群培文集精要［M］．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135．
　　［6］才旦夏茸．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命名［J］．完玛冷智译．青海民族宗教工作，2000，（2）．
　　［7］扎雅·诺丹西绕．西藏宗教艺术［M］．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4．
　　［8］吴俊荣．西藏各教派所尚服色与中央王朝服色制度的关系［J］．西藏研究，1988，（2）．
　　［9］扎囊县扎唐寺的《礼佛图》［EB/0L］．http：//WWW．zjypw．corn/news/newsdetailll300．htm．
　　［10］王永强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西南卷（上）［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105；皮央．东嘎遗址杜康殿出土的高僧坐像［A］．霍巍、李永宪．西藏西部佛教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33．
　　［11］杨清凡．藏族服饰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98、135．
　　［12］次仁白觉．藏传佛教僧服概述［J］．达瓦次仁译．西藏民俗，1995，（4）．
　　［13］次仁白觉．藏传佛教僧服概述［J］．达瓦次仁译．西藏民俗，1995，（4）；伊尔等．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喇嘛及扎巴服饰［J］．甘肃画报．2000，（2）；吕霞．隆务河畔的僧侣服饰［J］．青海民族研究，2002，（1）．
　　［14］阿坝县地方志编委会编．阿坝县志［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122．
　　［15］［16］［24］［意大利］图齐．西藏宗教之旅［M］．耿异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42～154、143、131．
　　［17］张荣铮等编．钦定理藩部则例［M］：卷59．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423．
　　［18］黄沛翘．西藏图考［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19］丹珠昂奔等主编．藏族犬辞典［K］．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297、107、101、691．
　　［20］久美却吉多杰．藏传佛教神明大全［M］，曲革、完玛多杰译．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719—720．
　　［21］王永强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西南卷（上）［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267．
　　［22］（清）周蔼联．西藏纪游［M］．拉萨：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6．
　　［23］朱净宇、李家泉．从图腾符号到社会符号—— 少数民族色彩语言揭秘［J］．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97．
　　［25］［英国］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6．
　　［收稿日期］2007－10－05
　　［作者简介］李玉琴（1970—），女，四川温江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族民俗文化研究。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