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初传时期的主要资料初探

　　作者王新，中国佛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
　　释尊出世，一代言教，化度众生，如日方升。至阿育王时，请宣教师出 国弘法，使佛教一跃而成国际性宗教。至于东渐震旦，在异说纷纭的许多传 入说中，也有提及那时的西域沙门“赍经来化”。但传入汉土最可信的史实， 当推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 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 松之注)。[1]此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正史明载。今年正逢传入二千年，值得 隆重纪念。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说法多种，除上述“伊存口授《浮屠经》”而外，还有沙门“赍经来化”说，“汉明帝时传入”说，“霍得金人说”(汉武元狩间(公 元前122—公元前117年)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金人。但未指明是佛像， 或许是西域天神亦未可知，不足为佛教传入之证)，“刘向见有佛经说”(西汉 刘向在天禄阁点杵书籍时，见有佛经。此说据考不足史实)等，还有其它种 种传说，不赘。在传入诸说之中的“授经”说、“赍经来化”说和“汉明帝时 传入说”三则，各有各的侧重点，各有各的代表意义，值得留意。下面逐条 叙述一些个人浅见，就教于佛教史的方家，请予指正!
　　一、伊存授经
　　“伊存口授《浮屠经》”是出于正史的记载，可信性强。时间是在西汉晚 年，政权动荡，方技风行。此时此刻正式接受外来的宗教是完全可能的。
　　佛教是由经典教义、戒制、教徒组织、仪规和文化等等所构成，而经典 教义是其中首要的枢机。有了佛教经典就是有了佛教。因为佛经是记载和保 存佛陀言教的，是真正慧命之所在。经典的传入须赖翻译，如无翻译，人们 很难领会和研究教义，佛教的流通和发展就不堪设想。所以“伊存口授《浮 屠经》”为佛教的正式传入是理所当然。
　　有人说：伊存口授佛经以后几十年无声无息，没有有关佛教的记载是何 道理?这是因为王莽篡汉，农民起义，刘秀建立东汉，兵荒马乱，时运多艰 生灵涂炭等原故，几十年没有佛教记事是很自然的。至永平之际，国中升平， 佛教重新见诸史册，是合乎情理的。永平八年(公元65年)在汉明帝答楚 王英的诏书里，用了“浮屠”、“伊蒲塞”和“桑门”等佛教专用词，与伊存 口授佛经说的传入相当吻合。
　　伊存口授佛经，历史上曾经不为人们所注意，但近现代以来，学术界、 佛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发生共鸣，成为当前主导的认识。我们隆重举行佛 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纪念活动，进一步扩大各界对佛教正式传入的确切年份的 了解，表明中国人尊重史实，尊重佛教。以上所述，伊存口授佛经为佛 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初传时期的正式传入，但不是初传。因为近几十年地下 出土发现了公元前的佛教文物，尤其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江苏连云港的 “孔望山石窟”，有释迦世尊的涅B231石像，也有道家的石刻像等。这 与佛教初来我国流行同道家不分彼此，相辅而行的情况相符。此窟最晚塑像为东汉晚年完成 ，创始年代根据考古考核，约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如以公元前二年 为佛教初传，对此石窟的创建就说不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比公 元前二年更早的佛教传入史载。
　　二、始皇时传入
　　《历代三宝记》卷一载：
　　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 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2]
　　《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也有相似的记载：
　　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 帝以异其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 境(原注：《朱士行经录》)。[3]
　　此记载过去一向被人们(包括本人在内)所否定。其理由：1这记载原 出《朱士行录》。《朱士行录》非朱本人所撰，而是后人托朱之名所写，因称“伪 录”。这一伪，有关此书的一切记载全部“皆伪”，没有任何可信的价值。但 仔细考虑一下，书的作者虽伪，而书所载的内容未必全伪；反之，即使作者 不伪，其所载内容也未必都是不易之论。最主要的是要看它所载内容是否与 客观实际、历史背景相符，而后再来判定它的有无可信价值。2西汉张骞通 西域之前，西域关口是阻塞不通的，也就是说：印度的宣教法师秦始皇时根 本不可能来到汉地。但是，还有海路能不能设法通行呢?早在公元前四世纪， 中国的丝绸就开始运入印度。[4]张骞于汉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第二次 出使西域与中亚大宛、康居和大夏等地通好，在大夏等地见到经由印度贩去 的蜀布、邛竹杖等，[5]是如何运去的呢?商人为了赚钱，可以冒险通商；弘法 大德为了光大法门，设法冒险旅行播教，从无数先贤为了求法和弘法的业绩 证明，是不成问题的。
　　始皇时传入说的史籍记载是否有意义，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说明：就 是阿育王请大德出国弘法的年代与始皇在位年代是否相符?阿育王于公元前 272年即位，后四年举行灌顶，再后第九年(公元前259年)攻打羯陵伽国， 死伤惨重，腥风血雨，血流漂杵，阿育王见而悔过信佛，后来日供鸡园寺僧 伽万人(一说：因得耶舍的沙弥弟子开导而信佛，后将耶舍尊者请至自己身 边说法，信心大增，日供比丘万人)。因而引起了一些异教徒混入该寺受供， 僧团失纯，意见不和，导致耶舍尊者领导一千比丘于华氏城进行第三次结集。 此后阿育王请大德四方出国，光大佛教，时约在公元前250—公元前240年 之间。始皇是公元前246—公元前210年在位。因此，公元前243年室利防 等赍佛经来华播教在时间上是吻合的。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里说到《朱 士行经录》称：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时也言：“当 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 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 通似已开(原注：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 其事非不可能”。[6]此外，在僧伽跋陀罗的《善见律毗婆沙》和多罗那他写的 《印度佛教史》里也都说到阿育王时有大德到中国来弘法。前者说是在阿育 王时，第三次结集以后，由摩诃勒弃多往臾那世界(汉地)播教，使佛法流 通，并且当时有人出家。[7]后者说是阿育王时，圣者善见在岛屿“创立佛教”， “在摩诃支那等地略弘教法”。[8]这几则记载，虽然人名各不相同，但都是说 阿育王时有大德来中国弘法。
　　根据以上所析，可见始皇时西域沙门赍经来化传入说并非捕风捉影，向 壁虚造。如果认此作为佛教初传中国，则对公元前开创的石窟，即成为合情 合理。
　　三、汉明帝时传入
　　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载：
　　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 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以“世传”记载：
　　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 ，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9 ]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载：
　　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 纨三十匹诣国相曰：“记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 (诸侯王国职掌教导诸侯王以德义的官)。[10]
　　以上记述总的表明是汉明帝对佛教的正式认可。
　　佛教初传一个新的国土，首先要有经典教义的翻译；再则就是浅近教 义的流传，为群众易接受和信仰；再其次就是要得到政府的承认，才能取得 合法地位。伊存口授佛经，虽然所授何经，后来起了哪些作用都不清楚，但 其代表初传时期的佛经翻译是肯定无疑的。伊存是大月支的使节，能否同时 算作我国朝廷承认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国接受伊存口授佛经的仅仅是 一博士弟子。博士在秦汉之际是学官，博士弟子是学官所教的学生，连朝廷 命官都不是，不能代表政府。始皇时的传入，有可能主要是使佛教先在民间 流传。记载说：始皇“弗从”，或“以异其俗”囚之以狱。是根据什么“弗从”， 或“以异其俗”的呢?一批没有国交的外国沙门，又无高官引线，要想晋见 始皇，是绝对不可能的。很可能是那批沙门来华后，就在民间播教，时间一 长就会被地方官发现，而后层报，最后秦始皇据报采取具体措施。如果是这 样，在一定范围内的民间，早就接受了佛法的种子。在汉明帝给楚王英的诏 书里有“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一说，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受持五戒的居 士和住持的沙门。英为帝子之尊，也是虔诚奉佛。可知在社会上不仅佛教早 已流传，而且已有一定基础。关于汉明时的传入，史载所谓“梦见”，与当时 谶纬风行有关。所言“问道”、“图像”云云，正是汉明帝承认佛教的表白。 尤其是回报楚王英的诏书，不仅下达楚王，而且班示诸王的中傅。这就不单 单是让诸王知晓而已，实是通过中傅嘉许和鼓励诸王信佛。同时，诏报班示 诸王的所在地，佛教在民间的流传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后汉书》以“世传” 而作汉明时的传入说，又是佛教在民间流传的一个傍证。因此，汉明帝时传入说 的意义：既是说明佛教早已在民间流行，又是表明朝廷对佛教的正式认可。
　　说明：本文是从拙作《慈悲祥和，光照大千》一文中节录的一段。
　　注释：
　　[1]《三国志·魏书》第30卷，第3册，第8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2]《大正藏》第49卷，第23页，下。
　　[3]《B45A续藏经》第75卷，第592页中。
　　[4]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269页，世界知识社，1956年。
　　[5]《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第61卷，第2689页，中华书局，1962年。
　　[6]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第19—20页，中华书局，1988年。
　　[7]《大正藏》第24卷，第685页下。
　　[8]多罗那他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第26页，中国佛教协会，1987年。
　　[9]《后汉书》第88卷，第2922页，中华书局，1965年。
　　[10]《后汉书》第42卷，第1428页，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