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郭绍林
　　（洛阳师范学院）
　　摘 要：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它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关键词：洛阳；白马寺；政治；武则天
　　白马寺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东汉国家政权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在汉地建立的第一所佛寺。最初并没有“白马寺”的称谓，最早记载建寺的文献是东汉末年牟融的《理惑论》，只是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1] 后来出现了白马寺的称谓，诸书有不同的解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穀水》条说：东汉朝廷“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欓（榆木桶）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2]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十四《释老志》也说“以白马负经而至”。[3] 萧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汉雒阳白马寺摄摩腾》却解释为命名白马，具有护法含义，说天竺僧摄摩腾被汉使迎至洛阳，“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4] 既然洛阳白马寺的命名被以后诸寺所“取则”，当然汉地寺院叫做白马寺的不止一处。据萧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七记载，西晋僧人竺法护在“长安内白马寺”译出《须真天子经》。[5]《高僧传》卷五《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说，东晋僧人道安到达湖北襄阳，“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曰檀溪”。[4] 南朝首都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市，这里也有白马寺。《高僧传》卷十三《宋京师白马寺释僧饶》说：“释僧饶，建康人，出家止白马寺。”[4] 同书同卷《齐白马寺释昙凭》说他“少游京师，学转读，止白马寺”。[4] 十六国北朝都城邺即今河北临漳县，唐朝道宣《续高僧传》卷八《周蒲州仁寿寺释僧妙传》说：“昔齐武平（公元570年-571年）末，邺古城中白马寺，此是石赵时浮（佛）图澄所造。”[6] 甚至到了唐代，湖北荆州也有白马寺。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24有《唐荆州白马寺玄奘传》，记载的是与唐初著名法师洛阳缑氏人玄奘同法名的湖北江陵僧玄奘的事迹。在诸多白马寺中，洛阳白马寺属于原创，为时最早，级别最高，因而被称为“释源”、“中国第一古刹”。
　　然而洛阳白马寺一开始所具有的那种独领风骚的地位，并非两千年间持续不变。不仅历代王朝宅京地址的变化对它产生影响，而且随着佛寺的大量出现，呈现出天上星多月不明的格局，分走了它的余晖。更重要的是，历代政治升沉和兵燹战乱带给它一些冲击和影响。
　　唐代东都洛阳城建在汉魏洛阳故城西边洛河、伊河汇合地带。白马寺由东汉洛阳城西，变成唐代洛阳城东，离城区最近距离有十多里，离皇家中心区宫城则有二三十里。在没有现代化便捷交通工具的唐代，洛阳城区内的佛寺显然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唐高祖当皇帝前的洛阳城内旧宅，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立为天宫寺。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九月巡幸该寺，“周历殿宇，感怆久之，度僧二十人”。[7]（《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武则天晚年，禅宗北宗领袖神秀由湖北被迎请到洛阳，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天宫寺逝世。武则天为了给先母追冥福，把母亲生前居住的洛阳城内旧宅，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改名为魏国寺，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又改名为福先寺。天竺高僧菩提流志、宝思惟、地婆诃罗、善无畏，唐朝高僧义净、志辩、道丕、法藏（诸葛氏）等人，分别在福先寺从事翻译佛经、创立密宗、弘阐律学、检校三阶教无尽藏等活动。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僧人荣睿叡、普照来华，奉唐玄宗敕令在福先寺跟随定宾律师受学，该寺僧人道璿律师应他们的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东渡日本，弘阐律学、华严学说、天台学说和北宗禅。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以幼小皇子李显（唐中宗）的名义，在洛阳城内怀仁坊为其父母唐高宗武则天立敬爱寺，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为佛授记寺，后来又改为敬爱寺。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义净游学天竺、南亚回国，武则天把他安排到佛授记寺译经。华严经创始人法藏（康氏）在洛阳参与重新翻译《华严经》的工作，武则天责成他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唐中宗、唐睿宗兄弟为先母武则天追冥福，把洛阳城内的中兴寺改名为圣善寺，在寺内立报慈阁，同时将城内的慈泽寺改名为荷泽寺。安史之乱爆发后，禅宗南宗领袖神会被邀请在洛阳置坛度僧，收取香水钱，以弥补国家军费之需。这对于朝廷收复长安、洛阳两京，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而唐肃宗诏令对他好好供养，由将作大将负责施工，在荷泽寺中为他建造禅宇。这些城内佛寺由于便利条件以及同皇家的关系而得到的好处，都是城外的白马寺望尘莫及的。
　　至于嵩山少林寺，其距离洛阳城远较白马寺为甚。少林寺是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住持的地方，被称为禅宗的祖庭。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它的门风，具有不能被别的地方取代的地位。特别是少林寺僧人协助新建立的唐朝完成统一大业，赢得朝廷的好感，促成它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垂青。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唐太宗）受诏率军讨伐割据东都洛阳僭称天子的隋旧将王世充，经过多次战斗，次年完成任务。其间，少林寺僧众协同唐军作战。《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文说：我国家“护持正谛”，“化阐缁林（僧衣为缁色）”，“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奉顺输忠之效，方着阙庭；证果修真之道，更宏像观。……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8]（《金石萃编》卷41）少林僧众与唐军通力合作，立下战功，获得千段绢帛和四十顷土地的赏赐，释昙宗被唐朝授为大将军，全寺僧众为其部下，官爵不等。但僧众谢绝官爵，只求出家。咸亨年间（公元670年-674年），唐高宗巡幸少林寺，曾以飞白体书法题写“波若碑”，并施舍财物；永淳年间（公元682年-683年），又在少林寺墙壁上以飞白书写“飞”字。武则天时期，不断给少林寺施舍钱物。唐玄宗鉴于少林寺有先圣缔构之迹，也御书碑额七字，于开元十一年冬委派僧一行将墨迹送往少林寺，镌刻成碑。当时正在检查没收全国寺院的土地财产，唐玄宗“以此寺地及碾，先圣光赐，多历年所”，因而“特还寺众，不入官收”，使少林寺享受到“礼殊恒刹”的待遇。[9]（《全唐文》卷279）
　　相比之下，白马寺多少有点失色。唐代重建白马寺，在武则天年逾花甲时。这时，京兆鄠县（今陕西户县）人冯小宝在洛阳市场卖药，由唐高祖女千金公主推荐给武则天。武则天为了让他出入皇宫方便一些，将他度为僧人，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改名薛怀义。从此，他与洛阳大德法明等九僧进入皇宫内道场念经。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他建议维修故白马寺，武则天于是命他监修，担任寺主。河南伊川县1977年出土的《张庭珪墓志》说：“薛怀义建伪阁，殚万家之产。”白马寺修成后僧人“数满千人”，其规模之大可想象其仿佛。
　　白马寺重建后，一鸣惊人，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既帮助武则天实现了政治抱负，使她成为惟一的女皇帝，营造出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又使得国家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武则天曾以皇后、皇太后的身份在洛阳执政。她想推翻唐朝，建立周朝，自己当皇帝，但自己的女性身份无法逾越传统的儒家男性皇储继位规矩。儒家学说是入世用世的学说，主要讲当世，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她要想克服儒学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当时除了讲论前世来生的佛教，没有别的学说可资利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白马寺主薛怀义、魏国寺法明等九位洛阳僧人利用《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7]（《旧唐书》卷183《薛怀义传》）《大云经》即十六国时期北凉僧人昙无谶翻译的《大方等无想经》。该书卷4说：“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对净光天女讲其前世因缘，说：“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优婆夷。教化所属城邑聚落男子女人大小，受持五戒，守护正法。摧伏外道诸邪异见。汝于尔时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卷六又说：净光天女“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10] 今存敦煌残卷《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解释说：“今神皇（武则天）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武则天的困境终于被解除。九是阳数，她选择载初元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洛阳举行登基大典，体现了自己前世的男性身份，龙飞九五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了。她于是下制颁布《大云经》于天下，洛阳、长安两京及各州皆立大云寺一所；将这九位洛阳僧人封爵县公，并依照相应级别官员的服色佩饰，赐给紫袈裟、银鱼袋。武则天因佛教为自己改朝换代鸣锣开道，对佛教怀着感激之情，因而将唐初以来的道先佛后国策改变为佛先道后。这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波动，出现弃道入佛的现象。杜乂自小加入道教，道士们“推其明哲，出类逸群”，担任洛阳大恒观主。他看到武则天崇奉佛教，于是“向佛而归，遂恳求剃落”。[11]（《宋高僧传》卷17《唐洛京佛授记寺玄嶷传》）武则天亲加恩准，把他转入佛授记寺担任寺主，法名“玄嶷”，寓意为道士中出类拔萃的聪明人。这位新手在佛教界资历太浅，没有地位，武则天甚至赐予他“夏腊”（佛教僧龄）三十年，使他“顿为老成”。[12]（《南部新书》卷戊）僧人封爵、赐紫、赐夏腊，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薛怀义被武则天当作高级行政官员驱使，或者两度在洛阳皇宫中充使督造明堂、天堂（佛教功德堂）等大型工程，或者两度被任命为大总管，带兵抵御突厥的进犯。后来，他厌烦进入皇宫，“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这些行径引起了侍御史周矩的怀疑和弹劾。但薛怀义有恃无恐，骄倨无礼，武则天听之任之，指示周矩：“此道人风（疯）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周矩“穷其状以闻，诸僧悉配远州”。事后周矩遭到薛怀义的陷害，下狱免官。薛怀义益发偃蹇跋扈，欺侮朝官，还纵火天堂，延及明堂，终于使武则天不能容忍。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武则天下令杀掉他，“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窜远恶处”。[7]（《旧唐书》卷183《薛怀义传》）
　　当初武则天在长安生唐中宗时担心难产，祈求佛教保佑，提出孩子出生后，将归依三宝，请玄奘法师届时为孩子授戒。玄奘禀告武则天必定平安顺利生下一个男婴。唐中宗出生后，由玄奘收为徒儿，号为“佛光王”。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在洛阳恢复皇位，诏令佛道二教的代表来洛阳皇宫内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百官参与旁听。《老子化胡经》是道教的一部伪经，西晋道士王浮所著，宣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道教祖老子的徒儿尹喜投胎转世，被老子培养成为佛。道教徒和佛教徒争高低，常以该经作为攻击佛教的重型武器。这次辩论中，僧法明质问道士说：“老子化胡成佛，老子为作汉语化，为作胡语化？若汉语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语化，此经到此土，便须翻译，未审此经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诵胡语，何人笔受？”道士被问得哑口无言。于是唐中宗于九月十四日下敕：“仰所在官吏废此伪经，刻石于洛京白马寺，以示将来。”白马寺的这通国家级碑刻，成了唐朝宗教政策的实物标志，起到了号令天下的作用。这引起了道教徒的不满，但唐中宗强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下敕说：“如闻天下诸道观皆尽（应为画字）《化胡成佛变相》，僧寺亦画玄元（老子）之形，两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后限十日内并须除毁，若故留，仰当处官吏科违敕罪。其《化胡经》，累朝明敕禁断，近知在外仍颇流行。自今后，其诸部《化胡经》及诸记录有化胡事，并宜除削。若有蓄者，准敕科罪。”洛阳大恒道观主桓彦道等道士上表反对，唐中宗对表文作出批示，揭穿《老子化胡经》的诸多造伪漏洞，表白自己的公正态度。唐初制定道先佛后的国策，是由于李唐皇室为了神化自己的政权，冒充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代，标榜道教是皇家的血亲宗教，因而抬高道教，压制佛教。唐中宗这份批示为了避嫌，特别交待销毁的仅仅是道教的伪经，当然不是冒犯祖宗、违背孝道。这份批示说：朕“岂忘老教，偏意释宗？朕志款还淳，情存去伪。理乖事舛者，虽在亲而亦除；义符名当者，虽有怨而必录。……至于[老子]《道德》二篇，妙绝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谛，理秘真如之谈，莫不敷畅玄门，阐扬至赜，何假《化胡》之伪，方盛老君之宗？[《老子化胡经》]义有差违，文无典故，成佛则四人不同，论弟子则多闻舛互。尹喜既称成佛，已甚凭虚，复云化作阿难，更成乌合。鬼谷、北郭之辈，未践中天；舍利、文殊之伦，妄彰东土。胡汉交杂，年代亦乖。履水而说涅槃，曾无典据；蹈火而谈妙法，有类俳优。诬诈自彰，宁烦缕说！经非老君所制，毁之则匪曰孝亏；文是鄙人所谈，除之则更彰先德。来言虽切，理实未安，宜悉朕怀，即断来表。”[11]（《宋高僧传》卷17《唐江陵府法明传》）道士们遭到皇帝当头一棒，不敢再继续抗争。唐中宗还尊崇律僧道安，安排他担任白马寺“纲维总务”的僧官。[11]（《宋高僧传》卷14《唐光州道岸传》）神龙二年九月，唐中宗幸白马寺，在这里迎接回乡探视后返回洛阳的大臣魏元忠。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秋，唐玄宗在长安即皇帝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这一现象被说成是唐玄宗称帝伊始即恢复重道抑佛国策的征兆：“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13]（《朝野佥载》卷1）唐玄宗执政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当回纥族士兵应邀帮助唐朝收复洛阳时，众多洛阳士女为了逃避战火，躲到白马寺、圣善寺的阁楼上，回纥兵就纵火焚烧阁楼，白马寺遭到破坏，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唐人张继《宿白马寺》诗描绘白马寺的萧条破败景象，说：“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14]（《全唐诗》卷242）
　　但白马寺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沟通外国，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将佛教辐射到国内其它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天竺僧人释佛陀多罗，其法名意译成中文叫觉救。他携带贝叶经来华从事教化，“止洛阳白马寺，译出《大方广圆觉了义经》”。[11]（《宋高僧传》卷2《唐洛京白马寺觉救传》）河南汝州市风穴寺现存唐代七祖塔，是贞禅师去世后，其弟子为他建造的。开元二十六年（738）缑氏县（今属河南偃师市）尉沈兴宗撰写的《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说贞禅师是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二十来岁时秀才登科，知名太学，后来弃儒从佛，“遂受衡阳止观门，居于洛阳白马寺。口不绝诵习，心不离三昧（禅定）”。后来他去了汝州开元寺，又驻锡风穴山，“前刺史故丞相齐公崔日用、吏部尚书李暠，皆顶奉山宇”。贞禅师“以开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示灭于开元精舍”。[8]（《金石萃编》卷83） 贞禅师“受衡阳止观门”，即在南岳衡山修习止观法门，可见他是衡阳慧思门下的天台宗传人。唐玄宗赐他谥号“七祖”，即天台宗第七代祖师。后来流行的天台宗九祖相承之说，把贞禅师摒除在外。浙江僧少康，“贞元（公元785年-794年）初至于洛京白马寺殿，见物放光，遂探取为何经法，乃善导《行西方化导文》也”。善导是唐初僧人，是以念诵阿弥陀佛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门的净土宗的创始人。少康在白马寺受到这一灵异现象的启示，于是去长安参拜善导影堂，发誓以净土法门教化民间，成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来到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县），诱导儿童念阿弥陀佛，念一声给一文铜钱。经过一个多月，逐渐普及开来，念阿弥陀佛多遍才给一文钱。一年后，蔚成风气，当地男女老少一见少康，就念阿弥陀佛。他这样把净土信仰推广到浙江，建立净土道场，“所化三千许人”。[11]（《宋高僧传》卷25《唐睦州乌龙山净土道场少康传》）关于白马寺的讲经活动，晚唐许浑《白马寺不出院僧》诗有所披露：“禅空心已寂，世路任多岐。到院客长见，闭关人不知。寺喧听讲绝，厨远送斋迟。墙外洛阳道，东西无尽时。”[14]（《全唐诗》卷531）
　　唐代不像现在这样宾馆林立、公园众多，佛寺兼有世俗人寄宿、游览的功能，上述张继《宿白马寺》诗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安史乱前，王昌龄有《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母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诗，说：“鞍马上东门，裴回（徘徊）入孤舟。贤豪相追送，即棹千里流。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烟收。薄宦忘机括，醉来即淹留。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夜如凉秋。江月照吴县，西归梦中游。”[14]（《全唐诗》卷140）这可见白马寺的社会开放性质。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见白马寺在唐代不属于任何佛教宗派。它虽然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但正由于如此，它才能突破局限性，成为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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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