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佛教政策

五代佛教政策
　　五代十国(907-960)，虽然历时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相当深远。唐灭亡后，来自西北的各部族，完全控制了河西广大疆域，直逼灵州、秦州；发自东北的契丹，寒光铁骑，出入于河北境内。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断进行改朝换代的战争，前后建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而势力只能向南推到淮河流域。虽说五代，却是八姓、更换了十四个皇帝。江淮以南，也是群雄竞起，割土立国，先后出现吴越、吴、南唐、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北汉，共十个小朝廷，史称十国。原先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混战的局面。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在这时也进入一个转折时期。
　　唐末五代长期的社会动乱给佛教造成直接影响，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因素。佛教各宗派的章疏典籍，经过唐武宗会昌灭佛以及唐末五代战乱，遭受严重破坏，大部已经散佚；而从印度、西域传入的佛教经典，因其传译已于此前基本完成，故译经事业也进入消沉时期。另一方面，传统佛教宗派自安史之乱后，已普遍趋于衰微。传统佛教的衰微，促使教界展开自我反省；而五代王朝的佛教政策，也要求佛教面对现实。在这一形势下，禅宗在南方获得迅速成长，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因此，五代佛教一方面是对隋唐佛教的反省和总结，同时也是对宋代佛教的酝酿和准备，以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
　　五代时期，北方地区军阀专权，他们多数迷信长矛利剑和金钱万能，不得已时，还有做儿皇帝的一途；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和文化建设，几不知为何物。与此相比，南方诸国相对稳定，地方经济得到开发，文化重心随之转移。全国南北的经济文化格局，开始了重大的调整，从而也影响了佛教的发展。
　　北方不停息的战乱，造成赋役的不断加重；无休止的掠杀，既给佛教寺院设施和寺院经济以严重破坏，也驱使更多的丁壮和人口加入僧侣队伍。从一般意义上说，佛教对统治者并无害处；但从当时朝廷对兵源和财力的急切需要上说，佛教却是暴敛和强征的重大障碍。因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
　　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
　　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祠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梁末帝本纪》下，《旧五代史》卷一○)
　　这是后梁君臣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实际上也是整个五代王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帝敕“(合)并无名额小院舍”(《义楚六帖》卷二一)，以有效控制寺院和僧尼的数量。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敕曰：“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后不得辄有建造。如有愿在僧门，亦宜准佛法格例，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五代会要》卷一二)其意也在制约佛教发展。又认为：
　　佛氏之教由来久矣，既为空寂之门，不无高洁之士。自淳风久散，至道莫隆，渐容游惰之徒，杂处缁黄之众，罔守禁戒，唯切经求托形势以扰人，蓄资财而润己。将思纵志，肯乐聚居。多于闾巷之间，别构住持之所。妄陈福业，谮诱聋愚。或移动居人，或侵并物业。如斯之弊，其徒日繁。朕方静寰区，务康黎庶，贵臻有益，共洽无私。(《册府元龟》卷五二)
　　这里所陈对佛教严予制约的理由，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实际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需要。
　　天成二年(927)，后唐明宗在《应条流三京诸道州府县镇寺院僧尼记事敕》中，例举了佛教与朝廷政策相违的六个方面，严令“有志愿出家，准旧例经官陈状，比试所念经文，则容剃削”；严戒“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夜聚明散；托宣传于法令，潜纵恣于淫风”(《五代会要》卷一二)。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经功德使奏请，规定于每年佛诞节，由诸州府奏荐僧尼，但需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科、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以试其能否”(《唐末帝本纪》中，《旧五代史》卷四七)。
　　后晋时继续推行上述政策，如高祖天福二年(937)敕：“降圣之辰，即于本处住州府陈状，便比试学业，勘详事行。不虚，则容剃度。”严禁“不遵条理，衷私剃度者”，凡违犯者必予以重罚：“其新剃度之人，并请重行决断发遣，归本乡里，收管色役。其元招引师主及保人等，先具勘责违犯条流愆罪，亦请痛行决断。”(《五代会要》卷一二)由此可见，五代王朝始终对私度僧尼持有一种特殊严厉的政策。
　　配合帝王的限制佛教政策，五代上层官僚也不断上疏，要求沙汰僧尼，以保证国家财政和兵源。如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司勋员外郎李钦明上疏，请沙汰僧尼；又，国子司业樊伦上疏，请禁僧尼剃度。他们都试图进一步加强对佛教力量的控制。
　　五代末年，受政治经济形势所迫，上述限佛趋势继续发展。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诏废都城开封“录到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周太祖本纪》，《旧五代史》卷一一二)。不久，便有后周世宗大规模毁佛事件的发生。
　　五代各王朝对佛教的限制、整顿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出自政治形势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后汉李钦明《请沙汰僧人疏》指出：
　　缁侣聚居，精舍辉赫，每县不下二十余处。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家耕种，又免征税，……即自圣化之内，且约十万僧尼，每人日米一升，十万人日费二十石，以日系月，其数可知。每人春冬服装，除绫罗纱毂外，一僧岁中须绢五匹、绵五十两，十万僧计绢匹五十万、绵两五百万。此辈不耕不农，皆出于蚕织，无裨至化，实斁大猷。臣以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昔秦皇帝并吞六国，虎视天下，以兵多民富故也，僧何预焉！(《册府元龟》卷五四七)
　　其思想出发点与帝王完全一致。五代兵荒马乱，政权交替频繁，财源和兵源成为当时统治者的最大课题。至于佛教的另一方面作用，此时已无暇考虑。樊伦上疏表达的是同样的思想：“游惰之民，多归僧舍。朝廷用兵，须丰军食。请三五年间，止绝僧尼戒坛，兼禁私行剃度。”(《全唐文》卷八五五)总之，一切政策的施行，都要围绕着王朝当前的政治经济利益。
　　五代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不断扩大军费开支，对于佛教分割经济利益当然不会满意。更何况在这一时期，以佛教形式为掩护，曾经发生过农民的反抗斗争，使统治者不能不对佛教予以警惕。据史书记载，后梁贞明六年(920)，河南境内即有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陈州里俗之人，喜归左道，依浮图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日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致滋蔓。时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风影附。毋乙数辈，渐及千人，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南通淮夷。朝廷屡发州兵讨捕，反为贼所败。陈、颍、蔡三州大被其毒。群贼乃立毋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梁末帝本纪》下，《旧五代史》卷一○)
　　这次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以佛教为旗号，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但其教义实际与佛教并无多少相通之处：“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昼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佛祖统纪》卷四二)不管如何，这类情况的出现，无疑促使五代王朝加强对佛教的设防。
　　受长期战乱的困扰，社会秩序无法安定，人们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望，很自然地把寺院当作避难存身之所，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佛教自身的建设。五代佛教的僧尼素质和教团纪律，除禅宗外都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五代各王朝再三下令严禁私度僧尼、新建寺院，并多次敕命淘汰僧尼，通常也以此为重要理由。前引后唐天成元年(926)十一月的敕书云：“自淳风久散，至道莫隆，渐容游惰杂处缁黄之众，罔守禁戒。”(《册府元龟》卷五二)次年六月的敕书又说：“有矫伪之徒，依凭佛教，诳诱人情。或伤割形骸，或负担钳索，或书经书都肆，或卖药于街衢”；“州城之内，村落之中，或有多慕邪宗，妄称圣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五代会要》卷一二)可见，五代佛教已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它在北方地区的发展受到严厉的挑战。
　　伴随时代的变迁，与隋唐佛教相比，五代佛教的内容也有重大变化。唐代盛行的译经、义解两门在这时已急速衰退，而习禅、兴福、感通、遗身等科正广泛流行。
　　考察《宋高僧传》有关五代、宋初高僧的记载，可以看出，即使当时被号称为“高僧”的，也已普遍转向对宗教实践的重视，以至纷纷投身于苦行生活(参见牧田谛亮《五代宗教史研究·论考篇》，平乐寺书店，1971年)，更何况普通僧侣和一般信众。如后晋天福(936-943)年间，庐山香积庵僧景超读诵《华严经》、《法华经》，一字一礼，燃指为灯供养；太原永和三学院僧息尘裸身以血供蚊虻，并燃指供养，至于失去八指(见《宋高僧传》卷二三)。又如后周晋州慈云寺座主普静修苦行，乃至焚躯供养(见《宋高僧传》卷二三)。上述极端的宗教行为，与五代时期北方佛教所处客观环境有紧密联系。燃身燃指，始于对佛的敬慕，但在其演变过程中，则转而向往死后的复生。因此，它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厌倦和否定。
　　佛教徒的这类行径，当然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后周显德二年(955)五月六日，敕令严禁佛教徒燃指焚身，认为这些行为都属“左道妖惑之类”，不可滋长。说：“有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燃灯，诸般毁坏肢体、戏弄道具符箓、左道妖惑之类，今后一切止绝。如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五代会要》卷一二)。它不仅不符合佛教精神，更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原则。
　　五代王朝在对佛教进行限制、整顿的过程中，强化了王权对宗教力量的控制。五代管理僧尼的机构，初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始)。沿袭唐代对僧尼的管理方法，五代王朝虽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项，但对这些行事置于王权更为严格的控制之下。后唐天成三年八月九日敕：
　　尚书兵部郎中肖愿奏，每遇宗庙不乐之辰，宰臣到寺，百官立班，是日降使赐香，准案禁乐，断屠宰，止刑罚者。帝忌后忌之辰，旧制皆有斋会，盖申追远以表奉先，多难已来，此事久废。今后每遇大忌，宜设僧道斋一百人；列圣忌日，斋僧道五十人。忌日既不视朝，固难举乐，所奏止刑罚，断屠宰，宜依兼河南府向来送酒行香，宰臣自此止绝。天下州府，至国忌日，并令不举乐，止刑罚，断屠宰。余且依旧。(《五代会要》卷四)
　　上述规定大致通行于五代各朝。这些规定，既体现了王权强化对佛教控制的历史趋势，也开拓了宋以后佛教进一步依附于世俗政权的新阶段。
　　与王权制约佛教的基本国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五代时期仍然不乏奉佛的帝王。如据史载，后唐庄宗因纳皇后刘氏之言而佞佛。刘氏“自以出于贱微，逾次得立，以为佛力”，所以“惟写佛书，馈赂僧尼”，“而庄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阗来，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又有僧诚惠，自言能降龙。……庄宗及后率诸子、诸妃拜之，诚惠端坐不起，由是士无贵贱皆拜之”。(《新五代史》卷一四)《僧史略》卷下曰：“庄宗代有僧录慧江，与道门程紫霄谈论，互相切磋，谑浪嘲戏以悦帝。庄宗自好吟唱，虽行营军中，亦携法师谈赞，或时嘲挫”。又如，后唐末帝对佛教亦“颇宗奉”。清泰二年(935)正月，“枢密使赵延寿献金缯并大乘经十卷，忻州刺史刘处让献金字《法华经》一部，……及镇河中，凤翔僧有知数者，数言帝有金轮之位”(《册府元龟》卷五二)。此外，后晋高祖对佛教也有所偏护，他曾多次赐紫衣师号并寺院名额。史载，天福四年(939)，“僧尼赐紫衣师号者，一百有五；寺宇赐名额者，凡二十有三”。天福五年(940)，“道释赐紫衣师号者，凡九十人；寺宇赐名额者，凡二十五所”。天福七年(942)，“三京诸州府奏僧尼道士乞紫衣师号凡百人，寺观名额五十余处，悉从之”(均见《册府元龟》卷五二)。
　　五代佛教已经进入转折关头。而直接造成佛教思想和实践巨大变化的，则是五代末年周世宗的毁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