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鹘佛教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敦煌研究院　杨富学
　　鉴往知来： 两岸佛学教育研究现况与发展研讨会
　　论文专集（2002.04）
　　页113-119
　　2002　中华佛学研究所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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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维吾尔族(古称回鹘)约有700万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9-15世纪间，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他们用回鹘语文翻译佛教经典，创作佛教作品，开凿佛教石窟，绘制佛教壁画，使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佛教在回鹘中的长期流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著回鹘的历史与文化，以致成为回鹘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方面从周边同一信仰的民族(如汉、藏、粟特、吐火罗)及印度诸族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同时又对周边诸民族(如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佛教有著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鹘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以前，人们对回鹘佛教文献茫然无所知晓，学界对回鹘文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汉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
　　由于汉文史籍对回鹘佛教的记载甚为零散，故学界对回鹘佛教史的研究著力不多。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早期有冯家升先生撰写的《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183-192页)一文。该文以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为例，结合古代史书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历史及回鹘人对佛教的贡献。继之，台湾学者李符桐先生撰〈回鹘宗教演变考〉(《国立政治大学卅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1957年，299-314页)、刘义棠先生撰〈维吾尔族之宗教信仰研究〉(《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433-516页)，均设专节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流行的情况。以上诸文主要以汉文史料为依据，而对敦煌、吐鲁番诸地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利用不够。这一缺陷后来在大陆著名回鹘文研究专家耿世民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弥补。1980年，耿先生发表了〈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78-81页)一文，重点利用对回鹘文佛教文献以勾勒回鹘佛教的历史。接著，孟凡人先生发表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58-74页)分析了回鹘佛教的文化遗迹、经典留存情况、基本体系与特色。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国内外百年来回鹘文佛教文献的丰硕成果，笔者撰成〈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325-351页)一文，更为全面地描述了佛教与回鹘的最初接触、盛行直到衰亡的历史。
　　佛教的流行，造就了回鹘译经大师的出现。10世纪左右的回鹘胜光法师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耿世民曾撰文〈古代维吾尔族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29-34页)讲述该法师的重要贡献。后来他又撰成《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66-70页)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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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唐～元时代回鹘佛教与藏传佛教界间的密切关系[1] 以及汉传回鹘佛教的影响[2] 等问题，亦于近期得到了研究。
　　在汉文史料之外，研究回鹘佛教更直接、更丰富的证据当来自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数量为多的由回鹘人自己书写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的研究能像回鹘那样多地受惠于地下发掘材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争赴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险的热潮，发现了大批的写本、刻本残卷(包括书写、刊刻于纸、皮革、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丝绸等凡可用于书写的材料)和其他文物，如雕塑(包括泥塑、木雕、铜雕)、绘画(包括壁画、绢画、麻布画、木板画)、刺绣、陶器、印玺、钱币等。其中数量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那里相继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
　　这些文献刚出土不久便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与刊布，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专家。最早的如德国的缪勒(F. W. K. Mu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 von Gabain)、俄国的拉德洛夫(W. Radloff)、马洛夫(S. E. Malov)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继之又有德国的茨默(P. Zieme)、罗伯恩(K. Rohrborn)、法国的哈密顿(J. Hamilton)、英国的克劳逊(G. Clauson)、匈牙利学者卡拉(G. 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济康义、庄垣内正弘、俄国的土谷舍娃(L. Ju. Tugusheva)、土耳其的阿拉特(R. R. Arat)和提肯(S. Tekin)等一大批回鹘文专家。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篮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
　　我国对回鹘文献的研究起步较晚，发韧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期间，冯家升先生先后发表了《回鹘文与回鹘文〈玄奘传〉》(《大公报》1952年3月4日)、《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一号，北京，1953年)、《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183-192页)、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90-97页)，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玄奘传》记述了唐朝高僧玄奘由长安首途西行印度寻求佛法的传奇经历，于10世纪左右由著名的回鹘译经大师胜光法师译为回鹘文，现存写本多件，除巴黎、圣彼得堡和柏林所藏外，大部见藏于北京图书馆(现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凡250叶左右。冯家升先生在长达35页的〈研究报告〉中，分九部分对该文献的译者、翻译时代、纪年方法及回鹘文译文本身等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井整理出“本书残叶与汉文本卷叶对照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后，耿世民又对该文献的第七卷进行了研究，发表有《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一)(《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249-262页)、《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民族语文专刊第3辑，1980年，267-304页)。聂鸿音在《回鹘文〈玄奘传〉中的古音字》(《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62-70页)中通过研究写本中的古音字以探讨当时西北汉语音韵；黄盛璋则撰文《回鹘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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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50-59页；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之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18-24页。
　　2. 高世荣、杨富学〈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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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9-23页)对该写本涉及到的中亚、印度地名、民族名称的对音进行研究。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中土高僧所撰的“伪经”，在中原地区井不十分流行，正规的大藏经一般都不予收录，有趣的是，它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有发现。冯家升研究了现存于我国的折叠式刻本，计有三张七面半。其中二张中有“陈宁刊”三字。在冯先生研究之基础上，张新鹰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127-131页)，指出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在元朝中叶，该文献的刻版地应在杭州。最近，刘元春又撰《〈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辨析──兼谈高昌回鹘佛教的社会文化意蕴》(《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50-59页)，认为该经虽“伪”，但因其符合高昌回鹘社会的需求，故而得到广泛传播。
　　在冯先生发表的三件文献中，最受我国学界重视的当推1959年于哈密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这件由586叶写卷组成的文献，是一部写成于西元8-9世纪左右的佛教剧本，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是现知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文献之一。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剧本，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国人对该写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涌出一大批重要的成果。其中以耿世民贡献尤著，他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荦荦大端者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Qadimqi Uygurca Iptidayi Drama Piyesasi Maitrisimit (Hami Mushasi) ning 2-Purdasi haqqidiqi Tatqiqat )》(《突厥学报(Turkluk Bilgisi Arastirmalari)》第4卷，1980年，101-156页)、《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1年，211-22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六幕研究(Das 16.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突厥学报(Turkluk Bilgisi Arastirmalari)》第4卷，1980年，101-15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一幕研究(Das Erscheinen des Bodhisattva. Das.11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15卷，1988年，315-38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幕研究(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unf Kapitel der Maitrisimit)》(威斯巴登，1987年)，等。
　　回鹘文研究专家李经纬对该写本的研究也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先后发表了《〈如来三十二吉相〉回鹘译文浅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47-56、7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673-704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180-211页)等一系列论文。
　　维吾尔族学者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霍加也积极投身于对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文献的研究。他们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整理刊布了序言与前4幕。除了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的译文之外，尚有原文转写、内容考释、语法成分与词缀、照片登记表等，井附有原件照片，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外，他们还单独或合作发表了十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如《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幕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56-85页，维吾尔文版)、《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84-150页，维吾尔文版)、《哈密本回鹘文〈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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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会见记〉第三品研究》(《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50-64页)、《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30-36页)、《〈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载曲六乙、李肖冰主编《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11-19页)，等。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弥勒会见记》文献本身及佛教对回鹘文化关系的认识。
　　继冯家升之后，耿世民成为我国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的主将，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的他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本《玄奘传》的研究之外，他还研究了敦煌出土的《八十华严》[3]、 《阿毗达磨俱舍论》[4]、 吐鲁番发现的《土都木萨里修寺碑》[5]、 酒泉文殊沟发现的《重修文殊寺碑》[6]、 酒泉东关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7] 和吐鲁番出土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 [8]等。耿先生所研究的文献，除《金光明最胜王经》外，都收藏于国内，由他首次译释、研究、刊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突厥学界对回鹘文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弥勒会见记》之外的另一部篇幅巨大的回鹘文古文献，系据义净译本转译而成。现存写本六种，刻本一种，计有400多叶，大多见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其中的刻本保存完好，字迹清楚，成为我国及国际回鹘文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斯拉菲尔玉素甫与克由木霍加合著有《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片断》(《源泉》1980年第2期，359-372页，维吾尔文版)；卡哈尔巴拉特与迪丽达尔买买提敏合著《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71-114页，维吾尔文版)、李经纬发表《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48-60页)。
　　《阿毗达磨俱舍论》现存写本仅一件，但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国内各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已由耿世民在前揭论文中发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似与之同属一写本的文献，已由笔者与牛汝极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33-36页)一文中发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叶，见刊于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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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59～65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86-90页。
　　4. 耿世民《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86～90页；《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二)，《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56-61页。
　　5. 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77-83页。
　　6. 耿世民《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253-264页。
　　7. 耿世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3)，1986年，95-101、123页；《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37-54页。
　　8.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2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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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语文》1994年第2期，63-70、7页)一文。
　　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也都先后得到研究刊布。[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文献外，分散研究其他回鹘文佛典的成果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在敦煌地区的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等石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回鹘文佛教文献，那就是石窟中所见的回鹘文题记。经笔者普查，现已发现者约有300余条，其中以榆林窟为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在现存的41个洞窟中，可见到回鹘文题记的就有20个，计有190条，590余行。莫高窟次之，现已发现的也有 100余条。这些题记大多书写于石窟的甬道壁上，其中为数最多的是游人、香客的题辞，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壁画榜题和回鹘供养人题记。在通常情况下，题记书写者一般都要写上自己的名字与官衔，何时、何因从何地来此，又在这里做了什么样的功德善事。这些都是当时真人真事的确切记录，一般不见于史书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宋元时代敦煌、河西乃至丝路地区的回鹘佛教状况提供了最原始、最直接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题记大都漫漶不清，难以辨识，经过数年努力，我们也仅刊布了其中的十余条。[10]
　　在9-13世纪回鹘佛教兴盛的时代，信徒们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开凿洞窟，妆銮佛像，彩绘壁画，蔚为大观。作为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都，吐鲁番一带佛教非常兴盛，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至今还留存著相当丰富的回鹘壁画，其艺术特色，在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特色》(《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43-48页)和任道斌《关于高昌回鹘的绘画及其特点》(《新美术》1991年第3期，31-40页)二文中有著精辟的论述。笔者与赵崇民则撰文探讨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容最为丰富的第20窟的壁画与榜题(《新疆艺术》1992年第6期，51-56页)。
　　吐鲁番以北的北庭是高昌回鹘王国的夏都，这里的回鹘佛寺遗址中也存留有与伯孜克里克艺术风格一致的佛教壁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考古》1987年第7期，618-623页)以及古丽比亚、柴剑虹所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争分舍利图试析〉(《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167-172页)从佛寺考古、艺术风格和壁画内容诸方面对该遗址的回鹘佛画进行了论述。
　　敦煌回鹘佛画近来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刘玉权发表了《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1-29页)和《沙州回鹘洞窟的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平凡社，1990年，240-253页)二文。前者将沙州回鹘洞窟划分为前后二期，笔者在〈论沙州回鹘王国(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94年第38卷第1期，80-107页)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笔者还曾与牛汝极合撰《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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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348-355页；《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28-33页。
　　10. Peter Zieme、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3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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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517-531页)，以文献、石窟题记与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为依据，探讨了回鹘书法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最后，应予提及的是近期出版的几部专门研究回鹘佛教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专著。
　　其一是耿世民撰写的《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该书分突厥回鹘历史概述、新疆和敦煌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四个章节对古代回鹘文文书作了全面介绍，佛教文献更是其中的重点。
　　其二是牛汝极于新近出版的《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全书主要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系统阐述了回鹘佛教文献的来源、分类、翻译，详尽介绍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的保存、编号、整理刊布与研究情况等。下篇全面描述了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收藏、编号与研究现状，为对其中的部分文献进行了转写与译释。
　　其三是笔者所撰系统研究回鹘佛教的专门著作《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全书分为六章，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之关系、译经情况、功德思想、寺院的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一个世纪来回鹘佛教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此前，笔者曾与牛汝极合作将敦煌出土的包括佛教典籍在内的早期回鹘文文献全部译为汉语，井对沙州回鹘的佛教进行钩沈。[11] 此后，笔者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收录的21篇论文中，近三分之一都与回鹘佛教有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对回鹘佛教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成就却是很大的，尤其是近20年间涌现出来的成果更是目不暇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其前景令人振奋。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我们对回鹘佛教的研究还存在著许多不应忽视的问题。
　　首先，海峡两岸对回鹘佛教的研究显得极不平衡，台湾地区除老一代的学者李符桐、刘义棠先生外，很少有人继续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故双方缺乏沟通与交流。而在西方，对回鹘佛教及其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西域佛教研究中成就最为辉煌的领域。
　　其次，国内学者对回鹘佛教的研究，条块分割现象比较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回鹘佛教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佛教研究者，大多不懂回鹘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回鹘佛教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国外也一样)回鹘佛教学的研究造成严重的影响。如对回鹘佛教思想的探讨，就显得特别薄弱，迄今为止，除了对弥勒崇拜有专文论述外，[12]其余都属空白，实际上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反映。
　　再次，国内学者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回鹘文佛教文献有很大一部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大量外流，这部分文献中比较重要者现已刊布殆尽，成为回鹘佛教研究中最为基本的资料。而国内收藏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也不在少数，惜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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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12. 杨富学《回鹘弥勒信仰考》，《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卷上，2000年，2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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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甚少。文献收藏单位没有或很少有人从事回鹘文文献的研究，而研究人员也很难得到研究这些文献的机会，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妨碍我们研究水平的提高。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大量流失国外者甚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要比我们长得多，取得的成果也极为丰硕，有很多方面是我们迄今都难以企及的，可资借鉴者不少。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内外回鹘佛教研究的基本现状，以避免重复劳动，在研究中尽量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