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回鹘

【内容提要】元代藏传佛教流行，回鹘亦深受其影响，故皈依者不少。也正是在同一时期，禅宗开始在迁入内地的回鹘人中产生影响。本文搜集了元人文集和佛教典籍中与回鹘禅宗有关的资料，指出元代江浙一带有不少回鹘僧侣和信徒修习禅宗，其中以修习临济宗者居多，师从元代著名临济宗师明本和惟则等，他们的活动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元代 禅宗 回鹘 明本

回鹘佛教初兴于唐，发展于宋，盛行于元，大致走过了一条与汉地佛教逆行的轨道。汉地流行的大乘佛教八宗（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瑜伽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对回鹘也少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诸地相继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对这些宗派了无反映，故前人在论述回鹘佛教时概不及此。近来阅读元人文集和佛教典籍，陆续发现了多种记载回鹘僧徒修习禅宗的资料，堪称可贵。今略加整理公布，以期对回鹘佛教史和中国禅宗史的研究有所补益。

如所周知，禅宗兴起于唐末五代，以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元代，蒙古统治者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并实行尊教（指藏传佛教萨迦派）抑禅政策，使禅宗的发展受到抑制，致使禅宗在北方影响日衰，惟南方江浙一带因远离蒙古统治中心，而得以继续保持着逐步发展的势头，涌现出明本、惟则二位著名的临济宗大师。

明本（1263～1323），号中峰，晚自称幻庵、幻住等，俗姓孙，钱塘人。自幼求佛法，二十四岁时参天目山高峰原妙和尚，大悟彻底，说法无碍。因不啻于当时流行的“只尚言通，不求实悟”以及机锋、棒喝之风气，强调实参实悟，做本分道人，主张儒释调和，教禅一致，禅净融合，并经常云游四方，讲经弘法，著有《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和《天目中峰和尚杂录》。当其在浙江天目山弘法时，“从之者如云，北极龙漠，东涉三韩，西域、南诏之人，远出万里之外，莫不至焉”。[1]其中来自西域的回鹘僧不少，《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有数篇文字即专为回鹘禅僧而作。

其一为《示伊吾显月长老》[2]。显月，梵名乌巴剌里失，伊吾（今新疆哈密市）人，亦有谓其为高昌人者。

其二为《示萨的迷的理长老》。[3]这里的萨的迷的理在它处又写作善达密的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人，字慈寂，号照堂。

其三为《示慈护长老》。[4]慈护，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人，“乃高昌三藏喜庵妙公之母氏也”。

其中，照堂长老是明本门下最为著名的回鹘禅僧（？～1337），曾著有《照堂长老义感集》，惜已不传，但其同门师兄弟、好友天如和尚为之撰写的序言得以留存至今，对其事迹多有记述，兹节录于下：

照堂，高昌名族之裔……其俗尚佛教好施与，又好引援进取以相荣，盖去国已远，见乡人虽疏亦亲，故彼氏之为沙门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而照堂一无取焉，惟道是嗜。凡显密二宗，大声实之士悉从事之，尽其学，未厌其志。延祐间南来天目扣直指之学于幻住先师，日有深造，遂眷眷不忘弃去……殆先师告寂，始北归。[5]

他北归后将明本遗著《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呈献给元顺帝。此举得到回鹘人沙剌班的支持[6]，“奉表以闻……得赐入藏”。顺帝于元统二年(1337)命将其书刊入藏经，并赐其号“普应国师”。[7]当时，藏传佛教被尊为国教，赐号国师者一般都是藏传佛教大喇嘛，明本以禅师身份受封，实属“旷世恩典”。[8]回鹘人慈寂也因编纂其遗著《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而得以在中国禅宗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据载，元代著名的回鹘文学家、诗人、史学家和散曲家贯云石(1286～1324)也颇受天目中峰和尚的影响。在贯云石隐退钱塘后，每逢暑期，便入天目山随其修禅：

入天目山，见本中峰禅师，剧谈大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为学日博，为文日邃，诗亦冲澹简远，书法稍取法古人而变化，自成一家。其论世务，精核平实。识者喜公，谓将复为世用，而公之踪迹与世接渐疏。日过午，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童仆化之，以昼为夜，道味日浓，世味日淡。[9]

这一记载说明，贯云石禅学修养不浅，竟可与中峰禅师幻住“剧谈大道，箭锋相当”。中峰禅师还曾撰《筚篥引》，云：“钱唐月夜凤凰山，曾听酸斋吹铁笛。”[10]表达了他和贯云石之间的深厚友谊。贯云石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39岁，在去世前他一直闭门谢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友张可久说他“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11]即真实地反映了道教与禅宗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尤有进者，元代之回鹘官员还大兴土木，为禅宗修建寺庙，如时任云南行省左丞的回鹘人阿昔思即曾于昆明修建圆通寺。据载：

滇城之北陬一许里……有寺曰圆通，资善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左丞阿昔思之所新也……皇庆元年壬子，天子赐玺书，嘉乃用心。延祐六年（1319），岁在己未，工始落成，住持僧佛日圆照普觉大师、大休大禅师、弘觉大师、普圆讲主、广慧大师普政，轨行高洁，宗风振焉……公，高昌人，恭慎慈戒，盖本之天性云。[12]

我们知道，圆通寺是云南禅宗史上著名的寺院之一。初建于南诏，名补陀罗寺，后逐渐衰微，仅剩下残垣断壁。元大德五年（1301），在当地回鹘官员阿昔思的主持下另建圆通寺。寺有大殿三间和钟楼、鼓楼，两侧建宝塔各一，方丈、云堂、僧舍应有尽有。殿与殿之间广种竹木花卉，还劈出了菜园，拨有田地，作为寺院香火之资。皇庆元年（1312），阿昔思受到元仁宗赐书嘉勉。延祐六年（1319）全寺落成，延纳禅僧大休及其弟子佛日圆照普觉、弘觉、普圆、广慧等5人住于此寺，弘扬禅法。一时声名雀起，信徒云集，圆通寺遂成当地最著名的禅寺。其后历久不衰，以至绵延于今。可以说，在云南禅宗史上，回鹘人阿昔思还是值得一书的。

此外，元代著名的回鹘喇嘛僧 “三藏法师沙津爱护持必纳雅实理（即必兰纳识里——引者）游方时，常从师（指天目中峰明本——引者）参诘”。[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对一位来自高昌的禅僧言论的记录：

一长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虽致身贵宦，未尝见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谓余曰：“佛法有二途，曰浅，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诣；浅者尝博闻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与所闻所见相应耳，于此未尝不自责也，因叩之。”

[明本]曰：佛法广大遍入寰区，虽佛祖不能正视尔，何人辄以深浅议之哉？乃曰：心识之蕴奥，境观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宽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间财货甚于毒蛇，能损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浅者。自最初入道，历涉诸师之门，未有一人不如是。[14]

尽管这位长者未留下姓名，但知其生于高昌，以元代西域的民族与宗教形势论，自应为回鹘人。若这一推测不误，那么这则资料就堪称无价之宝了，尽管其内容非常简单，仅阐述了自己对佛法所谓“深”“浅”的看法，且不为明本所认可。因为我们在众多的回鹘佛教文献中，除伦敦大英图书馆藏Or.8212—108回鹘文《说心性经》（回鹘文原作xin(köngül) tözin uqïttačï nom bitig）[15]及慈寂《进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表》曾对佛教哲学略有涉及外，这就是惟一的记载了。况且，《说心性经》是回鹘人的原作还是否译至今尚难定论，慈寂所论也仅及其师明本的思想与贡献。

上文提到的天如和尚，又称惟则（1286～1354），是继明本之后元代禅宗之另一巨匠，与回鹘高僧照堂同为明本法嗣，关系友善。元顺帝至元年间（1335～1340），他主持了苏州师子林正宗禅寺，发扬明本以来临济宗风，同时兼通天台教理和净土宗，影响很大，故有许多回鹘僧徒随其修禅，如回鹘著名文学家贯云石和阿里西瑛都与之过从甚密。其他致弟子礼的回鹘人就更多了，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的道童（号石岩）；行省平章图鲁（法号妙空居士）；行宣政院使若岳权术（又名石木）；江浙行省平章阿台脱因及其子荣禄大夫、中书省平章政事买住（字简斋）、孙江西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普达实立（字仲温）等。其中，普达实立（1304～1347）曾先后官至西台御史、浙东廉访副使、江西行省郎中，其佛事活动在郑元祐撰《立雪堂记》中有如是记载：

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昌简斋公……曰：“昔普应国师（即天目中峰明本——引者）倡道天目时，予先君秦国公（即阿台脱因——引者）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学参扣于国师，国师之弟子东殚三韩，南极六诏，西穷身毒，北弥龙沙，则其近地既可知已。今中吴师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之门尤为得法上首，颖异秀出者也。余今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名公贵人，向师道风，参拜跪跽，获闻一言，如饮甘露……予胄出高昌，依佛为命，睹兹僧宝，敢同寒蝉，第以学匪房、裴，艰于赞颂，辄为师手书二扁，名说法之堂曰“立雪”，禅燕之室曰“卧云”，仍命工刻诸梓而揭之，以寓参承之意。[16]

由此可知，元代回鹘人江西等处平章政事买住及其父亲阿台脱因都曾因崇尚师子林天如和尚而投其门下。《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中录有多篇天如与普达实立（字仲温）的问答之作，如《普说》（卷2，系天如应普达实立副使、脱銕睦尔副使及回鹘人买奴海牙同知等人的请求而讲说的禅法）、《与普达实立副使》（卷8）、《答仲温副使病中疑问》（卷8）等。其中，《答仲温副使病中疑问》对普达实立之宦迹及禅修均有所描述，洵为稀有可贵之史料，兹引录于下：

仲温，达士也……近年笃志闻道……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权者十余任矣。忠孝两全，朝野交颂……勋业方兴，乃缩缩退避，以究吾宗别传之学。每语人曰：“某之精神梦想，无日不在师子林下。”

此外，《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中与回鹘禅修有关的还有《跋高昌公子按乐图》（卷7）及诗作《高昌国无敌长老请名胜幢》（卷5）等。

出自高昌的回鹘禅僧可考者还有观法师鉴空：

高昌观师领寺事，道风法器，素为四众依响……观字无相，鉴空其号已（也）。吉安路达鲁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孙，安陆府同知蛮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禅性，不茹荤血。元统元年（1333），授（受）皇太后旨，赐金襕袈裟，落筓发，受戒具。至正七年（1347），承行院札至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隐岩净显师云。[17]

元代是藏传佛教的极盛期。由于元政府的极力扶持，藏传佛教成为当时的主流信仰，回鹘佛教即深受其影响，有不少人皈依之，相继涌现出叶仙鼐、阿鲁浑萨理、迦鲁纳答思、舍蓝蓝、必兰纳识理等著名的喇嘛僧。[18]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汉地的禅宗开始在迁入内地的回鹘人中产生影响，看来当时回鹘僧徒并未受藏传佛教这一主流信仰的局限。

总之，元代回鹘僧侣和佛徒中修习禅宗者为数不少，其中又以修习临济宗者居多，他们的活动对元代汉地佛教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以设想，通过对元代文献的进一步搜检，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回鹘禅宗史料发现。笔者拭目以待。

[1]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8《智觉禅师塔铭》。四部丛刊本。

[2]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4上，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5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1年，第735页。

[3]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4上，《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735～736页。

[4]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4上，《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736～737页。

[5] [元]天如《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6《照堂长老义感集序》，见《大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7套第5册。

[6] [元]揭傒斯《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序》，《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689页。

[7] [元]慈寂《进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表》、《降赐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入藏院劄》，《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687～689。

[8]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页。

[9]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10] [元]天如《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5《筚篥引》，见《大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7套第5册。

[11] [元]张可久《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为酸斋解嘲），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30页。

[12] [元]李源道《创建圆通寺记》，载《[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93《金石考》，1949年铅印本。参见[清]释圆鼎《滇释记》卷1。云南丛书本。

[13]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8《智觉禅师塔铭》。四部丛刊本。

[14]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18《东语西话》上，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5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1年，第893页。

[15]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8212－108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7卷，1～2号，1976年，第017～035(272～254)页。

[16] [元]郑元祐《侨吴集》卷9《立雪堂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第791页。

[17]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20《惠安禅寺重兴记》。四部丛刊本。

[18]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