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

一、敦煌出土佛教文献的概况

散藏世界各国的古代敦煌文献总数约在5万件以上，除了数量最大的汉文文书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西夏文写卷，其中有90%以上的卷子都是佛教文书。

从敦煌遗书纪年题记看，时代最早的佛教卷子是日本中村不折氏旧藏的《譬喻经》（散746），系前秦苻坚甘露元年（359）之物。其次为S.0797《十诵比丘戒本》，写成于西凉李暠建初元年（405）。时代最晚者为北图藏收字4号《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和俄藏《曹宗寿造经帙疏》(F.32A M.1696)，分别为至道元年（995）和咸平五年（1002）的写本。[1]除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出土的这些早期文献外，在莫高窟北区的464、465等窟中还发现了一些元代的文献，主要是用回鹘文、西夏文写成的佛教典籍。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

敦煌发现的佛教文献，既有本地的译经、疏释、著录及刻写本，也有大量自外地流入的法物。从一些文献题记可以看出，敦煌早已有了自己的译场，从北魏开始就有了专门的写经生。这些写经生靠替施主抄写佛经而生活。当地僧众学习用的佛经和注疏，以及州县学校发给学生用的课本和学生听讲笔记等物也在敦煌也有不少留存。[2]中原的帝王将相、世家豪族，不乏崇信佛教者。他们常常做这种“写经功德”，将写经分送全国各大寺院“供养”。张、曹归义军时期，每当向中原王朝进贡时，常附带有“请经”任务。而朝廷的回赐物中，也常常有佛经。如S.2140《沙州乞经状》曰：“沙州先得帝王恩赐藏教。即今遗失旧本，无可寻觅欠数，却于上都乞求者。”[3]另外，求法的僧侣、东西往来的商人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佛经。从以上两个来源可以看出，敦煌所出佛教文献既体现出本地特色，同时又可视作4至14世纪中国佛教文献史的缩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敦煌文献与正统佛教研究

所谓正统佛教是一个与世俗佛教相对的概念。正统佛教十分强调并维护佛教经典的正统性，从僧佑《出三藏记集》、费长房《历代法宝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明全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到赵安仁等《大中祥符法宝录》及吕夷简等《景祐新修法宝录》，大凡南宋以前的佛教经录，一般都主张判教，以甄别正经、疑经和伪经。对正经加以维护，对疑经取不信任态度，对伪经则极力排斥。对偶然混入藏内的疑伪经，必加说明，以示剔除；而对社会上流传更广的疑经和伪经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以期达到弘扬并维护正统佛教的目的。

大凡正统佛教所尊奉的正经，在敦煌都有发现，著名者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大般涅槃经》、《梵网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日经》、《大宝积经》、《瑜伽师地论》及“净土三部”等，多则数千号，少则也有数百、数十号。尤为宝贵的是不少经卷附有题记，如北图藏生字24号和闰字96号《净名经关中释抄》的题记将东汉以来直到唐朝期间六种译本的翻译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诸如此类者不少，对古代中国佛经翻译史及佛经流传过程的研究都极具价值。

再如S.2278《宝雨经》残卷，内容为达摩流支于武则天长寿二年所译该经的第三个译本，与前两个译本相比，多出了一段武则天为自己称帝而造舆论的所谓“佛授记”，卷末题记中有许多武周新字，由“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说明这一授记的出笼与薛怀义有关，体现了唐代佛教与政治间的紧密关系。

敦煌写本中保存有300余件禅宗文献，分属于近百部著作，不少系唐代宗密编纂的禅藏的遗留。[4]禅藏编成不久，即遇会昌灭法而在中原失传，仅存于敦煌。其中法海本《六祖坛经》最受学界推重。该经主要记录了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反映了慧能对习禅者的要求：体认佛性之自身洁净，以树立佛教的世界观，被奉为禅宗南宗的基本理论书籍。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该经写本四件，其篇幅比通行的元代宗宝的改编本少得多，不分章节，言语朴素。经几代学者努力，现已整理出最可靠、最古老的《坛经》读本。[5]由神会述，刘澄集的《神会语录》，记录了开元年间神会与信徒们就禅法、修行等问题进行的问答，并记述了自达摩至慧能禅宗六祖相承的传略等，对禅宗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故自胡适发现并著成《神会和尚遗集》后，数十年间研究不衰，先后出版有石井光雄《敦煌出土神会录》、铃木大拙《敦煌出土荷泽神会语录》、杨曾文《神会和尚禅话录》等多种录校本。此外的禅籍尚有《坛语》、《历代法宝记》、《楞伽师资记》等，这些文献的发现改变了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基本面貌。

敦煌偏处西北，在安史之乱后孤悬关外，躲过了会昌法难，得以保存一批内地失传的佛典，如《诸佛名经》、《众经别录》等；还有一些经典，是敦煌所特有的，如，昙倩于安西译出的《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法成于河西诸地翻译的多部佛经等。这些经译出后未能传入内地，仅流传于西北一隅，并在敦煌得以保留。这是对中华大藏经的一大贡献。

敦煌还保存有不少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印度佛教著作，如马鸣的《大庄严经论》、龙树的《中论》、《大智度论》、世亲的《大乘百法明论》、《大乘五蕴论》等，它们的发现为研究古代印度佛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印度佛学大师的生平、著作及影响等都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里还应提到敦煌出土的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录，其中既有流通全国的的各种综合性目录，也有敦煌本地寺院编纂的目录，大都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6]对研究古代中国佛教经录弥足珍贵。

三、敦煌文献与世俗佛教研究

与正统佛教不同，世俗佛教在对待疑经和伪经的态度上，并未遵循正统佛教只奉受正经的传统，对所谓的正经、疑经和伪经兼收并蓄，一视同仁，不分轻重，同样崇奉。敦煌出土的为数众多的此类文献即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敦煌文献中的疑伪经典很多，据笔者粗略统计，无虑数十种，主要的有《佛说无量寿宗要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7]、《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十王经》、《佛说续命经》、《救护身命经》、《救护身命济人疾病苦厄经》、《决罪福经》、《大通方广经》、《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佛说要行舍身经》、《佛说赞僧功德经》、《新菩萨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佛说因果经》、《佛说如来成道经》、《佛说消灾除横灌顶延命真言经》、《佛说安宅神咒经》、《佛说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经》、《佛说不增不灭经》、《大丈夫经》、《佛说禅门经》、《无量大慈经》、《破昏殆法》、《劝善经》、《七阶佛名》、《观世音三昧经》、《大辨邪正经》、《佛说证明经》、《首罗比丘经》、《佛说咒魅经》、《佛说法句经》、《佛说净度三昧经》、《最胜妙定经》、《佛说证香火本因经》、《僧迦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等等。这些文献，一般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故很多久已失传，幸亏从敦煌文献中还可以找到若干遗存，堪为研究之资。[8]

这些疑伪经的抄本量不等，有的仅存一件或数件，有的存数十件乃至上百件，为数最多的当属《佛说无量寿宗要经》，现存写本不下200件。这些经典有的归瓜沙归义军各级政府或官员所有，有的则为寺院及僧侣之藏品，还有更多的当属社会上一般平民之物。由此可见，疑伪经在敦煌社会中的流行是相当广泛的，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从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看，唐宋时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人们将抄写、供养佛经和塑造、绘制佛像作为积累功德的两项最大事功。希望以此功德使自己以及早已亡故或仍然生存于世的亲人乃至一切众生消灾除难，同登乐果。[9]

为了向文化水平较低或不识字的信众传扬佛教，人们把深奥的佛经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讲经文、因缘文、变文、押座文、解座文以及歌辞、俚曲等，甚或将其转化成壁画，供信众观赏。这些举措为佛教理论的传播开启了多种多样的方便之门。[10]

除上述之外，敦煌发现的与世俗佛教有关的文献还有很多，为我们描绘了古代敦煌丰富多彩的寺院生活实际。如邈真赞、高僧行传等寺院史传文书描述了许多高僧大德的行实；斋会斋文、礼忏文、羯磨文、授戒文、度牒等则记录了敦煌古代寺院的佛事活动；而有关寺院买卖、典押、借贷、雇工诸方面的契约等则反映了敦煌寺院经济活动，为敦煌乃至全国的佛教佛教世俗化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丰富而宝贵的铁证。

四、敦煌文献与少数民族佛教研究

在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中，有不少内容都与曾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少数民族有关，其中与吐蕃相关者为数最为丰富。既有吐蕃文，也有汉文，人们从中发现了许多为现代教规、行政文件、年代纪所不载的佛教文献。

敦煌文书中的藏文写本计有近万件，多与佛教相关，有经、律、论、真言、经疏及吐蕃人的著述等多方面的内容。如所周知，佛教的传入西藏是在7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而后来的宗教著作却常把它夸大成是同藏族与生俱来的东西。敦煌的藏文文献写成于神圣感并不强烈的时代，当时藏族文化发达，思想活跃，宗教文献中表现出的常常是历史的真实，[11]吉光片羽，堪称可贵。

在藏文之外，敦煌所出的汗牛充栋的汉文写卷中，还有相当丰富的吐蕃佛教史料，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译最引人注目。

《大乘二十二问》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问题共二十二个，系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

王锡所撰《顿悟大乘正理决》则证实了一直被视为传说的吐蕃僧诤的实际存在。藏族史家称来自中原的摩诃衍和尚在争论中失败了，而《正理决》却说他取得了胜利。藏族史料称此后禅宗的教义和活动因受禁止而在西藏消失，但敦煌发现的禅宗文献却又使我们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一现象表明，发生在西藏腹地（如拉萨的桑鸢寺）的佛教故实在敦煌文献中不乏记载，且很有研究的价值。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二十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等五部；著述有《大乘四法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著德赞》等三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等人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12]

敦煌发现的昙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反映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入、兴盛到衰亡三个阶段的历史。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除吐蕃文献外，敦煌发现的回鹘佛教史料也是相当丰富的。著名的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是今存该经最完整的版本，对研究与复原该经意义重大；这里发现的回鹘文《说心性经》更是现知唯一的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由著名维吾尔族佛教徒安藏和必兰纳识里创作的佛教诗歌集更是研究回鹘佛教文学、宗教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其他比较重要的文献尚有叙事诗《常啼与法上的故事》、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及多种佛教经典，如《金光明最胜王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华经玄赞》、《十王经》、《八十华严》、《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等。[13]回鹘文自15世纪以后便被弃用，成为不为人知的“死文字”，只有劫后余孤残存于敦煌、吐鲁番的古代遗址中。敦煌发现的这些文献尽管数量上没有吐鲁番出土者众多，但其篇幅一般都比较大，保存相对完好，故对唐宋至蒙元时代回鹘佛教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此外，敦煌还发现有用梵文、粟特文、于阗文、西夏文写成的佛教典籍，数量尽管不多，但其研究价值却是不可低估的。

——原刊《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

[1] 另据报道，俄藏F.229B(M.897)为《景德传灯录》残卷（成书于1006年），为时代更晚的文献。但经考证，此文献非出敦煌，实出自黑城。见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50-253页。

[2] 袁德领《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书简介》，《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110 页。

[3] 方广锠《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研究》，《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页； 同作者《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2-273页。

[4] 方广锠《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93页。

[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自序》第7页。

[6] 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5页。

[7] 此指唐义净译本。法护译《八阳神咒经》与之不同，思想内容相去甚远，应为“正经”。说明有些传统上被视为伪经的经典，其实也是从印度传来的，并非中土僧人伪撰。

[8] 李正宇《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的经典及其功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9-10页。

[9] 有关文献被裒辑于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中，可参见。

[10] 有关文献见载于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 上山大峻《敦煌资料と初期チベット佛教研究》，《东洋学术研究》第21卷2期，1982年，第14-28页。

[12] 以上文献可参见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J. Hamilton, Manuscrit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2vols., Paris 1986;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