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影响回鹘三证

【内容提要】佛教是9～15世纪间维吾尔族、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回鹘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在历史上影响甚巨，除了汉文史书的记载外，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石窟艺术与其它多种佛教遗物又为回鹘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尤其是西域、敦煌诸地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更为回鹘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从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的的盛行、禅宗与天台宗在回鹘中的流播，以及中土僧传与灵应故事在回鹘中的传译等三个方面入手，以阐明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回鹘佛教 汉传佛教 回鹘文 敦煌 吐鲁番

在《觉群·学术论文集》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笔者曾发表《回鹘佛教与周边民族关系论考》一文，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的影响，从回鹘译经多译自汉文、回鹘佛教艺术多取法汉风、回鹘佛教观念、佛教术语及回鹘语语法多受汉语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但因受文章篇幅，尤其是文章体例所囿，对一些比较复杂而一言难尽的问题略而未谈。今特撰此文，以补缺憾，拟从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的盛行、禅宗与天台宗在回鹘中的流播，以及中土僧传与灵应故事在回鹘中的传译等三个方面入手，以阐明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多重影响。

一、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

五台山信仰可以说是汉传佛教特有的重要信仰之一，曾被回鹘佛教徒所接受，这在汉文文献中有所反映。那么，回鹘文献中对此有无反映呢？这里需先就北京居庸关过街塔西壁回鹘文《建塔功德记》（1342年刻）第16偈中所见的uday一词略加考释。

居庸关位于北京西北48公里处的关沟峡谷之中，其云台建成于元末至正二年（1342）。该云台系奉元顺帝之命在沟通大都和上都的交通要道上兴建的过街塔的基座。塔上为“西域佛图”（即喇嘛塔）3座，“下通行人”，以便“皈依佛乘，普受法施”。[1]元末明初，台上的三座宝塔遇兵燹而毁圮，惟塔基得以独存。后人未究其详而误称作云台，以至沿用至今。

现存云台系汉白玉石材构建，正中辟门，券洞上部成八角形。券门四隅浮雕藏族艺术风格的四大天王。雕像内侧满布文字，内容为用汉、梵、藏、回鹘、西夏和八思巴式蒙古文等六体文字镌刻的陀罗尼和用梵文以外其余五种文字镌刻的《建塔功德记》。这些功德记虽然主题一致，但写作形式不一，有韵文，有散文，基本内容也差异很大，需要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比较研究。但比较研究的前提却是对不同文字题记的条分缕析，因为只有明了各题记的内容，系统研究才会有坚实的基础。笔者在审视回鹘文《建塔功德记》时就发现，该题记有的内容不见于它种文字，有的虽可见到，但却有不少差异，都值得深入探讨。这里谨就题记第16偈中的内容进行考证。[2]

居庸关题刻中的回鹘文内容就文字本身而言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字用以刻写陀罗尼，小字则用以刻写押头韵的韵文体作品《建塔功德记》。其中后者自19世纪末被发现以来即一直引起国际突厥—回鹘语学界的关注，许多著名学者，如俄国的拉德罗夫 (W.Radloff)[3]、日本的藤枝晃[4]、匈牙利的李盖提 (L.Ligeti) [5] 等都曾驻目于此，孜孜以求，从事研究，并各有创获。以此为基础，德国学者罗伯恩 (K. Röhrborn) 和土耳其学者塞尔特卡雅 (Osman Sertkaya) 进一步合力对该题刻进行了更为全面、彻底的研究。[6]他们遵循藤枝晃以头韵分诗行的做法，将《建塔功德记》全部内容划分为31偈（不包括首题与尾跋）。其中，西壁首偈（即全文第16偈）以其长期未得正解而引起了笔者特别的关注。现以罗伯恩和塞尔特卡雅的刊本为据，将其原文移录如下（引用时对原文转写所采用的土耳其文转写模式略有更改）：

1. uday tägr[ä]ki bilgä atlïγ uluγ xan bolup

2. u[luš](?)…………………………………

3. [ot]γurak säkiz on yašayur tep wiyakiritlïγ

4. uš[n]ïrï biliglig uluγ süüglüg säčän xanïm(ï)z [7]

后二句保存完好，意思也非常明确，意为：“我们福智双全的伟大的薛禅皇帝(Säčän Xan，即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在世) 授记享寿八十整”。但内容已不完整的前二句的含义却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对文中出现的uday一词，刊布者罗伯恩和塞尔特卡雅给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借自梵语国名udyāna；其二，借自汉语山名“五台”；其三，借自梵语山名udaya。正如二氏所言，由于这句偈语文意不明，故而他们采用了一种自认为较可信的说法，舍前二说而独采第三种解释，译作：“udaya[山]周围有被称作‘智能’的大王的领地（或国家）。”

我们知道，在印度中部博帕尔(Bhapol)附近有一山，名曰Udaya-giri。该山在印度教历史上颇负盛名。笈多王朝时代，君主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 GuptaⅡ)曾于401～402年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毗湿奴(Vi2zu)神像。[8]然而在佛教历史上，该山却没有什么名气和影响，笔者愚陋，从未见此山在何种汉译佛典中出现过，而回鹘人对佛教的接受又主要通过汉译佛典，所以将回鹘文《建塔功德记》中的uday解释为 Udaya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这里再看udyāna一词。该词本意为“花园”，作为地名，指代的是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Swāt)河岸一带的乌长那国（《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汉文史籍又写作乌仗那国（《大唐西域记》卷三）、乌苌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乌长国（《法显传》）或乌伏那国（《新唐书》卷二二一）等。[9]这里虽为佛教兴盛之地，但不闻该地与所谓的“智慧大王”有多少关联，况且，udyāna的写法也与回鹘文uday相去较远，故不为学界所接受。

那么，uday一词当作何解释呢？窃以为应将之与偈语中出现的“bilgä atlïγ uluγ xan（被称作‘智慧’的大王）”联系起来考虑。

何为“智慧大王”？ 在佛教万神殿中，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无疑是文殊菩萨。该菩萨是三世诸佛之母、释迦牟尼的九世祖师，是般若智慧的化身，号称“智慧第一”。《大日经》曰：“此菩萨与普贤为一对，常侍释迦如来之左，而司智慧。”他顶结五髻，以表大日之五智；手持五剑，以表智慧之利剑；驾狮子以表智慧之威猛。因佛教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等称印度东北方有“清凉山”，山有五顶，为文殊菩萨住处。而山西东北部的五台山由于“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10]，故被称为“清凉山”,其地又恰处印度东北方,且兼有五顶，故而被中土僧徒附会为文殊菩萨的道场。[11]五台山由是而得以名扬天下，形成了以五台山崇拜和文殊信仰结合为核心的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影响极大，流风广被西夏、辽朝，以至东方的日本、朝鲜等地区。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便会很自然地将uday与五台山联系起来了。

将uday解释为汉语“五台”的音转是否合乎回鹘语之语音规则呢？从语音学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在回鹘语中，d和t是混用的，可以互代，尤有进者，t在元音和浊辅音后常浊化为d，如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在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中就被拼写成Čaγaday。[12]诸如此类在回鹘文文献中俯拾皆是，无须饶舌；其次，汉语“五”在回鹘语中音转作u也是有据可寻的。“五”，《广韵》疑古切，疑母遇摄姥韵，拟音*ŋu。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中疑母字大多变读为n声母和零声母，“五”属零声母鱼模韵，拟音为*u。故元代回鹘文献中之“五”对音为u，“五台”音为uday，在语音上是完全讲得通的。庆幸的是，在一份迄今尚未刊布，内容不甚明确的回鹘文佛教颂诗（编号为T III 73, U 5791）中，我们赫然可见uday šan一词。[13]由于文献全文未刊布，内容不甚明确，但以之与上文所论结合起来看，显然应指五台山。为笔者的推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作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五台山与观音菩萨道场普陀山、普贤菩萨道场峨眉山、地藏菩萨道场九华山一起，被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推而论之，偈语中uluš就相应地当译为“道场”，而非“领地”或“国家”。如是，这两句偈语则可译之如下：

五台[山]一带是被称作“智慧”的大王（即文殊菩萨）的道场。

文殊菩萨是深受回鹘佛教徒尊崇的，这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相继出土、刊布的回鹘文文献中可得到充分的反映，如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文献中就有这样的赞语：

……bu altï yegimi bodïsawat-lar alqu tüzü tüzün mančušïrï bodïsawat

……这十六位菩萨皆尊文殊菩萨。[14]

密藏经典《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Ma`ju1rīnqmasa/gīti）》之回鹘文译本残片（均为木刻本）在吐鲁番一带也多有出土，今天已有四十余件残片得到刊布。[15]其中，编号为M 14（U 4759）的回鹘文印本题记即明白无误地诠释了回鹘佛教徒对文殊菩萨及相关经典的景仰之状：

arïš arïγ bo nama sangit nom ärdini: ačari kši karunadaz sidu üzä aqdarïlmïš-ï: adïnčïγ mungadïnčiγ taydu-taqï aq stup-luγ uluγ vxar-ta: adruq 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 yitinč ay-ta: alqu-sï barča ala-sïzïn tüzü yapa: adaq-ïnga tägi uz yarašï ädgüti bütürüldi∷sadu sadu:[16]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迦鲁纳答思（Karunadaz）总监翻译，在大都（Taydu）大白塔寺（Aq Stup-luγ Uluγ Vxar）内于十干的壬虎年（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即1302年）七月将其全部印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

因此之故，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书信中，既有求《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者，[17]也有请文殊菩萨像者。[18]《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在元代又由释智依梵文译为汉文，名曰《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回鹘人又依该新汉译本对其作了注音。有关写本在吐鲁番也多有发现，现知的残片已达9件。其中8件（编号分别为Kr. IV 271、Kr. IV 666、Kr. IV 821、Kr. IV 819、Kr. IV 817、Kr. IV 291、Kr. IV 285、Kr. IV 309）庋藏于圣彼得堡，[19] 1件存柏林。[20]这些回鹘文汉语注音本的发现，一方面说明当时回鹘佛教界存在着用汉语诵经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回鹘人对该经的偏爱，因为在为数众多的回鹘文佛经写、刻本中，汉语注音本毕竟是相当稀见的。

同时，《文殊师利成就法（Mañju1rīsqdhana）》也被译成回鹘文得到传播，其孑遗在吐鲁番一带也有出土，从文末题跋看，它是由一位名叫括鲁迪· 桑伽失里的回鹘佛教徒由吐蕃语译成回鹘文的：

mančušïrï-nïng sadanasï čoqdu yarlïγ üzä qoludï sanggä šïrï tangrïdï tüpüt tïlïntïn ävirdim[21]

《文殊师利成就法（mančušïrï-nïng sadanasï）》，括鲁迪·桑伽失里（Qoludï Sanggä Šïrï）遵命据吐蕃语（tüpüt tïl）翻译。

这些地下出土材料反映了回鹘人对文殊菩萨的崇拜，有力地支持了笔者把uday视作五台山的比定。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史料也反映出回鹘僧侣对五台山的崇拜：

[景德四年（1007）]十月，甘州夜落纥遣尼法仙等二人来朝，献马十匹，且乞游代州五台山，从之。[22]

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宋史·回鹘传》。元代回鹘女喇嘛舍蓝蓝（1269～1332）也曾于五台山修建寺庙。据载：

舍蓝蓝，高昌人……仁宗（1312～1320年在位）之世，师以桑榆晚景，自谓出入宫掖数十余年，凡历四朝事三后，宠荣兼至，志愿足矣，数请静退居于宫外，求至道以酬罔极。太后弗听，力辞弗已，诏居妙善寺，以时入见，赐予之物不可胜纪。师以其物并寺于京师，曰妙善。又建寺于台山，曰普明，各置佛经一藏，恒业有差。[23]

舍蓝蓝所建普明寺何在？今已无从考究。但该寺所在的台山，当系五台山之省称。五台山距京师不远，在元代又是藏传佛教的兴盛之地，元代九帝一主，就有七帝曾作佛事于五台山，作为中宫女喇嘛，舍蓝蓝于此建庙自为情理中事。而史书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推想。如元好问《台山杂咏十六首》有言“好个台山真面目”之语。[24]明穆宗于隆庆三年（1569）撰《重修圆照寺碑记》，文称：“自□□师法王张兼管台山提督□□公、高僧天玺，同协阜平县长者孙儒、弟孙孜昆，携金币躬诣台山凤林院，天大师修建。”[25]“台山提督”一职的设立，更是为确证。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不管是汉文还是回鹘文文献，都真实地反映了五台山崇拜及文殊信仰影响的深入与广泛。

二、元代回鹘与禅宗、天台宗之关系

回鹘佛教初兴于唐，发展于宋，盛行于元，大致走过了一条与汉地佛教相反的道路。汉地流行的大乘佛教八宗（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瑜伽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对回鹘也少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诸地相继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对此了无反映，故前人在论述回鹘佛教时概不及此。近来阅读元人文集和佛典，陆续发现了多则回鹘僧徒修习禅宗的资料，堪称可贵。今略加整理公布，以期对回鹘佛教史和中国禅宗史的研究有所补益。

吾人固知，禅宗兴起于唐末五代，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元代，蒙古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并实行尊教抑禅政策，使禅宗的发展受到抑制，致使禅宗在北方影响日衰，惟南方江浙一带保持者持续发展的势头。涌现出明本、惟则二大著名临济宗师。

明本（1263～1323），号中峰，晚自称幻庵、幻住等，俗姓孙，钱塘人。自幼求佛法，二十四岁时参天目山高峰原妙和尚，大悟彻底，说法无碍。因不啻于当时流行的“只尚言通，不求实悟”以及机锋、棒喝之风气，强调实参实悟，做本分道人，主张儒释调和，教禅一致，禅净融合，并经常云游四方，讲经弘法，著有《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和《天目明本禅师杂录》。当其在浙江天目山弘法时，“从之者如云，北极龙漠，东涉三韩，西域、南诏之人，远出万里之外，莫不至焉”。[26]其中来自西域的回鹘僧不少，《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有数篇文字即专为回鹘禅僧而作。其一为《示伊吾显月长老》[27]。显月，梵名乌钵剌室利，伊吾（即今新疆哈密）人，亦有谓其为高昌人者。

其二为《示萨的迷的理长老》。[28]这里的萨的迷的理在它处又写作善达密的里，北庭人，字慈寂，号照堂。

其三为《示慈护长老》。[29]慈护，高昌人，乃高昌三藏喜庵妙公之母氏也”。

其中，照堂长老是明本门下最为著名的回鹘禅僧（？～1337），曾著有《照堂长老义感集》，惜已不传，但其同门师兄弟、好友天如和尚为之撰写的序言得以留存至今，对其事迹多有记述，兹节录于下：

照堂，高昌名族之裔……其俗尚佛教好施与，又好引援进取以相荣，盖去国已远，见乡人虽疏亦亲，故彼氏之为沙门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而照堂一无取焉，惟道是嗜。凡显密二宗，大声实之士悉从事之，尽其学，未厌其志。延佑间南来天目扣直指之学于幻住先师，日有深造，遂眷眷不忘弃去……殆先师告寂，始北归。[30]

他北归后将明本遗著《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呈献给元顺帝。此举得到回鹘人沙剌班的支持[31]，“奉表以闻……得赐入藏”。顺帝于元统二年(1337)命将其书刊入藏经，并赐其号“普应国师”。[32]当时，藏传佛教被尊为国教，赐号国师者一般都是藏传佛教大喇嘛，明本以禅师身份受封，实属“旷世恩典”。[33]回鹘人慈寂也因编纂其遗著《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而得以在中国禅宗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据载，元代著名的回鹘文学家、诗人、史学家和散曲家贯云石(1286～1324)也颇受天目中峰和尚的影响。在贯云石隐退钱塘后，每逢暑期，便入天目山随其修禅：

入天目山，见本中峰禅师，剧谈大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为学日博，为文日邃，诗亦冲澹简远，书法稍取法古人而变化，自成一家。其论世务，精核平实。识者喜公，谓将复为世用，而公之踪迹与世接渐疏。日过午，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童仆化之，以昼为夜，道味日浓，世味日淡。[34]

这一记载说明，贯云石禅学修养不浅，竟可与中峰禅师幻住“剧谈大道，箭锋相当”。中峰禅师还曾撰《筚篥引》，云：“钱唐月夜凤凰山，曾听酸斋吹铁笛。”[35]表达了他和贯云石之间的深厚友谊。贯云石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39岁，在去世前他一直闭门谢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友张可久说他“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36]即真实地反映了道教与禅宗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尤有进者，元代之回鹘官员还大兴土木，为禅宗修建寺庙，如时任云南行省左丞的回鹘人阿昔思即曾于昆明修建圆通寺。据载：

滇城之北陬一里许……有寺曰圆通，资善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左丞阿昔思之所新也……皇庆元年壬子，天子赐玺书，嘉乃用心。延佑六年（1319），岁在己未，工始落成，住持僧佛日圆照普觉大师、大休大禅师、弘觉大师、普圆讲主、广慧大师普政，轨行高洁，宗风振焉……公，高昌人，恭慎慈戒，盖本之天性云。[37]

我们知道，圆通寺是云南禅宗史上著名的寺院之一。初建于南诏，名补陀罗寺，后逐渐衰微，仅剩下残垣断壁。元大德五年（1301），在当地回鹘官员阿昔思的主持下另建圆通寺。寺有大殿三间和钟楼、鼓楼，两侧建宝塔各一，方丈、云堂、僧舍应有尽有。殿与殿之间广种竹木花卉，还劈出了菜园，拨有田地，作为寺院香火之资。皇庆元年（1312），阿昔思受到元仁宗赐书嘉勉。延佑六年（1319）全寺落成，延纳禅僧大休及其弟子佛日圆照普觉、弘觉、普圆、广慧等5人住于此寺，弘扬禅法。一时声名雀起，信徒云集，圆通寺遂成当地最著名的禅寺。其后历久不衰，以至绵延于今。可以说，在云南禅宗史上，回鹘人阿昔思还是值得一书的。

此外，元代著名的回鹘喇嘛僧 “三藏法师沙津爱护持必纳雅实理（即必兰纳识里）游方时，常从师参诘”。[3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对一位来自高昌的禅僧言论的记录：

一长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虽致身贵宦，未尝见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谓余曰：“佛法有二途，曰浅，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诣；浅者尝博闻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与所闻所见相应耳，于此未尝不自责也，因叩之。”

[明本]曰：佛法广大遍入寰区，虽佛祖不能正视尔，何人辄以深浅议之哉？乃曰：心识之蕴奥，境观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宽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间财货甚于毒蛇，能损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浅者。自最初入道，历涉诸师之门，未有一人不如是。[39]

尽管这位长者未留下姓名，但知其生于高昌，以元代西域的民族形势论，自应为回鹘人。若这一推测不误，那么这则资料就堪称无价之宝了，尽管其内容非常简单，仅阐述了自己对佛法所谓“深”“浅”的看法，且不为明本所认可。因为我们在众多的回鹘佛教文献中，除回鹘文《说心性经》及慈寂《进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表》曾对佛教哲学略有涉及外，这就是惟一的记载了。况且，《说心性经》是回鹘人的原作还是否译至今尚难定论，慈寂所论也仅及其师明本的思想与贡献。

上文提到的天如和尚，又称惟则（1286～1354），是继明本之后元代禅宗之另一巨匠，与回鹘高僧照堂同为明本法嗣，关系友善。元顺帝至元年间（1335～1340），他主持了苏州师子林正宗禅寺，发扬明本以来临济宗风，同时兼通天台教理和净土宗，影响很大，故有许多回鹘僧徒随其修禅，如回鹘著名文学家贯云石和阿里西瑛都与之过从甚密。其它致弟子礼的回鹘人者就更多，如官至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的道童（号石岩）、行省平章的图鲁（法号妙空居士）；行宣政院使若岳权术（又名石木）；江浙行省平章阿台脱因及其子荣禄大夫、中书省平章政事买住（字简斋）、孙江西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普达实立（字仲温）等。其中，普达实立（1304～1347）曾先后官至西台御史、浙东廉访副使、江西行省郎中，其佛事活动在郑元佑撰《立雪堂记》中有如是记载：

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昌简斋公……曰：“昔普应国师（即天目中峰和尚——引者）倡道天目时，予先君秦国公（即阿台脱因——引者）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学参扣于国师，国师之弟子东殚三韩，南极六诏，西穷身毒，北弥龙沙，则其近地既可知已。今中吴师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之门尤为得法上首，颖异秀出者也。余今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名公贵人，向师道风，参拜跪跽，获闻一言，如饮甘露……予胄出高昌，依佛为命，睹兹僧宝，敢同寒蝉，第以学匪房、裴，艰于赞颂，辄为师手书二扁，名说法之堂曰“立雪”，禅燕之室曰“卧云”，仍命工刻诸梓而揭之，以寓参承之意。[40]

由此可知元代回鹘人江西等处平章政事买住及其父亲阿台脱因都曾因崇尚师子林天如和尚而投其门下。《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中录有多篇天如与普达实立（字仲温）的问答之作，如《普说》（卷2，系天如应普达实立副使、脱铁睦尔副使及回鹘人买奴海牙同知等人的请求而讲说的禅法）、《与普达实立副使》（卷8）、《答仲温副使病中疑问》（卷8）等。其中，《答仲温副使病中疑问》对普达实立之宦迹及禅修均有所描述，洵为稀有可贵之史料，兹引录于下：

仲温，达士也……近年笃志闻道……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权者十余任矣。忠孝两全，朝野交颂……勋业方兴，乃缩缩退避，以究吾宗别传之学。每语人曰：“某之精神梦想，无日不在师子林下。”

此外，《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中与回鹘禅修有关的还有《跋高昌公子按乐图》（卷7）及诗作《高昌国无敌长老请名胜幢》（卷5）等。

出自高昌的回鹘禅僧可考者还有观法师鉴空：

高昌观师领寺事，道风法器，素为四众依响……观字无相，鉴空其号已（也）。吉安路达鲁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孙，安陆府同知蛮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禅性，不茹荤血。元统元年（1333），授（受）皇太后旨，赐金襕袈裟，落筓发，受戒具。至正七年（1347），承行院札至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隐岩净显师云。[41]

这里还需提一下，在元代回鹘人中还有治天台之学的高僧：

高昌都统有般若儿利者，每谓学兼华梵，出入经论，世无能敌之。用其国语，与师共译《小止观》，文彩焕发，高昌为之赧然自失。[42]

如所周知，天台宗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佛教宗派，其实际创始人智顗著有《小止观》一卷，此书又称《童蒙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如何坐禅，重点讲“三止”（休真止、方便随缘止、息二边分别止）及“三观”（空观、假观、中观），与“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摩诃止观》（即《大止观》）思想一致，故而被称作《摩诃止观》的概要。[43]这一记载虽简单，但它却反映出回鹘人中曾有人修天台宗这一史实，弥足珍贵，故不能不略为提及。我相信，元人文集、碑刻、地方史志、宗教典籍中肯定还会有与回鹘禅宗、天台宗相关之资料，惜乎笔者谫陋，见闻未广，难申其志，冀方家有以教焉。

元代是藏传佛教的极盛期。由于元政府的极力扶持，藏传佛教成为当时的主流信仰，回鹘佛教即深受其影响，有不少人皈依之，相继涌现出叶仙鼐、阿鲁浑萨理、迦鲁纳答思、舍蓝蓝、必兰纳识理等著名的喇嘛僧。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汉地的禅宗、天台宗开始在迁入内地的回鹘人中产生影响，看来当时回鹘僧徒并未受藏传佛教这一主流信仰的局限。

三、中土僧传与灵应故事在回鹘中的传播

回鹘人不仅翻译汉文佛经，而且还翻译过中土僧人的传记，如慧立、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被古代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胜光法师译入回鹘文。

在回鹘文写本中，《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被题作bodïstw taïto samtso ačarï-nïng yorï-ïn uqïtmap atlï tsïïn čuïn tigma kwi nom bitig。现知写本共有3件，分藏于北京、圣彼得堡、柏林等地。有题跋云：

ymä qutluγ öngtün uluγ tvγač ilinča taising siosing alqu sastr larïγ qamaγ nomlarïγ qalïsïz ötgürü topolu bilmiš bošγunmïš bodïstv kitsi samtso atlγ ačarï o o änätkäk tïlïntïn tvγač avïrmiïš yana bu kälyük bulγanyuq biš čöbik y(a)vlaq ödtäki kinki bošγutluγ bïš balïγ-ïγ sïngqu säli tutung tvγač tïlïntïn ikiläyü türk tïlïnča aqtarmïš

时幸福的、伟大的桃花石国中有慧立大师者，洞澈三藏，受教著为桃花石文，名叫彦悰法师者扩展之，又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都统再由桃花石文译为突厥文。[44]

从题记知，《玄奘传》是由回鹘著名翻译家胜光法师（Sïngqu Säli Tutung）译入回鹘文的，其译成的时代大致在10世纪左右。耿世民先生认为：“根据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的字体(为一种早期的回鹘文写经体)以及写本中绝不见元代回鹘文文献中常见的t和d、s和z字母替换使用的情况，认为该书翻译的年代应在元代以前，即9～12世纪之间。”[45]该文献共计10卷，部头不小，它的译成体现了回鹘僧徒对玄奘的崇拜之情。

——原刊《觉群·学术论文集》第3期,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年

在《玄奘传》之外，净土宗创始人慧远之传记也被译入回鹘文。其写本在鄯善七克台有出土，现存1叶，梵夹式，高21厘米，长53厘米，双面书写，共存文字52行。似属10世纪左右之遗物，内容述及慧远及其弟子僧济的情况，但在汉籍中找不到对应内容，当为汉文典籍之改编。[46]

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也被译入回鹘文。写本中出现有这样的话头：

bo sav kirüki [ulu]š-lar ödigi siüki atlγ [biti]gdä ol

此语在名为《西域记》的书中有载。[47]

可见，该书的回鹘文译名为Siüki，译者可能同为胜光法师。茨默经研究后认为，该书的翻译，似曾参考过前引《玄奘传》。可备一说。

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土流行的灵验故事（如《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及报应故事（如《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也被译入回鹘文。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写本是近期德国学者茨默于柏林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物中发现的，1叶，编号TIIY22 (U3107)，正背面各书文字7行，内容如下：

1.…atlγ balïq-nïng [ki]din yïngaq-dïn litsun atlγ orun-ta ornaγ tutup

2. titsi-lar turγurup bošγut bošurur ärdi: antaγ ädgü-lüg iš-lär-tä

3. qatïγlanur ärkän yana küntämäk užik bitigü piir alïp-p

4. [üst]ünki qamaγ tngri-lär üčün kimqoki nomuγ bitiyür-mn

5. tip: kök qalïγ qovuqïnta kimqoki-taqï užiklarïγ: käzigča

6. tükäl bitiyür ärdi: muntaγ qïlu ükuš kün ay öd qolu-lar [ ]

7. inčip ol antaγišin küdükin blgürtdäči tangïrqadačï [ ]nč[ ]

8. ol baxšï ät, öt, öz qotdï: ötrü anta kin bir uγur-da tngri-din y[ ]

9. yiti kün titrüm qad boltï: ol antaγ qad boltuqda qayu ol [ ]

10. atlγ bilgä är üstünki tngri-lär üčün kimqoki [nomuγ] bitiyür-mn

11. [tip] kök [qälïγ] qovuqïnta užik bitimiš orun ärdi ärsär: [ol]

12. orun üzä-sintä tägirmiläyü onar čïγyir-dä arïtï yaγmur

13. tägmädin [öl ödü]š ymä bolmadïn qup quruγ turdï anï körüp tägräki

14. yïlqïčï oγlan-qya-lar tangïrqanïp mungadïp ašunmaqlašu ol orun-qa [ ]

[新繁县]城西有李村，一书生教学于此。在致力于这一善举的同时，他日日对空书写《金刚经》，曰：“此经拟由诸天读诵。”数日、数月和很多时间过去了，他仍然书写不辍。神通力终于显现了，一次，大雨倾盆，连下七日。但在书生对空写经的地方，十尺周围内却滴雨不见。睹此情景，牧牛儿既奇且喜，遇雨便于此躲避。[48]

该故事在多种文献中都有记载，可见于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A)、李肪《太平广记》卷102(B)、道世《法苑珠林》卷18(C)、《金刚般若经集验记》(D)、《金刚经感应传》(E)及敦煌本《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F)[49]。与以上诸本相比，回鹘文本（简称回本）有不少改动，如：回本未写书生姓氏，A、C、D、E诸本作荀氏，B、F本作苟氏；回本之李村，A、B、C、D、E本均作王李村，但F本无；回本之书生，与A、B、C、D本同，但E、F本作居士。通过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回本之底本当为A、B、C、D诸本中的一种，而与E、F本无关。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见于敦煌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该经是由别失八里著名回鹘佛教翻译家胜光法师依义净汉译本转译的。值得注意的是，与义净本相较，回鹘文本第1卷多出了两个故事：沧州人张居道在温州做治中时因女儿婚事而屈杀牛、羊、诸、鸡、鹅、鸭之类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发愿抄写《金光明经》而被放还；又有温州安固县某县丞妻，久病不愈，张居道闻之，劝其发愿抄写《金光明经》，此县丞遵之，雇人抄写，果然妇人疾病得除。[50]这两个故事，虽不见于义净译本，但可见于北凉昙无谶翻译的4卷本《金光明经》卷首所录《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又名《金光明经传》。此故事之单行本在敦煌也多有发现。[51]回鹘文本之内容当系胜光法师据昙无谶本补译。因李经纬先生对此已有专门研究，[52]可以参见。但译文微有瑕疵，应予更正，如回鹘文之inčiu应译温州而非瀛州；čang kü tau应译张居道，而非桑居焘。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的影响是至为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回鹘佛教其实可被视作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为汉传佛教强烈影响我国周边民族的一个典型范例。

[1]欧阳玄《居庸关过街塔铭》，转引自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卷14《关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404页。

[2]参见研究其他文种的相关著作，如Sylvain Lévi, Note préliminare sur l’inscription de Kiu-yong-koan: Deuxière partie: Les Inscriptions tibétains, Journal Asiatique 9/4, 1894, pp. 369-373（研究藏文题刻）; George Huth, Note préliminare sur l’inscription de Kiu-yong-koan: Quatrième partie: Les Inscriptions mongoles, Journal Asiatique 9/5, 1894, pp. 351-360（研究蒙古文题刻）; 罗福成《居庸关石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607～2651页（研究西夏文和汉文题刻）。

[3] W. Radloff, Note préliminare sur l’inscription de Kiu-yong-koan: Troisième partie: L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Journal Asiatique 9/4, 1894, pp. 546-550.

[4]藤枝晃，“ウイグル小字刻文”，村田治郎编《居庸关》I，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年，第270～278页。

[5] L. Ligeti, Le Mérite d’ériger un stupa et l’histoire de l’éléphant d’or, 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örös Memorial Symposium, held at Matrafüred, Hungary 24-30 September 1976, Budapest 1978, pp. 223-284.

[6] K. Röhrborn - Osman Sertkaya, Die alttürkische Inschrift am Tor-Stupa von Chü-yung-kua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30, 1980, S. 304-339.

[7] K. Röhrborn - Osman Sertkaya, Die alttürkische Inschrift am Tor-Stūpa von Chü-yung-kuan, ZDMG 130, 1980, S. 320

[8]高木森《印度艺术史概论》，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3年，第168页。

[9]参见[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271页；[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100页。

[10] [宋]释延一：《广清凉传》卷上，见崔玉卿点校《清凉山传志选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11]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52页。

[12]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8页。

[13] P. Zieme, Zur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S. 144.

[14]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15] G. Kara und P. Zieme, 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r Guruyogas：《Tiefer weg》 von Sa-skya Pazfita und der Mañju1r]nqmasa/g]ti （=BTT Ⅷ）, Berlin 1977, S. 81-121, Taf. 27-50; G. Kara, Weiteres über die uigurische Nqmasa/g]ti, AoF 8, 1981, S. 227-236.

[16] P. Zieme, Zur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alten Uiguren, AOH 29/2, 1975, S. 198-199.

[17] [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8～39页。

[18] [日]梅村坦著，杨富学译：《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回鹘文写本》，《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4页。

[19]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字音写された汉语佛典断片について——ウイグル汉字音の研究——”，《言语学研究》第14号，京都，1995年，第65～88页，图版A～F。

[20] P. Zieme, A Fragment of the Chinese Mañju1r]nqmasa/g]ti in Uigur Script from Turfan, 《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11卷，1996年，第1～14页。编号为Ch/U 8021 （MIK 028476） [T II 1435] 。

[21]小田寿典，“ウイグル文文殊师利成就法の断片一叶”，《东洋史研究》第33卷1期，1974年，第86～109页； 同氏Eski Uygurca bir vesikanin Budizmle ilgili kucuk bir parcasi, Urkiyat Mecmuasi 19, 1980, S. 183-202.

[22]《宋会要辑稿·番夷》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7715页。

[23]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正藏》卷四九，第2036号，页734c。

[24] 周祝英编：《五台山诗文撷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25]周祝英编：《五台山诗文撷英》，第155页。

[26]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8《智觉禅师塔铭》，四部丛刊本。

[27]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4上，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5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1年，第735页。

[28]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4上，《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735～736页。

[29]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4上，《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736～737页。

[30] [元]天如《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6《照堂长老义感集序》，见《大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7套第5册。

[31] [元]揭傒斯《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序》，《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689页。

[32] [元]慈寂《进天目中峰和尚广录表》、《降赐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入藏院札》，《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687～689。

[33]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页。

[34]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35] [元]天如《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5《筚篥引》，见《大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7套第5册。

[36] [元]张可久《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为酸斋解嘲），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30页。

[37] [元]李源道《创建圆通寺记》，载《[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93《金石考》，1949年铅印本。参见[清]释圆鼎《滇释记》卷1。云南丛书本。

[38]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8《智觉禅师塔铭》。四部丛刊本。

[39] [元]明本撰，慈寂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18《东语西话》上，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5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1年，第893页。

[40] [元]郑元佑《侨吴集》卷9《立雪堂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第791页。

[41]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20《惠安禅寺重兴记》。四部丛刊本。

[42] [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28《普福法师天岸济公塔铭》。四部备要本。

[43]杨曾文《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及其著述》，《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1页。

[44]同上，第378～379页；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第250页。

[45]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第67页。

[46]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写本〈慧远传〉残页》，《文物》1987年第5期，第92～94页，图版捌，图3～4。

[47] P. Zieme，xuanzangs Biographie und das Xiyuji in alt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 In: J. P. Laut - K. Röhrborn(ed.), Buddhistische Erzählliteratur und Hagiographie in türkische Überlieferung, Wiesbaden, 1990, p.76.

[48] P. Zieme, The Scholar Mr. Xun of the District Xinfan: A Chinese Tale in an Old Turkish Translation, 《耿世民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76～288页。

[49] F本录文可参见郑阿财《敦煌写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研究》，《全国敦煌学研讨会文集》，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1995年，第251～275页。

[50] S. Çagatay, Altun Yaruk’tan iki parča, Ankara 1945; P. Zieme, 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Turkluk Bilgisi Araştimalari 1, 1977, pp. 149-156.

[51]参见杨宝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校考》，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8～338页。

[52]李经纬《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