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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佛教造像考察记(上)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温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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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近年来青州佛像的研究状况,着重研究了青州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宁福寺、七级寺、广固南寺、兴国寺、白苟寺、张河间寺、成买寺、孙泰寺、大业寺;实地考察了龙兴寺造像、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稷山造像、尧王山造像、广福寺地宫造像及胶南市大珠山三处小石窟,从而扩大了青州佛像研究的视野,并究其底蕴。

一、考察之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前,青州乃至整个山东省的佛教造像,学术界关注者较少。除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石金石补正》以及山东省地方志中收录了部分造像铭文外,在佛教的形象研究方面,则首推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公元1912——1994年)在专著《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1],对山东省几处石窟所作的研究、论述。50年代中,郑州大学荆三林教授(公元1916——1991年)对济南附近几处北魏、隋唐窟龛(黄石崖、玉函山、千佛山、东佛峪、佛慧山)也作了调查研究。

80年代以来,山东省各地陆续报告发现的佛教造像约30起,尤其是青州附近四批窖藏佛教石造像约1000件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们是:

1.据传1979年冬在青州市东南12.5公里迟家庄以北兴国寺遗址出土的一批石刻佛教造像,总数不详,大多流散到大陆以外的地区[2]。

2.1984年临朐县出土150多件石刻佛教造像[3]。

3.1988年春,诸城市体育中心工地出土的一批佛教造像;1990年又续有发现,共有造像残体300多件[4]。

4.1996年10月,在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头像即达250件以上;加上残躯体,总数达400多件[5]。

此外,在北魏青州所辖的今博兴县[6]、高青县[7]、广饶县[8]等地,也出土了一批北朝石佛像。

因此,9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批关于青州佛教造像的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有刘凤君的《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9]、杜在忠及韩岗的《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10]、陈慧霞的《山东北朝佛教造像初探》[11]、张总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菩萨造像》、《罗汉·天王·力士·飞天·龙造像》[12]。尤其是宿白先生的《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13]、《5——6世纪中国北部人物造形变化及诸问题》等论文[14],颇有指导意义。

综观上述所论,学者们提出了下述主要学术观点:

1.公元469年青齐入魏之前,其地造像同于江表,仅闻铜木,不见石雕。入魏以后,青齐石刻造像则晚于青齐以西的北魏地区石刻造像,约八九十年之久[15]。

2.自青齐入魏至北魏末年的65年间,青齐间造像,基本上是沿袭中原北方的形制。但其装饰图案,则较简洁朴素。3.东魏以降,渐有“山东样式”之成立。在人物造形上,粗颈高挺,身躯雄浑;在装饰纹样上,则在主尊足部两侧刻出“倒悬的龙”,或称之为“盘龙”。概作俯首衔莲,四爪(每爪三趾),身尾向上作S形弯转之状[16]。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很少有二弟子出现。

4.北齐时代,“山东样式”有了多样性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薄衣透体及衣纹简练,佛着U形领袈裟,菩萨则有布满周身的网状璎珞。此等变化的原因,一则是南朝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奉请天竺佛像的影响;二则是葱岭东西诸胡和天竺僧众的影响;三则是高齐反对北魏“汉化政策”的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东魏、北齐时代广造石佛像,应与当时流行的“末法”思想大有关系。所以人心慌慌,准备来世。诸城出土一件东魏至北齐三尊式立像(SZF:112)的《造像记》很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愿望:“……故须发愿:愿我未来值佛闻法。……愿我未来乃至菩提……常值遇亲闻……获大利益。愿我未来……正信不改……。愿我未来……常在人天,大富长者……。既出家,以坚持菩萨禁戒,依仪无缺,亲闻佛(法)……。(愿我)未来乃至菩提,常受男躯……不生外道,不生邪□,不生下姓,不受恶身,不生畜生,不生恶鬼,不生修罗中。愿我未来乃至菩提……是行者受道之器……。愿我舍此现在……愿引我精神宜得汪(往)生兜率陀天弥勒(菩萨所)……亲侍弥勒,如影随形,讫至下生……弥勒下生成佛,我即识知,生大信心,最初供养……听受大乘十二部经……愿我始从今生……愿我未来乃至菩提……功成本愿。”[17](附见拓本一)

总观上述各家之言,皆就出土的佛像、菩萨像的形象加以论述,而涉及青州佛教史、青州石窟及寺院现存文物者不多。为扩大视野,究其底蕴,笔者乃于2000年12月对青州佛教遗迹作了一次实地考察,“等闲摘个赵州梨,放手原是青州枣”,今报告如下。

二、青州两晋南北朝佛教状况初探

据传,青齐之地在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世纪)就有佛寺。虽然难以征信,但《高僧传·佛图澄传》却有此说词:“石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图画予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也有类似的记述。值得重视的是,在鲁南的滕州、胶南、邹城等地出土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代的画像砖或石刻中,都有佛教图像。

青州自西晋怀帝时王弥扰青徐二州,至东晋南北朝时代的273年间(公元307——580年),先后归属于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及北周,计12个政权。其中较太平的时期是东晋、刘宋时期(公元410——466年)及北魏至北齐时期(公元469——577年)。

北魏时代的青州,乃海东重镇,其辖区包括今高青、广饶、寿光、临朐、安丘、昌邑、博兴、高密、诸城、胶县、胶南各县市。两汉青州治所在“广县”。西晋末曹嶷(?——323年)在广县城西北四里筑“广固城”。广固城北依尧山,东有广渊,形势险要。南燕主慕容德于公元399年占领广固城,次年遂建都于此(公元400——410年)。东晋义熙六年二月(公元410年),大将刘裕攻陷广固后,毁城池,另筑东阳城(今青州市区北部),派羊穆之为青州刺史。

今据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水经注》卷26《淄水条》所记青州城及附近山川,特复原一幅《北朝青州佛寺分布示意图》(附图一),以资参考。自北魏以来,青州水系变化较大。发源于妫山的“濁水”,水量变小,原流经尧山与广固城西之间的一段,早已干涸;广渊的残迹,即今之“琵琶水库”。濁水北流的一段,今称北阳河。著名的“五龙口”,应在今五里镇张家庄附近。

北魏的“石井水”,即是今“七一水库”上游的小溪。水量大时,它的源头应在五里镇石皋至刘井之间。

阳水(长沙水)的原来流向,应大体上沿着今“黑虎山水库干渠”,流经楼楼山东北,与石井水交汇。著名的“石井”,应在今首钢青州园艺场北阜。二水合流后,东流,今称南阳河,再东北流,与浊水合流北上,入巨淀(今已干涸)。

北魏的“劈头山”,即今日之“劈山”,海拔546公尺。北魏的“尧山”,即今之“尧王山”,海拔334公尺。而今之“云门山”(海拔421公尺)、驼山(海拔408公尺)、“玲珑山”(海拔576公尺)、“仰天山”(海拔834公尺)等,《水经注》皆无载。

青州的第一座寺院,据清代人考证,是今青州市东南郑母镇平安寨与倪家庄之间的“宁福寺”,今已荡然无存。由益都知县张承燮、李祖年先后主纂、由法小山校补的《益都县图志》(光绪17年始纂,光绪33年成书)卷13营建志上云:“宁福寺,在城东南四十二里郑墓店。明洪武间建,弘治十八年重修。”又考证云:“有碑,见《金石碑略》云,郑母店有宁福寺,旧矣。考诸府乘,实造于晋太安元年。旧址在店东,地名塔儿坡者。与状元王公曾之墓相迩,恐亦当时孝先子孙假之以奉香火也。……”学者们依此推断宁福寺创立于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18]。文中所说的王曾,字孝先(公元978——1038年),见《宋史》卷310,死后宋仁宗曾为之撰写碑文。西晋武帝时(公元265——290年在位),虽寺庙图像多出现在京城洛阳[19],或云晋朝洛阳有佛寺32座,保存至北朝的只有“宝光寺”(石塔寺)(《洛阳伽兰记》卷4)。但宁福寺之设,尚需进一步研究证明之。

南燕主慕容德(公元336——405年),听信了尚书潘聪及泰山高僧僧朗的建议,定都于广固城[20]。大约就在这一年(公元400年),慕容氏“钦朗名行,假号齐东王,给以二县租税。朗让王而取租税,为兴福业”[21]。

这就是说,在南燕国时代(公元400——410年),僧朗曾以二县租税之财,广兴佛事。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找到相关的史料。众所周知,僧朗是迦湿弥罗国高僧佛图澄(公元231——348年)的弟子。在后赵的短短34年间(公元329——352年),佛图澄及弟子们共建寺院达893所。僧朗与僧谌、僧意于苻健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移居泰山金舆谷后,闻风而造者百余人。前秦主苻坚、后秦主姚兴、后燕主慕容垂、南燕主慕容德、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北魏主拓跋珪等人,皆钦重僧朗,送书致物,不一而足。据《续高僧传》卷25《僧意传》可知,在朗公住过的精舍中,有七国赠送的金铜佛像,即高丽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22]。魏隋间高僧灵裕(公元518——605年),还为之写过《像讚》。唐代道宣说,这批造像,至唐初犹存。灵裕主要生活在东魏、北齐时代,可知在东魏、北齐时代,“七国佛像”仍广受重视。七国中的“崑侖国”,在今缅甸克伦邦一带,其佛像之制,似属印度秣菟罗系统。则青州工匠欲取秣菟罗式风格,可就近参考之。另外,往西天求法的高僧法显(约公元333——418年),于公元412年(一说414年)泛海回归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长广郡(今青岛市以北)“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迎接经像,归至郡治”[23],亦证明五世纪初,青州信仰佛教之广泛。

山东佛像在北魏全国产生影响的故事,见《魏书·释老志》。文云: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诏曰:济州东平郡(在今山东省湮城东北)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山西省大同市),使道俗咸覩实像之容,普告天下,咸使闻知”。这件“东平造像”,或许原是铁铸,“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孝文帝以为祥瑞,所以“普告天下,咸使闻知”。此时应是云冈“昙曜五窟”部分完工之际,故“东平造像”对云冈二期造像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关于青州“七级寺”

《水经注》卷26淄水条,记载了北魏时青州的水系、汉广县城、曹嶷筑广固城及东晋青州刺史羊穆之筑东阳城。文云:“阳水东,迳故七级寺禅房南。水北则长庑遍驾,逈阁承阿林之际,则绳坐疏班,锡缽閒设。所谓修修释子、眇眇禅棲者也。阳水又东,迳东阳城东南。义熙中,晋青州刺史羊穆之筑此,以在阳水之阳,即谓城之东阳城。”

又据《魏书》卷67《崔光传》可知,崔光的父亲崔灵运,曾任刘宋青州长广郡太守,率军抵抗过北魏慕容白曜,失败后率子徙代京,时崔光才17岁(即公元467年)。崔光(公元451——523年)曾在公元519年谏阻灵太后胡充华登洛阳永宁寺九级浮图,追忆青州七级寺遭遇火灾一事云:“去皇兴中(公元467——471年),青州七级,亦号崇壮,夜为上火所焚……变起仓卒,预备不虞。”

由上述两项史料可知,七级寺包括七级大塔及禅房等建筑。七级大塔在皇兴年间被天火所焚,而禅房等建筑仍存。那么,七级寺创建于何时呢?我们知道,在东晋十六国时代,五胡中信佛的国王往往在京城筑七级大塔,以示崇佛。例如,后秦主姚兴(公元394——416年在位)都长安,“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24]。而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迁都平城,拓跋珪下诏崇佛,“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别构讲堂、禅堂[25]。

因此,我们推测青州“七级寺”规制宏伟,应是南燕主慕容德所造,时间在公元400——409年之际。七级寺的遗址,据称在青州酒厂一带。1994年12月,在青州酒厂工地出土北魏彩绘佛三尊石造像一件,其地“原似为一建筑规模较大的寺院遗址”[26]。从而可知,七级寺位于广固城内东部,在东阳城西侧。

2.碑刻资料中所见的青州南阳寺(龙兴寺)、广固南寺、张河间尼寺、成买寺。

关于南阳寺(龙兴寺)之沿革,主要是元代益都人于钦《齐乘》卷4古迹条依据《宋碑》碑阴金代人铭刻:“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为‘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名‘大云’。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始号‘龙兴’”。“龙兴寺,府城西北隅修身坊”,“寺东淘米涧”。元末,毁于兵。明初,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堙。各家论述,大体详备[27]。今存于青州市偶园的《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武平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娄定远)亦证实了佛堂改名为南阳寺的历史(插图一)。

可资补充者是“南阳寺”改称“道藏寺”在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之前。《续高僧传》卷26《僧世传》云:僧世,“青州人,负帙问道,无择险夷。观其游旅,略周方岳……时《地论》是长,偏爱喉舌,丰词叠难,名闻齐鲁。开皇入京,住兴善寺。长游讲会,必存论决。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莱州之弘藏寺。四年,又敕送密州茂胜寺。行达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从房而出,直指东南……既至治所,两夜放光……因具图表,帝大悦也。后还京不久,寻卒”。

北齐时,青州有“广固南寺”,见于《宋敬业等造塔颂》。文云:“是乃佛弟子宋敬业、崔海宝、郭小德、张燕子等,洞识苦空……因兹胜地,建无上之功。大齐天保九年岁次戊寅三月甲午朔六日癸亥,仰为广固南寺大众等,敬造宝塔一躯。万仞名山峭崿歭其北,清冽绿池遄流逗其前。神仙之宫,讵得方其丽;涌出钻天,可以比其晖。乘斯福□,仰资七世,拟入闲门,龙登初会。祓润现存,超□□位。帝祚长延,法界蒙泽……”[28]。

依此文所述,推测广固南寺应在广固城内南厢。“万仞名山峭崿歭其北”,即指固广城北之尧山;“清冽绿池遄流逗其前”,指广固城东南面之广渊。“南寺”者,恐系俗称而非正名。惜此“宝塔”,已不知其存毁矣。

张河间寺,见青州龙兴寺出土东魏天平三年佛三尊石造像铭。文云:“大魏天平三年六月三日,张河间寺尼智明为亡父母、亡兄弟、亡姊敬造尊像一躯。愿令亡者托生净土,见在蒙福,又为一切咸同斯庆”。此张河间寺,显然为一尼僧,亦不详其所在。青州高阳郡有张白奴尼寺[29],广饶出土造像记称有“青州永宁寺”、“皆公寺”,亦不详其所在[30]。

青州高阳郡新城县有“成买寺”,见《新城成买寺造像记》,文云:“大魏正光五年岁次甲晨八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青州高阳郡新城县成买寺主道充,率化刹邑道侣、法义兄弟姊妹一百人,敬造弥勒尊像一躯。一切群人,咸同福庆”[31]。“寺主”是彼时寺院“三纲”(寺主、首座、维那)之一。该造像记下题名之首,是“□福寺比丘慧兴”。此或即“胜福寺”,今称广福寺,在青州市南劈头山东麓。

又据诸城出土的大齐天保三年四月八日(公元552年)造像记称,有僧官济本,系“青胶二州沙门都”,即“沙门都维那”的省称。他曾“伥德二京,光莅两蕃”,应是一代高僧,惜僧史失载。北齐的“二京”指国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及下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而济本曾传法的“两蕃”,则不详其所指。似是周边的两个小国,其游方年代应在东魏时代[32]。

3.僧传中所见的青州孙泰寺、白苟寺、大业寺

《高僧传》卷4所记的竺潜、道宝,虽称其为“瑯琊人”,然此二僧皆祖籍瑯琊而生于洛阳者也。据《晋书》卷98《王敦传》及卷65《王导传》可知其世系如下:


丞相王敦(公元266——324年)
治书侍御史王基{
光禄大夫王览{僧竺潜(公元268——347年)
丞相王导(公元267——330年)
镇军司马王裁{
僧道宝(生卒不祥)

《高僧传》卷12所记的僧人普明,“姓张,临淄人。少出家,禀性清纯……以忏诵为业,诵《法华》、《维摩》二经……又善神咒……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则其生卒至晚是公元372——456年之间。

《高僧传》卷8所记僧人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晋败,避地于东莱玄县。亮年十二出家(公元455年),师青州道明法师。明亦义学之僧,名高当世。亮就业专精,一闻无失。及具戒之后,便欲观方弘化……年二十一(464年)至京师,居中兴寺。袁粲一见而异之……以天监八年十月四日卒于灵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钟山之南”(公元444——509年)。

《高僧传》卷6记僧远(公元414年——484年)云:僧远“姓皇,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难海隅……远幼而乐道……年十八,方获入道。时有沙门道凭,高才秀德,声盖海岱。远从受学,通明数论,贯大小乘。宋大明中,渡江住彭城寺,升明中,于小丹阳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龙渊’。远年三十一(公元444年),始于青州孙泰寺南面讲说,言论清畅,风容秀整。坐者四百余人,莫不悦服。瑯琊王僧达,才贵当世,籍远风素,延止众造寺……以齐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据此可知,青州城有“孙泰寺”,而瑯琊郡(今山东临沂西)有“众造寺”。

刘宋时,青州有白苟寺。事见齐人陆杲编辑之《系观世音灵验记》中。文云:“宋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青州白苟寺道人释惠缘,忽病聋盲……誓心归观世音,诵此(经)一千遍。诵数载满,耳目不觉豁然自差”。

东魏至隋代,青州名僧有真玉、道猷等人。《续高僧传》卷6《真玉传》云:“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目,其母哀之。及年至七岁,教弹琵琶,以为穷乏之计……后乡邑大集,盛行斋讲。母携玉赴会,一闻欣领曰:‘若恒予听,终作法师,不忧匮馁矣!’母闻之,欲成斯大业也,乃弃其家务,专将赴讲,无问风雨艰关,必期相续。玉包略词旨,气摄当锋。年将壮室,振名海岱……其天保年中(公元550——559年),文宣皇帝盛弘讲席,海内髦彦,咸聚天平。于时,义学星罗,跨轹相架。玉独标称首,登座谈叙,罔不归宗。尽谛穷神,焕然开发。耆年前达,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随,酌衢尊而不竭矣。一曾往复者,别经十年……当徒学士,几百千人。……常令侍者读经,玉必跪坐合掌而听。忽闻东方有莲花佛国,庄严世界,与彼不殊。乃深惟曰:‘诸佛净土,岂限方隅。人并西奔,一无东慕。用此执心,难成回向’。便愿生莲花佛国……卧疾于邺城北王家……少时而终”。这篇传记反映了东魏时佛教在青州民间普及的情形,“乡邑大集,盛行斋讲”。而此种“斋讲”通俗易懂,又伴以乐器演奏,很受民众欢迎。“斋讲”是连续举行的,常以一部经典为中心而举行。斋讲的举办者,当是邑社头面人物,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北齐文宣帝的提倡,更将此种斋讲推向高潮。民众佛教文化水平的提高,正是青州佛教造像水平提高的基础。

北齐时,青州有“大业寺”。事见《续高僧传》卷12《慧海传》。文云:慧海,“姓张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师事邺都广国寺冏法师,听《涅槃》、《楞伽》,始通再遍,便能复述,上首加赏。又经五稔,学徒推服。更从青州大业寺道猷法师,受《摩诃衍》、《毗昙》等。然猷慧解无碍,开智难思。海以脱颖之才,当斯荣寄。以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来仪涛浦,创居安乐(江都安乐寺),修葺伽兰,庄严佛事,建造重阁……常以净土为期,专精致感。忽有齐州僧道铨,賫画无量寿像来云:‘是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乘空往彼安乐世界,图写尊仪。’既冥会素情,深怀礼忏。乃睹神光炤烁,庆所希幸。于是模写恳苦,愿生彼土,没齿为念。以大业五年五月五日……至五日夜,歘然而起,依常面西,礼竟跏坐,至晓方逝,春秋六十有九”(公元541——609年)。依此传可知,无量寿佛并五十菩萨像,似亦首先兴起于青齐之地,而传于南方者也。又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云:“隋文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道长法师所得此一本(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说其本起,与传符焉”。两说相同之处,无量寿佛并五十菩萨像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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