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西藏时间考

　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即佛教何时传入西藏一事上，古文人中的多数认为，佛教在松赞干布时期开始传入今天的西藏。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比如著名宗教历史学家弟吴先生曾认为，佛教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是５世纪左右。在被后人视作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弟吴宗教源流》中这样讲道：“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已经有宗教（指的是佛教，以下类同——引者）由此说宗教开始传入。赞普在其城堡雍布拉岗上目睹《宝箧经》……从天而降。但赞普却不知它是宗教，只觉得特别漂亮，于是把它供放在王宫中，并以金酒、碧玉供养。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四法印’。此时作为赞普之法师的苯教徒认为：此乃是吐蕃兴旺的象征，所以建议要用动物之血肉和呼吸之气来供奉，而由此出现了干旱、庄稼干枯等不吉之兆……但某一夜晚赞普在梦境中梦见，此事是产生宗教的祥瑞兆头，于是供养香、花朵、酥油灯。从此称（这位赞普为）拉托托日”。我们从弟吴的原文片段中获悉关于佛教最初传入西藏的历史时间问题上有两种可能，一是它开始传入于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一是它在拉脱脱日年赞之前已经传入。因为按《弟吴宗教源流》的记载，当时的西藏（至少说雅隆地区）地方已经出现佛教的核心思想——“四法印”，假若真的出现“四法印”，那么我们对佛教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上不该停留在受传统观点影响的现阶段的说法上。“四法印”不仅是佛教的核心思想，而且其内含也较深奥，对于刚刚接触新鲜事物——佛教的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无疑会难以理解其内容的。从这一角度分析，我们有理由怀疑佛教最初传入西藏的时间应该在拉脱脱日年赞之前。

　　《娘氏宗教源流》记载：“被称为拉托拉日宁协的赞普执政时便出现了宗教。在雍布拉岗宫殿顶，与五颜六色的阳光一道从天降下‘牟尼罗印宝箧’。赞普认为这些东西是珍宝，是用印度文字撰写的，但却不知道是佛教还是苯教，于是起名为‘玄秘神宝’而加以供养……举苯布（原始苯教的一派——引者）认为：此乃是苯教兴旺的预兆。但赞普在梦境中梦见的所有供奉与佛教吻合……吐蕃的文字产生于宸梭威赞普时期。当然尼奥班智达否认这种观点，他说：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出现了宗教，其历史是这样的：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执政时期，大译师黎泰斯和托嘎译者咯伞措迎请印度大学者勒金，请勒金向赞普传法，但由于当时西藏没有文字，使得赞普未能学成佛法。勒金把黄纸上用金粉手写的梵文经典《佛说大乘庄严宝五经》、《心要六字达明咒》、《牟陀罗印》等呈献给赞普，并对赞普说：‘……我呆在吐蕃也起了不任何作用，请您敬仰并供奉它们，将会带来好运。’随后就去了汉地。而无见解的有些人则认为：《宝箧经》是伴随阳光降到宫殿顶上的，其实所谓从天而降是由苯教徒捏造的。”笔者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合理，而且带有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尼奥班智达的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佛教在印度得以发展后其传教士先后来过吐蕃，但“由苯教徒捏造的”说法是毫无依据和不符合逻辑的谬论。因为《宝箧经》是佛教的经典，对苯教的发展不仅没有任何用途，而且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意捏造违背史实的说法也是很自然的，不足为奇，类似现象在西藏宗教史上曾屡见不鲜。问题是，我们不能因这种“捏造”而迷失自身的视角，更不能因此对事物本质产生曲解。

　　《青史》的作者也告诉我们：“实际上是由班智达达咯伞和译师黎泰斯将这些佛经带入西藏的，但由于赞普不识经文使其不懂内含，于是班智达和译师也返回印度……关于拉托托日年赞时期最初获得佛法的说法，就是说那时仅有经函的传来，但还没有书写、念诵、讲说等事”。尼奥班智达和《青史》作者对佛教最初传入的时间及其相关人物的记载上略有差异，但我们从这两位宗教历史学家的记录中，可发现，印度传教士在西藏传播佛法时受到种种压力的迹象。从记述的内容来看，传教的范围似乎仅限于王室家族中，这除了说明传教士为了取得最高执政者及其家族对佛法的有所了解和扶持而进入王室从事传教活动外，不能说明拉托托日年赞之前传教士是否来过西藏，以及在民间是否搞过传教活动等问题，而且古今中外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都是在民间先行的。

　　雅隆尊者释迦仁钦说：“雍布拉宫城堡顶上，从天降下《诸佛菩萨名称经》、一肘高小金塔、《宝箧经要六字真言》、如意珠碗、牟陀罗印等……虽不知它们为何物，但觉得极其稀罕，遂而将其放置于宫殿中，并以金酒、碧玉、果食等来供养，是故，赞普虽已八十高龄，然返老还童，白发变黑，面无皱纹，肌肤肉嫩，享年一百二十岁。所供之物，起名为‘玄秘神宝’。此王时，是正法传入之始。”《西藏王统记》记载：“当他（指拉脱脱日年赞——引者）住在恩布朗宫大城堡顶时，依着释迦牟尼佛曾在竹林园所作的佛教将在西藏宏扬的预言，《宝箧经》……伴随阳光从天降在宫顶上……于是起名为‘玄秘神宝’，放置在宝座上加以供养。”《龙钦教史》认为：“……此赞普执政时，托嘎和黎译师俩迎请了汉地堪布勒金，向赞普传教，但因西藏无文字，使赞普未能学成佛法，也没有能宏扬佛法。所以，他把五部佛学派的佛像和《诸佛菩萨名称经》、《无垢经》，以及环形五层金塔等呈献给赞普，并对赞普对其进行供养，然后返回汉地。在汉地翻译和注解《大方广佛华严经》，还翻译《大圆满法》等，同时广泛宏扬佛教。”按照龙钦大师的这段文字记录，笔者查阅了汉传佛教的有关书籍，力求找出勒金其人，但各种汉籍中所记载的是，５世纪前往汉地并翻译和注解《大方广佛华严经》者是鸠摩罗什，通常简称“罗什”，因此通过对藏籍中的“勒金”及汉籍中的“罗什”的翻译佛经、传教活动，以及两者的近音称谓等进行比较后发现，所谓“勒金”及“罗什”可能是同一个人，对此将另列专文作考证。《贤者喜宴》的作者巴俄·祖拉陈瓦则认为：“一些人认为，第一年从空中降落了黄绿色纸上用吠琉璃撰写的两部经典，以金酒和碧玉供养，并说其预示第二年还要降来其他经典。总而言之，出现了象征大乘之显宗、密宗和四法印的佛像及经典。但是一些神秘主义宗教中则说：寂护派人向吐蕃赞普赠送了两部经典……赞普为了说服信奉天空的苯教大臣，故意说从天而降。”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我们能窥见到，拉脱脱日年赞执政时期，佛教在王室家族中已经占有地位，因为王室中所供养的不是一般的佛学知识，而是内含极其深奥的属于高层的佛学“四法印”。卫巴罗色的《拔协》补充篇中说：“赞普赤托杰托时期，出现了预示佛教将在西藏宏扬的奏乐声；时至赞普拉托托日时期仅是佛法传入之始”。《拔协》补充篇和上引诸书籍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拉脱脱日年赞之前佛教曾在西藏传播的充足依据。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讲道：“孔雀王朝阿育迦大王……大王奉佛。遣僧人至诸邻国，传布佛教。远如埃及、马其顿、西藏，皆为佛徒踪迹。”还说：“王为佛教之保护人。当召集佛教大会于华氏城，改良僧侣社会，并遣僧人至叙利亚、埃及，马其顿、锡兰、西藏、比努阿以及印度全土，传布佛教慈善宗旨。”“阿育王即位于纪元前二百七十二年”。格敦群培曾认为，佛逝世２７１年后阿育王当执，两者的说法基本吻合。按《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的记录，公元前２７２年即位的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西藏，这一时段正是聂赤赞普时期。而目前所有藏籍中却未能发现公元前３世纪佛教传教士曾来到西藏的记录，究其原因应该有三点：一是当时执政者没有认可；二是当时佛教只在民间传播，所以未能做记录；三是宗教史学家把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标准定为从赞普家族的认可开始，这也是后世较多宗教史学家认为自拉脱脱日年赞时期开始佛教在西藏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在以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西藏宗教发展史时不难发现，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标准不应定在赞普的认可上，而是以其最初传入的时间，尤其以传教士最初来到西藏并进行传教活动的时间作为它的标准。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内容来看，佛逝２８０年之后佛教传入西藏，也就是说，自公元前３世纪开始佛教在西藏传播。著名宗教史学家弟吴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佛教传入西藏始于公元前３世纪，但从他的记载中仍可发现，聂赤赞普时期佛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开始发展。《弟吴宗教源流》记载：“赞普聂赤说……在那个地方偷毒、恨、敌、邪魔、谎言、厉鬼、诅咒、狡黠等丑恶势力及行为应有尽有。所以他没有答应。再次请求说，对于偷者及狡黠者自可以毒攻毒、恨者以慈悲感化、毒者以良药制止、敌者以友善相待、邪魔以拜神来抵制、谎言者以正义引导、厉鬼和掉举鬼以伏魔震慑、诅咒者以坡阵法救度”。我们在对弟吴的这段记载与佛教的十善学说进行对照比较时发现，聂赤赞普与泽拉噶玛岳德之间的上引问答内容来自于佛教思想，众所周知，佛教重视善业，它是通过善业来试图实现人生价值的宗教。以下引文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北吴宗教源流》记：“十二名有智者是，阿弥达热、奥到益西、崔养贡格敦等”。其中“阿弥”、“奥玛益西”、“格敦”是佛教术语，“阿弥”即“阿弥达巴”，意为“无量光佛”。

　　综观上引诸史书中的有关记述，似乎说明，佛教传入西藏的历史时间是公元３世纪，而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佛教传入西藏的说法，无非是王室家族为了辩护其权威而产生的。其实由于传教士的长期传教活动使得佛教在当时的西藏民间已经得到发展。因此，今后研究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时间问题时，必须分开它最初传入民间并在民间得以发展的时间和王室代表西藏人认可佛教的传入、发展的时间，这样，我们对研究佛教何时传入西藏的疑难问题上能得出比较合乎情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