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智与一山东渡扶桑记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华后，于至元十一年（一二四七年）派忻都等统兵攻打日本，败而还。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年），又命阿刺汗范及文虎等渡海再攻日本，会罹飓风覆没。日本史书称为文永、弘安之役及“神风”。中日关系极紧张，一度中断往来。长期以来，中外若干史学家认为，整个元代，中日始终相互敌对，如“日本研究权威”王芸生竟把忽必烈攻日本后的两国关系说成“终元之世，（中日）不通音问”。（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打开中日冰峰，重建睦邻和好的使者，是浙江庆元路普陀山两位高僧如智和一山。
　　（一）
　　由于征伐日本，百姓在“增课、料民、造海舶、征水手、转运”诸差徭赋役下，失违农时，民不聊生。江南人民频起反抗。若干官员也奏请止战和平。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普陀山方丈愚溪如智向忽必烈皇帝进言，兴师征伐，“多害生灵”。“彼（日本）国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令臣等奉旨宣喻，则必多救（中日两国）生灵也！彼当自省，恳心归附”。忽必烈准奏，委如智为中国特使，由庆元（今宁波）市舶司提举王君治陪同东渡。王主管庆元港务对外通商，和日本人有过联系。如智带了礼品及“宣谕日本国诏文”内云：“上天眷命皇帝圣谕日本国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觐，朕亦命使相报，已有定言，想置于汝心而不忘也”，“夫和好之外，无余善焉。战争之外，无余恶焉，果能审时归顺，即同去使来朝。所以谕乎彼者，朕其祸福之变天命识之，故诏之，想宜知悉。”
　　同年八月，如智、王君治一行渡海，遇飓风，折还，如智记述称“过黑水洋遇飓风．．．之山外，幸不葬鱼腹，大士力也！”
　　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如智由参知政事王积翁陪同，于“五月十三日，开帆于鄞（鄞，今宁波市）”，再次东渡扶桑。王积翁原是南宋的福建制置使，蒙古铁骑越仙霞岭进兵入闽，王积翁举福建土地人民迎降元朝有功。王任官福建时，曾监管过和高丽、日本、马来亚暹罗诸国海上通商，自吹“能谕日本”愿赴日本为元朝再立大功。王至福建泉州“取”经营海运的任甲（任大公）“巨舶四艘”和随船水手。航行去日本途中，王自持高官作威作福，常鞭打船员，更激起仇恨。船过对马，已近日本，任甲“诸舟人共谋，杀积翁”抛尸大海。如智是得道高僧，对水手亲和慈爱，送回大陆，返普陀山宝陀观音寺（今普济禅寺）此突发事变，使中日人民友好使者如智大师再次“中途受阻而还”。
　　（二）
　　十余年后，继忽必烈登基的元成宗铁木耳决心恢复中日和平友好，再次请如智大师出访日本通好。如智以年老体弱谢辞，并保荐自己的接班人一山一宁（一二四七年至一三一七年）为中国国信使东渡。
　　一山是台州临海人，俗姓胡，出家后先驻本郡鸿福寺。后入四明山普光寺，受律宗及天台宗教义。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由昌国城（今定海）祖印寺住持迁驻普陀山。此时，不只是普陀山全山方丈，且为朝廷封为“江浙释教总统”，是元朝政治地位很高的人物。为出国，成宗又加封一山为“妙慈弘济大师”。他带去铁木耳给日本的国书，称：“有司奏陈，向者世祖皇帝尝遣普陀禅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人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受阻而还。爰自朕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糜有遐遣。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普陀僧一山一宁道行素高，可令往谕。附商船以行，庶可必达。朕特从其请，盖欲成先帝遗意耳。至于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审图之！”国书充分表达了睦邻友好的诚恳愿望。
　　一山国使由曾留学的平山万寿寺僧西涧土昙及弟子石梁仁恭陪同，于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三月，自庆元（今宁波）搭乘日本来华商船远涉重洋，终于顺利抵达日本博多。当日，日本是源氏镰仓幕府，而由大将军北条贞时执政。不料有人向幕府告密，指一山是间谍，是来日本刺探军情的。因此，日本官方不让他进京，而命一山暂居伊豆，实则是监管起来。但一山待日本人诚信，每日礼佛诵经，谈笑自若。有人对大将军进言，一山是中国著名有道长老“在元国，元之福也，在我邦（日本），我之福也。”日本官方终于明白，一山是来寻求和平友好的。十月，一山由幕府迎抵镰仓，受到朝野僧俗热烈欢迎。
　　一山先住建长寺，又迁圆觉寺、净智寺及京都南禅寺等名刹，为京都南禅寺第三代住持。一山大师与日本皇室、幕府官员及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往。他博学多识，对教乘诸部，儒道孔孟百家之学造诣很深，对史学、小说、乡谈也多通晓，又善书法（特长草书），“常有缙绅士庶随喜，门庭若市”。据做过他亲侍弟子的日本人虎关师炼记述：“（一山）象驾侨寓于京师，京兆士庶，奔波瞻礼．．．唯恐其后”，“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一山大师荣幸地受到后宇天皇的关怀和礼敬，慕一山一宁的高风硕德，特下诏关东，邀其主持京都南禅寺，并一再向大师问询法要。
　　一山以中国优秀的文化为纽带，加深了中日人民友好感情，表达了元廷的和平立场，促使中日战争状态结束，友好往来发展。大德九年（一三○五年），日本互市贸易船进入庆元港，著名的日本和尚龙山德见（拜在一山门下的高足）搭乘日船来到中国参访游学，逗留中国达四十五天之久。次年（一三○六年）又有“倭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源源不绝的日本友好船队冲破风浪进入华东南各港埠，茫茫海上又架起了中日友好金桥。
　　一山留居日本十八春秋，为日本造就了一批学人。其中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东林友丘、嵩山居中、无著良缘等人，都会进入中国参拜名山宝刹，研修佛学以及孔孟之学、文艺和科技工艺，为中日友好交流做出贡献。龙山德见足迹遍及黄河、长江。当他于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这年回日本时，中国已是元末元顺帝朝，而日本国也变成足利氏室町幕府时代了。据日本学人本宫泰彦考查，元代日本和尚赴中国史册留名的达二百二十余人之众。本宫泰彦写道：“自从弘安年间以来几乎断绝了的中国留学生之所以重又多起来，似乎完全由于他（一山）的刺激”。美国学者埃?赖萧尔指出，日本“禅宗僧人能够与中国密切往来，是由于对大陆贸易的大幅度增加”（赖萧尔《日本人》）。
　　鉴于一山使日通好后，对日交通贸易增长态势，元仁宗爱育黎拔力达于延佑四年（一三一七年），特命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王克敬驻四明（宁波），经理中日事务，对日本国人“抚以恩惠，皆贴然受约束”，原来祖籍江南的中国战俘，随著中日关系的改善，也返回故国，重见亲人。
　　就在这年（一三一七年），中日友好使者一山大师在日本圆寂，世受七十一岁。遗偈曰：“横行一世，佛祖吞气，箭既离弦，虚空落地。”日本国赐予他“一山国师”的称号，并敕令于京都南禅寺建塔祠纪功，又特派日僧月山友桂专程护送一山国师灵位来中国，安放于庆元阿育王寺。一山患病期间，后宇多天皇一再驾临慰抚问病；后宇多上皇亲为撰像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秉达了日本人民对一山大师的崇高评价和缅怀。一山所得的禅学，被日方定为中国佛教临济宗的一种学派叫“一山派”，至今还在流传。
　　（三）
　　还应提及，今日驰誉环球的中国佛教四大胜境之一“观世音菩萨应化善财说法圣地”浙江普陀山，正是唐代由日本入唐僧慧萼法师所开创。而普陀僧如智、一山又努力为中日友好作贡献，并非巧合，它反映了一衣带水的中日人民友好，源远流长。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太虚大师到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时，曾率僧俗二十二人祭拜一山并立碑，二○○四年四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全山方丈戒忍和尚一行十一人，应邀访日、出席京都“南禅寺开基龟山法皇七百年御忌”法会，再次祭扫一山国师墓塔，并和日本国临济宗南寺派缔结友好关系。现今“一山国师纪念堂”和“一山一宁国师灵塔（迎回一山部分灵骨舍利）”已在普陀山新落成。日本国临济宗南禅寺派管长中村文峰长老一行二十一人，专程护送一山大师部分灵骨舍利到普陀山，并参加仪式、法会。中村文峰长老在其《一山国师象开眼香语》中云：“普陀山主渡扶桑，经洛南禅对帝皇。开眼今朝古旧地，秋风渐淅道名香”。可以肯定，七百年前如智两次渡海，一山十九年耕耘为我们缔造的殊胜因缘，永存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