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尊北魏隋唐佛教造像

　　历年来，岐山地区陆续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现挑选四尊予以介绍。
　　
　　一、延昌三年佛像
　　
　　此像1957年由废品收购站拣选(图1)。单身坐佛，桃叶形身光，束腰须弥底座，下设四足床架，为整体浇铸。通高11.3厘米，像高3.5厘米，床架高2.5厘米。床架右前足残失。佛像为馒头状高肉髻，面部方圆，双眉弯如新月，两眼微合俯视，下颌近方。双手作禅定印。身着圆领敷搭双肩的袈裟，内着僧祗支。结跏趺坐于圆形底座上。衣纹为阴刻斜线纹，衣裙于座前自然下垂。身后阴刻椭圆形项光和身光，其外饰流动的火焰纹。床足上阴刻铭文，存13字：“延昌三年五月十八日，张巳为合……”铭文后段残佚(图2)。
　　
　　“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元恪年号，其三年即公元514年。“张巳”是造像者之姓名。北魏自孝文帝以来，佛教在全国进一步弘扬和深入，特别是经过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后，反映在佛教艺术领域里的造像，风格由原来的古朴雄健逐渐趋向清俊秀丽，服饰也由原来的印度或西域式的褒衣博带式逐渐地演变为汉民族的形式。此像发髻由球形高发髻变为馒头状高肉髻，衣服下摆宽大，这些都是北魏汉化政策在佛教造像上的反映。
　　
　　二、普通二年弥勒像
　　
　　立像，桃形背光，仰覆莲瓣底座，下设四足床架。通高22.4厘米，像高13.2厘米，床架高3.2厘米。铜像表面鎏以黄金。弥勒头戴宝冠，冠上缀有宝石，冠旁宝缯下垂飘扬。颈部佩戴项饰，肚脐以上袒露。左肩斜挂璎珞，帔巾搭臂，自肩垂于体侧，曳至足下。身饰璎珞，交叉于下腹部，交叉中心镶嵌宝珠。下身着长裙，有细密的皱褶。跣足立于莲座之上。弥勒身材修长，姿态婀娜，双目微启下视，嘴角深陷，面部温雅妩媚，神态恬静。左臂下垂体侧，手执净瓶。右臂曲伸肩部，手持拂尘，腕上贯钏，钏上镶嵌宝珠。头光上饰多重同心圆光圈，圈沿饰回纹。光圈外饰火焰纹，边框隆起。背光背面阴刻：“普通二年岁壬<在>乙己<巳>，五月朔。廿二日，弟子陈弘为亡父母兄弟居家平安，敬造弥勒像一区供养。”
　　“普通”为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年号，其二年即公元521年，此年干支系“辛丑”，而非“乙巳”。此造像衣纹贴身，有曹衣出水之感，风格从瘦骨清相向丰满华丽的人间化过渡(图3)。根据这些特征以及铭刻字体推断，此像当系唐代所铸，以故背光上铭文出现如此错误。
　　此造像为分铸合体像。各部位结合方法是背光上凿方孔，铆合于造像身后的榫上。造像与足下的仰覆莲座合铸，其下有榫，插套于四足床上(图4)。
　　
　　三、开皇三年(583年)观世音像
　　
　　单身立像，舟形背屏式身光，覆盆式底座，下设四足床架。通高18.1厘米，像高7.2厘米，床架高4.8厘米。观音头戴花蔓冠，面部清癯，细眉高鼻，下颌近方，双目微启。宝缯垂于肩，上身裸露，帔巾垂于体侧。下着短裙，褶纹流畅。跣足立于底座上，作施无畏印。头光为圆形光圈，其内饰莲花瓣。身光饰流动的火焰纹，边框隆起(图5)。床足上阴刻：“开皇三年七月廿七日，佛弟子阎超贵为七世父母造观世音像一区。”(图6)
　　
　　四、开皇六年观世音与二菩萨像(图7)
　　
　　
　　此像为三尊一堂式立像，以舟形背屏式背光相连。覆盆式底座，下设四足床架。通高14.9厘米，主像高4.5厘米，胁侍像高2.8厘米，床架高4.9厘米。主像为观世音，束髻，面部圆润，袒露上胸。帔巾垂于体侧，下着裙。双手作施无畏与愿印。跣足立于底座正中。座旁斜出两枝莲梗，梗端有左、右胁侍菩萨各一尊。两侍像均束髻，首后有桃形头光。帔长巾，帔巾覆于莲梗，下着裙。双手合十，站立于莲梗上。主像头周项光为圆形光圈，圈内饰莲瓣，圈沿饰连珠纹，身光外饰流动的火焰纹，边栏上亦饰连珠纹。床架四周阴刻：“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丁未朔，卅日丙子，佛苐(弟)子阎洪贵为七世父母、现在所生父母敬造像一区，愿一切众生离苦就洛(乐)，苐(弟)子一心供养。”(图8)此像均浮雕于背光上，背光与覆盆式底座连体合铸，其下有榫，插于四足床上。
　　此件造像与上述开皇三年造像同时同地出土。其造像人阎超贵、阎洪贵应是兄弟。“开皇”为隋文帝杨坚之年号(581～600年)。据文献记载，开皇元年文帝下诏兴复佛法，修建被北朝周武帝毁废的佛寺，令民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佛教因此大行。阎氏兄弟相继造像，证实史籍记载不误。
　　造像铭文中的“七世父母”“现在所生父母”，亦见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开皇二年张万通造像以及山西寿阳出土的开皇四年杨林造观世音像等铭文，是隋代佛教造像铭文中的流行语。
　　从铭文“愿一切众生离苦就乐”看，造像者想借助佛法，为先祖、眷属祈福消灾，长保平安，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现世动乱的不满，以及对一种恬静、安适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