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 葛继勇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05期
　　摘要：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目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蝽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关键词：赴日唐僧；鉴真弟子；戒律著述；僧侣传记；奈良佛教
　　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5-0112-03
　　一、鉴真东渡前的赴日唐僧与奈良前期的佛教界
　　据目前所知，最早出现在《续日本纪》中的唐朝僧侣为道荣。养老四年十二月，元正天皇下诏，要求依据唐僧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的发音来“转经唱礼”。此当表示道荣因来自大唐而深受重用。天平元年八月，被“拟从五位下阶，仍施绯色袈裟并物”。这表明道荣还因其“训导子虫，令献大瑞”，并凭借阴阳道方面的学识解读龟背文字为“天王贵平知百年”而倍受尊崇。姑且不论道荣与藤原麻吕乃至元正太上皇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系，仅从圣武天皇根据道荣解读的“天王贵平知百年”文字而改年号神龟为天平的史实，即可窥视出唐僧道荣在当时佛教政俗界的影响力。
　　另一见诸史籍的唐僧崇道，《东大寺要录》卷四所引《大和尚传》载其拜见鉴真时的身份为“国师乡僧”。由此可知，其很可能是当时任职于地方(河内国)官府，从事讲经颂法等佛教活动的唐僧。
　　继二人之后出现的赴日唐僧为道璿。道璿精通华严宗、律宗以及天台宗经典，赴日之时曾携带有诸多佛教经籍，居住仿造长安西明寺建造的、日本最大规模的官寺——大安寺西唐院讲经颂法。《延历僧录》第一《高僧沙门释道璿传》载其“依《华严·净行品》，一一依行”。另据《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华严宗”条载：“璿公随普寂习传华严及以(以及之讹)禅法，亦善天台宗，达菩萨戒。璿公赍华严宗章疏，始传日本。……当知此宗最初传者，天平八年大唐道璿乃其人也。”可知，道璿不但精通戒律、华严，而且还兼及台教、北禅，被尊为在日传播华严宗的“最初传者”。《律宗琼鉴章》卷六载：“大德(即道璿)戒律、华严、台教、北禅，穷其幽旨，启彼宗途。虽不行坛法，讲律开人眼。”可知，道璿虽没有在日开坛授戒，但对于律学的宣扬之功不可磨灭。
　　据《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律宗”条记载：“至圣武天皇御宇天平八年丙子，大唐僧道璿律师来朝。此时多赍《华严章疏》及《律宗行事钞》等来朝。璿公住大安寺恒讲律藏行事钞等，阙时人多习学律藏。即于大安寺最初讲行事钞。善俊律师等明律名匠即彼门人也。”可知，道璿也曾在日讲律，培养出多名明律弟子。据蒇中进的考述，接受道璿教诲者有行表、善俊、戒明以及被称为泷渊居士的石川朝臣恒守、文人之首的淡海真人三船(僧名元开)，此外其还与有两次赴唐经历、位至右大臣的吉备真备有密切的交往。另据《东大寺要录》卷二《供养章第三》载，道璿还作为咒愿师，参与了天平胜宝四年四月举行的东大寺卢舍那佛开光供养仪式。关于此次仪式的隆重盛况，《续日本纪》卷十八《孝谦纪》载：“乙酉，卢舍那大佛像成，始开眼。是日行幸东大寺。天皇亲率文武百官，设斋大会。其仪一同元日。……所作奇伟，不可胜记。佛法东归，斋会之仪，未尝有如此之盛也。”此外，日本东大寺卢舍那佛像的建造，也有道璿的参与之功。
　　道璿似乎精通梵文，并注有《菩萨戒经》三卷。吉备真备撰写的《道璿和上传纂》载：“和上每诵梵网之文，其谨诵之声，零零可听，如玉如金，发人善心。吟味幽味，律藏细密，禅法玄深。遂集注《菩萨戒经》三卷。”另《诸宗章疏录》卷二“律宗部”载：“《梵网集注》三卷，道璿述。”遗憾的是，《梵网集注》早已散逸，一些逸文见于凝然撰《梵网经疏日珠钞》中。《梵网经疏日珠钞》中载有“道璿律师注梵网经全依朴扬弘之遐迩”，而《朴扬疏》在《律宗琼鉴章》列为天台宗典籍。硌慈弘指出，在道璿的教学思想中，天台教学占有相当大的成分。可知，除鉴真僧团之外，道璿也对奈良时代天台教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平安时代初期天台宗的诞生功不可没。
　　二、鉴真弟子与奈良中后期的佛教界
　　鉴真僧团的至日，不仅整备了奈良佛教界的戒律，而且还携去了天台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的经典。有关鉴真的历史贡献，诸先贤已有充分的阐述，笔者在此仅围绕着鉴真弟子中较为著名的法进、思托二人以及他们的著述，来探讨鉴真弟子在奈良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
　　(一)思托与僧侣传记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思托为参与鉴真六次东渡的唯一弟子。鉴真死前曾对思托交代后事：“我若终亡，愿坐死。汝可为我于戒坛院别立影堂，旧住房与僧住。”不过，据《招提千岁传记》卷中之一《明律篇·戒坛院法进大僧都传》、卷上之一《传律篇·第二祖法载和尚传》可知，鉴真并没有把东大寺戒坛院、唐禅院和唐招提寺托付给思托，但这并不说明思托的戒律水平低下。《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思托于大安唐院为忍基等四五年中研磨数遍《励疏》并《镇国记》等，“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另据《招提千岁传记》载：“尝从鉴真国师学习台律，是故专务律部，广涉台教，一莫不通瑞。天平宝字年间大(太)祖新创招提，师辅翼化仪，激扬此道。且得造佛像之妙，招提大殿丈六卢舍那同左夹侍丈二药师及大(太)祖真影等。其外，佛菩萨之形像自刻者多之。及吾祖灭后，为著《东征传》三卷，以记大(太)祖一代之遗迹。……延历七年選(撰)述《延历僧录》一卷云。”可知，思托不但精于台律，而且还擅长佛像制作。
　　不过，目前来看，思托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其撰写了《和上行记》和《延历僧录》等僧侣传记。上述思托撰写的“《东征传》三卷”即《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又名《广传》、《和上行记》)。《延历僧录》卷一《从高僧沙门释思托传》载：“后和上移住唐寺，被人谤(读言)。思托述《和上行记》，兼请淡海真人元开，述《东行传荃》，则扬先德，流芳后昆。”淡海真人元开撰写的《东行传荃》即《唐大和上东征传》，就是根据思托的《和上行记》而改写成的。没有思托的《和上行记》，就不会有《唐大和上东征传》。《招提千岁传记》卷中之一《明律篇·唐台州开元寺思托律师传》载，思托于延历七年撰《延历僧录》一卷。《佛说解说大辞典》和《国书总目录》载为十卷，但葳中进认为，《延历僧录》共五卷的可能性很大。最近王勇先生根据《山王院藏书目录》、金刚寺本《龙论抄》等所载认为，加上目录一卷，《延历僧录》当为六卷。
　　如上述书名所示，思托的这两部著作与法进撰写的戒律理论著作不同，属于传记文学。安藤更生指出，从这两部著作的逸文来看，内容“估屈赘牙”，充满了“无理修饰”，思托此人是“恶文家”。但是，师蛮撰《本朝高僧传》卷五七《和州大安寺沙门思托传》载，思托“益研经律，兼涉文学。……托记真公之行绩，撰《东征传》，文约事详焉”，并赞其所著《延历僧录》“事核文丽，终制自序，惯司马之笔。此本朝僧史之权舆也”。葳中进则指出，虽然作为文学作品欠缺文学性，但其中昭示的文学方向则为《日本灵异记》以及平安时代以来诞生的“往生传”类所延续，也是奈良朝编撰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的薨卒传、《藤原家传》等的“传”类的继续展开，在日本文学史尤其是佛教文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地位。《延历僧录》为日本僧传之嚆矢，其中保留许多珍贵的资料，包括赴日唐人的传记，可补中日史书之不备，为研究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珍贵的资料。
　　(二)法进与戒律著述
　　据《东大寺要录》卷四所引《大和上传》载：“又敕令良辨问和上在唐相共临坛僧名，此间有几律师。和上仍令法进附口缘出唐中常共化法僧，即法进、普照、星(昙)静、思祐、义静等。”可知，在鉴真被授予“授戒传律”的重任时，参与l临坛授戒的名录中，有法进、昙静等人。另从《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鉴真“弟子中超群拔萃为世师范者”的名字来看，大使特进藤原清河等“先录大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的“持律弟子五僧”当包括法进。另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法进作《七言伤大和上》时的身份为“传灯贤大法师、大僧都”，唯一一位与鉴真生前担任的僧纲职务相同的鉴真弟子。据《招提千岁传记》卷中之一《明律篇·戒坛院法进大僧都传》载：“我祖及入招提，虚戒坛、唐禅两院以附师。……赞曰：贤则进公随于吾祖，续于法灯，俱至此方，大辉戒光，以故为吾朝传戒第二祖。”可知，法进被尊为日本传戒第二祖。但据《东大寺要录》卷九载：“《东大寺授戒方轨》一卷，最初戒和上唐大僧都法进式。”可知，继鉴真之后，法进执掌东大寺戒坛院、唐禅院，故被视为东大寺最初戒和上。虽然《唐招提寺缘起拔书略集》把法进记载为“戒坛、招提两寺第二和尚”，《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载：“和尚以戒坛院及唐禅院让于法进大僧都，即为戒坛第二和上。”但从《东大寺要录》卷五附载的“戒和上次第”中把法进列为第一位、《元亨释书》卷十三“真为戒师，进为和上”等来看，法进被尊为东大寺最初戒和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岛地大等指出，不仅其学识和人格是鉴真门下中杰出的，而且其著述在鉴真及其门下中也是具有代表性地位的。
　　另据《续日本纪》卷十九《孝谦纪》“天平胜宝八岁(756)五月”条载：“丁丑，勒：……又和上鉴真、小僧都良弁、华严讲师慈训、大唐僧法进、法华寺镇庆俊，或学业优富，或戒律清净，堪圣代之镇护，为玄徒之领袖。”可见，法进被视为“堪圣代之镇护，为玄徒之领袖”之一。据《续日本纪》卷二三载，其作为律师，还曾与大僧都良弁、少僧都慈训一同上奏，要求制四位十三阶，以此“庶亦永息滥位之讥，以兴敦善之隆”。正如石田瑞磨所指出的那样，鉴真、法进一直以戒律清净镇护国家为本务，法进与良辨等人的上奏对当时的戒律整顿以及后来盛行的山岳修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据《律苑僧宝传》卷十载：“削发进具之后，通贯三藏，特精台律二宗，旁及儒典。”《招提千岁传记》卷中载：“后贯通三藏，深明达台律圆宗，兼长世典。……师恒讲于律教大小诸部，谓《梵网钞》、《羯磨疏》、《行事钞》、《比丘尼钞》、《拾毗尼钞》、《沙弥经》及慧光智首法励镇国等律疏也。又受请诵宗台三大部，四遍习学，受律人日比肩难容膝也。……著《梵网经注》六卷、《沙弥经钞》五卷、《戒坛式》等也。”可知，法进同鉴真一样，兼学天台宗、律宗。凝然《律宗琼鉴章》卷三载：“鉴真和尚弟子东大寺法进僧都，作《梵网经注释》七卷，全依天台，成立意致。”《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律宗”条记载：“法进僧都注《梵网经》，全是台宗。”“天台宗”条载：“和尚门人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并天台宗学者也。”因此可知，法进对最澄及其创立的天台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澄撰写的《天台法华付法缘起》中载：“大福律师先入和国，乃传园明，礼仪有情；白塔僧统后游日本，复传圆义，开佛知见；所以大安唐律注《戒经》于比苏，东大僧统注《梵网》于唐院。两圣用心，弘天台义，群生通钦，天上甘露。”其中，“大安唐律注戒经于比苏”指的是道璿曾于比苏山现光寺注《梵网经疏》三卷，“东大僧统注梵网于唐院”指的是法进在东大寺唐院注《梵网经疏》七卷。如岛地大等所指出的那样，法进在鉴真一派中特别是作为天台宗的名匠，是引起最澄注目的杰出人物。
　　此外，法进与创立真言宗的空海也颇有因缘。《律苑僧宝传》卷十《南都戒坛院法进律师传》载有：“师尝至讚之多度郡，宿一家。其夜邻舍有婴儿诵佛顶咒声。而家人初不悟之。谓为啼声。师怪之，欲知其所由，信宿不去。至夜咒声如初。天明至其舍，指谓其亲日：此儿非凡流也，善视之。他日当弘通大法。后果然，即空海大师是也。吁异矣。”另义澄撰《招提千岁传记》中《明律篇·戒坛院法进大僧都传》也载有此事，并赞日：“其能听儿诵而不相违，于戏宗门异人者。故谓圣知圣，其斯之谓欤。”即指出，法进与空海均为“圣人”。
　　据上述《招提千岁传记》记载，法进著有《梵网经注》六卷、《沙弥经钞》五卷、《戒坛式》等。其中，《梵网经注》在《诸宗章疏录》载为《注梵网经》，现已不存，不过凝然《梵网经疏日珠钞》中有多处引用。《沙弥经钞》五卷，当指现收录于《日本大藏经·律藏部·小乘律章疏》中的《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诸宗章疏录》卷二载“《沙弥经钞》，招提寺法进述”。《律宗琼鉴章》卷六载“《沙弥经钞》五卷，法进撰”。《戒坛式》，即《东大寺要录》卷九所载的《东大寺授戒方轨》。法进《梵网经疏》宣扬的是大乘戒律，日本的大乘布萨在鉴真赴日之前没有先例，是由鉴真和法进赴日之后创始的。《东大寺授戒方轨》中收载有《布萨戒师作法》、《大乘布萨作法》和《自恣作法》三种作法书。石田瑞磨指出，身为东大寺戒坛院的法进依用的作法，当然在其他诸寺也应是依用的；这种注重反省忏悔的大乘戒律在诸寺的确立，有助于培养持戒清净的风气；奈良末期僧侣们隐居山林，追求清净的生活，以及最澄批判舍弃小乘戒律的形式化而指向大乘戒律，均是受到法进等推崇的大乘戒律布萨的影响。《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是现存探讨鉴真及其门下佛教教学的态度及内容的唯一资料。其不仅代表了东大寺的教学，也代表了当时传来的新思潮，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从其中法进抄录的天台智者大师与三论宗祖师吉藏交往的内容来看，法进对当时的法相宗、三论宗等旧佛教的批判是极为深刻的。从其征引《遗教经》中的“何须论他国家善恶优劣之事”的表述来看，其对当时道镜等僧侣参与政治的现象持讽刺劝诫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上述法进与良辨等人的上奏整顿僧位的举动是一致的。
　　另据法进撰写的《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卷五载：“天平宝字五年十月十五日，随贺(旁注“驾”)往保良宫，住国昌寺。”二年后的天平宝字七年，法进被任命为东大寺戒和上。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元年，法进被任命为少僧都，也即道镜当政也没有影响法进获得称德的信任。光仁天皇即位后不久的宝龟二年被任命为大僧都。可见，法进与四代天皇孝谦、淳仁、称德、光仁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天平宝字二年鉴真被解除僧纲之职之后，鉴真僧团的教义并没有被否定。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后获得的重视以及不懈地推进戒律制度，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上述《延历僧录》记载，鉴真移住唐招提寺后，“被人谤(读言)”。思托遂“述《和上行记》，兼请淡海真人元开，述《东行传荃》”。《和上行记》与《东行传荃》虽然可以“则扬先德，流芳后昆”，但是能够对当时的佛教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首先是戒律思想的推行。事实上，法进就是在不断与世俗妥协中推进戒律弘扬的。其不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也撰述经纶，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附注：本文系郑州大学引进人才创新基金项目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