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气东来 和风西送

和气东来 和风西送
　　□ 叶小文　《新华文摘》 2005年第19期
　　构建和谐社会,要有“和”的内涵。实现民族复兴,要有“文明依托”。
　　一、关于“文明依托”
　　纵览世界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和强盛,不仅是经济繁荣,必有一定的文化、文明为其依托。而宗教文化在构成这种文化、文明依托上,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的盛唐以儒释道文化、文明为依托。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以伊斯兰文化、文明为依托。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西方的大众文化中往往有一个全民的宗教(基督教)作为其联络民众情感精神的核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精神文化传统中,宗教和宗教文化自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我认为,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还包括善于发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基础作用,甚至发掘宗教文
　　化中的积极因素。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中华民族要自立、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有自己文化的中流砥柱和文化基础。
　　二、关于“文化自觉”
　　今天的美国如此气势汹汹,除了“财大气粗”,有其经济、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振振有词”,有其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基督教文明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国文化”。现在美国是借助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的感召力,依靠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力,为其在全世界的霸权行径提供舆论基础,树立法理依据,贴上“正义”标签,罩上神圣光环,要使美国因此而能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谋求全球政权变革,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和人权”(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克里斯托尔语)。美国虽然不能不与快速发展的中国打交道,表示要致力于“寻求与变化中的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所谓“变化中”就一直抱有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的含义。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趁着其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的渗透必然要趁势而上,在突破口(民族、宗教领域)对我“西化”、分化的攻势当然会咄咄逼人。应对来自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攻势,从根本上讲要靠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更优、更强、更能服众,更有吸引力、感召力、穿透力和渗透力。但回头一看,我们不能不正视和警觉,当前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薄弱环节。“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我们讲了多年,虽有改进,但好像总是“硬”不起来。面对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宗教亦呈增长趋势。这种景象,是“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充满了生机,令人一则以喜;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心浮躁,潜伏着不安,令人一则以忧。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如果说当前社会发展是我们的“短腿”,意识形态领域如何抵御“西化”,宗教领域如何抵御渗透,则是我们的“软肋”。
　　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中国制造”在不断走向世界;一方面“西方观念”在不断侵扰我们。来自意识形态的“西化”、特别是来自宗教领域的渗透,使我们防不胜防,好像我们总是居于守势。我们讲“民族复兴”,常忆及中华民族曾有过的历史辉煌———盛唐气象。但那时更多的是“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光,是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气魄,是敢去“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月的气象,是中国文化影响别人的作为,没有听说过要担心什么外来的渗透。
　　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应该包括并不逊色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我们新时代新中国的“文化复兴”。
　　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在多元化的世界里,认准先进文化的方向,着力弘扬民族文化契合时代的智慧,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这应当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定能解决好的问题(费孝通:《我们需要有“文化自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在当前境外利用宗教不断加剧的渗透和意识形态不断对我“西化”的凌厉攻势中,我们才能审时度势,扭转劣势,抢占优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三、危机和契机
　　由此说开去,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作为,要有推动世界文明建设的大贡献。
　　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文明的现状,立即看到,曾经盛极一时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遇到了很大的困扰。“9?11”事件突发后,美国总统布什脱口而出,要用“十字军东征”打击恐怖主义,遭到穆斯林国家的抗议而不得不道歉,改为“正义无限行动”的提法后,穆斯林国家仍然不满,认为冒犯了真主的权威,遂再次改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提法。这并非简单的口误,而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使然。亨廷顿的一段话可以作其注解:“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当然,亨廷顿的这个说法也有失偏颇,我们反对把特定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与特定的宗教挂钩。但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确盛行于基督教“全球化”、“普世化”的大势中;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则的确孕育和发展于伊斯兰复兴大潮中。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连绵不断,“单边主义”也就“理直气壮”地招摇于世。在此同时,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会相伴而来。美国以基督教文明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其推行单边主义的文化基础;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则企图利用伊斯兰复兴浪潮为其文化背景。“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其实是在对立和对抗中各执一端;其共同的实质,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自我,我方必欲取而代之。因此才有“‘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的脱口而出并“令它们彼此相像”。美国以雄厚、强大的美钞、美援、美资、美军为背景,既要反恐,也要称霸;国际恐怖主义以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长此以往,只能陷入纠缠不清、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布热津斯基也感言:“长期把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来源不确定的‘恐怖主义’身上,只能激化同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制造新的敌手,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统治全球还是领导全球》)当今世界,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但不安宁因素的增长也成为普遍的世界现象。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霸权主义的攻势遍布世界,恐怖主义的活动依然猖獗。世界因此陷入“文明冲突”的困境,这其实是一种“文明依托”错乱的危机。
　　对此,我们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但也不是冷眼旁观,无所作为。一方面,当我们审视自身时,不能不为今天的中国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御“西化”、在宗教领域抵御渗透而担忧、而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风物长宜放眼量”,看看这种来势汹汹的“西化”和“渗透”其实也是色厉内荏,它后面也有自身的困扰和危机。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有担忧有焦虑。当然,我们不会因人家的不幸而幸灾乐祸,但也要敏感地看到,人家“文明依托”错乱的危机,正是我们“文明依托”构建的契机。
　　讲“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个契机也是一种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的地位正在发生蒸蒸日上的变化,世界又送给我们这个构建“文明依托”的契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借用佛家的话讲就是“一时千载,千载一时”啊!哀莫大于心死,喜莫大于心盛、心齐。我们放眼世界,审时度势,就应该生出时不我待、抓住契机,构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的决心、信心和“欢喜心”,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和谐离不开世界的安宁。就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为世界作贡献、为世界所接受一样,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依托”,也应该为世界作贡献、为世界所接受。
　　四、中华文化“和”的内涵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应该放开眼界观量、敞开胸怀接纳全球人类的智慧。同时,又要从自己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中,融摄历代圣哲贤人的智慧精髓,包括儒、释、道等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李瑞环同志2002年在英国的演讲)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例如,佛教文化经过两千年已融入中国文化,其中就蕴涵着“一团和气”,氤氲着一股“和风”。佛教基于其缘起思想和平等观念,向来都是讲“和”,是主张和平的宗教。按照缘起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万事万物息息相关,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平等致“和”,“和”从平等中确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平等意味着互相尊重、信任与合作。彼此平等相待,就能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乃至敌对,建立友爱、诚信、和谐。平等促使人们生起慈悲心,互相理解、谅解、宽容,不至兵戎相见,有助化干戈为玉帛。因此,佛教确立了不杀生、非暴力的原则,从而也就使维护和平成为佛教实践主体的本质要求。佛教还特别强调内心的和平。佛教认为只有内心平和与安定,才有外在的和平与安宁。外部的“净”来自心“净”,外“和”来自心“和”,“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所说经》)。因此,针对世间提倡生态环保,中国海峡两岸的佛教界则最早提倡人类自身的“心灵环保”,就是要以内心的平和与安定,来带动外界真正的和谐与安宁。佛教僧团还有“六和敬”规则———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今天人类精神的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加速,需要新的六“和”: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
　　2005年4月在“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上,200多位僧人一致提出,要“两岸一家亲,家和万事兴”,要“为当今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5月在曼谷举行的有4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佛教大会”上,我的一篇“和气东来、和风西送”的致辞,引起与会者关注。大会通过的宣言,一致支持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世界佛教论坛”将进一步深入挖掘佛教“和”的内涵。五、“让中国的和气被全世界吸纳”
　　今天的中国,对外奉行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对内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一团和气正在华夏上空升起,一股和风正在神州大地吹拂。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睿智地看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吸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罗素:
　　《中国问题》)我们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的内涵,是要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推进“文化复兴”的大工程;是要在世界“文明冲突”的困境和“文明依托”的错乱中,抵制文化的隔绝和霸权,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为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带来一团和气,吹拂一股和风。昔有“紫气东来”,今有“和”气东来;人叹“文明冲突”,我倡“和”风西送。
　　当然,“一团和气正在华夏上空升起,一股和风正在神州大地吹拂”,这还只是开头。我们要对着西方———“和”气东来,向着世界———“和”风西送,也还只是意愿。因为“和”的本身,就只是开头———一个重要的、对意境营造的开头。“和”字本义,源于音乐,从龠从禾,最早指古代的一种笙管乐器。“龠”乃象形,表示一组管子组合在一起,可以同时发出多样而又相融的声音,其意就是“和谐”,而本质在“不同而和”———“不同”才能“和”,否则就只能是“齐”(齐唱、齐奏,千人一面、万人一腔)而已。在音乐审美的经验层面,齐唱和齐奏的效果远不及“和”。就文明构成看,“和”还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局面,而不是终极价值。比如,不同的笙管一齐吹奏,只要“和谐”,便可达到悦耳动听,也就是美。但那是结果而非原因,和谐之美,深究起来,需要每根笙管保有各自的乐谱和旋律。今天的中国的文化复兴或文明依托,还匮乏作为人生导引、民族精神的乐谱。这就需要我们继承和改写过去的乐谱,并以新创制的声律替代。否则纵然有一根根可以奏响的不同笙管,也有倡导和谐效果的优秀指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意愿,却仍有可能出现“无音相和”的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对西方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人文理性与基督教文明,中国的文化复兴,无论儒、释、道、民间传统,抑或是新创价值,往下看来还是不得不呼唤自我的乐谱,也就是呼唤本土的作曲。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世界才能真正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罗素语)所感动,所折服。这也是我们应有的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
　　【作者单位:国家宗教局】(摘自《中国宗教》2005年第6期,题目为编者所加,原题为《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