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赵朴初韵文集》散记

编、读《赵朴初韵文集》散记
　　□ 陈邦炎　《汉字文化》 2007年第06期
　　一
　　2005年5月间，我在参加赵朴初先生追悼会的次日，即向朴初先生的夫人陈邦织建议编印一部《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后于朴初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前问世。但此《选》主要是一部书法选，所收诗、词、曲以有手迹者为限，仅得165首，远不能代表其一生的文学创作成就，乃又从各方面收集其毕生所作各体韵文，编选、出版了《赵朴初韵文集》，收录各体韵文近两千首，并附对联279副。
　　我之所以急于促成此《韵文集》的出版，一个原因是：作家以作品为生命；研究一位作家，必先进入他的作品世界。离开作品，无从对作家作出评价。朴初先生名重诗坛，但人们多只读过他的《滴水》、《片石》两集，因而评说他的作品不出此两集的范围，而此两集所收仅截止于1977年，既搜罗未全，且在当时文艺大气候下，取舍多有不当之处。朴初先生晚年曾多次谈及，对此两集中所收作品应有所删汰，虽然他家中尚有存书，却不再赠人。还有些人连《滴水》、《片石》两集也未见到，评说他的作品，只提到报刊上曾刊载的、一时传诵人口的少数几首作品，如《某公三哭》、《反听曲》、《故宫惊梦》等。这一小部分作品实不能作为主要依据来评价一位作品繁富似朴初先生的作家。而且，朴初先生在1977年致我函中曾指出，此类“俳谐体”的“讽刺之作，究非大雅”。因而在朴初先生逝世后，亟待出版一部可据以研究和评价其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收罗较全的文集。另一原因是：朴初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的作家，往往下笔成篇，随写随以付人，不自录存。他在1995年致我函中已自己见到，将所作“全部收齐，大不容易，缘散失甚多”。因而在他逝世后，必须抢在还不太迟的时间内从各方面将目前可能收集到的遗作收集到手，从速加以整理，编印成书，留下来，传下去。此事，着手愈迟，难度愈大，甚且相当一部分作品有随时间而湮没之虞。
　　长期以来，朴初先生与我通信不断，时以所作寄示，并在一次致我函中戏言：“今后为诗，当多抄寄……譬如款存银行，不虞遗失耳。”有时在所寄作品前写上“今又存一首于贵银行”之类的语句。他喜谈诗论词，每次与我晤谈，总是很快地就进入此话题。他视友朋间的“相与共论文”为人生一大乐事，在一次别后来函中尝有“论文之乐，时萦梦寐”之语。编印文集之事，他生前已多次与我相商。早在1986年12月，即《片石集》问世近九年后，他致函云：“颇思搜集八九年来诗、词、曲、汉俳及对联等稿编成一集，加上铭、颂之类的文字。可否名之曰《某某韵文集》？”后因其任重事繁，无暇及此，此拟议长期未能化为行动。至1992年10月、1995年12月，他又曾两次致函重申此议。在他逝世后，重新抚读此三函，似他已隐隐以此事相托付。对我来说，促成此《韵文集》的问世，并担任此集的编选工作，实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只惜此事未能在其生前及时启动，在编选过程中遇有问题不复能就教于作者本人以祛疑解惑，而编成后亦不能呈作者本人作最后审定，每为之深感怅憾。所幸者，上述三函对此集从书名到所收作品范围，到以非韵文的对联作为附卷并另立别名，都作了周详的考虑。此集的编成，只在作者生前拟定的框架内次第完成作品的搜集、整理、编选、加工诸工作而已。可以说，此集虽非作者自编本，非作者审定本，但也可视为一部作者自己设计的书。
　　此集非全集，盖在朴初先生长达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历经世变，而他对所作又不注意录存，其间散佚的作品难以在此次结集工作中尽收，必仍有不少遗珠散在海内外各地，实难求其全。且朴初先生不愿留存其不称心意之作，晚年曾思对《滴水》、《片石》两集所收篇什加以删汰。故此集之编，本不以编成全集为目标，对所收集到的作品，包括《滴水》、《片石》两集已收之作，并非不加别裁，悉数收录。应该说，此次问世的是一部选集。但此选集又不以编成精选本为目标，而以广收宽选为原则，力求收录、保留尽可能多的篇什。例如：此集卷一所收建国前的作品中，《失题残句》、《江南好二首》、《宁沪列车中作》、《闻雁》、《黄浦江头送行》、《太虚法师挽诗》等，均为《滴水集》所不收或漏收者。又如：卷二中《印度纪行杂诗》，《滴水》、《片石》两集均只收十首，此次据作者手稿及初发表稿，收录二十四首；卷四中《西南行杂诗》，《片石集》只收二十六首，此次据作者当年寄示之油印本，收录五十七首……故此集虽非全集，亦可视作对作者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接近全景的摄取和展示，庶几再现其七十余年文学生涯的漫长轨迹。
　　二
　　“横看成岭侧成峰”，读此《韵文集》，分别从纵向、从横向看，各有所得。
　　从纵向看，此集所收录作品，起自1972年，讫于1999年，跨越的时间长达73年。此73年，可粗分为四个时段：(1)新中国成立前，即此集第一卷，1927至1949年；(2)建国初期，即此集第二、第三卷，1950至1965年；(3)十年浩劫时期，即此集第四卷，1966至1976年；(4)改革开放时期，即此集第五至第十卷，1977至1999年。由于这四个时段内，创作的生活背景不同、政治背景不同，不同时段的作品就各有其时代的印记，各有其侧重的内容，呈现不同的感情色彩。读此集，固不可不就此以论其世，以知其人，以逆其志。而如果打通这四个时段，通观1927至1999年的全部作品，则既连接为记录作者本人漫长的世途和心路历程的生活画卷，也连接为展现上个世纪30年代起70年间政治风云的历史长卷。
　　从横向看，编入此集的各体韵文1985首、对联279副，就所写内容区分，主要有七个方面：(1)为时、为事而作的篇什，如卷一所收《哀辛士》、《杂诗十首》，卷三所收《咏风》、《某公三哭》，卷四所收《河满子》(悄悄非关多病)、《凤凰晒翅》、《蝶恋花》(乍认是花终不是)、《逍遥游》、《观杂技二首》、《索居》、《临江仙》(不分相逢悭一语)、《感事》、《反听曲》、《大院曲》、《题〈大院曲〉后》、《木兰花令》(春寒料峭欺灯暗)，卷五所收《读〈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志感》……实可视为今之“新乐府”。(2)咏史、论文、评艺之作，如卷二所收《云南博物馆观担当和尚画》，卷三所收《答谢沈尹默先生以所著〈二王书法管窥〉相赠》，卷四所收《庆长春》(精神龙马)、《百字令》(自然入妙)、《读〈石头记〉》、《读〈韩非子〉七首》、《读史杂诗十五首》、《毛主席致〈诗刊〉函发表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献词》，卷五所收《和钱世明见赠之作》、《题陈仄画》、《赠美林画师》，卷七所收《读〈庄子〉十一首》、《读〈临川集〉四首》，卷八所收《广元上人书画展观后敬拈一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献词》……从中可见作者的史识、文艺观点、鉴赏水平。(3)大量见于各卷的表述佛教文化、阐发佛教义理的诗、词、曲、赞、颂、汉俳、联语，以及记述重大的佛教事件、佛教活动包括与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篇什，可视为当代佛教发展史、交流史的珍贵史料，也体现了作者把佛教教义圆融于爱国、爱社会主义事业及促进睦邻邦交、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思想。(4)表达友情、亲情、乡情之作，如卷二所收《云淡秋空》(风急天高)，卷四所收《相见欢》(柳丝拂遍城沟)、《临江仙》(我所思兮何处是)，卷六所收《咏天华谷尖茶》，卷八所收《返故乡太湖作》，卷十所收《哭鸣初姊》、《黄山茶》，以及散见于多卷中的悼念周总理、陈毅、陈同生、邓颖超诸多同志的篇什……俱见作者的真情至性。(5)纪事、纪行之作，如卷一所收《黄浦江头送行》，卷三所收《如果泰戈尔还在》，卷四所收《人月圆》(掌声如海如潮涌)，卷五所收《汉俳十首·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作》，卷六所收追思与严景耀交往往事诗，卷七所收《金陵刻经处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献辞并序》，卷八所收《记梁漱溟先生》，卷九所收《怀王冶秋同志》、《忆江南》(重叠意)、《西江月二首》(五十八年前事、抗日歌声动地)，卷十所收《怀郭化若同志》，以及作者访问国内各地与出访日本、印度、埃及、缅甸、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印尼、朝鲜、尼泊尔、泰国、韩国等地以组诗形式记述全部行程、全部活动的作品……均富有史料价值。(6)写景、咏物之作，如卷一所收《失题残句》、《江南好二首》，卷二所收《浙东纪行诗五首》、《临江仙》(穿过层阴千百尺)，卷三所收《忆江南五首·峨眉山纪游》、《踏莎行》(乍别霜寒)、《百花令》(桃花泼着满林血)、《临江仙》(坐看屏山开曙色)、《鹧鸪天》(又现长空万里身)，卷四所收咏白菜心诗，卷五所收《邓尉观梅》、《好事近》(仿佛到南湖)，卷六所收《粤游杂咏》中《游白云山》、《游西樵山》、《游肇庆七星岩》、《下丹霞山，泛舟锦江》诸篇，卷七所收《钱塘江观潮》，卷八所收《临江仙》(影静心苏山色里)、《桂殿秋》(无意识)，卷九所收《江城子》(乘风万里意泠然)、《诉衷情》(踏沙晨作亚龙游)、《天涯海角口占》、《迎仙客》(群芳歇)、《临江仙》(忘却纷纭尘世事)，卷十所收咏蝴蝶兰诗、咏白牡丹花谢诗、《忆王孙》(落英犹自恋仙姿)、《杜鹃花》、《大雪》……佳什隽句，随处可见。(7)题赠、酬答之作，其中亦不乏立意高远、具见才情的佳构，如卷三所收《鹊踏枝》(君是词源疏凿手)、《次韵答龙榆生先生见寄》，卷五所收《赠青年一代，为〈青年一代〉杂志作》、《题〈田汉诗词选〉四首》、《题〈茶经新编〉》，卷六所收《如梦令》(山外青山千丈)、《题〈王昆仑诗集〉五首》、《铁斋和尚画展献词》、《题〈中国——茶叶的故乡〉》、《中国聋哑教育一百周年献词》，卷七所收《为河南教育出版社创建十周年作》、《瑶华》(光华照眼)，卷八所收《题日本良宽禅师诗碑》、《题音乐学院教授杨秀明居士画集》、《参观胡开文墨厂题词》、《观江苏省昆剧院演出，赋赠》、《黄浦兰花引》(三年重到江南)，卷九所收《朱履曲》(千针万线情怀)、《黄莺儿》(妙乐自天成)，以及附卷所收不少巧联佳对。
　　仅从以上粗略划分并未能概括此集全貌的七个方面的作品看，已可窥见作者笔下的题材之广、才力之富。故研读此集，固既应纵观其随写作时段的不同、随写作背景的不同而出现的诗情、诗风的发展变化，也应从横向就不同题材、不同内涵的作品，分别探求其不同的思想价值，赏析其不同的艺术魅力。
　　三
　　朴初先生为人宽厚仁和，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如许嘉璐先生在一篇题作《花落还开，水流不断》的追思朴老的发言中所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型。他一身正气，一身和气，一身善气。他和鲁迅先生的性格很不相同，但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足以当之”。
　　朴初先生的这种“俯首”与“横眉”的双重性格，也见于他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我们国家所呈现的新面貌、新气象，满怀喜悦，表露在他的作品中多为赞颂之辞。他在1961年所写的一首《金缕曲》中有“庆东风、鼓吹何辞闹”之语，衷心愿做一个新中国的鼓吹手。但他又常提出，诗歌的美与刺两个方面的功能不能偏废。如此集卷三所收《咏风》诗即以托喻手法微讽因反右而出现的举国上下噤若寒蝉的现象。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一伙攘位窃权、倒行逆施期间，他更强调诗歌的投枪作用。在“四人帮”被清除的次年，画家萧淑芳女士曾作花卉长卷以示朴初先生。朴初先生为题《临江仙》词二首，其二云：
　　不画玫瑰殊可惜，为君补入诗歌。色香绝代几能过?妙堪持供养，人杰与仙娥。岂独爱花兼爱刺，锋铦何减吴戈?不辞流血对摩罗。可能添一幅，惠我意如何?
　　19年后，萧淑芳女士于1996年6月间忆及此词，为画玫瑰一幅相赠。朴初先生又报以《临江仙》词：
　　一幅玫瑰惊绝艳，感君不忘吾诗。锋钅舌有刺带花枝。摩罗虽已灭，教训记当时。今得好花长供养，面墙天女多姿。吴戈宜补木兰辞。耆年观秀笔，美感祝期颐。
　　这些诗、画酬答，不仅是当代词林、艺苑的一则佳话，主要可见朴初先生对诗歌作用的看法。而在创作实践上，每逢重要历史时刻，在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中，他总是勇于以诗歌揭露、鞭挞邪恶，显示其懔懔刚正之气。
　　在百卉凋零、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时期，他身处逆境，未为远祸而辍笔，仍源源寄示其所作长篇短制，其中多有“锋钅舌何减吴戈”的“不辞流血对摩罗”之作。如：为周恩来总理所作《河满子》词以“悄悄非关多病”句起调，“悄悄”两字出《诗·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显然是用以指斥当时暗中攻击周总理的江青一伙为“群小”；《周总理挽诗》中“蓬雀徒目送”句，则鄙视“四人帮”为“蓬雀”。《凤凰晒翅》、《感事》、《读〈骆宾王集〉三首》之三等，都把诗笔的犀利锋钅舌刺向妄图比附、效法武则天的江青，甚且将其比作“昏韦”，预言其“到头头付羽林军”的下场。《蝶恋花》(乍认是花终不是)词，写当时飞扬跋扈、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忽被隔离审查一事，而《观杂技二首》之二中“忽见飞琼回舞袖，庄容端出守宫来”两句，则讥笑本与戚本禹沆瀣一气的江青，在戚被抛出后，忽宣称这条小爬虫是她从中央文革中端出来的这一拙劣表演。《大院曲》、《反听曲之二》等，所指、所讽自是林彪。《索居》一诗，则对“文革”中的诸多问题：各地武斗的混战场面、揪斗知识分子与干部的残酷方式、毁灭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四旧”、提倡到近乎狂热的个人崇拜，表达了作者的悲惑不解。题作《鲁迅翁诗云“〈西游〉演了是〈封神〉”，善哉，善哉，谨拈一偈》的六言诗以及《读李贺诗》、《读〈庄子·盗跖篇〉》诸作，都是对江青一伙大封“法家”闹剧与所散布的谬论的讽刺和怒斥。……这些篇什多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当时读者一见即可知所指为何事、所斥为何人。任何一篇都是触犯时忌、会引来“大批判”、兴起文字狱的作品。
　　忆在最黑暗的“文革”末期，那压抑已久的民族感情、蓄积已久的民族力量，因哀悼周总理逝世喷薄而出，爆发为举世震惊的天安门事件。当时，朴初先生处境更为险恶，但就在天安门事件为“四人帮”以血腥手段镇压下去的那个清明节深夜，他仍然写了下面一首《木兰花令·芳心》词：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词的起调两句中，“春寒料峭”、“听雨听风”，用南宋词人吴文英咏清明名作《风入松》词“听风听雨过清明”及“料峭春寒中酒”句意，点明此词所写是发生在清明节的事，同时也以“春寒”象征当时的政治气候，以风雨比拟“四人帮”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而“欺灯暗”、“过夜半”，既是实写“四人帮”镇压此运动的时间及动手镇压前曾一度熄灭了广场上的灯光，也是以“灯暗”喻指周总理的逝世，以“夜半”喻指当时的局势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后两句的“门前”自指天安门前；“锦瑟起清商”为以声表象，表现出天安门前的气氛、景象；“丝繁”、“絮乱”则用李商隐《燕台》诗“絮乱丝繁天亦迷”句意，既写广场上变起仓猝、陡然出现了纷乱局面，也写在这一颠倒错乱的历史时刻所有系心这一运动的人所产生的天昏地迷之感。词的下半阕，“人间”句谓人民亲其所亲，仇其所仇，其间恩恩怨怨所引发的事件，自古以来，史不绝书；“休遣”句是作者自勉也勉励他人：不应因此一时的挫折而轻易放弃信念。结末“等闲”两句，取李煜《浪淘沙》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句而反用其意，谓：尽管这场运动已被镇压下去，表面看来，已是水流花落，但春天并未归去，人民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总是前仆后继、百折不回的。
　　我在那年清明节后不久，收到朴初先生寄来此词，曾托人带信叮嘱他勿再示人。其实，他何尝不知道此词在当时可能为他带来的灾难，但当他深夜执笔之际，一腔义愤与创作激情两相会合，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正是一位真正诗人的可贵的创作投入状态，一位真正爱国者的可贵的大无畏精神。
　　四
　　朴初先生在一首题作《读苍虬诗词》的六言诗中自谓：
　　我诗不惯言愁，每叹苍虬难及。翁耽恨水颦山，我恋欢天喜地。固知性隔才殊，要亦时移世异。
　　通览从朴初先生毕生所作编选入此集的近两千首作品，就总体而言，昂扬开朗、旷达乐观是其基调和本色。如：“文革”中他被“勒令”劳动期间，曾就所从事的“抟煤球”、“检煤核”、“扫雪”、“大扫除”、“拆纸花”诸劳作赋《闲情偶寄五首》，诗中全无愁苦之音，写出“今朝通手黑，明日彻心红”、“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扫尽一路白，待看万山红”、“峥嵘万古尘，一洗天下小”、“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等前瞻远望、满怀豪情信心的语句。但他虽“不惯言愁”，世间却有纷至沓来的愁恨之事。《闲情偶寄五首》写于1969年1～3月，在此集中紧接其后的是同年6月为其夫人被远遣至双辽干校而作的一首《相见欢》，词的下半阕云：“平生意，风云气。不言愁。却是秋潮阵阵打心头。”这里所说的“阵阵打心头”的“秋潮”，还只是个人、家庭所受的冲击，作者尚能善自排遣，从后面《人月圆》、《贺新郎》、《临江仙》三首词看，其词情、词语仍是洒脱的。也有更沉重地打在他心头的难以排遣的“秋潮”，则如紧排在这四首词后的《临江仙》所云：
　　不分相逢悭一语，仙舟来去何因?弥天花雨落无声。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望中缥渺数峰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渎湘灵。
　　词前小序云：“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楫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友，方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转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此作，词境极其凄迷，词情十分沉痛。当年，我见到词稿后，从词中“相逢悭一语”、“花雨落无声”、“娟娟秋水隔”以及“风吹浪涌千层”等句，推测为有所悼念之作，而从“数峰青”之出自钱起《湘灵鼓瑟》诗“江上数峰青”句，暗含江青名，推测死者当与江青一伙的迫害有关。后来，有少数读到这首词的人有不同的领会，如张伯驹夫人潘素女士曾为作《梦缘图》，伯驹先生为题五律一首，中有“海边梦是幻，天外心为花”，“至情岂幻境？有分随仙槎”诸语。对此，朴初先生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写了一首酬谢伯驹夫妇赠此图并贺伯驹先生八十寿辰的《金缕曲》如下：
　　意兴犹龙马。问诗人、老而笔健，谁如子野?更喜同心高格调，绘事雍容大雅。记曾见、陈公丙舍。案供《海思图》一幅，意悠悠、不尽诗和画。嗟赵管，差堪亚。因缘翰墨添佳话。忆当年、春红夏绿，霜摧雹打。假托仙舟花雨梦，恨泪向空挥洒。感二妙、深情慰藉。今日敢为公道破，祝南山、好作丹青价。贞松劲，灵椿大。
　　朴初先生寄示此词时，曾附一函，说明前《临江仙》词之作为“陈同生同志逝世之后事，同生之死是此作诱因之一”，并云：“当时，相识之人不得正命而死者以百计，故作此词以吊之，而不敢明言，只得假托梦境耳。词序中所言‘载云旗’之舟，暗指非今日人所乘之舟，舟中人‘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者，暗指皆已作古人。词中‘弥天花雨落无声’一句，是全文主旨所在。至于‘望中缥渺数峰青’、‘端恐渎湘灵’，则皆暗指江青也。”
　　此词经作者“道破”后，再看全词“主旨所在”的“弥天花雨落无声”句，并联系“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酬张伯驹夫妇词中“假托仙舟花雨梦，恨泪向空挥洒”，以及《临江仙·陈同生同志哀词》中“十年花雨涌潮声”诸语，可知其在“文革”期间对那些目睹耳闻的令人痛心之事，特别是对一大批相识相知之人被折磨致死，固深藏悲愤，无从排遣，纵平时“不惯言愁”，也不能不写出此亦泪亦墨、泪墨难分的深愁苦恨之词。
　　前引朴初先生答谢萧淑芳女士赠画的《临江仙》词中有“摩罗虽已灭，教训记当时”之语；在“文革”后，朴初先生固曾对“文革”中的那些悲剧作了深刻的反思，在《读〈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志感》诗中，指出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被任意残害是“旷古无此局”的“非常”之变，最可痛心的是：“朝为亿民尊，暮陷三字狱。忠魂遭丑诋，锻炼极险毒。那惜名器重？挥手恣戮辱。法纪遂荡然，群奸坏风俗。谁云天不坠？几致邦家覆。”这是对那一页沉重历史的沉痛回顾，而诗中提出的当年以为天坍不下来而为所欲为、恣意践踏法纪、几致亡党亡国的反面教训，也就是后来从正面总结出的“依法治国”四个字，是曾付出惨痛的代价换来的。
　　五
　　朴初先生一生与韵文创作结不解缘，深深投入、融入其中，是其心性、情怀之所寄。其作品，往往在艺术魅力外透现其人格魅力，而其人格魅力是多方面的。
　　社会学家邓伟志在《充满魅力的领导者——缅怀赵朴初先生》一文中分领导者为“三类：一为权力型，二为思想型，三为魅力型”，认为：“朴老显然不是权力型。……他是思想型的。……不过，我以为朴老主要还是一位魅力型领导人。他有文字魅力、谈吐魅力、道德魅力。”
　　朴初先生的文字魅力主要体现在他所写各体韵文及联语中，从此集所收已可得其所作的十之八九。至于他的散文，从此集所收部分诗、词、曲的小序，也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他有深厚的经史根基及文学修养，又对文字有得心应手、驱使自如的驾驭能力及无曲不达、无隐不显的表现能力，因而他的作品，往往使人感到，似乎得来全不费气力，轻而易举地从字句组合、意象组合中显示出我国古典诗文的语言美、结构美。他的谈吐魅力，则凡与他哪怕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对此，他本人也颇自许，在他的《九十述怀诗》中即有“言笑能教远客亲”之语。
　　邓伟志先生所说的“道德魅力”，与上文所说的人格魅力大同小异。朴初先生的人格魅力是人所常道的；就读此集而言，人们也常会为其作品中透现的这种魅力所吸引。此类作品，除前面已谈到的以诗笔作投枪、“不辞流血对摩罗”的那些显示懔懔刚正之气的篇什外，应包括展现其心中爱的世界之博大宽广的那些出自真诚的表达爱国、爱教、爱家乡、爱亲朋、爱青少年一代、爱众生、爱大自然、爱生活的篇什；也应包括展现其心灵境界之风清月朗的那些安然应接世变、应接逆境，坦然对待老病、对待生死的篇什；还应包括展现其进取精神的那些自强不息、壮心长在的篇什……
　　一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不可能呈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但也不是少数几篇作品就能展现这种由心灵、性情、胸怀、操守、风范……合成的魅力。见于此集中的朴初先生的人格魅力，是由相当数量、诸多题材的作品从多方面给人的感染中显现的。上文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方面，未就每一方面各举若干具体篇目为例，只因一则，具体篇目，举不胜举；二则，读者对此将各有所会，各有所取，每因人而异，当自得之。
　　六
　　从《诗经》起，我国诗歌形式的发展、演化，既是一部代有创新的历史，又是一部代代承传的历史。这两方面的历史特征使我国诗歌成为一条流量愈来愈大、流域愈来愈广的三千年来从未枯竭的长河。创新与承传，实相反相成。承传而不导致创新，只是原地踏步，就没有诗歌的发展；创新而不来自承传，必将开天辟地，从零开始，无异退回到历史的起点。而自1918年的新诗运动以来，我国诗坛上出现的不幸局面是：一方面，新体诗歌的倡导者没有尊重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无视文学创新与承传的关系，使新诗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在诗歌内容而且在诗歌形式上成为一场否定文学遗产、割断民族传统的运动，致使我们这个诗歌发展至少已有三千年历史的诗国，从事诗歌创作竟然要乞诸其邻，从零起步：另一方面，旧体诗歌的维护者也没有尊重诗歌的发展规律，不知“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语)的道理，对新诗运动的兴起，视为异端，拒之门外，在从事旧体诗歌创作时，故步自封，陈陈相因，因而不能不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
　　朴初先生正处于我国诗歌史上这一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在诗歌创作上曾作了尝试和探索。“在探索的道路上”，如他在《片石集·前言》中所云，曾“遇到过问题，碰过壁，有时也曾陷入过苦闷和彷徨”，曾怀有“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是否可以入诗，……旧形式是否还可以用”的疑虑。“实践的结果”，使他消除了这些疑虑，“逐渐倾向于多采用我国诗歌的传统形式，即五、七言的‘诗’，长短句的‘词’，和元明以后盛行过一时的‘南北曲’”。后来他在《毛主席致〈诗刊〉函发表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献词》中重申这一主张云：“际此青黄待接联，旧诗亦可供蹄筌。暂借旧碗盛新泉，更存薪火续灯燃。”对他从事诗歌创作的一生而言，这是一个起指导作用的主张。这部《韵文集》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而通过实践也检验了他的这一主张。
　　他是一位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和修养的诗人，也是一位与国运同休戚、与时代共呼吸的作者。通观他的《韵文集》，绝大部分作品是以传统的诗、词、曲等旧形式写的，是所谓“旧诗”，却又可称为时代新声，诗中跳动的是新时代的脉搏。在他的诗笔下，各个时期的国内外时事，大量的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写入作品之中。他以实践证明：适应我国文字语音的性质和特点及民族审美习惯的传统诗、词、曲，在新时代仍有其生命力，旧形式未尝不能容纳新内容，是“可供蹄筌”的。但另一方面，从我国三千年的诗歌史看，诗歌形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总在不断演化、不断扩展之中。如叶燮《原诗》所云，“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故朴初先生在“借旧碗”以“盛新泉”的同时，不满足于局囿在固有的旧诗框架之内，而思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韵文集》中，有不少他在《片石集·前言》中自称为“无‘律’之曲，非‘曲’之曲”，或可“叫作一种新诗”的“自度曲”；还有不少在日本俳句及我国传统五、七言诗基础上创立的“汉俳”：就都是突破旧体、创立新体的尝试。在传播中，以这两种新形式写的作品已广为人所接受，广为人所称赏。
　　“尊传统以启新风”。这是朴初先生在为《书法》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所撰对联中提出的对书法创作的期望，也正是他一生从事诗歌创作所走的道路，而他在发扬传统、开启新风两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在“青黄待接联”的当代诗坛上有其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者为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