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活动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活动
　　□ 杨卫东　《文物春秋》 2007年第03期
　　【关键词】涿州；辽代石塔；塔铭；佛教邑社
　　【摘要】涿州永乐村旧有辽代石塔一座，其保存至今的塔身铭文记述了一村之内的几个佛教邑社30多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生动反映了辽代民间佛教邑社组织崇佛的情形。当时位于燕京南部的涿州是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辽南京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
　　位于涿州城北的永乐村，旧有辽代石塔一座。塔为经幢式，高6米余，八角，密檐13层，宝珠顶。石塔位于一座古寺内，据史料记载，该寺为燕南名刹，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仅知辽金之际称永乐院，明清时期称东禅寺，后又改称东兴寺。东兴寺的寺院建筑及这座石塔同毁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民国年间编纂的《涿县志》刊载有此塔的照片（图一），并谓：“塔在本县永乐村，辽代物。叠矩重规，飞桷张檐，于庄严色相中寓婀娜风格，雕琢殊古。”现在该寺遗址已辟为学校，石塔的部分构件散落于操场一角，仅塔身被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征集收藏。
　　一、石塔的浮雕与铭文
　　此塔身为大理石材质，八棱形，高117.5厘米，直径79厘米，每面宽28厘米。塔身纵向自中间剖开为二，中间挖空呈龛形，龛内置一石佛像。塔身正面上部浮雕一行龙，周饰云气纹（图二），下部饰一门，行龙作口衔门楣状，门左右两侧（第二、八面）下部各浮雕一护法神（力士）。云、龙和人物浮雕布局匀称，线条劲健，刻划细致，堪称辽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图三）。
　　塔身第二面上部至第八面均刻有铭文，其中第二、三、四面镌石塔记，五、六面镌《大悲心陀罗尼》经文，第七面上部刊当村捐助人题名。石塔记文为竖刻正书，由沙门志才撰，当郡吴志宣镌，首题“大辽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图四），全文如下：
　　舍利者，如来之身骨也。若真实证性，安有乎形骸，或方便化生，示留乎身骨，过去诸佛例皆如是。我释迦牟尼示见来度，遗留舍利育王建塔，以福人天。真身力持令三宝住世者，乃舍利功德神用而已矣！夫尔后戒坛讲说，读诵焚香，礼供书写。曾获舍利，或降净地，或落盘，或聊笔锋，或流口内，或雕木像，依法维，亦获舍利，此感应所致，记传备载。至于今代，往往有之，或诸佛之诱化，或人心之出生，不可得知。知此殊胜，孰敢思议者，兴永乐村嬴钹邑靳信等，宿怀善种，同奉佛乘，于大安三年二月望日建圆寂道场三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造释迦涅卧像一躯，具仪荼毗，火灭后，获舍利十余粒。寻欲起塔，奈外缘未备。至大安六年，当村念佛邑众张辛等，于本村僧院建砖塔一坐（座）三层，高五丈余，葬讫舍利。后辈螺钹邑众韩师严等欲继前风，以垂后善，天庆九年二月十五日亦兴圆寂道场七昼夜，依前造像。至二十一日，众皆睹灰烬内又获舍利五十余粒。奇哉！众生之心，兴佛心不隔；如来之体，兴万物无殊。村众人郦祥、张善、石世永、董师言、张从让、郦文常等买石请匠，亦于本村僧院建石塔一坐（座），八角十三层，高二丈余，妙绝今古。至天庆十年三月三十日葬舍利，四月三日树立。噫！唐吏部韩愈不信释老，常以毁除，表论佛骨，怒言曰：“秽指东汉已还，君王由信佛而寿促。”彼韩公五十七而薨，岂是信于佛乎？且韩公唯宗乎儒邪？鄙释之盛邪？用心之僻邪？昧佛之说邪？余不之知也。孔子答商太宰曰：“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韩公岂不知见斯言乎？后代儒士闻韩公之言，不达韩公之意，其间亦有訾谤者，类乎鹦鹉习乎人言也。余虽为释子，三教存心，凡行其道，必须融会。近有啄门者以文见托，遂塞彼请，乃直书数百字。
　　时天庆十年四月三日刻石作记
　　这篇记文撰写于辽末天庆十年（1120年）四月，出于石经山云居寺（辽代属涿州范阳县，今属北京房山区）沙门志才之手。志才乃辽代后期燕京地区著名的学僧，现存于房山云居寺辽代压经塔上的《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亦为其所撰。他在记文前自题曰“莎题沙门”，莎题即指石经山。据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谓：“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带山，生莎题草，又曰莎题山。藏石经者千年矣，故曰石经山。”关于志才的生平行状，目前仅见于清末缪荃孙艺风堂藏《莎题师造陀罗尼经幢》拓本，后有记文，但多磨泐不辨，仅可识“莎题师，西马村人，俗姓□氏”数字。推测白带山云居寺应是其晚年修持之地。作为一代学僧，志才能够为永乐村邑众所建的“感应舍利石塔”撰写记文，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建塔一事在僧俗贰众中的影响，以及当地佛事活动与北方名刹云居寺的关系。
　　僧志才所撰记文，首言佛骨舍利以福人天之功，再言记传所载因感应而获舍利之事，又叙永乐村佛教邑会数十年来佛事活动中获舍利供奉的过程，后引唐宪宗时韩愈不信释教，上表谏迎骨而寿不永为例，以斥訾教谤佛者。此记虽为佞佛之文，但征引宽博，叙事简括清晰，议论风生，置于有辽一代释子文章之列，可称为“秀出于林”之木。
　　二、记文关于“佛邑”活动的记述
　　从文献价值的角度看，这篇塔记的可贵之处在于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一村内的几个佛教邑社30多年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辽代燕京地区民间崇奉佛教的情况。记文载，辽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有佛教邑会称“嬴钹邑”，其邑众靳信等于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年）二月十五日建佛祖圆寂道场三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扎制释迦牟尼涅卧像一躯，按照佛教仪式火化后，竟于灰烬中得舍利十余粒。为供奉这些“感应”而获得的佛骨，大安六年（1090年），当村的又一佛教邑会“念佛邑”的邑众出资，于本村僧院建砖塔一座，以奉安葬讫。后来到辽天祚帝天庆九年（1119年），后辈又有“螺钹邑”邑众，亦于二月十五日办圆寂道场七昼夜，并依照前法扎纸佛一尊烧化，竟又得舍利50余粒。于是邑众舍财建石塔一座，在天庆十年（1120年）三月三十日葬讫，并刊铭以记之。
　　据记文可知，永乐村僧院还有一座建于大安六年的砖塔，亦为邑众为供奉舍利而建。此塔早毁，遗址已不能确指，但塔铭有拓本流传，其记文可与石塔塔记辅证合观。其记云：
　　窃闻吾皇汉化，位登九五，远则八方入贡，近则风调雨顺。八叶承条，千龄应运，德感贤臣，匡佐内外，极无不归。然及光宗释典，三教兴焉。今则我释迦牟尼舍利者，如来玄远奥义穷无不尽，天地而堪倚堪托，万类而悉皆从顺。实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任和乡永乐里嬴钹邑众，先去大安三年二月十五兴供养三昼夜，火灭以后，邑长靳信等收得舍利数颗，自来未成办。至第三年，有当村念佛邑等三十余人，广备信心，累世层供养诸佛，各抽有限之财，同证无为之果。遂乃特建宝塔一所，高五十余尺，去当院前堂南面约五步，一级三檐。是日，有当年首领五仙、乔寿、郦翔、董选、张仁思五人，特管两檐砖灰，同成灵记，共结良因。张安民书，于时大安六年庚午岁次甲子朔七月十五日记。
　　据两塔记文可知，在辽道宗、祚帝两朝的30多年中，燕京析津府（今北京）涿州范阳县任和乡永乐里（今永乐村）共出现过嬴钹、念佛、螺钹等三个佛教邑会组织，这些组织前风后继，不时举办佛事活动，邑众们还两次舍资分别建砖塔、石塔各一座。辽代民间崇佛风气之烈，于兹可窥一斑。文中所叙当时举办的圆寂道场——火化纸佛的形式，实涉迷信，又谓于灰烬中能得佛舍利，更属虚妄之谈。但时风所至，姑妄听之也罢。不过，我们今天可以从记述中了解到当时佛教活动的具体情形，而这些内容在我们迄今发现的同类石刻文献中极为罕见，因此，这篇塔记对于研究辽金时期今北京地区的佛教历史和社会史，无疑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三、涿州辽代的佛教邑会
　　辽朝崇佛之风最盛，而其陪都南京（开泰元年改称燕京）地区尤甚。当时位于燕京南部的涿州地区，以刊造石经名闻天下的云居寺为首，梵宇栉比，伽蓝处处，乎成为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当时的涿州属辽南京路析津府，由于“畿南首郡，万国襟喉”的特殊地理位置，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随着崇佛风气的愈演愈烈及佛教信徒的日益增多，燕京地区出现了许多佛教邑会组织，通称为“千人邑”。目前发现的许多佛教刻石中，都有关于这种邑会社团的记载。这种邑社多由寺院僧人或乡、村头面人物组织成立，虽称“千人邑”，其实邑众也许不足千人。至辽代中晚期，在大的邑会组织下往往设有分支邑社，这些小的邑社多以村、里为组织范围进行佛事活动。邑社名目众多，多以佛教词语定名，如弥佗邑、弥勒邑、诞圣邑、供塔邑、灯邑等，如塔记所述永乐一村便成立过嬴钹、念佛、螺钹三个邑会组织。这些邑会设有邑首、邑长、邑正、邑录等邑会头目，而参加邑会的信徒们则称邑众或邑子。邑会信徒们大都是溺佛甚深者，如永乐村诸邑会，自己出资出力，举办圆寂道场，甚至建塔建寺，祖孙承袭，父子相继，竟成一代风气。
　　其实这种民间佛教邑会的出现并不始于辽代，早在北魏时期，有一种叫作“邑义”的佛教基层组织，便与辽代的“千人邑”很相似。《续高僧传·释法贞传》卷6曾记载过一个以研究《成实论》而组织起来的邑义：“（释法贞）善成实论，涂得其趣，备讲之业，卓标奇。在于伊洛，无所推下，与僧建齐名，时人目建为文句无前，目贞为入微独步。贞乃与建为义会之友，道俗斯附，听众千人，随得亲施造像千躯，分布供养。”北魏时的邑义组织中也有许多人事设置，如邑师是在民间传教的僧侣，邑主是邑义中的负责人，维那是邑义中的干事，邑子是邑义中的一般成员。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始建于何时，不见于史籍，石刻文献中，最早有现存房山云居寺的《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之碑》首记其事。此碑刊立于辽应历十五年（965年），碑阳刻“邑人”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碑阴刻千人邑邑首及邑众的题名。碑记称寺主谦讽“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先例，纳有常斯，贮于库司，补兹寺缺。”[1]这是目前所见金石文献中对“邑会”的组织形式、意旨、入会条件、捐施定例的最直接的记述。
　　另有应历五年（955年）刊制的《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其题名中有邑录、邑人及女邑近百人。此幢发现于今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北郑村的一座辽塔内。长沟镇辽代隶涿州范阳县，称西北乡[2]，由此可知，当时的这种佛教邑会已遍布燕南乡、村。
　　原立于涿州城北隅云居寺塔侧的《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3]碑文，则记述了乾统十年（1110年）九月，涿州城“灯邑高文用等与众誓志，每岁上元，各揆己财，广设灯烛，环于塔上，三夜不息，从昔至今，殆无阙焉”。又记“供塔邑僧义咸等，于佛诞之辰，炉香盘食，以供其所”。据上引可知，名称不同的邑会奉祀佛祖的形式也不同，如灯邑以燃灯不息为奉，而供塔邑则于佛诞日以炉香盘食为供。
　　这种民间社团形式的佛教邑会在辽代末年最为兴盛，而经过了辽末兵革和宋、金对峙燕京的动乱，有金一代渐趋式微。就目前所知，仅有金初天会年间的《智度寺邑人供塔碑》曾记有邑人助资供塔之事。此碑现已佚，清光绪间尚存，光绪《顺天府志》有著录，谓其刊于天会十年（1132年）六月二十日，立于涿州智度寺[4]。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谓其：“碑载涿州城东北智度寺中有塔，为如来具体之一。郡人周永逸、杨遵式倡众兴供佛塔，当四月八日如来降生之日，其事最侈，陈因以刻石前列，乡人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李端谋撰，同泰寺沙门法书。后列邑长彰信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知涿州军州事、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宁獬……”据此可知，金代初年承辽末之余绪，这种佛教邑会活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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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卢迎红等：《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5页。
　　［2］伊葆力等：《京畿古镇长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天祚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4］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三》。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