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僧广钦法师在台湾的弘法

闽僧广钦法师在台湾的弘法
　　房 奕 王莹杏
　　广钦法师(1892-1986年)，法名照敬，字广钦，俗姓黄，福建惠安(今泉州市惠安县)人，4岁卖于晋江李姓人家，稍长养父母相继亡故，33岁依泉州承天寺瑞芳法师出家，42岁往莆田囊山慈寿禅寺受戒，继则在泉州清源山半山岩壁石洞中坐禅念佛。山中多猴虎，广钦法师与之相安而处，获得“伏虎师”之雅号。抗战胜利后，广钦法师赴台弘法，仍坚持苦修、夜不倒单、念佛不辍，对台湾的佛教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拟就广钦法师赴台弘法及其影响作一番探讨。
　　一、赴台弘法之缘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而割让给日本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闽僧广钦和慈航等相继移锡台湾弘法。1946年福建永春人林觉非拟往台湾谋职，在泉州候船期间，游承天寺，结识了广钦法师。广钦法师是在与林觉非的交往中吐露了自己拟移锡台湾弘法的意向。(引文见后)应该说，广钦法师对林觉非表达自己去台的意图并非出于一时的兴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早在清源山苦修时，广钦法师就常想：“若不下山度众，就如洞穴为石头所塞，无法进出，洞里再有怎么了不得的东西，也无法与世人共享，最多不过自给自足，作个自了汉罢了。如此，不但辜负佛恩，亦有违初愿。”就是说，广钦法师在清源山苦修时就有弘法利生的志向。他正是怀着这一志向于1945年下山回泉州承天寺的。不过当时他尚未确立要往何处弘法的明确意向。1946年端午节期间，林觉非到承天寺的游览则为广钦法师赴台弘法意向确立提供了契机。据林觉非回忆：第一次去承天寺，“余见师(引者按，指广钦法师。)垂目趺坐，忽忆古小说中，常有禅师之称，惟迄未见过坐禅真相，今见师坐，内心顿生无限欢喜与崇敬，有甚于突获至宝之感。然不敢妄加惊动，只得在旁静候。嗣有一小沙弥从内呼师名，告以奉库头师命分钱与师，略谈数语即去。余乘机向师鞠躬一礼(时尚不懂合十)向前请示。师问：‘汝何方人?来此何事?’余将原籍居处及暂住友处候舟渡台事详告，师闻及此止问而云：‘汝鲜来此，寺中地方甚广，可到各殿参观。’余当即进人大殿，略为一转，回视师又静坐矣!然余对师之心向，如受不可言喻之吸力所吸引，全部游兴均集中于师身上，似有半步不肯与离者。旋又一僧与师谈话，余得再次近师，时师似有厌烦，即谓：‘汝既是永春来者，寺中有一老僧，是汝邻县(德化)秀才，汝是读书人，我带汝进去见他，也可聆他谈谈佛法，增长智能。’言罢立即下座，带余人内。”可见，林觉非是在第一次去承天寺游览时初识广钦，两人的关系不深。林觉非于“次晨又至承天寺，师仍坐大殿左门，见余至，笑颜相迎，情况迥异昨日。师大开话匣，告余曰：‘汝欲去台，可也!亦须汝去，惟汝去后，要与我来信。台湾佛教受日本神教影响，已是僧俗不分，我与台湾有缘，将渡台建道场度众生，以我此身，为修佛范，以挽佛教狂澜，重归正轨，此乃吾愿，汝须谨记。汝抵台后，尚有一段苦尝，恐汝不堪忍受。’余答：‘台湾如我当去，万苦莫辞，自愿乐受。’……决意拜师，师亦喜诺，谓确有师徒之缘。然其时余惟知一心恭谨，以师礼待师而已，全然不知求皈依之法。”显然，林觉非第二次亦即次日晨再度去承天寺，广钦法师对待他的态度已发生变化，“见余至，笑颜相迎，情况迥异昨日。”而且“大开话匣”，告诉林觉非自己想去台湾建立道场弘法，以消除“日本神教影响”，“挽佛教狂澜，重归正轨……。”并含蓄地表达希望林觉非要在自己日后移锡台湾弘法中应相助，要求林觉非到台湾后要给自己来信。林觉非欣然答应。说明此次林觉非和广钦法师时，广钦已确立移锡台湾弘法的意向，而促成他确立这一意向的则是前一天林觉非说出自己“暂住友处候舟渡台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对于广钦法师来说，无疑是获得机缘，也就是上述引文所说的“我与台湾有缘”。虽然在和广钦法师的第二次相见交谈中，林觉非表达了自己想拜广钦法师为师，广钦也同意了。但当时林觉非只知“以师礼待师而已，全然不知求皈依之法。”后来由于台风的缘故，使已启航的船重返泉州避风候航。林觉非才正式皈依于广钦法师。这一因“台风助结师徒缘”却为广钦法师移锡台湾弘法增添了助缘。林觉非居士赴台后，广钦法师则移锡厦门南普陀寺。但他们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1947年，广钦法师认为时机成熟，遂致书林居士表示“决欲来台”。在林的资助下，他于农历六月十五日偕同台湾普旺法师乘英轮从厦门出发，十六日抵达基隆。从此开始了广钦法师40年的台湾弘法历程。
　　从上所述可知，广钦法师的赴台弘法是对1945年他离开泉州清源山修行时许下“普度众生”的宏愿的践行，是出于一个中国佛教徒的使命感。为实现这一使命，需要经历种种磨难，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对此，广钦法师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建道场度众生
　　广钦法师初到台湾的头几年居无定所。他最初栖止于基隆仙岩洞，重新过着与泉州清源一样的穴居生活。这期间也曾在基隆的极乐寺、灵泉寺、最胜寺、台北的芝山岩、万华的法华寺及保安佛堂等处挂单。1948年冬天，广钦法师在新店找到一座日式旧屋作为安身之地。但旧屋破漏不堪，他再度进山，开凿石穴(即日后的广明岩)居住。据台湾周宣德居士回忆：“民国三十九年，我住台北万华昆明街台糖宿舍，时常到附近的法华寺礼佛，……有一天午后，我忽然遇到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和尚路过西宁南路，慢步向南走，距离法华寺不远，就趋前向他合十为礼，请问尊号，他回答说：‘广钦。’又问他住在何处，他说：‘没有一定。’我看他步伐轻飘，目光炯炯，似有道行，就劝他一同进入法华寺休息。他到寺内首先礼佛，然后以佛龛左侧向西的地板上，跏跌而坐。”说明直到1950年，广钦法师还是栖止无定。尽管如此，他还是随缘弘法。
　　佛教道场是僧人弘法的重要场所。广钦法师移锡台湾前就抱着“建道场度众生”宏愿，穴居野处毕竟不如道场更有益于弘法。1949年，广钦法师以前所居住的日式破屋被励志社购买作宿舍，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加上护法信众的捐助，广钦法师得以进一步经营广明岩并且在其后山的石壁上雕凿“阿弥陀佛”大石像以“添成灵域，多一名胜之资”，又在佛像下开凿广照寺。但尚未完工，广钦法师又移锡台北土城乡成福山石洞(即“日月洞”)居住修行。1956年再度回新店监督广照寺的创建工作，直到1958年回火山。这其间，板桥的一位女信徒于1955年在土城火山购买了一块土地供广钦法师建寺。广钦法师将火山改名为“清源山”，将兴建的寺院命名“承天禅寺”，“以纪念他剃度出家的祖庭，及面壁潜修的清源山。”1963年于台中创建“广龙寺”。1982年，广钦法师又派随侍弟子传闻法师至高雄县六龟乡宝来村，创建“妙通寺”。此外，他还协助他人创建祥德寺。
　　广钦法师来台湾时可谓一文不名，连路费都靠林觉非居士资助，何以能在短短数年间创建数个道场，其秘诀何在?如从智法师曾问广钦说：“听说这里要重建大殿?”广钦法师答道：“信徒们发心要建，就给他们建，我没有挂碍，我不会高兴，也不会嫌烦。”显然，道场的建造是由于信徒发心捐建的，而信徒们之所以乐意捐建，则是由于广钦法师的弘法的影响所致。而广钦法师的态度则是随缘。在广钦法师看来，“建道场”是用来弘法度众的。他反对“为建道场而建道场”。他认为不能为了“庙子盖得大一点，住得舒服一点”而去建造道场，“如果这样发愿，真是太可怜了!”诚然，佛教弘法事业的发展需要兴建道场，但光兴建道场并不意味着就是弘法。应该说，在兴建道场的问题上，广钦法师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尽管，承天禅寺一度因广钦不在寺中而被监院以“藉称三请于师，师不归”为借口，“将寺中常住积蓄按等级分发，各自散去。”待其归后方重整旧观。毫无疑问，上述道场的建立对广钦法师的弘法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据记载：自1955年起至1984年上半年为止，广钦法师大多驻锡承天寺，“妙通寺初建，农历二月大悲法会后，师即去妙通寺，去前示意，每月大悲法会时，即会返山，如是每月台北高雄，两地奔波。”后来，五月份的大悲法会，“适逢北部有名的‘六三’水灾，承天路口的积水，深及腰际，车辆不能通过，参加大悲法会的信众，只有六七个人”。广钦法师仍然赴清源山承天寺参加大悲法会。1984年下半年，广钦法师移住妙通寺，但为了弘法，他还是经常多处奔波。在移锡妙通寺的当年，承天禅寺启建地藏法会时，广钦老人再返清源。法会未结束又往去妙通寺。不久承天禅寺为其举行93岁华诞，广钦老人又回承天禅寺举行祝寿佛七。③平时只要广钦法师在哪个寺院驻锡，请益者总是络绎不绝。
　　兴办传戒法会是弘法的重要构成部分。台湾的出家人不多，每年由一座寺院主持传戒法会，按例1985年的传戒法会轮到承天寺主办。对此，已93岁高龄的广钦老人十分重视并亲自为传戒的准备事宜奔波忙碌。后来，他认为承天寺规模不足以容纳大批戒子而改在承天寺的分院妙通寺举行。由广钦老人主持的这次传受三坛大戒，有近2700人报名，其中500多了家人。在台湾“掀起受戒热潮”，“传戒期间，山上挤得满满的，许多戒子不得已必须睡在临时搭起的帐幕里，每天还有二、三十辆游览车载满了信众上山参拜。”可谓盛况空前!
　　三、以我此身，为修佛范
　　广钦法师不识字，一生没有讲过一部经，那么，他以什么弘法度众生的呢?笔者认为这与他特殊的弘法方式有关，其特殊的弘法方式就是“修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我此身，为修佛范”。具体体现在：
　　第一，严守戒律以为表率。广钦法师深明“佛灭之后，以戒为师”的道理，一贯重视戒律。他自20岁出家起长达22年不肯受比丘戒以承担如来家业，是因为“恐上欺佛祖，下瞒众生，外负师友亲恩，内负己灵。”直到42岁在福州鼓山的一次“佛七”中证验“念佛三昧”，才敢去受戒。广钦法师说：“戒律主要在戒自己，不是光教人做，自己不做。”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从1947年赴台弘法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钦法师住在山洞中，“山上没东西吃，又没有天人来供养，只好找野果子来充饥。”后来养成习惯，直到1976年为止，近30年间，他主要以水果为主食。当有人问他“光吃水果，身体能否支持得住?”他回答：“支持不住也要撑，有水果吃就不错了，那里还想得到支持得住或支持不住。”因此，他在台湾获得“果子师”、“水果和尚”的雅号。1976年后，广钦法师因为牙齿掉光，才改吃流质的东西。广钦法师这种与众不同的修仃方式和生活习惯却为他赢得了大量信众。因为台湾佛教受可以食肉带妻的日本佛教影响戒律松弛已久，而大多数台湾居民是从大陆移来的汉民或其后裔，他们所认同的僧人是严守律戒的。所以以身作则，严守戒律的广钦法师极易为台湾信众所接受。据苏镜澜《广明岩记》记载：“民国三十七年冬僧广钦法师自福建渡台，于新店镇碧潭坐岸之日产破屋以蔽风雨……，咸称果子师，争谒者日众……。”可以说，“水果和尚”的名号在台岛的广为流传是对广钦法师最好的弘法宣传，为他在台湾的弘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二，修苦行以德感人。广钦法师早年投在以苦行闻名的瑞芳法师门下剃度出家，从此开始了他的苦行僧生涯。据记载：广钦“出家之后，专志苦修，食人所不食，为人所不为”。他年少时没有受过教育，不能讲经，自忖无以报答寺中常住，于是：“决意植福报恩，每天为大众盛饭，等大家吃饱，然后将掉落于桌上地下的饭粒收拾起来，也不重新洗过、蒸过，就吃将起来。若有远来大德高僧，则为倒茶水、送洗脸水、递毛巾、拖鞋、放洗澡水，或搬砖运瓦、砍柴、煮饭、洒扫、洗刷……，举凡一切粗活贱役，极力承担，从无怨言。”广钦法师早年在泉州承天寺为香灯时，因一次睡过头忘了数分钟打板叫醒寺众，他自责并决定以后都不再躺着睡，从此打下了终生“夜不倒单”的基础。“夜不倒单”既是苦行也是奇迹，大大加强了广钦法师对台湾信众的感召力，也强化了台湾民众对广钦法师的信心，对于他在台湾的弘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经历了早年的苦修的体悟，广钦法师主张。“一个新出家的人，应修一段苦行，也就是要粗衣淡饭、勤劳作务，不管是拣柴火、挑水、种菜、煮饭等，你都要做，多做苦工，智能就易开。”他又说，真正的修苦行是“一切都不计较，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别心”。有一次，他的弟子中有人认为，一位作讲演的法师有影射批评广钦法师的意思，就去报告广钦。而他不但发不怒，反而要这些弟子忏悔“误会讲演法师”的过失、并晓以“若要佛法兴，惟有僧赞僧”的大义，还赞那位法师“能在花花世界度众生，实是菩萨”，并自认：“我还不敢去呢！”可以说，广钦法师从修苦行中不但得到了“夜不倒单”的奇迹，更萃取了高贵的道德品质，这使他有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道德魅力。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信徒，对他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和亲和力，这成为他最重要的弘法助力!
　　第三，一心念佛，教人念佛。广钦法师一生的修行主要是以念净土宗的“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为根据。广钦法师早年在福州鼓山寺佛七的念佛声中，忽然之间，身心皆寂，如人他乡异国，睁眼所见，鸟语、花香、风吹草动，一切语默动静，无非在念佛、念法、念僧。感受“念佛三昧”。这种景况持续3个月之久。他念净土宗的六字洪名就与这一次神奇证验有关。广钦法师一生念佛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仍然和大众一起念佛，最终在念佛声中圆寂。开证法师分析广钦法师为什么福报那么大，能度那么多人，他认为“他一生不断地持大悲咒、念佛，所以他的‘身口意三业清净’，既然无是非烦恼，而又三业清净，自然身心庄严，心地光明，平时只有一片出家人的慈悲心……”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广钦法师不但自己念，还教信众念佛，对于信仰禅宗的也如此劝念。他说，“净土也是禅。”对于念佛，广钦法师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念佛要紧的是心念，他说：“念佛重在‘心念’、‘专精’且昼夜不间断、不杂乱’。净土宗念佛法门是佛教中最简单易行的，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广钦法师以一心念佛教众弘法，赢得广大台湾信众的青睐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广钦法师是抱着普度众生、将台湾佛教从僧俗不分的泥潭中拉回中国佛教正轨的本怀来到台湾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在台湾“建道场度众生”、并且以他自身“为修佛范”。一方面用刻苦修行来告诉台湾佛教什么是真正的出家；另一方面，以自身修行所得来教化身边的信众。广钦法师的一生度人无数，上至如方东美这样的哲学名家，下到千千万万不知姓名的普通信徒，他对台湾佛教的贡献不可忽视。更为重要的是，广钦法师虽然不识一字，从不讲经，但是他用他的实际行动给台湾树立了一个中国佛教高僧的榜样。他针对台湾的僧俗不分的情况，倡导苦行，重视戒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世俗的日本佛教对台湾的影响，为台湾佛教向大陆佛教传统回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加强闽台之间的佛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