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视野中的禅宗

　　朱熹视野中的禅宗
　　□ 李承贵　《华夏文化》 2004年第02期
　　禅宗虽在佛经中可找到其思想根源,所谓“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但禅宗的真正形成,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因缘和合之果。而禅宗形成之后,发展迅猛,禅僧辈出,分支多端,禅风极盛,中国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禅宗。朱熹就生活在禅宗的语言气氛中,他参加科举考试时书包中仅有大慧语录。而禅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儒学的发展。作为南宋大儒的朱熹,禅宗的影响不能熟视无睹。那么,朱熹对禅宗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对禅宗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朱熹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表述,但基本内容大体一致,即涉及禅宗在中国的最早经籍、禅宗的历史演变及特点等方面。朱熹说,禅宗初人中土时的经籍仅为《四十二章经》,后来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思想、意义逐渐丰富起来,并形成所谓“义学”,但义学发展了一定时期后,便显衰势,恰在此时,达摩人中国,将斋戒、义学一概扫除,初创禅道,提倡坐禅,开始也讲说分明,到后来却走向穷途,专说一些无头脑的话,传道教人好比胡鹘那样凶猛袭击人,常常弄得问道人手足无措、目瞪口呆。根据现今的可靠说法,禅宗由达摩开创,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样一个过程。其中至六祖慧能身后,有一个大分化过程,而此后禅宗在语言思维、传道方法方面,确有逐渐远离常人习惯之相。因此,如是评述,大体符合禅宗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禅宗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得不借助语言和思维,虽然禅宗语言、思维深受中国语言、思维的影响,但禅宗语言与运思仍然是有自身特点的。在朱熹看来,禅宗语言,脱胎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之余习,较重视默证与静养,也好以神怪粉饰流俗,比如一叶开五花之说、只履西归之说等。发展至后来,一些智土在学习佛教过程中,感觉其浅陋,便师心自用,曲意夸张,制造神秘,使佛教语言超世脱俗,让人误以为佛教出乎道德性命之上。因而朱熹对佛教的评价是,一方面是作弄精魂,另一方面则是精细有光彩。
　　与混淆于怪幻异说中的禅相比,朱熹更喜欢“清虚静默”之初期禅。然而,禅宗说法讲道的方式却让朱熹对禅宗的良好愿望彻底丧失。因为禅宗说法讲道虽很有特色,一方面教人沉潜默悟,另一方面夸大吹嘘,但其根本特征是诡谲支离。朱熹说,禅宗主张专注一心以悟道,虽不知悟得什么道,可一旦有悟,便夸大其辞,广为吹嘘,鼓动一世,致使一些名儒也拜其为师。禅宗言道虽运思精巧、文饰吹嘘,且能迷惑一些儒士,但其话语背后却一团漆黑:“或问:禅家说无头当底说话,是如何?曰:他说得分明处,却不是。只内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紧处。于此晓得时,便尽晓得。他又爱说一般最险绝底下话,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边,猛推一推下去。人于此猛省得,便了。”所以,在朱熹眼中,禅宗说法讲道在形式上虽精致、精巧,且有光彩能蛊惑人。但在内容上却粗陋、诡谲、支离、虚夸。所谓“禅学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说话,可知道不索性。岂待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看得好支离。”因此,禅宗说法讲道方式在朱熹的思想世界里是没有位置的。朱熹对禅宗语言特征的看法,是一种实用性的立场。朱熹不会去追问禅宗何以出现这种语言和思维方式,更不会去追究禅宗语言和思维背后所深藏的意义世界。
　　禅宗义理,不能说毫无价值,其立言传教也不是毫无意义。但要说禅宗义理与禅僧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朱熹予以否认。佛禅所教,对僧众甚至俗界究竟有无积极的影响,朱熹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朱熹的眼中,禅宗的思想理论是空洞无实的。而在伦理道德的态度上,朱熹认为,老庄之学固然绝仁弃义,但毕竟未绝;传统佛教固然有背人伦之理,但尚有慈悲;而禅宗,则是彻头彻尾将道德义理扫除尽。目睹到“父母”被无礼,作为子孙的禅僧竟然丝毫不举心动念,这还是“初发菩萨心”,足见禅宗害道之深。
　　禅宗的迅狂发展,一是表现在其自身魅力对中国各个阶层人士的诱惑,引得天下人皈依佛门成风;二是表现在对中国本土学术思想的影响。象山心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禅宗教义与儒家义理互动、交融的产物。先看禅宗诱人之道。在朱熹看来,禅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还是拥有启己的特色和魅力的,而这些特色与魅力却能让平民叩头,让儒者羡慕,让士大夫皈依。从理论上讲,要识得禅宗之害,不得不去学禅、习禅,但一旦钻研进去了,又不得不为禅宗的巨大魅力所吸引,不得不陷于“禅洞”——“人须是向里人深,去理会此个道理,才理会到深处,又易得似禅。须是理会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人禅去也。”禅宗何以能让人爱恨相交呢?因为禅宗有方便法门。禅宗有一个成佛的方便法门,那就是顿悟。儒家成圣,要格物要穷理,传统佛教要有修持、静坐、读经、守戒等工夫,方能成佛,这些在禅宗这里全免了,因而禅宗的成佛方便法门迎合了人类懒惰的天性,儒士们怎不趋之若鹜呢?一些儒士不愿用功,不知儒学自有此理,又发现禅家提倡的悟道成佛工夫简易,所以被佛家诱了去。不仅如此,禅宗还倡言人人皆可成佛,而且具有一种平民情怀。“老氏煞清高,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人其门。最无状,是见妇人便与之对谈。如杲老与中贵权要及士夫皆好。汤思退与张魏公如水火,杲老与汤张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禅家之侠。”禅宗所施教者,无大人小人之别,无官吏商贾之异,无男人女人之差,无好人坏人之分,只要有一个皈佛之诚,敬佛之心,谁都可以成佛。而禅僧大多又平易近人,广交朋友,善于沟通,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禅宗争得了人缘。
　　在朱熹看来,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在语言、思维、传道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前后不同;禅宗的语言和思维过于追求艺术化,以至走向诡谲、支离、玄妙;禅宗的教义与禅僧的行为并不完全相符,反而时有矛盾之处;禅宗在伦理道德方面表现为对世俗之孝、慈、忠、悌诸般德性的否定;禅宗言性主“倾此于彼”说在于为生死轮回说作论证;禅宗在工夫上具有修道的简易性、传道的乎易性和成道的平等性等特点,士大夫纷纷皈依佛门与此有密切关系。禅宗的发展对宋代儒士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江西的陆象山之学本质上是一种禅宗。禅宗的出现和发展,是佛教的不幸,—因为禅宗的发展,戒律被废弃,佛经被闲置,—佛祖遭否定。应当说,朱熹如上关于禅宗在中国演变过程、禅宗语言、思维特点、禅宗教义与禅僧行为关系、禅宗的伦理道德态度、禅宗论性的目的、禅宗修养、成道工夫、禅宗对儒者思想的影响、禅宗在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等方面的认识,都较能体现朱熹对禅宗认识、把握之工夫的。有些认识和评价,在当今看来是富有挑战性的。
　　然而,我们绝不能因为朱熹对禅宗认识和评价的深刻性而忽略了朱熹对禅宗的误解误读。据我们酌考察,朱熹对于禅宗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可原谅的误读之处。比如,朱熹对禅宗语言的理解。在朱熹的视野中,禅宗语言所表现的是高僧钓胡言乱语,是诡谲怪诞之论,是作弄人的游戏。但我们知道,禅宗语言,仅就语言形式而言,多彩多姿,不拘一格,丰富了中国语言形式;禅宗语言,虽然远离常识,但也是禅宗得以延承的主要途径;禅宗语言,虽然由常识看十分怪诞;但都寓深厚的意义指向。朱熹既不能由语言的艺术性肯定禅宗的语言,更不能透过禅宗特殊语言看到背后所暗示的意义世界。可见,朱熹对禅宗语言误解之深。朱熹认为禅宗是最碍伦理者,这也见朱熹于禅宗之见有陋。禅宗的经典《坛经》,有伦理道德思想,如禅宗的分支宗门,如马祖道一,如临济义玄,如与朱子同时的大意宗杲,并没有与人间道德伦理对立立场,更不会提出要弃拒伦理。朱熹只看到佛教禅宗遁迹山林、皈依佛门的一面,而看不到禅宗伦理关怀的一面。朱熹之见有偏。我们十分敬佩朱熹提出的禅宗产生乃佛教大坏的主张,但禅宗的产生毕竟有其根源,而且禅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因此,我们或许更应站在禅宗之所以出现和为佛教开拓空间的立场去看禅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而不应只站在传统佛教的立场看禅宗对它的撕裂与破坏。因此,我们说,朱熹对禅宗认识有深刻之处,但也存在着误读的地方。
　　朱熹可以存在对禅宗的误读,这不是朱熹个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中国儒士对佛教、对禅宗认识、理解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我们以为,出现这种普遍现象的原因在于:第一,顽固的道统立场。朱熹自从确立了儒家道统立场之后,儒家学说便成了他衡量任何思潮、观点的唯一尺度和标准,比如认禅宗败坏伦理,便是站在儒家伦理的立场去评禅宗,儒家伦理要求孝、慈、悌、忠,要求对社会对他人履行现实的责任,这在禅宗都难以做到,朱子由此认为禅宗是排斥伦理道德的。第二,不学、排斥的片面态度。与其他宋儒比较,朱熹应是对佛教认识、理解最广泛、最深入的,但朱熹对佛教韵基本态度是不学、拒绝。就是说,朱熹或许也能翻翻佛经,但他不会去进一步钻研它,去体悟它,去理解佛教所以然;朱熹不会。换言之,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只停留在“迹”的层匝;第三,缺乏对佛教禅泉的真切体验。根据狄尔泰的观点,研究人类精神现象必须对此研究对象有真切酌体验。这种体验包括三个步骤:(一)原主演者(禅者)的内在体验;(二)内在体验的意义表现(公案);(三)学者(或解释家)对于原内在体验的了解。由朱熹对禅宗的认识、理解看,—朱熹显然缺乏这种“随后体验”的工夫。因此,本文的写作,与其说让我们把握了朱熹关于禅宗的认识、理解与评价之状况,毋宁说使我们获得了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教训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