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的劫难

　　敦煌藏经洞的劫难
　　清光绪五年（1879年），匈牙利人洛克济到莫高窟参观，他对自己始未料及的发现和收获惊讶不已，这是近代到达这里的第一个外国人。莫高窟之所以震惊世界，则是因为道士王圆录在偶然间发现了藏经洞及五万多卷稀世遗书。
　　王圆录是湖北麻城人，清光绪初“因麻城连年荒旱，生活无着，逃荒至肃州（今酒泉）”，初在巡防营当兵，后退伍出家拜盛道为年3月，王道士乘封存之机，私藏遗书若干，或馈赠官绅，以趋炎附势；或私卖于世，以中饱私囊。至少有安肃道道台廷栋、迪化（今乌鲁木齐）将军满人长庚，文人恒介眉、张筱珊、张友履等人也拿到了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流传至民间，莫高窟秘藏古代手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中国的目光都在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际的荒漠与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这些宝物却使外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和文物间谍垂涎三尺。他们纷纷将魔爪伸向了莫高窟。从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俄、英。法、日、美等国的“考察家”来到了敦煌，盗走三、四卷经书及许多壁画、雕塑，给莫高窟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波特（Albert Von Le　Coq）在哈密从土耳其商人口中听到藏经洞的消息，这对他充满诱惑，但又由于时间紧迫，于是他以抛硬币决定是否前往。“正面朝上，会满载而归；背面朝上，则空手而回”，他写道。结果是背面朝上，于是他备马打道回到了喀什干。失去了他的“应属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可是，同年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来到敦煌，仅以6包俄国日用品为代价，骗取了敦煌遗书两大包。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国爵士伪装成玄类的信徒，随带中文秘书兼翻译蒋孝琉，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莫高窟，经过3个多月的周密谋划，在高达10英尺，整堆近500立方英尺的手稿中，花了37夜的功夫，恣意挑选了他需要的东西。一凡讨价还价后，他仅用40块马蹄银（合200两）贿通王圆望，骗走六朝至宋代的经卷、写本共7大箱的万余卷，以及5大箱装有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约500余幅。6月13日，斯坦因的运输队启程。可是，10月份，斯坦国又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又诱取了230捆手稿。再约10个月后，这批文物被偷运至伦敦博物馆。
　　1906年6月，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率领考察团，在新疆探古寻访时，在乌鲁木齐偶遇一个被流放的满清某宗室的兰公爵，看到一份他拿的敦煌手稿，方知千佛洞发现秘密手稿的消息。怕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整整3 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骗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 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为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
　　1909年，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敦煌掠取了大量经卷，仅大谷大学就收编7000多号。同年，清政府北京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令陈藩交出剩余的遗书。王道士早已将许多私藏于两个大转经筒中，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上交时又被雁过拔毛，层层剥夺，最后只有劫后残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师图书馆中（今北京图书馆）。
　　1911年10月，大谷探险队第三次在丝路“考察”时，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又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写经469卷，精美唐代彩塑两尊。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又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足足四大箱，600多卷经卷。两次共骗盗图书、经卷、写本、刻本达 11664 号，及绣刺品、绘画多件。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45头重载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文物，排成长长的一队，远看就象沙漠上的一列火车。其中一头骆驼背上四个古怪的大木箱，装的就是敦煌文献。
　　1914至1915年，俄人鄂登堡盗去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直到1919年，甘肃政府耳闻民间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写本的消息后，下令敦煌当局查找流散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面竟然还藏有94捆。
　　1922年，在十月革命中战败的白俄军官阿连阔夫率残部550 余人，逃至敦煌后，被当地官员拘押在莫高窟第196、186、445等窟中，他们把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在壁画和雕塑上，对洞窟艺术灾难性的破坏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印。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1924年到敦煌是迟了一步。他一个洞一个洞挨个查看，面对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禁不住赞叹：“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无话可说”。他发誓要“保护”这些遗产，“解救”壁画，办法是用胶布和特殊的化学溶液剥走壁画。当时，“哗尔纳的心情是十分不安的，他深知自己所干的事情太有些无法无天了”。这次，华尔纳盗走了26幅壁画，其中就有极珍贵的323窟唐人画（张骞西域迎金佛）图，及几尊极为优美的唐代彩塑（包括高120厘米的半跪式观音菩萨），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及波士顿博物馆。1925年，华尔纳和他的学生，带两马车胶布，欲到敦煌把285窟的壁画全部剥走。当行至酒泉时，听到敦煌民众奋力保护敦煌文物的消息，因后怕而逃走。
　　1936年，英国人巴慎思盗窃壁画时，被当地民众抓获，才算结束了列强劫掠敦煌文物的罪恶历史。
　　敦煌遗书究竟有多少，历来缺乏精确数字。据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并成先生统计，敦煌遗书与纸卷画约有 4．77万多件，藏文筐页9648页，主要分藏于英、法、俄、日、美、丹。 韩、中等8个国家，其中有五分之三在国外，中国现仅存2万件。在所有的盗宝者中，要数斯坦因盗窃的数量最多，而以伯希和盗窃的价值最高。伯希和曾为法国中国学权威沙畹的高足，当时虽只有27岁，却懂得汉、俄、藏、突厥等13种文字，曾多次来到敦煌，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他精心挑选并盗走的遗书是最精华的部分，有许多孤本，且有 19％的遗书标有年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敦煌遗书这一文化宝藏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王圆策的贪财无度，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王圆案则由一个贫道士，在众盗光顾后，摇身一变而成为“乡绅阔老”，收有徒子徒孙及伙计30余人，但他在1931年死后，也未能带走一分财宝，空留土塔一座。
　　藏经洞是莫高窟最大的谜。对于它封闭的原因，通常认为是和尚为躲避西夏的侵袭，而秘藏宝物于洞中。根据是文献中最晚的一份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文献中缺西夏文本。但西夏占领敦煌是在1036年，和尚仍总不至于提前34年就预感到西夏的威胁而提前躲难吧，这一说法令人费解。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作废不用的文书和失去实用价值的卷轴式经卷被封存。佛教不准毁灭经典，封起来可以理解，但作废的文书为何又封存起来作画伪装呢？第三种说法认为是为了改造和重修大窟，这17号窟作为用处不大的小藏室堵上，墙外只是常规作画，并非伪装，该说法猜测成份太多。第四种说法认为，敦煌东有西夏党项羌，西有与佛教为敌的伊斯兰教哈拉汗王朝，东西势头逼人，敦煌曹氏后裔曹宗寿又逼其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史曹延瑞自杀，莫高窟危机潜伏，和尚为势所趋，封洞后作鸟兽散。这也仅是猜测。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扑朔迷离，最终恐怕还得从文献中去寻找。
　　敦煌遗书是一把打开历史秘室的钥匙，单是存放了近千年，单是5万多件古代文献，就是无法估量的财富。藏经洞是莫高窟历史的浓缩，游客却只能在观赏窟龛艺术中了解莫高窟的历史，了解藏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