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照恒河月色寒

长照恒河月色寒
　　□ 薛克翘　《传记文学》 2007年第08期
　　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大事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事件，也与印度有关。
　　晚清时期，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着印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与中国毗邻，还因为历史上中印间有着亲密的交往，尤其是佛学成为中国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作为一条纽带联系中国和印度达两千年之久。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对中国知识界有着极大的震动。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面临危机的关头，他们不能不把印度当作中国的前车之鉴。
　　戊戌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其中，康有为很早就关心印度问题，并且与印度有着不解之缘。
　　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光绪十年(1884)二十七岁”条下写道：“早岁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并为算学，涉猎西学书。”也就是说，他在27岁以前就开始关心印度的宗教了。
　　其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33岁时，著《婆罗门教考》。可知，他从读佛典开始关注印度问题，进而涉猎现代西方科学，并写出有关印度宗教的著作。尽管《婆罗门教考》的资料均出自佛典，作者也不免站在佛教立场上评论婆罗门教，但在当时，中国还没有人写过这样的著作。
　　然而，康有为对印度倾注更大关心是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在《京师强学会序》和《保国会序》等文章中曾反复强调，中国要以印度为前车之鉴，尽早实行变法，以免亡国。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帝，分析印度亡国的原因。1895年5月，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说：“才智之士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
　　经康有为等人的不懈努力，1898年光绪帝变法维新，但由于西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变法只进行了三个来月便以失败告终，所以史称“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流亡海外。同年，康有为在英人帮助下避祸槟榔屿，10月底，乘船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印度。
　　他于11月2日抵达加尔各答，月底卜居大吉岭。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女儿康同璧等人陪同下游览了印度的一些名胜古迹。11月14日到阿格拉，参观泰姬陵；15日参观阿格拉堡；17日到马图拉；19日到德里。
　　参观完泰姬陵和阿格拉堡之后，康有为写了一首绝句：
　　遗庙只存摩诃末，
　　故宫同说沙之汗。
　　玉楼琼殿参天影，
　　长照恒河月色寒。
　　诗中，“摩诃末”为穆罕默德之异译，此处指阿格拉堡的清真寺。“沙之汗”即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
　　康有为满以为这次来到印度，可以与他在中国书籍中所了解的那样，看到一片西方净土，看到佛教的兴旺。即使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也不至于看不到佛教信徒。可让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佛教在当时的印度已荡然无存，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佛教。他失望、悲愤，也对印度当时的现状不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黄面黑足披白毡，
　　尘沙遍地来乞食。
　　当时翟昙率徒游，
　　而今扫地无佛迹。
　　他在印居住近一年半，周游各地，并写下《印度游记》和《须弥雪亭诗集》，著名的《大同书》也在此期间整理完毕。他在《印度游记·序》中说：“中国人之游印度者，自秦景、法显、三藏、惠云而后千年，至吾为第五人矣。”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掌故似乎不十分清楚，加之无资料可查，文中或有与史实相参差处。其实，中国古代游印度而留下姓名者，何止五人、十人、百人?即使在戊戌变法前不久，也有中国人去印度考察过，并有著作刊出。如1879年，黄懋材一行6人受清廷派遣，在印度考察游历达半年之久，回国后著有《游历刍言》和《印度札记》；1881年，马建忠、吴广霈也奉清廷之命赴印商讨鸦片问题，并游历25天，回国后分别著有《南行记》和《南行日记》。对这些，康有为似乎都不以为然，他甚至说黄懋材“颇能考藏、滇之山川，而不能言印度之教俗，盖非深入教俗政治者，不能游也。”但从康有为近似狂妄的话语中却可以看出，他以“第五人”自居，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去印度避难和周游的。
　　1909年6月，康有为游锡兰。此时，他对印度佛教的衰亡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劫有轮回，道有深浅，宗教的兴亡与政治相关，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佛家学说难以行世，耶稣之说正合时宜，大同之日，佛教将复兴于大地之上。诗曰(节录)：
　　方今佛蒙劫，
　　全印无僧坊。
　　正当耶宗盛，
　　大地莫与强。
　　佛说太微妙，
　　国争时非良。
　　奉天合地时，
　　耶说今适当。
　　佛教宏而微，
　　轨阔道远将。
　　它日大同后，
　　魂学大明光。
　　同年9月，康有为再游印度，并赋诗若干首，其一曰：
　　匪兕虎耶游旷野，
　　又何沙矣再西游。
　　庄严净土成淫祀，
　　胜会灵山今冷秋。
　　全印无僧无佛法，
　　有生尽劫尽离忧。
　　本来不作生天想，
　　为拯斯人甘狱囚。
　　他对印度佛法的消亡始终念念不忘，并再次流露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使命感。
　　他一生不忘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教训儆戒国人，《大同书》开卷即日：“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为英帝印度之岁。”直到1921年，在他致赵恒惕的文中还说：“吾国人寡至印度，不知印度之所以亡，而不戒也……中国既有军阀专制，则只有割据之军治，而民治无自而生，故军阀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诸公未至印度，不知印度以分裂内争，自亡其国百年之惨也。吾遍游五印度，居之十五月，乃粗知之也。印人苦难万千，不能一二数也。公等必欲举吾中国万里之土，四万万之民，投而为奴，使从印度之后，听人鱼肉，则日倡联省自治之说可也。”
　　北大林承节先生对康有为文章中提到印度的次数作了统计，约有80篇200处。从这些言论可知，当时主张变法的改良主义先驱康有为，对印度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以印度的遭遇为例，谆谆告诫皇帝和国人。同时他对印度人民沦为英帝殖民地的臣民满怀同情之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也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责任编辑　黄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