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弘一法师的交谊

柳亚子与弘一法师的交谊
　　□ 李海珉　《世纪》 2007年第03期
　　著名爱国诗人、南社主帅柳亚子与艺术全才、一代高僧李叔同──弘一法师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交往。早在清朝末年，两人就互相仰慕；民国初年他们在上海相交而相知；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以后，僧俗异途，交往中断；抗日战争开始，柳亚子和弘一法师重新接上关系，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异曲而同工地合唱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之歌。
　　由号称南社第一外交家的朱少屏作伐结交沪上
　　1912年元月，柳亚子不满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所弥漫的主和气氛，托病辞去了总统府骈文秘书之职，来到上海，进入《天铎报》社，接连不断地撰写社论，指责主和派，痛骂袁世凯。同年初春，李叔同从天津来到上海，应城东女校创始人杨白民的邀请，在女校教授文学和音乐。
　　柳亚子和陈去病、高天梅自1909年11月13日创建南社以后，一直积极物色人才扩大队伍。号称南社第一外交家的朱少屏，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观看过李叔同、曾孝谷所组织的“春柳社”的演出，那时就与李叔同相识。柳亚子久闻李叔同大名，对李氏早年在津、沪两地以及日本的艺事活动耳熟能详，现在同在上海，有意请朱少屏从中作伐。李叔同对南社主帅柳亚子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也很想结交。
　　1912年2月11日，在上海，南社与淮安学团、 克复学报社联合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会议，追悼被袁世凯爪牙姚荣泽杀害的周实丹、阮梦桃两烈士。李叔同由朱少屏引荐参加了追悼大会。大会开始，淮安学团代表报告周、阮两烈士事迹及被害经过。柳亚子代表南社宣读祭文，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在这个时候，我是把全生命都交给周、阮一案的了”（柳亚子《南社纪略》）。接着，沪军都督代表、自由党代表相继演说，均义愤填膺，激昂万分。上台发言者计18人，其中半数人员为南社社友。李叔同置身会场，不禁热血沸腾，对柳亚子全身心投入的神情动态印象极其深刻。会议结束，已是傍晚，李叔同与南社诸友相见，他握着柳亚子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表示愿意参加南社，将与大家一起努力奋斗。就在这一天晚上，李叔同填写了南社入社书，入社号211，介绍人朱少屏。
　　一位南社主任，一位艺术才子，时相往来，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1912年3月13日，南社假座上海愚园举行第六次雅集，到会社友40人，柳亚子主持会议。李叔同约了曾孝谷一同参加。雅集的顺序是：愚园茶话，全体合影，杏花楼晚宴。会上有人提议，请李叔同为《南社通讯录》题签，并设计图案。柳亚子对李叔同的书法和绘画闻名已久，非常赞成这一建议。李叔同听了，微笑着点点头。集会后，由李叔同作介绍人，曾孝谷也加入了南社。
　　沪军都督陈其美很重视舆论宣传，除了发挥原有报刊的作用以外，还与滞留上海的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和参谋长叶楚伧商量，决定创办一份新报，取名为《太平洋报》。1912年4月1日，报纸创刊。社长姚雨平，总主笔叶楚伧，总经理朱少屏，柳亚子、胡朴安、胡寄尘、姚锡钧还有李叔同等著名文人，分别主编某一编辑业务。李氏书画造诣颇深，就负责《太平洋报》整个版面的美工、广告设计，兼带主编副刊《太平洋画报》。自此，柳、李两人朝夕相处。柳亚子激情勃发，思维敏捷，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叔同多才多艺，性格温和内向，言语不多而办事勤勉细致，也在柳亚子的脑屏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太平洋报》社的十余人都是南社社友，柳亚子决定将南社书记部、会计部都移设到《太平洋报》社内。他登报要求社员将通讯地址寄来，请李叔同编印第三次社友通讯录。5月中旬，李叔同设计的第三次《南社通讯录》出版，著录社友321人，粉红色封面，“南社通讯录”五个字是横写而右行，右边的“中华民国元年五月第三次改订本”，分成两行直写，漂亮的书法，很是艺术化。柳亚子看过后，非常满意。
　　1915年5月9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辈次雅集。当时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职，教务在身无法赴会。正是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南社诸子无不痛心疾首，悲愤呼号。5月15日散会， 柳亚子与高吹万、姚石子故作放达，各自携夫人赴杭州游玩散心，“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柳亚子《南社纪略》）。杭州原有一批南社社友，除了李叔同，还有“八千卷楼”藏书家丁氏兄弟等十余人。到了杭州，柳亚子就会见了李叔同，两人决定在西泠印社召集一次临时雅集。这次集会出席者共27人，会议聚餐之外还一起合了影。事后，《南社丛刻》第15集（1916年1 月出版）专门对这次临时雅集与摄影作了报道。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准备在杭州逗留二旬，李叔同以东道主的身份陪同一起遍游武林山水，寻访名胜古迹。
　　一天，柳亚子、李叔同一行人在西湖漫步，巧遇正在演出的名伶冯春航。冯春航早年在苏州上演《血泪碑》等剧，深得柳亚子赞赏，冯氏也因柳亚子的介绍而成为南社社员。冯春航这时正演《冯小青》一剧，与社友在此邂逅相遇，非常兴奋。西湖巧遇，又为杭州临时雅集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在孤山冯小青墓畔，勒石纪念。相传冯小青是明末杭州人，善诗词解音律，色艺双绝，嫁于冯生为侍姬，却不为大妇所容，不久夭折，年仅18岁，埋骨于孤山。冯春航扮演冯小青，情同身受，对冯小青的那首七言绝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赞赏不已。一行人来到冯小青墓旁，吟诗凭吊。冯春航希望将这次巧遇撰成文字，合上大家吟唱的诗词刻石记载，留示后人。两天后，柳亚子作了《明女士广陵冯小青墓》散记一篇。由李叔同用北魏笔法分别书写后勒成两碑，树立于冯小青墓两侧。柳亚子、李叔同等人伤悼冯小青，一般看作是文人的一种习气，实在是南社社友在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政治高压之下，借古人而自悼，是异代同悲情绪的一种宣泄。
　　这次杭州临时雅集，是柳亚子和李叔同分别三年后的重新相见。在20余天的日子里，柳亚子与李叔同日夕同游，话题十分广泛。通过交谈，柳亚子知道了李叔同在教育上的创新及其作为。
　　在杭期间，柳亚子李叔同泛舟西湖，逛书肆淘旧书
　　1912年秋天，《太平洋报》社解体，李叔同应浙江两级师范（即浙江第一师范的前身）校长经亨颐的邀请，前往杭州任教图画和音乐。在民国元年前后，堂堂中国，只有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后改称南京高等师范）设有图画科，至于音乐，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培养而缺乏师资，南京师范也只能聘请日本教席担任。李叔同是中国第一个出洋留学学习西洋画的人才，而且原先他就擅长国画、书法和作曲。经亨颐与李叔同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同学，后来又一起赴日本留学，经亨颐认定李叔同是最佳人选，恳请叔同承担这两门功课。李叔同认为要他接受教职可以，只是必须按照他的教学设计建造两个专用教室。经亨颐按照要求置办，基本达到了李的要求?谉一个是图画教室，两边开上高敞的玻璃窗，张挂落地长帘，屋顶开气窗，以备写生时采光的需要，室内排列30多个画架，从日本进口了一批石膏模型?谞另一个是音乐教室，置备了2架钢琴30多架风琴，再加礼堂周围也排满了风琴，总数超出了200架。 尽管没有达到李叔同提出的学生人手一架的要求，不过这样先进的设备，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就在这样的教室里，李叔同先后开设了素描、油画、水彩、图案、西洋美术史、弹琴、作曲等课程，开设了写生课，培养了一批日后在美术和音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人才。
　　李叔同告诉柳亚子一个笑话，前不久他的学生李鸿梁和张联辉外出写生，警察发现了以为是在绘测地图。上前盘问，回说在“写生”，警察不懂什么是写生，再加张联辉说自己是“东阳人”，警察就命令他到局子里去，继续审查。原来，张出生于浙江金华东阳，而警察听了以为是“东洋人”（吴语地区把日本人称作“东洋人”），到了警察局，经过反复解释好不容易才解除了误会。李叔同十分感叹，像写生课之类，在外国早已家喻户晓，而在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李叔同为了学生学到真本领，1914年秋天开设了人体模特写生课，在中国，他又开创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艺术实践。柳亚子听了非常赞赏，也非常感叹。
　　在杭期间，柳亚子有两件事给李叔同印象极深。
　　一天，柳亚子与李叔同等一行人泛舟西湖，舟中设酒。柳亚子连连痛饮，不觉大醉，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头，不禁狂态毕现，初则抚膺恸哭，襟袖俱湿；继则欲纵身跃入西湖，要像屈原那样投水自尽。李叔同等人慌忙挽扶劝阻，柳亚子才没有落水。柳亚子为国为民忧伤不已的情感，着实使李叔同感喟万分。
　　文人墨客相聚，逛书肆淘旧书是自然之举。一天，一个书摊上摆着一册《圭塘倡和集》，是袁世凯“皇二子”袁克文庚戌年（1910年）亲手抄录之后影印的。内容全是袁世凯与封建遗老的唱和诗。李叔同随手一翻，发现内中收有费仲深步韵容庵（即袁世凯）的有好几首，后面还有费氏手写的一篇序，洋洋五大张，落款“乙卯（1915年）初春吴江费树蔚”。费树蔚就是费仲深，按照辈份是柳亚子的嫡亲舅父。李叔同正在翻动，冷不防柳亚子一把夺过，狠狠地掷到地上。原来，费仲深与柳亚子早年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费氏家居苏州，柳亚子母亲每每要去苏州陪伴她的老娘，常常半年居乡下，半年住苏州，去时必带柳亚子同往。费仲深虽然长一辈，其实只比柳亚子大三岁，名为舅甥，情同兄弟。16岁那年，柳亚子与舅舅一起应考秀才，三场下来，两人的考绩难分伯仲，主考官特地召见了柳亚子，想同柳亚子商量后再决定名次。柳亚子一听，估摸到了主考官的用意，当即爽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屈居第二。此后，舅甥俩一直十分融洽。可是，费仲深后来娶得吴止敬女儿为妻，与袁克文成为连襟，进入了袁世凯幕府，参与机要。辛亥革命后，柳亚子反对袁氏政权，由政界抽身，专门撰作反袁文章；费氏补肃政史，继续在袁世凯门下任职。两人政见分歧，终于分道扬镳。柳亚子多次公开表示与费仲深绝交。后来，袁世凯称帝迹象日益明显，费仲深曾经直言进谏，不见采纳，于是退隐家乡苏州，从事实业，创办了苏州电气厂和织布厂，与张仲仁等人诗文相质，世称“苏州二仲”。直到这时柳亚子才与这位舅舅重归于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柳亚子一看《圭塘倡和集》，气就不打一处来，勃然变色。回到寓所后，又愤慨地挥笔撰诗一首《中日条约签字后之旬日，适见所谓〈圭塘倡和集〉者，感题一绝》，诗云：
　　鹑首何缘竟畀秦，石郎勋业迈穷新。流芳遗臭寻常事，犹见歌功颂德人。
　　对于柳亚子这种不以个人好恶待人，而以天下大局为重的眼光和胸怀，李叔同是深表敬佩。
　　1916年9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15次雅集。柳亚子夫妇一起与会， 出席共34人。事先通知社友，请大家通讯选举南社主任， 与会者检点选票， 共收到360张，柳亚子以196票再次当选南社主任。李叔同恰好在沪上休假，同他的学生吴梦非一起与会。会上决定重行编印社员通讯录，柳亚子希望李叔同再行设计装帧。李叔同接受下来，将原来的洋式装订改成中式装订，蓝色封面黑色题签，在正面李手书：“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黄昏老人”；翻过来的扉页上，也是李叔同手笔，以仿魏碑体书写“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息翁”。
　　李叔同参加南社雅集及临时雅集共有四次，最后一次是在1917年4月， 即将入山出家为僧之前。他介绍了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加入南社，又参加了南社社友4月8日在杭州葛荫山庄的临时雅集。那时候，种种迹象表明，李叔同已在向南社众社友告别了。可惜，这次临时雅集柳亚子没有参加，李叔同没能见到这位南社巨子。假如柳亚子能够出席雅集，知道李叔同即将出家，心直口快的柳亚子必将直抒己见，不知两位南社旧侣如何交谈与交锋，李叔同入山的步伐是依旧如此抑或放慢节奏？
　　从1912年到李叔同出家之前，柳亚子除了与他在南社活动上的交往之外，还有一些共有的活动。
　　1912年5月，北京画家陈师曾南下上海，《太平洋报》特意作了报道， 刊出陈师曾的大幅半身照片，外框裁为椭圆形，题曰《朽道人像》，这是李叔同的特意安排。李氏对陈师曾可以说是赞赏佩服之至，为了欢迎陈师曾前来上海，李叔同与柳亚子一起发起创办“文美会”，会址设在太平洋报社内，成员以《太平洋报》社为基础，吸收其他各报社的同仁。编辑出版过一本《文美杂志》，所刊作品都是会员们的书画和印章拓本，纸张大小一律，装帧极其精美，供会员们开会时传阅欣赏，可惜这份手稿没有印行。
　　1912年夏，高吹万、姚石子联合柳亚子、李叔同等钡人，在高吹万寒隐社的基础上发起并成立了“国学商兑会”。1912年9月出版《国学丛选》第一集， 所刊诗文与《南社丛刻》大同小异，出到第18集结束，人数发展到一百余人。他们成立国学商兑会的目的是想创办一个图书馆，收藏古今书籍，刊刻世间孤本，以保存国粹。
　　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一师组织成立“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入社者大多是浙师的师生，也吸收师范外的某些金石家及篆刻爱好者。李叔同写信给柳亚子邀请他加入乐石社，柳亚子与他的松江籍好友姚锡钧都列名其间。李叔同和姚锡钧分别撰有《乐石社记》，柳亚子将姚锡钧的文章编入了《南社丛刻》第18集。乐石社先后编印《乐石集》10册、《乐石社社友小传》1册，共有社友27人，就民国篆刻史而言，独领风气之先，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
　　僧俗异途的两位南社旧侣以相仿的形式显示了爱国主义的情操
　　1918年，李叔同毅然削发为僧，成为弘一法师，柳亚子和弘一法师两人僧俗异途，不再往来。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隆隆的炮声将中华民族逼到了危急的关头。这时僧俗异途的两位南社旧侣又互通音讯互相勉励，以相仿的形式显示了爱国主义的情操。
　　1937年11月，淞沪沦陷。柳亚子独居上海辣斐德路廿今复兴中路卅，愤慨地自署居室为“活埋庵”。柳解释说：“记得南明大儒王船山先生在昭宗皇帝南巡缅甸以后，窜身土室发愤著书，自撰楹联道‘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可以见其愤慨。而我呢，不喜欢儒家的学说，更不敢学粤陈湘何，自作聪明讲什么卫道的门面话，自然也不配去讲六经。不过，七尺从天乞活埋，倒是一语道破。于是我也学起王船山来，自署其居曰‘活埋之庵’，想等千百年后诗书掘冢的雅贼来发现了。”
　　“七七事变”发生，弘一法师在青岛湛山寺主讲南山律学，战火迅速蔓延，青岛成了军事上的争夺点，形势十分危急。弘一法师在旧历7月13日即出家20 载的纪念日，自书横幅“殉教”二字，并作题记：“向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张挂在室内。1937年10月16日，弘一法师自青岛回到厦门。厦门位处东南沿海，属于战略要地，旧雨新知纷纷劝法师避走内地。然而，弘一法师镇定地说道：“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从此，弘一法师开始自题居室曰“殉教堂”。墙壁上挂起了一幅亲笔手书的中堂：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加上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辛巳岁寒，大开元寺结七念佛 敬书 呈奉晚晴老人。”
　　柳亚子在活埋庵内，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发愤著述，并写下了第一次遗嘱，“敌人倘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磨剑室文录·遗嘱示儿辈》）
　　弘一法师在殉教堂里，多次明志：“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子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引自《弘一大师永怀录》）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将宋代韩琦《九日小阁》中的两句诗：“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略加改动，变成“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在致友人的书信之中多次引用。以“黄花晚节”自励，表明自己至死要保持高尚节操。那种保教护国凛然不屈的精神，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的侵略部署，时局更加动荡不安。那时弘一法师正挂锡泉州开元寺，法师借南闽道耆宿七秩大寿作了一副对联，表示自己对护国护教的决心：
　　老圃秋淡，犹有黄花标晚节；
　　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
　　撰作这副对联时弘一法师年已62岁，离他圆寂仅仅半年光景，真可以说是到了“老圃秋淡”的季节，而他的“黄花晚节”依然不变；耿耿忠心，犹如皓月中天，澄潭影现。
　　抗战期间，凡是各方人士前来要求墨宝，弘一法师概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相赠。
　　1941年，弘一法师在晋江福林寺闭关（佛教徒修行的一种形式，也称坐关，僧人独居一室，在内诵经坐禅不与人交往，满一定期限再出关）。柳亚子得到消息，专门撰写了《赠弘一大师偈跋》，以南社旧侣的身份寄赠弘一。偈跋云：“弘一大师为余三十年前旧交，即以‘茶花女’现身说法之李息霜也。南社、文美会都有因缘。嗣闻君披剃大慈山，遂绝音耗。顷复念其闭关闽海，爰书此勖之。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亚子九龙。”（见澳门《觉音月刊》）
　　仍在同一年，弘一法师的弟子李芳远等以替法师祝寿为名，向社会各界征集诗词。柳亚子接到李芳远来书就在“活埋庵”内撰就两首五绝，直抒胸臆，坦言相告：弘一大师俗名李息霜，与苏曼殊称为南社两畸人。自披剃大慈山以来，阔别二十余年矣。顷闭关闽海，其弟子李芳远来书，以俗寿周甲纪念索诗，为赋二截：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斯。
　　大雄大无畏，救国心无歧。
　　闭关谢世事，我意嫌消极。
　　愿提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柳亚子的祝寿诗寄到了，旁观者暗暗担心，以为柳亚子对弘一法师有所不敬，颇费了一番踌蹰才勉强呈上。不料，弘一法师读了柳诗，不以为忤，相反他理解老朋友的意思，深信老朋友与自己在爱国一途上，心心相通，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1941年10月，传贯法师访谒弘一法师，带来一束红色菊花，细茎线叶，花如伞状，花蕊呈剑形，四周向上卷翘，色红如血，姣艳可爱。弘一接到后触发了思绪，托菊寄兴，随作一偈，偈前先有一段小序云：“辛巳初冬，积阴凝寒。贯师赠余红菊花一枝，为说此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下署“晚晴老人于茀林”，赠给传贯。偈中的“积阴凝寒”语带双关，既指节令，也指当时的战争气氛。在此境遇之中，弘一法师为护国护教，犹如亭亭之菊，高标矗立，显示了他的晚节情操。此偈写就，除赠给送菊花的传贯以外，弘一法师又执笔恭写一遍，请人带给柳亚子，作为酬答，向旧友表明自己以身殉教以身殉国的心迹。 国难当头，本已僧俗异途的两位文化巨子重新接通音讯，共同抒发了捐躯报国的情怀，留下了一段爱国的佳话。
　　（作者为江苏吴江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