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故里行

欧阳竟无故里行
　　□ 郑晓江　《寻根》 2004年第04期
　　一、居士学者
　　欧阳竟无(1871～1943年),名渐,江西宜黄人,学者多称之为宜黄大师,对中国近现代佛学的复兴和佛教的教育事业多有作为。
　　欧阳竟无在家乡启蒙,接受的是传统儒家式的教育,20岁时还捐了一个秀才的名分。若按一般常理,欧阳竟无将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轨迹生活下去。但时代已不同了,亦因个人生活经历的特殊,欧阳竟无先生最终走向了佛学研究与教育之路。
　　我们一行先去了宜黄城南欧阳大师的故居。弯弯曲曲的小巷由一栋栋古朴陈旧的老屋连缀而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了县城南门路10号,这里原是老宜黄县城凤岗镇金斗颗巷3号。欧阳氏是宜黄的望族,老屋里的居民大多是姓欧阳的人家。竟无于1871年11月20日出生在这里,老屋左边一间厢房,据说是欧阳竟无回家乡时曾经住过的屋子,后来他母亲也居住在内。门锁着,透过黑黢黢的窗棂,可以看到屋内堆放着各种杂物,显见得久已无人居住了。
　　竟无小时帮人搬书翻晒,因为不懂事,漫不经心。叔父见之,大声呵斥,并拍书以示范。欧阳竟无一时“悚惕”,灵魂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自此之后,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他也不敢懈怠。
　　在这间老屋内徘徊,仰望有四四方方的天井,俯视有青石板和青砖铺的甬道。木质结构的门、壁、窗皆因油漆剥脱而呈现出暗棕色。柴火、家什塞满了各处,几无下脚处。
　　1912年12月8日,为正式成立“中国佛教会”的事,欧阳竟无求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认真听取了欧阳竟无和李证刚等人的请求与计划,当即应允。两天后,竟无先生接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亲笔函,表示赞同他们的作为。因为主张有些过火,遭到各方批评,“中国佛教会”终于自告解散。欧阳竟无深感有负孙先生的厚望,心情郁闷,遂返家乡住了两年之久,也许就是住在我们眼前这间不起眼的旧屋子内,或是避在九峰山。欧阳竟无有诗叹这段经历:“飒飒西风撼破棂,潇潇寒雨湿空庭。更深寂寞欧阳子,穷老苍茫一卷经。”
　　欧阳竟无20岁时离开家乡到南昌求学,入著名的经训书院,既读经史子集,又开始接触西学。好友桂伯华好佛教,受其影响,欧阳竟无由不知佛开始转向佛学,最终皈依了佛法,于36岁时断荤绝色,一生致力于佛典的整理和经疏的阐发。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佛教引入阶段,魏晋时期是佛教开始融入中国文化的时代,而到了隋唐,则是佛教大发展时期。宋明诸儒受佛学大兴之激,融合儒释,开创出儒学新天地,是为宋明理学的诞生。而此时的佛教却固步自封,理论上创新甚少,以至有被儒学压倒之虞。在明清,佛教几乎走向式微。尤其是在清代,佛教义理不明,且与民间巫术迷信相混杂,许多寺庙更有堕落腐化之倾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与老师杨仁山居士一起,发愿去复兴早已终绝的唐代玄奘法师直接由印度本土引入的法相唯识学。欧阳还将乾嘉考据学引入佛学探讨,以“结论后之研究”为方法,在坚信佛学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崇实证,黜臆测,贵创新,吕先生概括为“存真求是之精神”,为近代佛学的中兴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途径。欧阳又立于印度佛教的立场指出了传统中国佛教的许多弊端,特别是禅宗“直指本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主张,认为这是“前圣典籍,先德至言,废而不用”,于佛学的发展极为不利。
　　今已81岁的刘菊兰老人,约在十几岁时,亲眼见着欧阳返家的情形。她对我们一行人说:“祖保老爷(欧阳竟无乳名祖保)可好了。一回家,就分些钱给我们这些穷亲戚。我的细公(叔公),吸鸦片烟,还有两个孩子,他也来拿钱。大家都说,你不该来,你抽鸦片,还好意思来?家族中的一些穷亲戚拿着祖保老爷给他们的钱去买棺材备百年之后。”听着这位老人一口一个“祖保老爷”,眼前仿佛真的看见了欧阳当年乐善好施的风范。这位老人还说到欧阳竟无先生有一年回家来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夫人的事,她还依稀记得“祖保老爷”个子很高大。今观欧阳竟无先生的画像,仍能看得出,先生身材魁梧,气宇轩昂。
　　想当年,欧阳尖锐地批评当时学术界一些人从西方的观念出发,以为佛教与世界其他宗教一样,既是宗教又是宗教哲学,欧阳竟无指出,“佛法非哲学非宗教”。
　　1921年10月,欧阳应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之邀,作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的著名演讲,提出佛法不同于宗教的理由有四:一是,世上的宗教,总有自己的“神与教主”,“号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有无上威权,能主宰赏罚一切人物,人但当依赖他”;而佛法却“依法不依人”,“法”是事理,“于事于理,如如相应,不增不减恰到好处,故称为法”。二是,任何宗教都将自己的经典神化,引出许多迷信,比如基督教之“圣经,但当信从,不许讨论”;而佛法则是“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其三,凡宗教都有特定的戒律,信徒不可违犯,“此而若犯,其教乃不成”;佛法却是以大菩提为究竟目的,其他戒律都是“方便”。其四,“凡宗教家类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要求人们盲目信从;而佛法坚决反对“盲从迷信”,至于佛法的信仰乃是“智人之乐欲”,绝非如一般宗教信徒只是盲从。关于哲学,欧阳认为,以佛法看来,哲学不过是依靠虚妄分别所得的“戏论”而已;佛法却是佛菩萨以正智证得,“其说为三世诸佛所共证而莫或异,其地则自一世界至无量无边世界而不可离”。
　　佛法无限“广大”,并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所能涵括得了的。欧阳竟无认为,“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真正的佛法是生死学、是人心学、是知识学,是为现实中芸芸众生明白人生究竟、如何度过自我生命时限服务的。
　　欧阳在近代复兴佛教的另一贡献,是以居士佛教的实践而影响深远。他特别批评社会上“居士非僧类”、“白衣不当说法”的论调,大力倡导居士佛教和居士护法,这使佛学研究学院化、专业化和学术化倾向更为明显,也使佛教的文化性更为突出。
　　二、悲愤而后有学
　　我们再往前行,来到城南中学。这里原来是欧阳大师幼年时住过的樵公祖屋,后来一场火灾将屋化为废墟。学校的围墙外有一些老屋的残壁,其中有一段墙上还保留着四个楷体大字“光映薇垣”。字体端庄秀丽,老吴说,这几个字可能是欧阳竟无的手笔。
　　一同去的吴鑫儒先生,曾专门研究欧阳与故乡的关系,他告诉我说,欧阳大师一生五返故里,有四次是住在族祖梅白公的屋内。我们沿着麻石路缓步走着,来到了这栋旧宅。房子建于清道光年间,高大巍峨,气势不凡,曾是“万宜纸号”。大门有一方粉底黑字的匾额,上书“华严世界”。早在1918年时,当时的房主李先生去金陵看望欧阳,谈及故居,竟无先生流露出无限的向往和感慨,应李先生的请求,他欣然命笔,写下了这四个大字。李先生返归后,即请匠人刻于门楣。
　　我们步入大门,老屋分上下厅堂,正房厢房有十余间之多。照壁上还有一幅白底墨书的“八仙福字”,特别引人注目——在约半丈见方的行书“福”字的笔画上,分别描有活灵活现的八仙画像,这种造型的“福”字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堂屋正中摆着八仙桌、太师椅,拐到屋后,有一口雕着几枝飘逸的梅花的古井,我独对水井观览良久,欧阳居住于此,饮的当然是这口井中的甘泉。
　　欧阳曾有言曰:“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为何如此说呢?从《江西宜黄南岳欧阳氏五修宗谱》来看,欧阳竟无先生六岁丧父,然后是母亡、兄死、姐逝,且皆未得天年;而竟无先生的儿子同济大学的学生欧阳东在上海溺水而亡,长子欧阳格为海军中将,却凶死于重庆,女儿欧阳兰亦夭折于南京。这些人间最为悲惨之事相继袭来,欧阳竟无何以能活?
　　1906年欧阳竟无生母汪氏谢世,他“以母逝日无肉食,绝色欲,杜仕进,归心佛法”,发誓每天必诵读一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1915年欧阳竟无女儿病死,他又刻苦治《瑜伽》,至1917年著成《瑜伽师地论叙》;1923年其子死、1927年其姐亡、1928年其门人聂耦耕逝,亲友相续亡故,欧阳几无法自拔,于是誓通《般若》,终在1928年完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一书。这不正是“悲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吗?
　　欧阳对佛教空(性)有(相)二宗的研究,历时近二十年,相伴始终的不是学术研究的辉煌,不是满堂的喝彩,也不是著作等身带来的荣耀,而是至亲至爱的接踵亡故,对生死空有着切肤的体验,他写道:“渐参死字不下十余年,今国破家亡,人生处处危险,无一毫安全可望,乃于儒门舍生取义,忽然开朗,快乐万分,有把握无恐惧,又千百万分,证之佛说,乃无不合,遂欲与人共同享受,以诸函之来正相触动。”这是以儒说来破生死,且又证之以佛学。他还写道:“人生谁不死?不怖不著,可以谈最后之学……若临终能相应,则对师友,对一切皆办到矣,一切无悔矣……但得贤善,死足矣。此儒之所谓:没,吾宁也。寂灭境界何耶?无十相是也。无色声、香味、触法、男女、日月也。此亦不能办到。但舍之一字,即无不办。舍嗣子门楣之立,舍亲戚共困之念,舍一切学问师友之爱,舍五官四体之涉,四种诚舍,亦裸裸地,本体自显。此可信矣。本体倘显,即是归真,此可信矣。”这是以佛教之“舍”来破执著、破生死,并证之以儒说。
　　面对国破家亡,欧阳愤世嫉俗,青灯黄卷,漫漫长夜,凄凄世间,他早年推崇的是唯识学,中年后则重视般若学,而到了晚年,他又游刃于儒家学说,力图以佛解儒、融合孔佛。
　　从宋明以来,诸儒的心病就是佛学对儒家的侵袭,辨明儒、释、道成为时代之潮流。当然,宋明诸儒虽然猛批佛老,但却在思维方法和许多内容上搬运了佛老。欧阳又是如何融合孔佛的呢?他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以儒融佛,而是以佛融儒。他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孔之所以不违佛义者,在平等一义。一阴一阳,何思,何虑,平等也,即涅也。中庸无声无臭,不思不勉,孟子心之同然,皆是也。平等而然则是,不然则非,为是非之心。扩而充之至大,而能化,为有漏种转无漏种现。”以平等观为孔佛皆有之义,既揭示出二大文明传统的相合性,更让人们深深体察到欧阳那以“平等”观念来拯救世道人心、拯救社会民生的良苦用心。
　　三、讲学、刻经、著述
　　1904年,欧阳竟无曾再次返乡,并于次年春在“欧阳宗祠”创办了“正志学堂”。欧阳一生皆关注教育,办过各类各种学校,他对家乡父老的教育倾注了无数的心血。据记载,欧阳宗祠为三门齐列,三重递进,石碑林立,雕梁画栋。现仅存的大门的门楣上还刻有“六一世家”四个大字。
　　据吴先生说,正志学堂是宜黄历史上第一所新式的学校。
　　我们又驱车几十公里,来到欧阳竟无曾经隐居过的九峰山。欧阳曾在上世纪初到南京,随杨文会习佛学。后遵师嘱东渡日本,到东京修习佛教密宗要旨,同时四处访求佛教遗经,还与当时正在日本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共研佛学。归国后到广州两广优级师范任教,后因病辞职返家,遂与友人李证刚等到九峰山去经营农业。吴先生告诉我们,欧阳竟无于1906年为守母丧在九峰山住了近一年的时间;1909年因为养病,再至九峰山,又住了约一年。
　　熊十力曾求学于欧阳,他曾叹之学力深厚云:“竟师气魄甚伟,若心地更加拓开,真亘古罕有之奇杰也……”章太炎更有言曰:“友人欧阳竟无尝受业石埭杨居士,独精《瑜伽师地论》,所学与余同。尝言:‘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家,其实通局、大小殊焉。’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是以独步千祀也。”
　　但欧阳绝非仅仅是一书斋学者,他关心世事,针砭时弊,以佛法为改良社会之利器。1921年他曾大声疾呼:“今日非纷乱危急之秋乎,强凌弱,众暴寡,武力专横,金钱骄纵,杀人动以千万计,灭国动以数十计,阴惨横裂,祸乱极矣。虽然,此犹非所最痛,亦非所最危,所谓最痛最危者,则人心失其所信,竟无安身立命之方,异说肆其纷披,竟无荡荡平平之路。”在竟无看来,虽然各种社会乱象令人忧虑,但更严重的还是“人心失其所信”。所以,“方今时势之急,既有若此,然而求诸近代学说,能有挽此狂澜,预防大祸者,纵眼四顾,除佛法,曾无有二,盖佛法者,真能除宗教上一切迷信,而与人以正信者也。佛法者,真能除哲学上一切邪见,而与人以正见者也。”1932年,日军登陆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欧阳的弟子陈铭枢时正任京沪卫戍司令,率部守护上海及京沪沿线。竟无先生亲自去上海面晤陈铭枢,“鼓励门人陈铭枢发动之”。后欧阳大师在追悼“一·二八”抗战中死难烈士的挽联中写道:
　　天地有正气仁义有神奇陶写到碧血淋漓凡百君子生敬信
　　罗刹无悲心弊魔无道德降伏尽途刚威力大千沙界放光明
　　欧阳坚信佛法有正人心、开民智、拯救中国于水火的实际功用,遂广开学院,收授门徒。1922年7月正式成立的由竟无任院长的支那内学院,群贤毕至,哲人咸集,先后问学者达三百余人。黄忏华先生在《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内学院之先河》一文中写道:“师于同人亲若家人父子,常以豪杰相期许,谓非超群绝伦人,不能堪此淡泊生涯,销声穷巷,钟迹萧斋,治出世间学也……然师神韵严肃,容止方棱,以叔世道不尊由师不严也,复常勉同人以尊师重道,同人偶有失当,亦诃斥随之,声色俱厉,不稍宽假也。”
　　受欧阳大师学问和人格魅力的吸引,列其门下的学人有:吕、王恩洋、黄忏华、陈铭枢、熊十力、蒙文通;而大学者梁漱溟、汤用彤及梁启超亦曾来问学求道。这之后,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分别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通过这些管道,佛学成为了当时学术界、教育界中的“显学”,影响越来越大。现代著名佛教学者黄心川先生认为,金陵刻经处“成为后来中国学术的渊薮”。
　　梁启超曾对晚清思想界的情景有一段评论,他说:“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此处文会,指的是杨仁山居士和欧阳竟无开创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代表的是非教会的佛教学术系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当时文化人之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佛学甚至起到了反名教束缚、求平等自由、勇猛精进的作用,这不仅挽回了中国佛教从晚明以来的衰颓之势,更对近现代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重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就曾写信给欧阳,谈及在内学院学习后的感受:“竟无先生吾师:侍讲席两旬,所以弘我者无量,方冀多聆慈诲,益植善根……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毕生受用不尽也。” 可以说,不仅学术上欧阳的影响深远,即杨仁山、欧阳竟无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居士佛学”,通过活跃在政坛上的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梁启超,还有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等向社会和文化方面渗透,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整个如火如荼的社会政治生活。
　　沿着一条曲折的山道,登上了九峰山。山上有寺,不大,却庄严肃穆。俯瞰山下,这是一块群山环绕的盆地,一条绿树掩映的溪流蜿蜒穿行于其中,大片大片的田园一直铺陈至远山脚下。
　　我想,当年隐居的欧阳一定每天望着山下的诸般美景,沉默不语,心中却在思索着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一颗伤痛之心,在夜的清风下,在晨的鸟鸣中,渐渐被抚平;疲乏的身躯,困顿的精神,也在九峰之巅、鸟语花香中得到恢复。在九峰山,欧阳亦非完全置身于世外桃源,许多学人风闻大师返乡,纷纷前来求学问道。一时间,九峰山间的小道,来往的学者络绎不绝。
　　从1927年开始,欧阳在高足吕的协助下,全面整理大藏,悠悠十载,择其精粹,编辑出《藏要》三辑,共五十余种,三百余卷。同时,又在南京刻成藏外佚本一百一十部,一千零五十五卷,在四川蜀院再刻成三十部,五十余卷。
　　四、哲人其萎
　　从颜家村遥遥望去,九峰山就在不远处,大片的板栗林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欧阳,一定相隔不久,便要下山来,采办一些物品,寄取信件,与老表们拉拉家常。
　　欧阳与同是江西人的诗人陈三立相交好。在上世纪30年代,陈三立在南京居住在“散原精舍”,与竟无常相聚首。1931年夏,竟无为摆脱各种应酬,专心写《大涅经》序,约陈先生一道去江西庐山避暑,顺便写作。陈先生在庐山本就置有一屋,自然欣然应允。欧阳大师到庐山,宿黄龙寺,寺外有两棵相传为晋代的大树,人称“宝树”,树干挺拔,直冲天际,真正当得上冠盖如云的美誉。后来,陈三立返京与陈寅恪住在一起,后逢日军长驱直入,北平沦陷,津沽失守,遂忧愤绝食殉国。
　　欧阳曾经总结其二十余年来对佛学的研究成果,云:“渐近二十年研究诸部,得佛法全体之统绪,曰:《般若》《瑜伽》之教,龙树无著之学,罗什玄奘之文。”这是说,大师期望复古印度佛学的真义,以“纯真佛学”纠中国佛教之偏。他撰写的《瑜伽师地论叙》和《唯识抉择谈》,被学界认为是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千年绝学于是重现于中土。约在1928年后,欧阳转向《涅》《密严》的研究,提出佛法惟一宗趣是无余涅,认为佛之真精神亦惟一之精神即“我皆令入无余涅而灭度之”,这就将中观、瑜伽、涅冶于一炉,融会贯通了整个佛学,从而达到其佛学研究的最高峰。
　　1936年4月清明,竟无最后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祭扫亲人之墓,看望乡亲故友。据老吴的考证,正碰上土匪绑架其妻,经多方营救,终于化险为夷。他带着老妻告别了故乡的山水,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入日军之手,竟无领队携带经版,跋山涉水,千难万苦,将内院迁移到四川江津县,继续他的讲学刻经的事业。欧阳曾发宏愿要刊刻全部的大藏经,未果,已逝。
　　1943年2月23日晨7时,欧阳病逝,享年72岁。三百弟子奔丧江津,参加追悼会的名流有:陈其采、陈立夫、吴敬恒、康寄遥、宗受于、鲜芙、凌铁庵、释太虚、梅光羲、熊郁村、伍衍之、柳诒、虞愚、张楚玉、张纯一、林竞等等。追悼会场庄严肃穆,大幅挽联飘然垂下。释太虚挽联云:
　　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从先哲;
　　石埭门中空上座,我犹孤掌增哀。
　　欧阳大师的高足吕的挽联云:
　　寂灭阐无余巨眼远穷千古秘
　　幻空观遍昧玄思独付一灯传
　　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上书国民政府褒恤欧阳大师,呈文云:
　　查故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早年刻苦力学,凡经传子史靡不博通。有清之末,国运陵夷,思济时艰,乃以陆、王之学治心,科学技艺应世,创办正志学堂以为世倡。嗣以慈母弃养,痛感无常,厌薄世法,遂茹素学佛。旋赴宁担任金陵刻经处编刻之事,先后编经典千余卷,校勘精审,传播士林,佛学之能普遍于智识界,该故大师厥功甚伟。继又创办刻经处研究部、支那内学院,以讲学与刻经并进,四方负笈从游者日众,其于佛学,专志内典,穷极精微,判唯识法相为二宗,使久绝之学得以昌明。于儒则发挥孔孟性天精义,本末内外赅而存之。九一八事变发生,该故大师激于忠愤,发为文章,大都以奋发救亡为主旨。复编词品甲、刻心史、手写正气歌等,藉资激扬民气。及敌寇深入,内迁来蜀,复于江津设内学院蜀院。虽届古稀之年,而研究著述仍不稍懈。近年更发精刻大藏之宏愿。心力益瘁。竟于本年三月二十三日以肺炎卒于江津。综其生平,早年精研儒学,中年由儒入佛,晚年乃贯通儒佛二家,不特著述宏阐幽发微,足以继往开来,即就其志行之坚卓茹苦自甘,亦足以为世道人心准则……
　　国民政府特颁发恤金一万元,“以彰宿学,而示来兹”。今日念此呈文,尤能缅怀欧阳竟无一生的坎坷,尤能认识欧阳竟无一生的卓越。欧阳先生身后留下了《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三十余卷的著作,这是我国佛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宝贵遗产。
　　竟无逝后,就葬在四川江津。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员肖永明曾专程去瞻仰大师之墓,他描述道:“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穿过果树掩映,我们来到了葱郁青翠的艾坪山山坡上的欧阳大师墓前。金黄的底色一下子将赵朴老书写、一九八六年重刻的红色大字‘欧阳竟无大师暨德配熊氏之墓’突显到了我们的眼前,并且,旁边还有略小的一墓,墓碑同样为赵朴老书写、一九八六年重刻的‘吕夫人周宜弟女士之墓’。两墓呈垒形,四周立面为条石砌成,而墓身则为水泥弧形穹顶。两墓四周有矮墙围护,地面为水泥铺成,然而,天意怜幽草,水泥地面缝隙有小草小花生长,并且,两个墓碑下都已有绿草蔓护。在绿草簇拥中,‘欧阳竟无大师暨德配熊氏之墓’与‘吕夫人周宜弟女士之墓’的墓碑,更显挺拔肃穆!啊,我们还在那两块墓碑下的绿草簇拥上发现了红烛!那两对已点燃过的红烛,分明寄托了民间社会对大师最淳朴的崇敬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