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浙江寺观藏书初具雏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浙江寺观藏书初具雏形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浙江。据《光绪仙居志》卷二十三"寺观·大兴寺"条记载："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建，初名石头禅院。"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于该寺遗址发现泥质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和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可证实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这也是浙江寺院建设之始。佛教在浙江的流行应当在三国时代。明初文学家宋濂在《太平万寿寺记》说："当吴之时，佛法虽至中国，大江以南尚无佛寺 ，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为吴大帝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一为金陵之保宁，一为太平之万寿，一即海盐之金粟也。"1990年在临海市红光镇下白岩村出土西晋初年青瓷魂瓶盖，下层塑有佛像，后有头光，手作"法界定印"，结跏趺坐莲台上，说明当时佛教文化已渗入浙江的社会民俗中。
　　虽然无法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浙江寺院藏书起源的确切证据，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浙江寺院藏书理应是伴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的兴建而初步形成，并在僧俗及其他信仰者功德心理的刺激下逐步发展，最终形成独特的寺院藏书体系的。真正意义上的浙江寺院藏书的开端应当在东晋南朝时。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统治阶层的信仰，一方面由于世乱年荒，人民生活困苦，佛学思想深深地浸透入各个阶层的民众。"荏弱人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穷理。"（刘国钧：《西晋佛典录》（《金陵学报》）第三卷二期。）浙江佛教也因名僧涌现，佛寺倍增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浙江现存著名的寺院，如灵隐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等都在这一时期创建。中国寺院藏书中最特殊的一种"转轮藏"就在此时由傅大士在义乌双林寺创造。据《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志余》载："梁、陈间有傅大士者，弥勒菩萨化身也。以佛经意义广大微妙，普通人民，无缘受持。欲令一切人，同种胜善根。遂立转轮藏，教人推令转。若能推一匝，或复十百匝，即与一大藏，结最胜因缘。"（《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志馀 》487页）唐代楼颖《善慧大士传录》记载，大士名翕，字玄风，东阳郡人，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结庵于云黄山下，双梼树间，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双林寺名及大士称号由此而得。傅大士曾在此"造五时经典千有余卷"。后因"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
　　灵隐寺照：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创建于公元326年，距今有1600多年历史。（《中国杭州》P122）
　　天童寺藏经楼照（中国藏书通史前插照）
　　雪窦寺藏经楼照：雪窦寺位于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心，有"海上蓬莱，陆上天台"之誉。寺院创于晋、兴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有1700余年，在佛教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宁波佛教》P44）
　　这一时期可考的寺院藏书还有会稽的嘉祥寺及龙华寺（今绍兴）。据《高僧传序录》载，作者慧皎在嘉祥寺编写此书，曾"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可见，嘉祥寺当时的藏书的确存在。又据《陈书· 江总传》记载，侯景之乱时，江总曾避难龙华寺，"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并作过一篇《修行文赋》行世。据以推测，龙华寺也应当有一定数量的藏书。
　　道教源于古代神仙信仰与民间巫术。浙江古属越地，俗多淫祠，好卜筮，盛行鬼神祭祀，因此道教流行较早。东汉建安中（196-219年），太平道在民间流行甚广，时有琅琊道士于吉，往来于吴、会（稽）一带，立精舍，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浙江道教的流播应始于东汉时。道观的建立最早者应是孙权为葛玄所建立的天台观，据唐徐灵府《天台山记》载："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玄）所创，最居形胜。"（《丛书集志初编》第2998册，7页，中华书局1985）这一时期，史籍中缺乏浙江道观藏书的确实证据。但根据曾经编著《三洞经书目录》的湖州道士陆修静（406-477年）的事迹来看，刘宋元嘉（424-453年）时，吴兴东迁（今湖州）陆修静弃家修道，为湖州金盖山梅花观开山祖师，他在金盖山著有《斋戒仪范》100卷。浙江的道观藏书应初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