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初探

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初探
　　朱清海 李思孟
　　【内容提要】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建立在化生说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探讨生命起源和演化的自然哲学思 想，它的产生既有其认识论原因，又有其哲学基础，它与生物进化思想既存在着联系，又有 许多差异，对其正确地评价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生物进化思想
　　【正文】
　　生物循环变化，英文常用“Cyclic transformism”表示，它是建立在化生说基础之上的中 国古代对有机界历史的一种猜测，是根据不精细的观察甚至凭空想像认为一个物种可以变成 在 种族发展史上毫无亲缘关系的另一个物种，或者是把动植物和人类联结起来凑成一幅统一的 臆断起源图式，这种形式在欧洲各国没有见过，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1]。
　　一、生物循环变化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
　　最早记载生物循环变化现象的古籍是《夏小正》，《夏小正》一书是古人在长期的实践观 察中对四季物候变化现象的总结，其中记有“正月，鹰则为鸠……五月，鸠则为鹰”，其实 鹰即苍鹰，冬候鸟，鸠即杜鹃，夏候鸟，鸠中有一种鹰头杜鹃，其体形与羽色酷似苍鹰，夏 时见于华南各省，北抵河南、陕西，前者消失时后者出现，因此古人误认为是二者的相互转 化。继《夏小正》之后，《列子·天瑞篇》记有鹞与ｚｈāｎ＠①、黄雀与蛤的循环变化， 如“鹞之为ｚｈāｎ＠①，ｚｈāｎ＠①之为布谷，布谷久复鹞”，“淮水中黄雀至秋化为蛤 ，春复化为黄雀”。
　　如果说《夏小正》和《列子·天瑞篇》所记载的是随季节的变化生物之间的相互转化，那 么《庄子·至乐篇》则已把动植物和人类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圆圈来考察生物的循环变化，如 ：“种有几，得水则为附图，得水土之际，则为蛙ｐíｎ＠②之衣。生于陵屯，则 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 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 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③生乎九猷，瞀蚋生乎腐＠④，羊奚比乎不＠⑤久竹，生青 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里“几” 是微小之义，古汉语中“机”与“几”互通，“人又反入于机”之“机”即“种有几”之“ 几”。整段引文说明，万物都是从微小的“种子”，依次演化出“陵舄”、“乌足”、“蛴 螬”、“胡蝶”、“鸲掇”、“乾余骨”、“颐辂”等，最后演化成人，人死后又回归到原 初的种子。所以庄子认为，万物呈形体不同，但却相互衍生，从而构成生物循环演化[2]。
　　荀子对生物循环变化现象也有所讨论，不过他所关注的只是生物个体变化中的循环变化现 象 ，用现代生物学知识去解释，就是只讨论生物生活史中的世代交替现象，如蚕化为茧，再化 为蛾，蛾又复化为蚕，这种“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正名》）的现象，在荀子看来叫 做“化”，如《蚕赋》中记有：“有物于此，＠⑥＠⑥兮其状，屡化如神”，实际上就是一种 循环变化，即荀子《王制》中的：“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
　　东汉王充在生物变化的问题上，不但主张生物的循环变化思想，而且还用“元气自然论” 对 生物循环变化现象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 自生其中间矣”（《论衡·自然篇》），即万物的出现是由于“下气”与“上气”的相互作 用，这种气就是元气，元气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瑞应之出，殆无种类，因善而起，气和而 生。亦或政平气和，众物变化，犹春则鹰变为鸠，秋则鸠化为鹰，蛇鼠之类辄为鱼鳖，虾蟆 为鹑，雀为蜃蛤”（《论衡·自然篇》）。
　　南宋初，道士出身的谭峭由于受老庄循环之“道”思想影响，在其《化书》中有不少生物 循 环变化的记载，如：“老枫化羽人，朽麦化蝴蝶，自无情而之有情也，贤女化贞石，山蚯化 百合，自有情而之无情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物，物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 神，神复化气，气复化万物，化化之间，犹环之无穷”。
　　宋代罗愿在《尔雅翼·释鱼》中准确地记载了蜻蜓在其生活史中的变态发育，但是古人没 有认识到这一点，而误认为这是水虿与青蛉的循环变化，如“水虿即化青蛉，青蛉相交还于 水上，附物产卵，出复为水虿，水虿复化焉，交相禅无己”。其实青蛉就是蜻蜓，水虿是其 幼虫。
　　《本草从新》中记有：“冬虫夏草，身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 草，若不取至冬草复化为蚕”。当然虫不会化为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蝙蝠蛾幼虫被真 菌寄生所致，也就是生物的菌类生产所致。
　　在《埤雅》中记有蝗虫与鱼的循环变化：“蝗即鱼卵所化，春鱼遗子如粟埋于泥中，明年 水及故岸，即皆化为鱼，如遇干旱水缩不及故岸，则其子久阁，为日所暴，及生飞蝗”，实 际上是蝗虫产卵在泥中，明春水及故岸，蝗蝻溺死，故无蝗虫，水不及故岸，蝗蝻乃得发生 耳。
　　在《本草纲目》中记有：“石首鱼，初出水能鸣，夜视有光，头有石如棋子，一种野鸭， 头中有石，云是此鱼所化”。石首鱼即黄花鱼，头有脑石，野鸭即古人常说的冠凫，亦有脑 石，古人因两者皆有脑石而把石首鱼和冠凫联系起来，认为两者可互化。这种生物循环变化 现象一直到晚清时期，仍然具有较深的影响，就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传入我国后，直到 1907年还有人在《国粹学报》上刊登了题为“田鼠化驽辩”的文章，作者仍认为田鼠与驽能 够互化。
　　此外，在古代图滕崇拜、祖先崇拜中也记载有图腾动物与氏族祖先、英雄等的相互转化， 如在《山海经》中有炎帝之女化为精卫鸟的记载，《左传·照公七年》中记有“昔尧殛鲧于 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也就是图腾动物与人之间的循环转化。
　　二、生物循环变化思想产生及发展的哲学基础
　　1.阴阳五行中的循环变化思想　阴阳循环变化思想认为，自然万物的生灭演化周期性是由 自然界中阴气和阳气的周期性消长变化所决定的。《管子·形热解》曰：“春季，阳气始上 ，故万物生，夏季，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降，冬者，阴气毕下， 故万物藏”，阴阳循环思想对某些生物循环变化已变作出了解释，如对“九月，雀入于海为 蛤 ，十月，玄雉入于淮为蜃”的解释则为：“雀、玄雉为禽类，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 阳，蛤、蜃是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淮南子·天文训》），而“秋冬阴也，故 羽凝为毛，毛凝为介”（《蠕范·物理第一》），所以雀、雉顺应时令，在秋冬之际入海则 为蛤蜃，在春夏则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五行循环变化思想中的五行是指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春秋战国时期，古人根 据这五种物质的基本属性，经过思维加工，提出了五行循环相生和相克理论，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从而构成一套 错综复杂的循环生克关系理论。
　　五行和八卦本是两个系统，由于其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相互融合，形成阴阳 五 行观，其主要内容反映在《周易》之中，如《易经》中记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反 复其道，七日来复”，“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 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系 辞》）。
　　这种循环观的倾向，至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得到了总结，它在对阴阳五行综合改造的基 础 上，吸取天文历数知识，杂以对妖祥灾异迷信的兼收并举，形成了“五德终始说”这样一种 命定论的循环论，他把五行相生从自然类推到人类，再类推到历史的变化，朝代的兴废，从 而完成了其“五德终始说”。在“五德终始说”中，自然季节的转移，依着相生的路线，木 →火→土→金→水→木，社会政权的兴衰，依着相克的路线，木＞土＞水＞火＞金＞木，自 然界是周而复始的，人类社会的变化也是在兜圈子。
　　到了汉代，董仲舒则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三统说”（正赤统、正 白统、正黑统），他以夏、商、周为模式，指出历史恰在“三统”中往复循环，这种三统说 后经东汉最权威的官方论著《白虎通义》的发挥，从而有力地强化了历史循环论的传统观念 。汉朝时，人们对其应属何德的问题，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关键是否承认短暂的秦朝争执）， 但愈有争执，愈说明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以后历代皇帝对五德转移的问题都不敢马虎，边 远的满族人入驻中原后，因明朝属火德，故建国号曰清，取水能灭火之意，可见历史循环论 的观点影响何其深远。
　　2.道家文化中的循环变化思想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不可忽 视的巨大潮流，其中不乏一些循环变化思想。老子在论述自然万物的循环运动时指出：“万 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3]，“复”是回复、 往复之意，老子把事物由动到静，回归根本叫做“复命”，他所说的“复命”就是事物变化 所呈现的往复性或周期性。然而产生万物的“道”又是如何变化的呢？老子认为“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因此一切事物运动的轨迹是无限往复 ，周行而不殆，芸芸万物，最终都要各自复归其根本。
　　后来，庄子在继承老子“道”的基础上发展了循环变化思想，他认为“穷则反，始则终， 此物之所有”，“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始终无故”《庄子·秋水篇》，“万物皆种 也，以不同形相禅，莫得其伦”（《庄子·寓言篇》）。
　　在《吕氏春秋·圜道篇》中这种循环变化思想得到了专门阐述，如“日夜一周，圜道也， 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气）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 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汉代《淮南子》 说：“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同时董仲舒也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后来黄老 学说与汉代易学相结合，并从中分化出汉代道教，其思想更带有浓厚的循环色彩，他将循环 之道作为成仙的认识途径之一，这一点可以在《太平经》、《参同契》中得到证明。宋明时 期，儒释道融入理学之中，循环观也被理学思想所包容。
　　3.气论中的循环变化思想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气论作为中国古代 传统自然观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国古代气论涵盖了古人对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 化的解释，同时，气论又是与阴阳五行和道教思维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相互渗透， 相互补充，使这种解释更为完善，然而气论中也非常强调气形之间的循环转化，它认为万物 的产生发展变化和灭亡都是由于气的作用，是气形之间的相互转化，天地万物无论是无机物 ，还是有机物，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都是含有气的，其生为气聚，其死为气散。
　　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 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他以生、知、义有无确定了水火（无机物）、草 木 、禽兽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同时也认为“气”是这四者共有的，在这一点上是无差别的 ，所以荀子说：“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4]。万物气形循环转化在《庄子·知北 游》中也有较详细的论述，如“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 神奇，神奇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王充在解释为什么春天鹰化为鸠，秋天鸠化为鹰时说，这是因为四时之气不同，春夏温湿 ，秋冬干冷，物随气变，对生物性转变的解释也认为这是气的结果，如“且物之变随气…… 时或男化为女，女化为男……”。（《论衡·无形篇》）
　　邵雍主张：“阴气与阳气相互生衍，循环无穷”，张载也主张“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 ”。朱熹强调：“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一切都是“循环物事”，明代罗钦顺对万物之气 的循环运动论述得最为明确：“盖通于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 ，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黄宗羲也指出“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气 充周无间……循环无端，所谓生生之为易也”。
　　4.中国古代时间观中循环变化思想　循环时间观指的是，将时间理解为一个圆周、周而复 始 ，周而复返，其主要表现为干支循环演化理论。天干地支是古人用以标记年月日的专门理论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依一定顺序组合相配，天干轮回六次，相应于地支轮回五 次，共同构成一个以六十为周期的干支循环体系，称为六十甲子。古人很早即以干支纪日， 殷代甲骨卜辞中已使用这种方法。汉代开始以干支纪年，古人将一年分为十二月后，用十二 地支纪月；仿此将一昼夜等分十二份后，又以十二地支分别标记十二个时辰。干支纪时方法 是我国古人的一大发明，用其是很方便地纪年、月、日、时的周期性运行过程。关于天干， 《史记·律书》的诠释为：“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丙者， 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 物之辛生，故曰辛。壬之为言妊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 ，故曰癸”。这是将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分别对应于春、夏、秋、冬四季的天 运物象特征，从而说明植物在一年中的演化过程。后汉刘熙《释名》以及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和《汉书·律历志》也有与此类似的解释。由此说明，汉代人认为天干的排列顺序象征 着万物由发生而少壮，而繁盛，而衰老，而死亡，而更始的一个演化周期。
　　关于地支，《淮南子·天文训》根据其与十二个月的对应关系作了如下解释：“正月指寅 ，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指寅则万物出＠⑦，指卯则茂茂然。指辰，辰则振之 也。指巳，巳则生巳定也。指午，午者忤也。指未，未者昧也。指申，申者呻之也，指酉， 酉者饱也，指戌，戌者天也。指亥，亥者阂也。指子，子者滋也。指丑，丑者纽也”。这是 借用地支大致描绘了一年十二月生物的演化过程，此外《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 、《说文解字》和《释名》等也有类同之说，这说明，地支与天干一样，也是表示事物由微 而著，由盛而衰的周期性变化过程[5]。
　　宋元时期，邵雍则在前人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类似古希腊宇宙观中的一种叫做“劫” 的 轮回周期学说，即“元会运世说”，西方的“劫”等于尘世的43亿2千万年，每一“劫”标 志着世界的一次重新创造，而邵雍的“元会运世说”也认为宇宙是处于凝聚和消融的周期变 化过程中，一元共129600年，是12会，一会是30运，一运是12世，一世是30年，所以历史是 以一元为一个周期的，治乱兴衰，吉凶福祸，都要重演一遍，它虽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 但说明中国古代存在着这种循环时间观。因此吴国盛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说，中国古代 的时间观是一种循环时间观，但这种循环时间观不像古希腊那样以极端的形式而表现出强的 循环时间观，而是一种弱的循环时间观[6]。
　　此外，佛教中的六道轮回说也带有明显的循环变化色彩，如《心地观经》曰：“有情轮回 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六道轮回说是在因果报应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生命转化学说。佛 教传入中国后，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成为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和中国佛 教的理论重心，由于这种理论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而为广大 佛教信徒所接受，成为中国古代儒道以外别具一格的人生理论，而发挥补充儒道思想的作用 。
　　综上所述，循环变化思想是中国古贤对世界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的产生、发展、 以及最后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之一，大致经历了四次文化整合，第一次 是 通过《易经》对远古巫史文化的循环思想的整合，然后经过儒道等各家阐发，至《易传》又 作了第二次文化整合，此后循环观念和循环思维随着《易传》的影响及后世的再发挥，在中 华民族文化中逐渐定位。秦汉黄老道家将黄老学说与汉代易学相结合，其思想带有一定的循 环色彩，从中分化出的汉代道教就是以循环之道作为成仙的认识途径之一。到了魏晋时 期，在秦汉儒家和道家基础上融合《易》、《老》而形成的玄学，则实现了循环思维的第三 次文化整合。此后佛教思想借老庄道家和魏晋玄学得以风行，通过契合易理而宣扬因果轮回 报应之教义。至宋明理学融儒释道为一炉，完成了循环观的第四次文化整合，使循环观念和 思维方式走向成功。循环思维渗透到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 和心理意识，而且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留下了深深烙印，成为了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的 哲学思想根源。
　　三、生物循化变化思想与生物进化思想的比较
　　（一）生物循环变化思想与生物进化思想的联系
　　首先：在生命起源问题上，两者都强调生命是自然界的产物，不是神创的或生来就有的。 如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元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 实 际上就是鱼产生的”。恩培多克勒则认为：“自然界中最先有动物和人身的各种部分，如眼 睛、腿、臂和头等，各自在单独游荡，这些部分由于爱的吸引碰巧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现在 的生物以及各种怪物。有些有许多腿，另有一些是人头牛身，但这些都不能生育，而只有那 些具备必要的生存属性的遗留下来”[7]。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则认为生命有三种 起源方式，第一种：生命起源于阴阳五行说，如“阴阳交感而万物化身”，《国语·郑语上 》 曰：“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第二种：生物起源于道说，老子在《道德经 》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来战国时期尹文学派继承和发展了 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精气说，认为“凡物之精，比则为主，下生五谷，上为列星”（《 管子·内业》）。第三种：生命起源于气说，在《论衡》中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淮南子·精神训》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于 是仍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万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这些都说明小到 虫子大到人类都是由气生成的，因此两者都强调生命的起源是自然界的产物，都是从自然现 象中去寻找自然原因，而不是在自然之外去寻找超自然的神、天帝，因此都是极力反对生命 起源的神创论的。
　　其次：在生物物种是否可以变化的问题上，两者都强调生物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 以变化的。拉马克虽然在低等生物的起源问题上赞同自然发生说，但在高等生物的形成过程 中却接受了斯帕兰扎尼和雷迪所证明的高等生物不能自然发生而是长期变化结果的思想，他 的《开始对话》中记有：“自然界似乎直接产生或自然发生出种种纤毛虫，以不断适应外界 的条件，这种情况是独特的，我们将努力表明，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自然界获得了力量，经 过很长时间以后间接产生出所有我们知道的其他动物的种族”，他把肠道蠕虫视为许多高 等生物的基础，而且他的生物物种进化观能较好地解决物种灭绝及过渡类型的问题。中国古 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同样主张生物是可变的。“化生说”是生物循环变化的基础，如“腐草 化为萤”的“化”，金文写作“＠⑧”，东汉许慎认为：“化，教行也，从匕从人”。《说 文解字》中又将“匕”解释为：“变也，从倒人，凡匕之属皆从匕”。因此化的最初含义应 为“变”。《春秋繁露》曰：“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凝成形，则形气交感，遂以 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也”[8]。所以两者都认为万物是可变的，是极力反对物种不变 论的。
　　（二）生物循环变化思想与生物进化思想的区别
　　首先，在变化方向上的差异。生物进化思想强调的是生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性，早在古希腊 时亚里士多德就首次使用“塞基”(psyche)一词来作为区别生物与非生物的要素，并得出一 个结论：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赛基或灵魂，认为植物只有一个植物性或称营养性的灵魂，动 物则另有动物或称感觉的灵魂，而人则被赋有理性灵魂，他首次看到生物的自然等级，这便 暗示了生物演化的方向性[9]。而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中鹰与鸠、水虿与青蛉、蝗虫与鱼 等的变化都是由甲物变为乙物，或乙物又直接变为甲物，或乙物经过一个变化再转化为甲物 ，即由始点又回到终点，反复循环变化，因而是没有方向性的。另外，生物循环变化不同于 生物由低等向高等，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即不一定认为高等生物是由低等生物逐渐发展变 化而来的，在古人看来，低等生物可以转变为高等生物，同样高等生物也可以转变为低等生 物，万物（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都可以互相转化，同时，非生物也可与生物之间循环 转化，因而也就显示了生物发展变化的无方向性。
　　其次，在变化时间长短上的差异。生物进化思想强调生物的变化是一个漫长发展过程，如 拉马克认为生物的进化是渐变的、均变的、而不是突变的，他在《动物哲学》中反复陈述了 进化的缓慢性与逐渐性，他说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世代连续后，最初属于一物种的个体后来转 变成为与最初物种截然不同的新物种，从进化的立场来看，古代的物种应与今日的物种有所 不同，但是有人举例，二千多年以前在底比斯和孟斐斯地方，至今还保存着祭祀坛上的动物 ，与今日依旧存在的动物完全一样。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拉马克指出，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 ，而几千年在进化的历史中仅是一瞬间，犹如对于时钟，我们在一瞬间根本无法觉察到钟盘 上的时钟的移动，但它确实在缓慢地移动，这就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物种的变异所体 现出来的效果[9]。而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则过多地强调突变，否认生物的变化是一 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一些与物候现象有关的循环变化，其变化周期与四时循环相同，大多为 一年，与生物生活史有关的循环变化，则其变化时间大多为生物的一个世代交替周期，则其 变化时间更短，有的是在瞬间内完成的，与人生老病死相关的循环变化，也只不过是人的一 生，他相对于地质年代的漫长演化过程来说，也是极其短暂的，所以，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 化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很长，其或许带有突变论的色彩。
　　最后，在变化证据上的差异。生物进化思想吸取了古希腊和中世纪以及十六至十八世纪西 方没有进化起源中的合理成分，加之后来生物分类学、形态解剖学、古生物学、胚胎学、地 质学等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为生物进化思想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如地质学中关 于化石的证据，证实了越早形成的地质化石，其生物结构越简单，越晚形成的地质化石，其 结构越复杂，它为生物的漫长进化提供了古生物学的证据，后来比较解剖学对同源器官和同 功器官的揭示，以及因显微镜的发现而导致胚胎学的兴起，都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比较解剖学 和胚胎学方面的证据。而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建立在思辨哲学基础之上的，由于历 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因此大多都属于主观臆断和猜测，谈不上有确切科学证据，尤其 是那些与图腾崇拜有关的生物循环变化更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同时又因为中国古代生物循 环变化思想是受道论、气论、阴阳五行思想、理和循环时间观念的影响，而道、气、阴阳、 理等都是非实体的东西，又是无法实证的，并且有些循环变化本身是由于错误的观察而得出 的结论，因而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很难也不可能找到科学的证据，不可避免地 带有主观臆断和猜想，在认识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收集资料的感性认识阶段。
　　此外，它们在变化的机理、变化的原因以及产生变化的前提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
　　四、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评价
　　生物无变化则不能发展，所以变异是生物进化的要素之一，承认一切物种会发生变异是生 物进化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但是承认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不一定都是有进化思 想，有可能属于循环变化思想，其形式和内容都不能同生物进化思想或生物进化理论相比， 因此在评价中国古代循环变化思想时不可盲目崇拜，故意拔高，把古人认识现代化，像胡适 等人那样认为中国古代具有生物进化思想或进化理论，有的甚至把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 想认为是现代超循环理论的原始雏形，类似这样的评价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是科学 史研究中的拔高行为，拔高的本质是对科学历史的歪曲，靠歪曲是完成不了科学史研究任务 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是爱国主义，看到我们的不足同样也是爱国主义。
　　（一）在化生说基础上形成的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中国古人解释动植物和人类起源一种转化 思想，是根据不精细的观察甚至凭空想像认为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在其种族发展史上毫无亲缘 关系的另外一个物种，既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自然观相对立，往往又和自生论相伴随。 在中国，它无疑汇入了自孔子开始形成的整个宇宙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认识洪流，为中国古代 生物学知识的积累和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清除了某些思想障碍，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 远的影响，最终可能成为达尔文学说传入中国，便被国人很快接受的原因之一。
　　（二）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古代有机论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古代 盛行有机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与西方的机械论自然观有明显的差异，有机自然观是用联系 的系统的观点看待自然界事物的发展变化。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 本身看作不同层次的有机循环系统，从而从系统的、整体的观点看待生物之间的变化，为现 代保持生物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也有一定的缺陷。首先，生物循环变化思想虽 在一定程度上较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有很大进步，但是，在生物变化过程中人们只要认识了 其中的一个循环，就可对该生物的全部运动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因此，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易 使古人思想趋于僵化，不利于开拓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其次，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根据不 精确的观察或凭空猜测而得出的转化思想，因此有可能把一些生物界是非周期性的运动夸大 成周期性，周期性的回复现象阻碍了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既不能把它与生物进化 思想等同起来，同时也不能因为它没有提供今人所要求的东西而一概否定，他是中国古代历 史背景下的产物，在人类探索生物进化的道路上仍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是作者硕士论文《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初探》中的一部分，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1]姚德昌：“《庄子》书中的循环转化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9卷，第3期，第269- 274页。
　　[2]夏伟英、苟萃华：“评胡适‘庄子的生物进化论’”，《科学史文集》，1980年第4期 ，第1-10页。
　　[3]老子·第十六章。
　　[4]荀子·王制。
　　[5]胡化凯：“中国古代循环演化思想探讨”，《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第104-109 页。
　　[6]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55页。
　　[7][英]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7页。
　　[8]赵云鲜：“化生说与中国传统生命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66— 373页。
　　[9]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