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僧侣自焚传统的来源

越南僧侣自焚传统的来源
　　曹仕邦
　　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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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南越僧人的壮烈自焚，燃点了延绵至今的越南战火，大概是人们多有同感的。而自焚事件发生后，颇引起中外学人们研究的兴趣，据所知，多数学人们的意见都认为越僧的自焚；应导源于过去中国僧徒在宗教狂热下的「忘身」行为。不错，中越两国文化背景相同，即越南的佛教也一脉相承于中国的大乘传统，而非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小乘传统。然而，若从越南本身的历史方面探讨，则越僧的自焚，实在另有本身的传统，并非源出中国，今谨引越南史籍以证。大越史记全书册三卷二李太宗纪略云：
　　天成七年（一○三四）夏四月，改元通瑞元年。时有严宝性，范明心二僧，焚身尽成七宝，诏以其宝留于长圣寺，供以香火。帝以其异，改元通瑞。史臣吴士连曰：佛家之说，有谓舍利者，乃焚身时精气所聚之精，不为火所灭之物，相传以为学佛成，身化为此。世人以不常见而异之，帝惑之，因而改完。自时厥后，好名之人，祝发为僧，忍耐受死，如智通之类，多矣。
　　按，中国僧徒生时烧身或示寂后行荼毘法（火葬）而得舍利，是僧史上常见的记载。虽然高僧的舍利往往很受帝王尊重，然而向来没有被重视到因此改元；一如越南李太宗那样做的。在古代，帝王改元是一件大事，此举给予当时佛教徒鼓舞之大，是可想见的。
　　然而，李太宗这样做是否出于宗教的虔诚？据大越史记全书卷首载黎嵩撰写的越鉴通考总论略云：
　　（李太宗）勇知兼全，征伐四克，习礼乐之文，为守成之令主。
　　大越史记全书册三卷二李太宗纪略云：
　　帝沉几先物，同符汉光（武），征伐四克，比迹唐太（宗）。
　　同书同册同卷略云：
　　史臣吴士连曰：史称帝仁哲通慧，文武大略，六艺无不精谙 ，惟其有此才德，故能有为。
　　据上引诸史论，都认为李太宗是一位文武兼全的英明君主。他既是个深通儒学的人（「习礼乐之文」和「六艺无不精谙」），则他因僧人烧身获舍利而高兴得改年号来庆祝，不见得出自宗教的虔诚。第一，儒家向来有反佛的传统，尤其中国唐代大儒韩愈倡议排佛以来，这种思想发展至宋代成了儒家普遍的主张，所谓「理学」便是由于排佛而建立的新儒学。越南在唐代曾经是中国的安南都护府，其儒学与中国儒学的传统相同，而李太宗在位期间为天成元年至崇兴大宝六年（一○二八──一○四五），相当于中国宋仁宗（一○二三──一○六三）在位期闻，中越两国在此时常有使节往来（见越南史书「历朝宪章类志」卷四六──四九的「邦交志」），中国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越南的儒学。第二，李朝九位皇帝中，其中四位有冠以「国师」称号的僧人辅政，他们依次为万行佐李太祖、草堂佐李圣宗、枯头佐李仁宗、阮明空佐李神宗，另五位则没有（见行将刊于新亚学报十卷二期拙作「李、陈、黎三朝的越南佛教与政治」一文），而李太宗是太祖的儿子，也是李朝开国的第二位帝王，偏偏他却属于没有国师辅政的君主之一，这也反映出李太宗不让僧徒干政。那么，他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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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元，只有从政治手法方面去解释。
　　原来李朝的建立，是靠着佛教徒的支持，上述的万行法师更是李太祖的谋主，这点仕邦在「从历史根源看现代南越僧人的干政活动」一文（刊猎户第二期）已予概述。李太宗是守成之君，他当然明自讨好僧徒对其国祚的重要性，得舍利而改元，正属争取佛教善信拥戴的政治手法。
　　如是一来，李太宗的手段却鼓励了僧人的自焚。前引越南史臣吴士连之言曰：「自时厥后，好名之人，祝发为僧，忍耐受死」，吴士连是后黎朝的人，大越史记全书册七卷四黎圣宗纪略云：
　　洪德十一年（一四七九），春正月，令史官吴士连撰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
　　洪德十年跟通瑞元年（一○三四）相去四百四十五年，吴士连在这时发出这样的感概，也见越僧为了求名而自焚（「忍耐受死」指生时自焚），在此以前久已成了风气。从吴士连所举的智通身上，更可看出越僧自焚的出发点。大越史记全书册四卷六陈英宗纪略云：
　　兴隆十七年（一○三九），初（陈）仁宗出家时，超类寺僧智通，燃臂自掌至入肘，俨然无变容，仁宗临观，智通设座而拜曰：臣僧燃灯也。灯毕，回院熟睡，睡觉，火肿旋愈。至是仁宗崩，乃入安子山，奉待（仁宗之）舍利宝塔。明宗时烧身死。
　　史称智通知皇帝陈仁宗出家为僧，乃燃臂来引起他的注意，而取得奉待仁宗舍利塔的荣宠，故不待陈明宗（英宗子）时烧身而死，也明白置通之所为完全是为了求名！
　　由于在星洲不能接触到更多的越南史料，无从进一步探究吴士连所称四百多年来越僧「忍耐受死」的详细情形，不过从上引史书。也看出现代南越沙门的自焚，其实另有本身的传统，非纯然从佛教本身的教理（如妙法莲华经药王品所鼓吹「药王菩萨烧身供佛」的理论）；或自中国僧史所载的「忘身」运动可以探究其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