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礼佛”论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礼佛”论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礼佛”论很出名。他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被贬永州和柳州后，柳宗元更是醉心佛理，“嗜浮图言”，以至招致韩愈的不满，托人带书指责他“不斥浮图”。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不仅不接受老友的批评，反而认为韩愈的“排佛”是未懂佛教，更误解了佛教。他说：“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673页。）
　　那么柳宗元为何喻佛为“韫玉”，美其为珍宝呢？
　　首先，柳宗元认为佛教虽出于“夷狄”，但源于“夷狄”的并非即为异端邪说，若不加青红皂白地予以全盘否定，就会失于黑白不辨，良莠不分。他说：“果不信其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文中恶来与盗跖都是中土（夏）所产的大恶人，而季札和由余，却是蛮夷之地所出的著名贤哲。这种对比说明，夷并非绝对的坏，而夏亦非绝对的好；而“斥焉以夷”所导致的善恶混淆的悖论，显示出柳宗元对传统的夷夏之辩的不满，反对以此为坐标来衡量佛教，更反对以此来妖魔化佛教。历代反佛论中，常突出佛的夷狄属性，以证其落后与不适中土国情。如韩愈就力论“佛者，夷狄之法耳”，以为其“排佛”张目。这类议论充斥地域与文化歧视，且杂有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意识。而柳宗元却打破夷夏大防的魔咒，实体现出一种平等与包容的文化心态。
　　其次，柳宗元认为，佛教并非是什么妖魔鬼怪，只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吾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柳宗元这里显然是视“释氏”为“孔氏”之外又一家而已，只是后世缺乏司马迁那样胸襟和见识的大史学家，不能从儒、佛之争的“迭相訾毁”中，见出其间的百家争鸣之蕴，不能从“释氏”之异中见出之同，更不能见出其“佐世”之用。所以不免睹“释氏”而“怪骇”，见“浮图”而攘臂。柳宗元尤其不满韩愈的“排佛”态度。他认为韩愈虽然好儒，但不及扬雄，可扬雄却汲取了庄、墨、申、韩的很多思想；而在柳宗元看来，“释氏”远不像庄、墨、申、韩那样“怪僻险贼”，故他觉得韩愈理应汲佛之所长，是应“礼佛”而不是“排佛”。柳宗元显然已经把佛教当成中国学术谱系中的一员来对待了，而且柳宗元还主张要给予同等的重视，因为包括佛教在内，各家均有“佐世”之用。不仅如此，柳宗元还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学术传统出发，高调要求包容“释氏”，因为百家争鸣既然是必然和正常的，那么佛教持论异于诸家又有何怪！柳宗元不满世人“怪骇”于佛教，实质上是要求世人理解佛教，并善待和尊重佛教。
　　其三，在学理上，柳宗元认为佛“不与孔子异道”，佛教是不应排斥的。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所谓“合”，柳宗元给出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佛家之戒律与儒家之礼仪相近，“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二是释氏重孝，更是与儒家相通。柳宗元从其交游实践中发现，佛学以及高僧并非不重人伦，相反都很讲孝道。如金仙氏，以孝敬为本，“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如元暠，亲人过世，即回家奔丧。故柳宗元不无感慨地说：“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施者，虽为真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也因此，柳宗元一再强调佛“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佛不与孔子“异道”，实即从内在价值上肯定了佛教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这也表明在柳宗元心目中，佛教不仅不是“异端邪说”，甚至是与圣人之道等值的一种文化。
　　其四，在柳宗元看来，佛不仅有契合于儒的地方，还有胜于儒之处，这就是佛的“大而多容”的包容性，“志乎物外”的超越性，为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给人指明了一种有益的活法和人生境界。他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柳宗元自道他之所以“嗜佛”，也正有见于此：“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其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柳宗元这里揭示了佛教文化的特异性，并将它彰显为一种安顿灵魂和精神的家园，表现出他对佛教的深度信赖和欣赏。作为孔孟信徒，柳宗元不仅“美己（儒）之美”，还“美人（佛）之美”，显现出一种超越的文化胸襟。
　　最后，柳宗元还深信，佛教还有“佐世”之功。在柳宗元看来，老子、杨、墨、申、商、刑名以及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而作为百家之一家的“释氏”，在逻辑上也当然有其“佐世”之能。柳宗元还以自己被谪放柳州的亲身经历，深切感受到了佛教“佐教化”的实效。“越人”述信而轻杀生，一旦生病则占卜问巫，“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原来在越地，以“礼”治不住“越人”，以“刑”则治不好“越人”，惟有“浮图”可入“越人”之心，约束其行。可见在柳宗元看来，源于夷狄的佛教，不仅不会妨害华夏文明（教化）的发展，相反是能为其发展做出贡献的。
　　柳宗元的“礼佛”，实是在为佛教辩护。它在论证佛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力图破除传统夷夏大防意识中的文化偏见，尤其是对夷狄的蔑视和妖魔化，从而表现出对异域文明的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珍惜善待的文化包容心态。另一方面，这一辩护力图平视儒、佛，并试图将孔孟之道还原为百家中的一家，淡化其绝对性与唯一性。如果说韩愈的“道统论”体现了一种一元论的文化观的话，那么柳宗元的“礼佛”则呈现出一种“非道统”的博采众长、兼取各家的文化多元倾向。要之，柳宗元的“礼佛”论，充溢着一种开放和启蒙的精神气息。（稿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