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
　　□ 万学汇　《中国藏学》 2007年第01期
　　[摘要] 本文通过对敦煌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石窟艺术几个方面，如洞窟建筑形制的规则化、一窟内经变画的大量增加、经变画新题材的涌现、维摩诘经变中的赞普礼佛图、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供养人画像的变化等现象的初步分析，认为吐蕃统治下石窟艺术因历史时代的改变而发生的相应变化，反映出艺术与历史时代的深刻关系。
　　[关键词] 敦煌石窟艺术；吐蕃统治时期
　　[中图分类号] K879.4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7)01-0028-03
　　唐代敦煌石窟艺术，按敦煌本地的历史特征被学者们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本文所要集中讨论的中唐石窟艺术，即属吐蕃统治时期(786—848)。按樊锦诗、赵青兰二位先生对莫高窟中唐洞窟的分期，其间共计营建有57所洞窟(注: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分期研究》[A]，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C]，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82—210页。)，加上被历史破坏的洞窟和修补前期洞窟的情况，就是说吐蕃统治时期，单就莫高窟而言，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洞窟完成。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详细的历史划分只是作为研究洞窟艺术的参照，因为艺术本身又有着前后相联系和承袭发展的过程。对于敦煌地区唐代历史的特殊情形，史苇湘先生在进行莫高窟洞窟的时代划分时早有概括性论述:“唐朝历史长达二百八十九年，开窟最多，艺术风格变化显著，前人把它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如何划分唐代的这四段时间?显然不能照搬通史或文学史上习惯的时期划分。沙州、河西有不同于内地的地方历史，例如初唐，内地早已统一，敦煌地方却还有五、六年的动荡、割据；盛唐则起于神龙，迄于建中；之后是吐蕃王朝将近七十年的统治，佛教空前繁荣，形成了莫高窟后期的地方风格，归义军时代只不过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莫高窟唐代艺术的分期不能不建立自己的标准。”(注:史苇湘:《关于莫高窟内容总录》[A]，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也就是说这种划分与历史学家们对唐代历史的断代有所区别，而是根据敦煌自身的历史特征做出的结论，其中所谓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就更属敦煌所独有。
　　敦煌石窟艺术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艺术特征，这种特征性表现在石窟艺术的各个方面，包括洞窟建筑形制、壁画流行题材、绘画样式风格、人物风情面貌等，正所谓艺术反映时代。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保罗·拉克鲁瓦说过:“在一个时代所能留给后人的一切东西中，是艺术最生动地再现着这个时代……艺术赋予其自身时代以生命，并向我们提示这个(过去的)时代。”曹意强先生在其大作《艺术与历史》中，一再强调了艺术与历史时代的密切关联，同时阐述了“图像证史”的理论与实践(注:曹意强:《艺术与历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受此启发，本文就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与其所在历史的关联，略谈一二。
　　吐蕃对河西的占领以及对丝路贸易的严重影响，使得敦煌的经济状况远不如前，因此这一时期洞窟的营建呈现小规模化。就吐蕃占领时期的艺术风格而言，初盛唐那些“满壁风动”的大场面绘画已极难见到，红绿相间的艳丽色彩也不多见，整个洞窟壁画所表现出来的拘谨、清淡的氛围与当时的历史时代是相一致的。可以说，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与前期十六国北朝隋代，特别是初唐、盛唐洞窟艺术相比，已经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艺术的基本载体——洞窟建筑形制发生变化 中心柱窟是北朝时期敦煌石窟的基本建筑形制，代表有莫高窟北魏第248、254、251、257窟、西魏第288窟、北周第428窟。到了隋代出现多样化的倾向，如有中心柱窟(第427、292窟)、中心佛坛窟(第305窟)、倒须弥山形窟(第302、303窟)、三壁三佛窟(第244窟)及大量的西壁开龛(双层龛)的殿堂窟(第390窟)和为数不少的小龛式窟。初唐、盛唐时期西壁敞口龛殿堂窟为主流形制，代表初唐第220窟和盛唐第45窟，间杂以其他诸窟形。而到了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建筑形制则几乎是以西壁盝顶龛殿堂窟占绝大多数，形成这一时期基本不变的窟形特征。另一方面，洞窟基本上是以中小型洞窟为主，窟形整体而言显得非常的考究、规则化，形如“帐”，结合龛形，又形成大帐内套小帐的格局，因此萧默先生以中国传统建筑“殿堂”而统称其为殿堂窟(注:萧默:《敦煌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代表窟如有莫高窟第159、231、237、240、359、358、360、361等窟。这种整齐划一的洞窟建筑形制特征，集中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在新的历史时期石窟营建者对此问题重新思考的结果。经济的衰退使得营建大窟成为困难，同时大多敦煌世家大族为了逃避政治而纷纷遁入空门，因此在营建佛窟时更加讲求形式的考究。
　　2、经变画的大量出现 这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特征。集中表现在一窟之内或一窟一壁布局更多的经变画，如莫高窟第231窟，南北两壁对称布局3铺经变画，分别为:南壁——观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天请问经变，北壁——药师经变、华严经变、弥勒经变；西壁龛两侧又对称画文殊变、普贤变；东壁门两侧画维摩诘经变、报恩经变。甬道顶画千手千眼观音经变1铺。这样一窟之内至少有11铺经变画。此种现象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以前是完全不存，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之前的同类大小洞窟经变画布局特征是通壁一铺，如同初唐第220窟，南北壁分别画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各一铺，东壁门两侧画维摩诘经变，龛两侧对称文殊变、普贤变，一窟内仅有5铺经变画。因此，一窟内大量经变画的出现，无疑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洞窟营建思想的变化(注:李丽:《中晚唐时期敦煌经变画大增的原因》，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正如敦煌藏经洞写本所记，“一窟之内宛然三界”，“方丈室内化尽十方”，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洞窟主题思想的多样化特征。这也正是敦煌世俗佛教兴盛的表现(注:李正宇:《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研究》[M]，国家社科基金结项资料，甘肃，兰州。李正宇:《唐宋时期敦煌佛教》[A]，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7—386页。)。
　　经变画的大量出现，毫无疑问会有诸多新图像的涌现。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早出现于莫高窟第154窟。另有思益梵天请问经变(第44窟)、楞伽经变(第186窟)、十方净土变(第158窟)、报父母恩重经变(第236窟)、八大菩萨曼荼罗(榆林窟第25窟)。同为密教图像，另有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变相，最早见于第238、258、361等窟。这些全新图像在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壁画中出现，有着深刻的意义。比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画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敦煌人在吐蕃统治下，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敦煌汉人在吐蕃政治的压力下，“护国”无门。而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集中反映“护世护法”“护国”的强烈思想，自然而然就成了人们信仰的经典之一(注:沙武田:《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首次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的原因》[J]，《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第32—39页。)。
　　另外，维摩诘经变的中原汉族帝王与群臣礼佛图在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演变为吐蕃赞普礼佛图(或称出行图)，也清楚地说明了吐蕃人对敦煌洞窟营建的左右，和他们对艺术品的选择权力。中原汉族帝王从敦煌佛画中的消失表明了唐朝在这一地区政治的败退。
　　3、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 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是这一时期单铺经变画的新形式。此前敦煌的屏风画仅见于龛内，而且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洞窟出现过。但到了吐蕃统治时期，龛内屏风画成为常见的构图形式。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构图，取代了初唐、盛唐常见的条幅式画样，形成这一时期经变画别具一格的样式。屏风画位于经变画下部，所画内容是所对应经变画的相应故事画或相应情节内容。无疑具有补充解释经变画图像的功用。这种构图形式无疑便于在洞窟的一壁上布局更多的经变画。同时，屏风画的使用使得洞窟的建筑形制更加规范，也使得殿堂窟更具有传统的历史韵味。
　　4、大量的佛教史迹画与瑞像图的出现 这一现象最早见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壁画中。代表作如莫高窟第231、237窟龛内盝顶四坡的图像。均是以小像、单尊像或简单造像组合出现，第231窟多达40幅之多。由孙修身先生的研究可知，这些造像有天竺、尼泊罗、犍陀罗、于阗、凉州、张掖等国家和地区的瑞像图和佛教史迹画，其中以于阗瑞像居多，集中反映与于阗有关的建国历史传说或于阗守护神。(注:孙修身:《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历史故事》[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瑞像和史迹画基本无一例外与某一地区或国家发生联系，其基本思想或表现佛教灵异故事，或说明瑞像护国，或反映不信佛法所带来的灾难，等等。大量外地瑞像传入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说明了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当地人对佛教神异的信仰，和渴望瑞像护佑沙州的基本精神。
　　5、供养人画像的变化 供养人画像是敦煌石窟艺术中历史信息最为强烈的图像，其中的供养人是发心并出资营建了洞窟的窟主、施主(注: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0—168页。)，因此是研究洞窟历史等诸多问题的最直接最有效资料。就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洞窟壁画中供养人画像而言，无论是较前还是较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供养人画像的大大减少、吐蕃装的出现以及吐蕃装与汉装供养人画像同时并存于洞窟、僧人多于世俗人等现象(注: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J]，《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80—93页。另见郑炳林、沙武田编著:《敦煌石窟艺术概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22—337页。)。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第158、359、220、225等窟吐蕃装供养像的出现，时代特性极其明显。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主要实施易服辫发、黥面文身、推行部落制三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和改制(注: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A]，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80页。)。吐蕃风俗的推行使得敦煌的汉人不得不穿吐蕃装。同时期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画像，如莫高窟第231窟窟主阴嘉政已故父母阴伯伦和索氏夫妇供养像，经研究表明，是吐蕃统治的产物(注:白天佑、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231窟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解析》[J]，《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6—10页。)。
　　以上简单分析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所发生的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无疑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敦煌的历史进入异族统治时期，大唐一统的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独特历史时代，敦煌的佛教石窟艺术活动仍在继续，但并没有简单地因循前期初唐、盛唐的艺术模式。历史时代发生的深刻变化，严重影响了艺术家对艺术活动的历史选择。由此，正如我们分析的结果那样，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在诸多方面均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展示出极其明显的时代特性，构成了中古敦煌石窟艺术的独特篇章。艺术与历史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里得到充分表达。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万学汇，甘肃联合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兰州 73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