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佛寺建筑变迁考

五台山佛寺建筑变迁考
　　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以文殊菩萨道场所在地而闻名。历代经营之下，佛寺建筑兴盛。现存唐代建筑２处，金代建筑３处，元代建筑２处及大量明清建筑。与其他佛教名山不同的是，在五台山，青庙与黄庙并存，是汉、蒙、藏人民共同的佛教圣地。这种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它给五台山带来了哪些影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现试做说明：
　　初创与发展
　　五台山是文殊信仰之地。文殊信仰兴起于北魏华严学盛行的时期，《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说：“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这个“清凉山”，并非地理学意义的实际山名，到北魏之时，尚属模糊概念，从印度到中国都未被指实。但富于求实精神的中国人，对印度传来的佛菩萨信仰，总要有意无意地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借某种因缘安置在可望可求，可以相通的地方。而五台山本身气候清凉，景象诡奇，山川形胜，颇具神秘气氛，足可当“清凉山”无疑。当华严学者虔诚地想象“清凉山”文殊道场具体景象时，很容易把眼前的五台山当作“清凉山”。由此，《华严经》中的“清凉山”一变而为现实的五台山，五台山也因有《华严经》为据而成为真实的佛国。信仰变为真实，因真实而更可信；真实变为信仰，由信仰而增魅力。五台山文殊信仰由此形成。
　　北魏时期的五台山佛教处于草创阶段。其时，寺庙并不多，规模亦不大。大孚图寺只有“东西二堂”，佛光寺仅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这与《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魏都城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兴盛景象是无法相比的。据史籍记载，“时魏境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仅有佛堂数间的五台山寺庙，在北魏佛教界显然不占重要地位。
　　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北齐得到发展。唐代慧祥的《古清凉传》记载：“爰及北齐高氏，深宏象教，宇内塔寺，将四十千。此中伽蓝，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其规模可见一斑，然而北周武帝灭佛，五台山寺庙毁灭殆尽。
　　废墟之中的五台山佛教在下一个朝代——隋代得到复兴。隋文帝刚即位的581年，便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寺一所，设文殊像。
　　鼎盛期
　　唐朝历代帝王，除武宗外，都积极支持五台山的佛教事业。唐太宗认为五台山为“文殊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其后，高宗、武后、代宗、宪宗等13位皇帝也都“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
　　隋唐时期相继形成的各宗派高僧大德，纷纷来五台山营，形成各宗共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局面。而其贡献最大的，是不空和澄观。不空是唐代密宗大，而文殊在密宗所尊奉的诸菩萨中，占显要地位。此，不空晚年致力于传播文殊信仰以推行密宗。中包括在五台山建金阁寺，以五台山为文殊信仰基地，奏请在全国各寺院食堂中供文殊，在全国著名寺院建文殊院。大历六年，唐代宗制许天下寺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并敕天下佛寺置文院，以行政手段确立了密宗的地位。这道敕令对国佛寺建筑的发展有相当影响，文殊、普贤、天诸阁的建立，从此视为常制。
　　不空从组织上推动了文殊信仰，华严宗四祖澄观则为五台山文殊信仰做了理论上的论证。在他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诸菩萨住处品》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论述：“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这段论述把密宗信仰和中国传统信仰巧妙地糅合起来，既能为佛教界悦服，又能为世俗所接受；既满足了浅层信仰的直觉要求，又可引发深层的哲理探索，因而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经典论述。有了这两位高僧理论和组织上的推动，五台山的文殊信仰空前高涨，遂使五台山成了中国佛教“首府”，佛教发展臻于鼎盛。敦煌61窟的五代壁画“五台山图”就反映了鼎盛时期的五台山景象。
　　对于当时的盛况，日本“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记载，并对当时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金阁寺进行了描述：“阁九间，三层，高百余尺，壁檐椽柱，无处不画，内外庄严、尽世珍异。然独出树林之表。白云自在下而，阁层超然而高显。”当时五台山最大的寺院大华寺包括塔院寺、显通寺和菩萨顶等多处寺院。其他寺院也规模宏大，俗传共有“大寺三百六，兰若无其数”。然而一场会昌法难，全国所有佛寺均遭劫难，五台山也未能幸免。后虽经重建，至今只留下了一座偏僻小庙南禅寺和重建于大中十年(公元856年)的佛光寺东大殿。正是这仅存的两座寺庙，使我们还能一睹唐代木构建筑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