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宗元游记风格看其贬谪心态的发展

从柳宗元游记风格看其贬谪心态的发展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2期供稿文/郭东郊
　　作为唐宋散文的大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融合了生平遭遇、性格、思想上的特点及对山水的独特审美感悟，向来被认为是其散文中的精品，在游记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其山水游记，虽多为苦闷沉痛中心灵的小憩，不免有清幽之感，难得之处乃在寻找和发现之中，心境一点点地开阔、舒朗，走向物我合一之境。在那一瞬间，蛮夷之地本来可怖荒凉的景色焕发出光彩，诗人笔下莫不细致奇妙，充满诗情画意，堪称“诗人游记”。
　　《永州八记》可视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作者在贬谪时期对自己的心境、对人生的调解过程。它们在选材上都倾向于描写人迹罕至的小山小水，虽然名不见经传，却自然可爱，单纯灵动，题材可以概括为“溪流山涧，泉泻清池”，[1]（P91）风格上则融合了古文与骈文的优点，句式疏宕中，文采斐然。这便是中唐时期韩柳所掀起的文体文风革新运动的结果，两位古文运动的先驱在反对六朝浮靡轻艳的文风，提倡秦汉古文质朴刚健文法的同时，也充分汲取了六朝文的巧丽，在音韵、修辞、对偶上不时精妙一笔。情感上则由于作者个人性格经历等原因，呈现出清幽之色。当然选材、风格、情感这三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烘托的，正是由于感情的低调，才选择小山小水作为描写对象，抒发心中所感。而清幽之景又需要疏宕自然且巧妙灵动的句式文法来表达，由此便更能体会到作者峻切、无奈又偶有所得的心境。它们很好地反映了柳宗元贬谪心态的曲折发展过程，从开始的平衡得失，转向自然与现实，到后来的宣泄与寻找，虽不离牢骚，却终究有所开拓和建构。
　　究其山水游记艺术特色的形成，和柳宗元的经历、性格、思想都有着重要关系，反映了他贬谪心态发展的过程，对研究中国贬谪文学的意义不容小觑。
　　柳宗元生于官宦世家，少年中举，官拜礼部员外郎，正是前景一片大好之时，却因策划了一次动摇到宦官及节度使利益的改革而葬送了仕途，与参与永贞革新的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十人或被戕杀或被流放，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发动革新的初衷是希望废除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重现国家的统一富强。然而这次革新失败后国家又重新陷入了分裂、贫弱的境地，而发动革新的八位大臣也被贬往蛮夷之地，从此被宪宗视为不得翻身的罪人。其中“罪状最甚”的柳宗元，更是在仓皇奔赴谪地邵州途中，“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旧唐书·宪宗本纪》），[2]（P124）到了更远的永州。
　　元和十年，柳宗元与刘禹锡等八人被再召入京，他以为获得了新生，却不料“官虽进而地更远”（司马光《资治通鉴》），宪宗并没有真正原谅他们，只不过想通过一场政治作秀，让天下人看看自己的“宽容”。一次次的贬谪经历，让他不再对朝廷抱有幻想了，而是选择踏踏实实地为一方官造一方福：“以佣除木，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州文物志》）他对当地人的教化，对当地制度的改善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实惠，时至今日，当地仍流传着他的故事，树立着柳侯祠。
　　柳宗元人生坎坷多难，性格又较为内向敏感，因而心中充满了忧愤，形诸文字，难免不显现出清冷之气，偶发感慨，便宣泄内心的愤懑。他自己也说：“仕于世，有劳而见罪，凡人处是，鲜不怨怼忿愤。”（《送薛判官量移序》）[3]（P392）而身体上的不适——染上痞病、脚气、肿足等，更让他饱受折磨。
　　山水游记是他“闷即出游”，向自然寻求精神解脱的途径，他在发现和感受美景的一刻，物我合一，得到片刻的轻松惬意。但一旦下山，回到现实，“己复不乐”，应该说心情是喜忧参半，乐中有忧的。想到山水的自然与奇妙，他感到兴奋和开朗，而意识到自己是个被朝廷抛弃的罪臣，身处蛮荒之地，百病缠身，不免忧郁满腔。过去有交情的僚友不是落井下石就是渐渐疏远，世态炎凉更令他难以宽解。
　　在那样的环境下，心情激愤，满腹牢骚是在所难免的，但像柳宗元这样的智者当然不会停留于此。在山水游记中，他与自然契合，开阔了心胸；在哲学历史学的研究中，他找寻真理和规律，稳定心绪。尚永亮认为他的历史学哲学著作“见解独到，笔锋犀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柳宗元诗文选评》）。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柳宗元沉沦，虽然有时对朝市仍然难以忘怀，但他节制着内心的愤懑，令它细细地、缓缓地流淌在字里行间。“愤悱与宣泄，既使他有了自省的可能，又为他在弃逐逆境中的自我超越作了铺垫” ，[4]（P757）适当的发泄让他不至于抑郁，特别是后期，在心理逐渐成熟以后，他清醒了，明白了身为地方官，若教导好子民，建设好辖地，也一样可以视为实践了“修齐治平”的孔孟之道。终于，柳宗元在逐渐坚强和理智中实现了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实现了对自我的重新建构。
　　南方开发得很晚，自古以来常作为贬谪流放之地，十分荒凉野蛮。柳宗元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乐趣与慰藉，为自己建构了一个精神家园。“在柳宗元被贬于荒州，无人援引的生命形态与自然山水未得开发的原始存在之间有了某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同是天涯沦落，他的命运成了山水遭遇的人格化，而山水的遭遇则成了他命运的投影和印证”。[5]（P102）
　　柳宗元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生于官宦之家的他，自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有着建功立业的抱负。在中唐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下，佛教有取代儒教的趋势，柳宗元选择了“统合佛释”的方式，即“对佛教思想进行取舍改造，使之与儒家思能够兼容和互补，进而结合成一个统一整体”。[6]（P36）因为在他看来，佛教和儒教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在柳州（今广西柳州）期间，他发现对信奉佛教的当地人民来说，推行改良过的儒教更能让人们接受，从而利于改革。他没有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旧儒学影响，而是积极投入到改革和建设中去。
　　然而柳宗元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与他信奉佛教似乎有悖，但仔细思考却合情合理。因为他反对的是佛教中的有神论，这是由于他的个人遭遇和融入自然后引发的感叹。高建立《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及其对程朱理学的开启作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对宋代程朱理学有着重大影响，正是因为如此改造，才使儒学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得以复兴。
　　坎坷的经历使他的文字中有清幽峻切之感，“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在形若闲静淡远之中，却往往露出他抑郁忧愤的内在神质”；[7]（P108）而复杂的思想又使他的文字充满思辨性，这些对他的文风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贬谪心态的演变，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他个人成长的过程。初贬于永州之时，他正是充满抱负的青年才俊，在革新浪潮中充当英勇的弄潮儿，但对仕途的理解不足以及性格的正直天真必然使他落马失势，经历了十年在永州的磨砺，他在山水的怀抱中得到了抚慰。那些幽静自然的美令他欣喜，却也令他怜惜——如此美景却被世人冷落，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耐不住感叹起来，可见山水之美让他暂时轻松，却无法令他真正释怀。所以当长安的召唤传到谪地时，他空欢喜了一场——柳州，更加偏远和贫穷。去了那里，便意味着今生回归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此时，他虽刚迈入中年，却身染百疾，甚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痺”（《与李翰林建书》）的地步，所以他知道，柳州将是他的终点。这种状态下，心情反而放开了，不再做梦而是立足现实。在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调整后，牢骚明显少了，多了理性的分析和实实在在的为民造福，逐渐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中国文人的心态可总结为“庄骚”，它的两个源头——屈原与庄子，代表着两种极端的价值取向。偏向屈原，则胸怀难释，抑郁忧愁；偏向庄子，则任性随意，无欲无求。柳宗元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势必更倾向于屈原心理，又因“统合儒释”，在自然山水中的收获使心胸逐渐开阔，因而也可以说，他在超越和超脱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
　　柳宗元终能有所成就于艰难困苦之危境，一方面是因为他找到了正确的宣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实现了自我的超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信仰破碎的时候不致倒下。他在山水游记中为自己的心灵挖掘了排泄的出口，又在历史与哲学研究中，为心灵建起牢固的殿宇。这便是他的明智之处。虽然柳宗元的文学与为人也都没能完全达到现实与理想的平衡，却给后世的贬谪文人以启示，特别是对宋代文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贬谪文学史上，最典型最完美的发展模式是由苏轼完成的，宋代以后，文人每遭贬谪，便以苏轼自我勉励。从贬谪之初的患得患失到道家的“自养”再到儒家的“乐育人”，摆脱了狭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上升到积极的浪漫主义。东坡先生的高尚情操、乐观心态、学术精神等无不激励着后来人，这其中自然不能忽略柳宗元的作用，因为正是经过柳宗元这一重要的转折点和发展过程，才给落难文人在宣泄愤懑的同时打开了崭新的可以施展自我的天地。
　　参考文献：
　　[1]陆迎真.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特色浅探 [J].文教资料.2006,12月(中旬刊).
　　[2]刘煦,等.宪宗本纪[A].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柳宗元.柳河东集 (卷第三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王承丹.弃逐逆境中的愤悱与宣泄——柳宗元贬谪心态探析[J].武汉大学学报.2006,59(6).
　　[5]梅新林.中国游记文学史 [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6]高建立.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及其对程朱理学的开启作用[J].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教学与研究.2006,2(4).
　　[7]朱铁梅.浅论柳宗元山水诗的个性特征[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