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的十字路口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的十字路口
　　肖武男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佛教有个观点，事物没有好坏，关键在于如何去认识，一念间就有天壤之别，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只是心境发生了变化。这道理同样有助我们认识和应对当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因为一念之差， 可能促成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也可能使中国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
　　中国面临的困难很多，但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四万个亿的投资，二是如何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把这些搞清楚，困难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本文试图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国“号脉”和开 “药方”。
　　目前的经济窘况很难归咎到金融危机，回顾中国经济成长过程，多年来走的是“高投资”、“高增长”、“高耗能”和“低效益”路子，称之“泡沫经济”也不为过。继续这种模式，包括现阶段为就业、稳定的考量去“保八”，将会有更大的麻烦。原因无外乎是：中国产业层次和结构存在明显缺陷：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科技进步不足，管理水准、劳动力素质偏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更是惊人。也就说，这次不出问题，下次难逃一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很赞成广东汪洋的做法，腾笼换鸟，利用金融危机，把落后的产业淘汰，把经济的泡沫挤出去。须知， 中国专案投资和决策存在太多“潜规则”和“盲目性”，拉关系、暗箱操作是企业“成功”的法则，各项监督和管理制度的建设要么没有，要么形同虚设。民间有些盛行说法：如“专案投资一半都进了个人腰包”、“跑步（部）钱进”等等，虽无法简单辨别真伪，但从近年来大量腐败案件中观察，问题的确非常严重。固然中国发改委、环保、科技、国土、文物等部门均参与项目规划或审批，但实际操作，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纷纷上马“面子工程”、某些利益集团利用行政程式来 “圈钱”或保护其合法性等， 决定了许多专案即使从构想、规划、设计、立项到实施方面“层层有论证、步步有把关”，结果却让人匪夷所思，甚至近乎荒唐。如：中国持有如此巨大的美国国债，入主美国黑石基金、摩根史坦利，全球性的资源投资，及近期并购必拓的案子等，这些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决策到底是谁做出来的？“年年失误年年悟”的结果是“年年悟失年年悟”， 这对一个开始讲负责任的政府来说，是否真的应该反思了？
　　笔者认为，在保证国防和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把四万亿的投入及可能拉动地方财政十几万亿乃至于更高的投入，加之现有的外汇储备，甚至整个国家家底，倾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创造财富当然重要，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是以牺牲了许多人民的利益、价值和尊严，包括应该享受各种社会保障权利换来的，这是一笔需要偿还的债务。何况，中国的国家财富也不能那样随意被西方（主要指美国）的金融家、政治家卷走，或让一些人“里应外合”用“做局”的手段来耗费掉。人民有资格去监督纳税人的钱如何使用，更有权利分享改革的成果。中国的国民性，决定了中国人有“一口饭”、“一片瓦”、“一身衣”、“一个婆姨”和“一个娃”时，会心安理得去做一良民。政府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呢？果真如此，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问题、内需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便有了根本性的解决。
　　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是正确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用什么立场去处理金融危机，是当代中国人的基本责任，既：是采用“击鼓传花”的方法延续弊病， 还是著眼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来开始“刮骨疗毒”？本次金融危机，实质是价值危机，它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价值体系破产的表现， 它们主张：人要不断提升和扩展内心对物质的需求，对自然世界进行无穷尽地掠夺，并辅以一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科技手段为保障，其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冲突。所以说，这种危机是必然、不可抗力的规律。而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子以来，讲究“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因此， 用中国文化重新思考、认识世界和引领人类的未来，是唯一可行的路径。遗憾是，中国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仅局限在金融体制、监管和法律漏洞层面，还错误认为是由于出口疲软、内需不足带来的需求问题，采用刺激需求、拉动投资这种缘木求鱼、背道而驰的做法，到头是饮鸩止渴，还会把经济的泡沫放得更大、窟窿捅得更大。中国一百多年来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所做“强国梦”， 及“五四”运动后，对自己文化的否定，几乎是一条畸路。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在没有文化复兴、道德提升和人格的塑造先行下，变得繁荣和强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依据的是邓小平的三大理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就是硬道理，其本质就是释放人的原始贪欲为动力，来实现个人的理想和社会的价值目标， 如同打开了“潘朵拉魔盒”，其结果是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初衷，也缺乏国家战略的前瞻性，更有失一个泱泱大国的风范。中华灿烂文明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中国人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因为大自然的灾害而遭受到毁灭，始终保持人口数量的优势，这些都与其辉煌的哲学和医学是分不开的。西方近代文明在瓦特蒸汽机发明以来诞生，有些让中国人汗颜的是：自己没产生近代科技、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这成了“仁人志士”的心病和千方百计想拿来的“东西”。“忽如一夜凄风来”，全球经济苦雨飘摇中，突然间醒悟到：那些“东西”恰恰是造成今天环境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源头，这会儿，真该千谢万谢老祖宗的先见之明，让中国躲过一劫，唯独怕的是：自己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这一念之间，可谓上天堂、下地狱。如同海平面的一轮红日，可看成是日薄西山，也可想像为东方欲晓。
　　上述赘言，就是想澄清中国的两个发展目标：近期目标：如何解决心态问题；远景目标：如何解决价值追求，归根结底就是把追求快乐作为社会的终极幸福。这恐怕能解决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会弊端：全民都为钱而瞎折腾，让国家充满著祥和、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颇像佛教讲的由“静”到“定”，自然就能生“慧”，有了这种“慧”，就可以去创造新的思想、哲学、宗教、艺术，包括发展形而下的技术、技能等等，自然，国家就变得有创造力、可持续发展力，民族就变得可爱、可敬和可佩，中国人就变得个个“成佛”了！
　　近年来，世界上普遍认为不丹是一个最快乐、最令人向往的国家，而中国几千年文明所诠释的正是这些。人类有两个古老的民族：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把孝道视为立人之根本，那么中国人今天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古老智慧传承下来、去承担对人类和历史的责任？
　　某种程度上说，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中国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