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以来的缅甸佛教与政治

1988年以来的缅甸佛教与政治
　　李晨阳
　　一、历史传统与现实背景
　　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至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试探、依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的过程，佛教思想逐渐深入到缅甸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熔铸了缅甸民族的风骨与品格，积淀为深沉久远的历史底蕴。缅甸佛教虽然在殖民统治时期受到了排斥和压制，佛教的固有弱点和保守消极因素也使佛教在与西方科学和宗教文化的对抗中处于下风，但是直至今日缅甸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这从当今缅甸人信仰佛教的比例就可略见一斑。据缅甸政府的统计，1992年约有90%的缅甸人信仰佛教；[1]西方学者也认为缅甸人信仰佛教的比例高达87.2%。[2]
　　从佛教传入缅甸开始直至今日，佛教与缅甸政治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在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国王维护和推崇佛教，使佛教在缅甸生根发展并且长盛不衰，而佛教教义和僧侣在巩固封建统治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19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缅甸以后，推行基督教文化，打击佛教僧伽，缩小佛教的影响，妄图在思想上彻底奴化缅甸人民。但是佛教在缅甸是占有绝对地位的意识形态，殖民统治者贬低佛教的做法只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随着世界尤其是亚洲的佛教复兴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缅甸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形式上就从保卫和振兴佛教的斗争开始了，并且受到了僧侣的极大影响。这种佛教民族主义思想是缅甸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武器和思想旗帜。
　　缅甸独立以后，以吴努为首的新政府必须与殖民政府划清界线。由于缅甸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广大农村因交通、生产方式、教育水平和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传统佛教的影响和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从国际上来看，当时整个亚洲正处于佛教复兴的高潮。所以吴努政府继续奉行佛教民族主义来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和提高缅甸的国际地位。由于吴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弘扬和发展佛教，因此在缅甸独立后的短短8年内，缅甸佛教发展到了无以轰动的高潮，成为了现代上座部佛教的三大主力之一。
　　虽然吴努政府认为独立后的佛教民族主义在宗教上应该是各宗教平等相处，保持佛教传统，弘扬民族文化；在政治上应该是反帝反殖，团结佛教徒建设新国家，禁止为政治目的而滥用宗教。然而随着吴努政府对佛教的过分扶持，广大佛教徒的宗教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其后果必然是国家政治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佛教成为政治家取宠于选民、竞选参政的筹码，佛教民族主义膨胀为“唯我独尊”的民族宗教沙文主义，表现出压制其他民族宗教的倾向。所以当1961年佛教被立为国教以后，少数民族和佛教徒以外的宗教徒以及反对党纷纷表示不满，民族宗教矛盾更加尖锐，加上经济形势恶化，缅甸政局越来越动荡。1962年3月2日奈温率领军队推翻了吴努政府，标志着吴努的佛教民族主义的失败。
　　奈温政府上台以后严格执行政教分离的政策，首先废除了佛教是国教的规定和《国教促进条例》，暂停国家给佛教的财政资助，进而解散了佛教评议会；并对全国的僧侣强行登记，以加强控制和管理；对僧侣的反政府斗争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同时政府还限制缅甸广播电台宣传佛教节目的次数，规定只有举行特殊宗教仪式时才能播放佛教节目。奈温政府的政策和措施遏制了佛教界参与缅甸政治的势头，使缅甸佛教的发展举步唯艰，但僧侣与奈温政府的尖锐矛盾也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1965年奈温政府召开了全国僧侣代表大会，希望缓和与佛教界的关系，但会议没有取得成功。随着缅甸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奈温个人宗教情绪的变化，也基于“如果政府制定的政策得不到僧侣们的支持，那肯定不会是长久的”[3]这样一个事实，奈温政府被迫不断调整和佛教界的关系。1980年召开的“全国佛教纯洁、巩固、发展各教派僧侣代表大会”标志着僧伽和奈温政府的相互承认。
　　尽管奈温政府严禁僧侣涉足政治，事实上在奈温统治缅甸的26年间，缅甸僧侣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奈温政府的斗争。如果说一开始主要是因为僧侣对奈温的佛教政策不满，僧侣们后来的斗争则逐渐带有反对专制和争取民主的意义。如1965年召开全国僧侣代表大会期间一些僧侣谴责奈温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超过对佛教的兴趣，企图削弱佛教的地位。[4]1974年6月奈温政府开枪镇压了工人罢工，为了平息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在7月19日的烈士节上国务委员们亲自向僧侣布施。但同年年底奈温政府对支持吴努的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葬礼置之不理，而且多方阻扰和破坏僧侣、学生自发组织的为吴丹举行葬礼和建造陵墓的活动，仰光、曼德勒、勃生、毛淡棉等地的僧侣和学生为此组织了长达半月之久的抗议活动。最后政府出动数千名军警逮捕了几千名僧侣、学生和群众才将抗议活动镇压下去。
　　由于以奈温为首的军人政治体制下的专制统治使缅甸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加之奈温政府对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抗议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大规模民主斗争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奈温在执政后期也提出要进行改革，但在坚持军人统治和缅甸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的。
　　从外部环境来看，自80年代以来，以菲律宾二月革命为序幕的和亚太其他一些地区的民主化运动对缅甸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要求改善其政治经济地位起了启发和推动作用。中国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于自我标榜“社会主义”的缅甸也形成了巨大压力。西方国家的宣传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从1988年3月开始，缅甸爆发了长达数月的反对奈温政府的全民性民主运动，并且最终导致奈温政府垮台。从1988年9月1 8日由军人组成的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以下简称恢委会)上台执政至今，缅甸社会的民主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缅甸佛教和政治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
　　二、缅甸僧侣在1988年以来民主斗争中的作用
　　目前缅甸政府承认合法的僧侣派别有9个，按照约定俗成的译法，名称如下：
　　(1)善法派 (6)竹林派
　　(2)瑞京派 (7)捏顿派
　　(3)大门派 (8)目古多派
　　(4)根本门派 (9)摩诃英派
　　(5)西溪门派
　　据统计， 1990年缅甸有僧侣143152位，沙弥164077位，尼姑22136位，总共329365位。[5]到1994年，僧侣数目未变，沙弥和尼姑分别增加到206668和23017。[6]僧侣之所以积极参加1988年以来的民主斗争，其主要原因如下。
　　虽然从佛教教义看，僧侣和普通信众的最高目标是要摆脱轮回，达到涅pan。但普通信众不可能不关心现世的生活。而在缅甸，僧侣和家人及普遍信众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普通信众为僧侣提供衣食，僧侣为普通信众提供宗教服务。普通信众物质生活的困难必然影响到僧侣的生活水平。僧侣虽然貌似超然物外，实际上僧侣也是社会成员，何况在缅甸出家、还俗可以多次，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少人出家为僧的根本原因就是生活贫困，希望出家能得到解脱。所以僧侣和普通信众一样对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滞缓不满。当然僧侣们也怀念吴努时期的民主和佛教的繁荣。
　　总之，是缅甸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促使相当多的僧侣参加了1988年以来的民主斗争。缅甸僧尼人数虽不及全国人口的1%，但起到了其他阶层和阶级所不能有的独特作用。当然僧侣的组成也比较复杂，出身、年龄、文化水平、在僧伽中的地位的不同都可能使僧侣们的政见不一，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也就大不一样。即便是支持民主斗争的僧侣也不尽一致，分别支持吴努、丁吴、昂季、昂山素季等人，其中支持吴努的居多。在这一节我们主要讨论僧侣在民主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一) 部分僧侣积极参加了激进的反政府斗争
　　在1988年的民主运动中，一些僧侣直接参与了激进的反政府活动。曼德勒的一些僧侣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市民举办的“民主墙”，包围军火库，阻止军警取弹药。由于僧侣的特殊地位，军警也奈何不得。1988年8月19日全曼德勒抵制战线成立，吴嘎威亚、吴嘎温达、吴耶瓦达和吴嘎亚那等四位有名的激进僧侣担任了该战线的中央委员。
　　在仰光，8月24日貌貌上台后，一名年轻僧侣手持麦克风高唱祈求人民“为国献身”的歌曲。8月25日大约600多名沙弥高呼口号向国家僧侣大主席团请愿，请求大主席团法师向政府要求释放被抓的僧侣、沙弥和解散各级僧侣主席团，如果法师们不答应的话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7]国家僧侣大主席团被迫答应了沙弥们的部分要求。当晚“缅甸之声”广播电台宣布被捕的僧侣、沙弥已全部释放。8月30日，反对当局的全仰光市青年僧侣团体成立。
　　在仰光、曼德勒以外的地区，僧侣也参加了反政府斗争。如88年9月4日毛淡棉市一些僧侣拿着他们收集的枪支进行示威。[8] 在88年的民主运动后期，由于军队开枪打死人，一些僧侣也参与了砸红绿灯、捣毁消防车等活动。但这样的事件不多。
　　9月18日以苏貌为首的恢委会接管政权以后，僧侣们的大规模反政府活动减少，但并没有放弃斗争，一些僧侣和学生一起逃往泰缅边境。当1990年8月僧侣和政府矛盾又一次激化时，僧侣和军人还发生了多次正面冲突。如1990年9月14日，4名国防军士兵在望濑汽车站乘两辆三轮车到达孟冈寺附近时，遭到约30名僧侣的石块砸击。[9]类似的事件还有好几起。但从90年底以后僧侣激烈的反政府活动基本消失了。
　　(二) 部分僧侣组织了对军人政权的宗教抵制运动
　　这次宗教抵制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因为恢委会政府镇压“四个八运动”(指1988年8月8日爆发的大游行运动，在此过程中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死)2周年纪念活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恢委会在大选结束后拒不将政权交给在大选中获胜的全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引起了包括僧侣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民盟是由昂季、丁吴、昂山素季等人建立起来的、代表缅甸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党，昂山素季凭借其出色的演说和是有缅甸“国父”之称的昂山的女儿这一身分，很快成为该党的精神领袖。民盟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大选前昂山素季已被软禁，但民盟在大选中仍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1990年8月8日，约1500名僧侣[10]和学生在曼德勒市中心举行纪念“四个八运动”的游行，并与前来制止的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当晚外电纷纷报道在冲突中有多名僧侣和学生被打死。恢委会虽反复强调安全部队用的是橡皮子弹，没有打死人。但僧侣们并不相信，对恢委会的抵触情绪也更加强烈。
　　虽然绝大多数的僧侣希望政府进行改革，渴望民主，但鉴于佛教只有在政府和民众的双重支持下才能繁荣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僧侣既不想失去政府的支持，也不愿意社会动荡不安；也鉴于在88年激烈的民主斗争中僧侣和信众死伤较多；还因为受佛教教义和印度甘地主义的影响，这一次僧侣们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 8月27日，曼德勒8000多名僧侣拒绝为军人及其家属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并且拒绝接受他们的布施。[11]这种宗教抵制随即波及到仰光、望濑、实皆、瑞波等城市。为了让仰光的僧侣支持曼德勒僧侣的宗教抵制运动，激进的僧侣组织曼德勒四方僧侣同盟主席吴耶瓦达亲自到仰光和仰光青年僧侣同盟主席吴巴迎达等人协商，并给国家僧侣大主席团也写了一封信，请求承认宗教抵制运动。在仰光的西方外交官认为，在缅甸这样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社会里，宗教抵制是僧侣们引起社会变化最有效的行动。[12]
　　僧侣们的宗教抵制使缅甸政府和军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因为在缅甸这样的佛教国家，一个佛教徒如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也就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瞧不起。所以不给军人作佛事就意味着开除了军人的佛教教籍，对军队的指挥和稳定军心极为不利。为了尽快结束这种状况，90年10月13日中部军区司令吞基和宗教管理局局长吴安貌与曼德勒市四个镇区的25位僧侣代表就宗教抵制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双方虽然有争执，但最终商定在90年10月16日下午1点于南谬寺中举行结束宗教抵制的仪式，僧侣代表们在吞基和吴安貌道歉后将宣布结束宗教抵制。
　　然而10月15日下午，曼德勒四方僧侣团体同盟主席吴耶瓦达和80多名僧侣协商后决定向政府提出5点要求：第一，就结束宗教抵制一事，苏貌要亲自向僧侣道歉，为了让人们知道道歉的内容，需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道歉内容；第二，释放被抓的僧侣；第三，佛教建筑中不驻一兵一卒；第四，在实行宗教抵制的镇区中举行道歉仪式，由省(邦)恢委会主席和宗教管理厅厅长道歉；第五，准确公布1990年8月8日在曼德勒死亡的僧俗名单。[13] 恢委会对这些要求不予理睬，结果是10月16日的结束宗教抵制仪式未能如期举行。
　　在这种情况下，苏貌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10月18日苏貌政府宣布宗教抵制为非法，是政治行为，限定三天之内取消这种活动。但僧侣并未立即停止宗教抵制。10月20日到21日恢委会颁布了90年第6号和第7号命令，勒令所有涉嫌政治活动的僧侣团体解散，并赋予军区司令司法权力。同时安全部队对曼德勒地区的133座寺庙强行搜查，逮捕了几十名僧侣，[14]包括吴耶瓦达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僧侣才最终放弃了对军人及其家属的宗教抵制，约有300名僧侣被迫逃往泰缅边境。[15]
　　宗教抵制运动是僧侣从1988年以来参加民主斗争的高潮。运动的失败使僧侣中激进的骨干力量有的被抓，有的逃亡，有的改弦更张。此后缅甸政府在国内外巨大压力下，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调整了佛教政策，僧侣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
　　(三) 佛塔寺院是重要的民主运动基地
　　缅甸有“万塔之国”之称，不仅有数不清的佛塔，还有2万多所寺庙。[16]在农村，佛寺是全村的社会活动中心和全村团结的象征。在城里，佛寺是人们拜僧礼佛和聚会的重要场所。而一些有名的佛塔更是佛教圣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佛教徒前往朝拜。由于佛塔寺庙不能随便进出，军警也不例外，所以学生组织、反对派政党，甚至一些少数民族武装成员在一些向往民主、改革的僧侣的同意下，经常在寺院内避难藏身，开展民主斗争。而且与在反英斗争中一样，88年民主运动期间成立的许多抵制中心大都设在佛塔广场和寺院之中。著名的仰光大金塔一度成了民主斗争的指挥中心。政府安全部队在镇压宗教抵制运动时，从寺庙中搜到假发、子弹、梭镖等物也说明了寺庙在民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佛教建筑的这一功能随着僧侣和政府关系的缓和而逐渐减弱。
　　(四) 参与民主斗争的僧侣案例分析
　　根据缅甸政府公布的材料得知缅甸政府1990年共逮捕僧侣77位。[17]这些僧侣主要来自曼德勒，其次是来自马圭、勃生，绝大部分系政府安全部队在90年10月21—23日镇压宗教抵制运动时所抓。从这些僧侣的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僧侣参与民主斗争的情况。
　　第一：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档次 人数 年龄档次 人数
　　20岁以下 8人 40—60岁 11人
　　20-30岁 36人 60岁以上 3人
　　30-40岁 19人
　　根据被捕僧侣个人情况的介绍和上表，可以知道参加民主斗争的以青年僧侣居多，其中最小的只有15岁。而30岁以上的僧侣多为民主运动的负责人，如吴威道达(31岁)领导和组织了实皆市的宗教抵制活动，吴达玛瓦拉(41岁)是曼德勒四方僧侣团体同盟副主席。这说明在这些中年僧侣的影响下参加民主运动的僧侣为数不少。
　　此外，我们从被抓的僧侣中发现许多寺庙的住持相当年轻，有2位住持只有18岁，20—21岁的住持也有3人。由此可见缅甸僧侣的基层组织在1990年10月以前比较混乱，政府对僧侣组织未能有效控制，这也是僧侣能够参与民主斗争的重要原因。
　　第二：被捕原因
　　类 别 人 数
　　1.参加政治活动(如参加宗教抵制、
　　拥护民盟持有昂山素季照片、拥有 46人
　　反政府传单、笔记本和日记中有反
　　政府言论等等)
　　2.蓄财(拥有玉石、玉手镯、玉
　　石打孔机、汽油桶、海洛因、金 6人
　　银等)
　　3.嫌疑案 8人
　　4.安全部队清查时不能胜任住
　　持职务 6人
　　5.民事纠纷 5人
　　6.与妇女通奸 3人
　　7.强奸幼女 1人
　　8.与妇女通信并持有妇女照片 1人
　　9.原因不明 1人
　　僧侣的素质有高有低，所以不能排除个别僧侣趁社会动荡之机作奸犯科，但也不能排除缅甸政府夸大事实、为政府整顿僧侣制造口实的可能性。不过在上述统计中我们仍发现因政治原因被抓的僧侣占多数。从僧侣手中持有的“吴欧德玛”杂志，我们知道该杂志至少出版过15期，这也说明僧侣是以20--3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高僧吴欧德玛为榜样来参加政治斗争的。同时我们发现88--90年之间僧侣组织了很多团体参加民主斗争。除了仰光和曼德勒两个大的僧侣团体外，还有勃固僧侣团体协会、住持法师协会等，甚至在一个或二个寺庙中，僧侣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总之，从1988年3月至1990年10月，许多僧侣参与了民主运动。一些激进僧侣不仅亲自参加，还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群众和反对派政党的民主斗争，甚至和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西方外交官也有联系。但综合全缅情况看，大多数僧侣属温和派，只参加诸如示威游行、宗教抵制等非暴力不合作的民主斗争。所以1990年10月23日泰国《民族报》认为缅甸参加反政府斗争的僧侣不超过300名(缅甸官方报纸也承认这一点)，实际上这指的是激进派僧侣，并不包括温和派僧侣。僧侣力量的强大使缅甸政府改变了策略，从压制转变为积极争取僧侣与政府合作，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约从1991年开始，僧侣对现政府的敌对情绪有所消退。
　　(五) 僧侣在社会中发挥了协调稳定作用
　　僧侣们虽然对军人统治不满，希望国家富强、民主，但讲究斗争的策略，既不想在民主斗争中给政府留下攻击的把柄，也不想让生灵涂炭，更不想让国家长期陷入政治纷争之中，以免影响国家的发展和佛教的繁荣。所以僧侣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的协调稳定作用。
　　在88年的民主浪潮中有相当多的僧侣参与了示威游行，但他们往往走在队伍的前列和两旁，一边散发传单，一边和学生一起维持游行队伍的秩序。据估计，这一时期缅甸有15000名僧侣走上街头为示威群众维持秩序。[18] 虽然缅甸政府认为很多僧侣、沙弥参加游行是迫不得已，因为有人威胁他们。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运动前期基本上不存在，后期也是个别现象。
　　从88年7月底开始，缅甸政府机构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上的恶性事件逐渐多了起来。这时候僧侣又承担了政府机构的部分职能。一是僧侣出面制止抢劫、商人哄抬物价等现象。如88年9月4日敏建市的高僧决定派出僧侣巡逻队维持社会秩序，请求商人们以合理的米价经商。[19]在仰光市，数名僧侣在制止歹徒抢劫中失踪和受伤。二是僧侣在寺院中审理一些违法案件，并且接管了一些镇区的行政机构。到9月10日，全缅已有40多个镇区(全国共314个镇区)的行政机构被僧侣和群众接管。[20]
　　僧侣也积极参与了政府和反对派政党之间的调解活动。1990年8月24日在仰光巴罕镇区缅昂寺中，民盟成员吴貌哥等人和仰光青年僧侣团体同盟主席吴巴迎达等商量给国家僧侣大主席团写信，请求高僧们在民盟和政府之间进行调解。8月底，此信由吴耶瓦达转交给国家僧侣大主席团。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解工作的是高僧吴耶瓦达德玛。我们从缅甸政府对待吴耶瓦达德玛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缅甸政府对僧侣的态度有一个转变。90年10月23日当该僧发表了不利于缅甸政府的讲话之后，缅甸政府立即攻击他放弃缅甸国籍，持戒不严，忘了巴利文谒颂，只会说民主、人权，只能靠撒谎谋生等等。[21]但正是在这位高僧的斡旋下，缅甸政府与昂山素季才得以举行会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缅甸政府的形象。1994年12月20日该僧从日本取道泰国返缅途中，克伦军领导人波妙和克耶进步党领导人奈瑞景又前往泰国请迈拜见他，请他规劝缅甸政府军停止进攻克伦军。
　　(六) 僧侣在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原因
　　从上述事实来看，1988年以来，僧侣在组织、参加和支持民主斗争，在维护社会稳定，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斡旋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是由佛教和僧侣在当今缅甸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佛教是当今缅甸人的主要信仰，缅甸人对佛教的虔诚在1994年4月--6月间中国佛牙巡礼缅甸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佛牙抵达曼德勒时，欢迎的队伍长达20公里。佛牙在缅甸巡礼的45天中，前来朝拜者多达2400多万人次，而1993/94年度缅甸总人口只有4313万[22])。当今缅甸人的思想方法、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非观念、语言习惯等精神生活中，佛教的影子随处可见，至于佛教习俗贯穿缅甸人生活的例证更是不胜枚举，连政治家都不能免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缅甸人的思想无不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政治活动也被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佛教在缅甸的盛行是僧侣发挥政治作用的社会基础。
　　僧侣之所以在当今缅甸有很高的地位，是因为在缅甸等南传佛教国家中，佛教思想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功德观念以及与此观念相关的佛塔、寺庙和僧伽。由于僧团是佛陀亲自创建的，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且最初的佛门弟子不仅亲耳听闻佛法，而且是无污垢、无恶罪的。因此佛教认为僧伽是此世间不可比拟的“福田”。参加了僧伽，也就开始了改善自己业的事业，就好象人在种植迟早会有收获的田地。所以缅甸人认为一生最崇高的事业莫过于出家为僧，而且父母送儿子出家是最能积德的一种行为。如果一个缅甸男子未出过家就不算成人，会遭到社会的蔑视，结婚找工作都会遇到困难。因此再穷的缅甸人家也要想方设法为儿孙举办剃度为僧礼。不能终身为僧的男子成年以后也会常到寺庙里短期出家。一般人则把僧侣当作自己功德积累人来供奉，所以缅甸人历来很敬重僧侣。如总把好饭好菜布施给僧侣，穷人家宁愿自己不吃，也要先斋僧。普通信徒对僧侣说话时要用敬语，不用“你”或“您”来称呼，而用“法师”；也不自称为“我”，而称“弟子”；僧侣讲话时应连声应道“是!是!法师!” 僧侣用语，如吃饭、睡觉、死亡等等都有一套专门词汇，俗人不能用。任何人求见僧侣都必须行跪拜礼，所以在缅甸的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丹瑞、钦纽、丁吴等缅甸政府官员跪拜在高僧面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缅甸语中寺庙与学校是同一个词，寺庙在古代就是学校。现在寺庙的教育功能虽然减弱，但仍有不少孩子在寺庙里接受初等教育。因此可以说佛教是缅甸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核心，而僧侣就是引路人。还有，僧侣除了向普通信众提供宗教服务外，也提供有关世俗问题的咨询和意见，有时还仲裁和调解矛盾纠纷，如遗产继承等。反过来，人们也乐于听从僧侣的意见。
　　总之，由于佛教的功德观念使僧侣在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缅甸僧侣作为一个拥有30多万成员的、独立于其他阶层的集团，本身就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世俗教徒不仅尊重僧侣，而且听从僧侣的教诲，僧侣和信徒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僧侣作为佛教组织的实际体现者，作为世俗信徒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世俗信徒的政治倾向，从而在缅甸政治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二、缅甸政府对佛教的控制和利用
　　如何处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当代缅甸政府的一个难题，吴努政府和奈温政府几经努力都未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现政府恢委会上台之初基本上继承了奈温政府的佛教政策。但88年以来僧侣的民主斗争，尤其是90年僧侣的宗教抵制运动终于使恢委会认识到压制和削弱僧侣只会把僧侣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为了巩固政权，恢委会也需要僧侣的支持。因此大约从90年底91年初开始，恢委会大幅度地修改了佛教政策，在加强对僧侣的控制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弘扬佛教，充分发挥佛教思想和僧侣在巩固军人统治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作用。
　　(一)缅甸政府对佛教的利用
　　１、缅甸政府弘扬佛教的措施
　　缅甸政府为了迎合僧侣和广大的一般信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弘扬和发展佛教。
　　1.政府领导人重视佛教，积极组织和参加佛事活动
　　苏貌在任恢委会主席后期和现任主席丹瑞几乎参加每一次重要佛事活动。丹瑞上台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去参拜高僧并汇报其施政纲领。丹瑞无论在他国访问还是去国内各地视察,都要专程去拜佛塔、寺庙和高僧，向高僧布施和听取教诲。丹瑞尚且如此，其他各级政府官员就更无需讲了。
　　吴努在执政期间大力弘扬佛教，迎请中国佛牙来缅甸巡礼，深得佛教徒好评，其威信一直很高。所以缅甸政府在1994年4月到6月比吴努时期更加隆重地迎请中国佛牙来缅甸巡礼。巡礼结束后，缅甸政府又为两颗副牙在仰光和曼德勒各建了一座佛牙塔，以供人们长期参拜。1996年11--12月缅甸政府又一次迎请中国佛牙来缅甸巡礼。
　　2.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宣传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报纸、电影、电视剧极力宣扬佛教教义。缅甸宗教部编了一套三册的佛教普及读本，其中初级本自94年以来已发行了10.5万册，这在缅甸是个天文数字式的发行量。另一方面，报纸、电视连篇累牍地报道政府领导人拜见高僧、布施物品的消息。在94年4月—6月，由于缅甸政府的宣传，一时间佛牙在缅甸巡礼成了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中心。
　　3.改善僧侣的生活条件，调动僧侣弘扬佛教的积极性
　　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僧侣的生活起居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僧侣的参政议政的要求。首先政府给国家僧侣大主席团的高僧配备了专车、电话、空调，并且经常布施僧侣用品。其次，丹瑞、钦纽等人不仅常去参拜高僧，而且就大的工程是否可以开工，何时开工为好，修建佛塔、寺庙的计划等问题主动征求僧侣意见。第三经常给一些著名高僧祝寿。如国家僧侣大主席团秘书长80寿辰时，政府用飞机把他从勃固接到仰光。第四经常给僧侣检查身体，治疗和提供药品，在仰光还专门建了一所僧侣医院。
　　缅甸政府还注意调动僧侣弘扬佛教的积极性，在这方面缅甸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缅甸政府在仰光和曼德勒建立了两所条件优越的国家三藏经佛教大学。为了解其他国家佛教教学方法，政府花费巨额外汇派高僧去印度、斯里兰卡、日本、泰国、尼泊尔等佛教国家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