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前潮州（海阳）佛寺窥探

唐开元前潮州（海阳）佛寺窥探
　　有关唐代以前潮州（海阳）之佛寺及创始时间，潮州地方文献无征，本文试尝对此及开元寺之前身同时作一窥探，以祈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敬请指正。
　　有关潮州佛寺创始时间，潮州地方文献无征，即使宋元以前地方文献有所刋载，然现亦湮没无存。法琳《辩正论》卷第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 载：“东晋一百四载，合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据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寻蓝篇》谓：这是我国典籍中最早的朝代佛寺总计，可惜这千余所佛寺多己于史无征。然其《汉唐佛寺文化史·寻蓝篇》则从方志中查有我们所需之佛寺数字：
　　见于方志汇计的东晋佛寺204所，……南海郡（二）：番禺（1） 海阳（1）（页33）；
　　南北朝“2. 梁陈寺群：《方志》汇计显示的梁建佛寺数：瀛州（1）”（页54）；
　　“4. 南朝寺群鸟瞰：《方志》汇计显示的六世纪末南朝佛寺分布：义安郡（潮安①，2）”（页62）；
　　隋代“3.隋寺群系概观：《方志》汇计累积显示的隋末佛寺分布：义安郡（潮安②，2）”（页106）。
　　前面隋寺群系概观中，义安郡海阳县已有佛寺二所，综上所述，东晋、南北朝梁陈间，当时之海阳（或瀛州）有佛寺一所，至南朝及隋代，海阳己增至二所，惟未知其寺额称谓。
　　《汉唐佛寺文化史·寻蓝篇》所载唐代佛寺：
　　“3.《方志》汉唐寺集合：《方志》汇计累积显示的唐代佛寺：潮州（11）：海阳（2）”（页146）
　　与现存文献谓海阳佛寺有二所（广法寺、开元寺）相吻合：
　　（一）广法寺，在南关外春城楼，元易称 “南山寺”。据元释大《潮州南山寺记》，谓寺“建于唐初，始未有业产。开元二十二年，有揭阳冯氏女，以父母卒，无它昆季，终丧持田券归于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至元代，寺僧尚“以是日为追忌，供设甚盛，并冯之先，祠之如生焉。”
　　（二）开元寺，在甘露坊（今开元路），唐開元间建。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戊寅（738）六月一日 “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改以‘開元’為額。”（《唐會要》卷五十“雜記”）
　　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规模灭佛，在位仅六年薨，宣宗登基，恢复佛教，敇“诸州添置寺院二所”。
　　《广弘明集》及《法苑珠林》等记载,隋文帝称帝前尝遇梵僧授佛舍利一裹（有称一瓶）。嗣削平江左，南北一统，因得西域舍利，俾遍置名山，筑塔而藏之：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六十岁寿诞日，敕以岐雍泰华嵩衡等三十州立塔，请名僧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二年（602）佛诞日，于陕恆杭循等五十三州入函建舍利塔贮藏；仁寿四年（604）佛诞日，又颁诏“因其间诸州犹有未遍”，再敕于“博绛等三十余州，一依前式建舍利塔。”前后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为限。仁寿年间，隋文帝三次建塔于一百余州，，所列诸州建塔名中有：瀛州、廉州、循州。隋朝时惠州属循州，惠州开元寺在隋代有舍利塔，据宋·余靖《惠州开元寺记》载，唐代之惠州开元寺，晋朝时为东官郡龙兴寺，为隋代时建舍利塔之一，因“隋文帝削平江左，南北一统，因得西域舍利，遍置名山，俾筑塔而藏之，又改名舍利道场” 。据《广东通志》卷二百“金石略二”载，连州头塘存仁寿二年建之隋塔。潮州在梁陈间称“瀛州” ，近代尚有称潮州府为“古瀛州”，其间宋绍興三年（1133）潮州开元寺尚存有塔，抑或即为隋时所建。惜塔因年久倾圯，已湮没无存而难以考证矣。古印度佛陀及其弟子所居称“精舍”，阿育王时开始建佛陀舍利塔，精舍就以“塔” 为中心围绕。佛教传入汉土的初期，中土佛寺也多以“佛塔”（窣堵波）为中心。即为众僧房（或一般民居）中间围着一座佛塔，后来才是以兼有宣政作用的“寺” 之佛教建筑。
　　据《续高僧传·昙迁传》，隋代曾在130郡建寺。隋文帝于开皇年间以京城及龙潜所经之州立官寺③为中心，颁復兴佛教诏：
　　始龙潜之日，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 创海内同额官寺之嚆矢。长安大兴善寺④及各州大兴国寺的设置，均可视为北周武帝废佛后，隋代佛教之复兴，展現了隋朝一統天下，以君權弘教的威德。开皇五年乙巳（585）⑤尚有诏曰：
　　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劝诒训垂范。山谷闲远含灵韫异。幽隐所好。仙圣攸居。学道之人趣向者广。石泉栖息岩薮去来。形骸所待有须资给。其五岳及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田庄。（《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 ）
　　唐亦承隋朝，于各州设置同一寺名的官寺，使国家的仪式与佛寺发生关连，中国官寺之制可谓滥觴于此：
　　（武周）天授元年（690）九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开元寺。（《唐会要》卷四十八“寺”）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制天下诸州各置寺观一所，咸以大唐中兴为名。（《册府元龟》卷五十一。）景龙元年（707）更名为龙兴寺观。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敕“每州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唐会要》卷五十“杂记”）
　　明令以现佛寺改额。武周立“大云”，中宗立“中兴” ，也多是旧寺改额。福州开元寺昔名“灵山”，嗣改“大云”、“龙兴”，开元二十六年以年号为名，易为“开元”；苏州因“唐明皇以纪年更天下寺额”遂以“重玄”改之。由是观之，天下诸州之开元寺不是出于新建，唐玄宗为肃清武则天政治影响，应多由原有之大云寺所易名而来，即天下之开元寺实有不少为大云寺所改建者。有感于此，昔时之寺院多建于山中，山名常与寺名并称。潮州开元寺前身似应另有所名，（待考）不称 “荔峰寺”，然因在荔峰山之麓，故俗称“荔峰寺” 。如江苏镇江之江天寺，因在金山，多称之为“金山寺” 。
　　武则天立“大云”、唐中宗立“中兴”、玄宗立“开元”，唐代天下诸州，先后三次海内同额⑥，尤其是唐玄宗，敕开元寺为皇帝诞日祝厘之道场；龙兴寺则是举行国忌法会之祭寺。从而将寺额文化之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皇帝敕建官寺之组织与活动都严格控制在国家管理之下，这样，一方面使得这些寺院带上了神御的作用和严重的“贵族化”色彩。另一方面也无形中加强了它们与贵族士大夫阶层的联系。这也是它们发挥文化功能的基础。
　　注释：
　　1、2 潮安，应为“海阳”。民国三年（1914），海阳县因与山东省海阳县同名才改称潮安县。
　　3 由国家敕置，或接受国家封赐食禄等经济上的援助，且由国家管理、监督的寺院。而帝王在举办全国性的佛教法会时，这类官寺则必须加以配合。
　　4 寺因国都大兴城得名。
　　5 《释氏稽古略》卷二谓“开皇十三年”；明·梅鼎祚《释文纪》卷三十八“隋一”引《辩正论增句》谓“开皇元年” ；《金石萃编》卷三十八“隋·诏立僧尼二寺记” 谓“开皇十一年（立僧尼二寺）” 。
　　6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敕兖州置寺观各三所，天下许寺观各一所，各度七人。” 惜官寺是否为同一名称，今已不得其详。然帝敕天下各州设置官寺一事，恐是事实。因无寺额，难以稽考，故不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