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柬佛教关系

中国和柬埔寨从一世纪起就有来往。中国古书上称柬埔寨为扶南，隋唐以后称为真腊，元明以来称为柬埔寨（或称澉埔只、甘孛智、甘菩遮）。相传这一民族渊源于晋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中所说的“甘菩遮国”。

公元五世纪中，扶南国王耶跋摩曾遣使用海舶载货来广州贸易。那时广州有一位印度出家人那伽仙附乘他的海舶去扶南，具述中国佛法兴盛的情况。扶南王因遣那伽仙携带国书并赍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于永明二年（４８４）

重来中国送给南齐武帝。其来书中叙述他们国内信奉佛教，并以大自在天为守护神的情形（见《南齐书》卷五十八）。由于这时佛教在中国颇为昌盛，扶南的硕学沙门僧伽婆罗也附随商舶来到南齐首都（今南京），当时中国政府招待他住于正观寺内。婆罗博学多识，通数国语文，又从当时在中国的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精研《方等》，后来成为梁代有名的译经大师（见《续高僧传》卷一）。

梁天监二年（５０３），扶南王阇耶跋摩又遣沙门曼陀罗仙赍来许多梵本并珊瑚佛像，赠与中国，时梁武帝请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共同翻译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宝云经》（七卷）等。

天监五年（５０６），僧伽婆罗又受梁武帝的征召，于寿光殿从事译经，嗣后又在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处继续翻译经论，直到天监十七年（５１８），共译出《大乘十法经》（一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菩萨藏经》（一卷）、《解脱道论》（十三卷）、《阿育王经》

（十卷）等，凡十部三十三卷。

天监十八年（５１９）柬王留陀跋摩遣使赠送天竺栴檀瑞像和婆罗树叶来梁。


大同五年（５３９）扶南来使赠送生犀，并言彼国有佛发。梁武帝令直使张汜等送扶南来使返国时，并遣沙门释宝云往迎请佛发，还请名德三藏法师携大乘诸经论等来梁。那时天竺优禅尼国真谛三藏在扶南弘法，内外学艺无不精练。扶南政府便敦请真谛三藏，并赍同经论梵本二百四十筴乘舶来梁，以大同十二年（５４６）到达南海（今广东海岸），太清二年（５４８）抵扬都（今南京），住宝云殿。时逢梁末国乱，即往富春，辗转又到金陵、豫章各处，终于在广州圆寂。真谛在中国务地随处翻译，讲述疏解，前后二十三年，译出经论记传四十九部，合一百四十二卷，对于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时还有扶南沙门须菩提，在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帝再译《大乘宝云经》

八卷。

古扶南佛教在今柬埔寨虽已无文献可考，但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在扶南非常兴盛。首先是经论部类甚多，曼陀罗仙和真谛三藏都曾从扶南携带着数量很多的梵本来到中国。同时由扶南来华的译经法师，所译的经论偏重于般若、方等，这也可以证明扶南实是一个大乘盛行的佛教国家。尤其是梁朝还特设名为“扶南馆”的译经道场，以接待扶南来华的翻经沙门，可见当时的扶南佛教文化，受到中国朝廷的尊重。

公元六世纪间，该国另一王朝建立，改称为真腊国，国都伊奢那城。这时大乘佛教仍然盛行。这也就是唐玄奘三藏所说的三摩（此字缺）吒国（此字缺）东的六个信奉佛教国家之一——伊赏那补罗国（指真腊国的首都）。玄奘当时以“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闻可知”，如实地记载于《大唐西域记》

（卷十）中。

那时中国学僧西行求法，也有途经该国的。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益州成都僧义朗、与同州僧智岸、并弟子义玄，同附商舶，航经扶南，到达郎迦戍（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

九世纪初，真腊王阇耶跋摩二世在今洞里湖东北开始建设伟丽而富有宗教特色的吴哥城，嗣后诸王陆续尽力经营，乃至建为都城，并在国内兴造若干巨大的宗教建筑，被称为真腊国最繁荣的时代。十二世纪间，更在都城兴建规模宏伟的吴哥寺。

在这以后，由于缅甸和泰国佛教的影响，真腊乃改奉南传上座部的巴利语系佛教。

元元贞二年（１２９６），成宗遣使往通真腊，随行人中周达观在所著《真腊风土记》中，记述当时该国的佛教情况说：“姑（即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裙，跣足。寺亦用瓦盖，中只有一像，正如释迦之状，呼为孛赖；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

无钟鼓铙钹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茹鱼肉，唯不饮酒，供佛亦用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贝叶迭成，极其齐整；于上写黑字，既不用笔墨，但不知其以何物书写。僧亦用金银轿扛伞柄者，国王有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其俗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

这是柬埔寨南传佛教情况在汉文中的最早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