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天台教籍重歸中土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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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北宋初年，天台教籍由海外重歸中土，天台宗亦由此復興。天台教籍自何處求回？長期以來學者們對這一段史實往往疏於考證，並且因循《佛祖統紀．諦觀傳》的記載，認為得自高麗。本文從天台宗在高麗和日本的傳播情況入手，鈎稽各種史料，指出了舊說的錯謬之處，並詳細論證了天台教籍得自日本的有關史實。

關鍵詞：1.天台宗　2.義寂　3.諦觀　4.高麗　5.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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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引

天台宗智者大師學術精深，破斥南北，禪義均弘。其一生著述極為宏富。灌頂《智者大師別傳》曰：「智者弘法三十餘年，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為著文。奉撰《淨名經疏》，至〈佛道品〉，為二十八卷；《覺意三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門》三百科，始著六十科為三卷；《小止觀》一卷；《法華三昧行法》一卷。」此外出自智者口述而為門人追記的還有很多。但是，智者大師的著作迭經法難的摧殘和戰亂的洗劫，至五代末已是殘存無幾。

有釋義寂者，造天台山研尋止觀，乃有慨於編簡之零斷也。宋贊寧曰：

先是智者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其學？寂思鳩集也，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1]

此可見天台宗於其時已極凋零，故智者大師之著述亦僅可尋得《淨名經疏》一種而已。於是義寂發願於海外求書，終使智者大師的遺著能夠得以完璧歸趙，天台宗亦由此得以復興。

智者大師的著述從何處復歸中土？學術界對此問題一直有不同的觀點。

二、學術界的一些觀點

根據宋人志磐所撰〈義寂傳〉的記載，天台宗的教籍是從日本求得的。其文曰：

吳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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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為建寺螺溪，匾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2]

但是，志磐在〈諦觀傳〉中卻又說天台宗教籍是諦觀從高麗帶來的。其文曰：

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3]

兩傳的說法截然不同。有學者權衡二者後取〈諦觀傳〉之說。如蔣維喬曰：

蓋吳越王據《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於海外，此天台書籍之所以得再傳於中國之故也。但遣使日本之說，於日本歷史無徵，恐係遣使高麗，而誤書日本也。證之《統紀》（指《佛祖統紀》──筆者注）〈諦觀傳〉而益信。[4]

錢俶遣使日本之說雖於日本歷史無徵，但錢俶遣使高麗之說同樣也於朝鮮歷史無徵，我們如何可以僅據〈諦觀傳〉而否定〈義寂傳〉的記載呢？所以，蔣氏的分析失諸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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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磐在撰《佛祖統紀》時，其〈義寂傳〉係據《宋高僧傳．義寂傳》，他當然也注意到了此傳與〈諦觀傳〉之間的不同。所以，他在〈義寂傳〉中加案語云：

案二師口義云，吳越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國令諦觀來奉諸部，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不復至。據此，則知海外兩國皆曾遣使。若論教文復還中國之寶，則必以高麗諦觀來奉教卷為正。[5]

這種解釋從表面上看頗能調和記載上的不同之處，所以，學術界咸據以立說。如日本鐮田茂雄說：

天台宗的螺溪義寂得到吳越王錢弘俶的賞識，他奏請尋求因戰亂廢佛而散失的天台宗論疏，吳越王便派遣使者到高麗及日本去尋求。因而高麗派了《天台四教儀》的作者諦觀帶來諸部論疏到螺溪。[6]

杜繼文也說：

為了尋找國內散佚殆盡的天台宗論疏，義寂奏請向各處搜求，錢俶乃遣使往高麗、日本等國。其後高麗僧諦觀攜帶大量天台諸部論疏來華，使天台宗在宋初時呈現「中興」之象。[7]

郭朋也說：

自唐安史之禍，特別是武宗滅佛、五代離亂之後，佛教各宗的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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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喪失殆盡。宋初，在吳越王錢俶的贊助之下，從朝鮮、日本等地尋回了一批佛教文獻。其中，屬於天台宗者為數尤多。[8]

諸家之說大同小異，皆以志磐之論為本。

然而，〈義寂傳〉明云：「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並未提及高麗。所以，志磐試圖調合日本和高麗兩說的觀點，似缺乏有力的證據。雖說大部分學者採用高麗說，但也有少部分學者採用日本說。如湯用彤即云：「宋初天台求經於日本。」[9]那麼，五代末天台宗教籍究竟是從日本還是從高麗，抑或是從兩地同時求取的呢？此一問題不僅關係天台宗的歷史，而且也牽涉到中國與日本和朝鮮半島的文化交流史。所以，筆者不揣淺陋，對此段史實略作考證。

三、〈諦觀傳〉質疑

諦觀不見於《宋高僧傳》，志磐撰《佛祖統紀》始為其立傳。觀其傳文，不僅於其生平語焉不詳，而且對其攜教籍至中土一事的敘述，亦多有使人生疑之處。茲列舉如次。

第一，高麗國既命諦觀來奉教籍，又為何「不令傳」《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和《五百門》等書呢？這恐怕是針對這幾部書在北宋初年時仍然散逸在海外的情況，而衍生出來的話。

第二，高麗國既命諦觀到中國求師問道，卻又規定他「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這是極不合情理的。唐宋時期，高麗國同日本一樣，經常遣使到中土遊學問道、求取經籍。如宋太宗端拱2年（公元989年），高麗成宗王遣僧如可書來請大藏經，太宗即命賜予，並賜如可紫衣。[10]又如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高麗又遣使韓彥恭來宋，請求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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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新印的大藏經一部，翌年4月?歸。[11]高麗求法僧為了能求取經籍，還經常主動帶來一些中土佚籍，以示友好。如義天在宋哲宗時入宋求法，就將中土久佚的智儼《搜玄記》、《孔目章》，法藏《起信論義記》、《探玄記》，澄觀《華嚴經疏》等奉贈慧因寺。可見當時高麗對於中土文化一直是懷著求法的心態的，諦觀怎麼可能會有「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的倨傲態度呢？

第三，〈諦觀傳〉稱「觀師既至，聞螺溪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義寂因為天台教籍散佚，無法弘揚教義，所以才有志於搜求佚籍。而諦觀既能睹天台教籍之全貌，識見必廣，怎麼會「一見心服」，甚至要拜其為師呢？

志磐所撰《佛祖統紀》，於史實往往多有錯謬之處，向為學者所詬病。〈諦觀傳〉短短數百言，其所敘即頗多牴牾，可見其史料價值是我們需要謹慎對待的。

四、義寂求書的史實

《佛祖統紀》中的〈義寂傳〉係據《宋高僧傳．義寂傳》而成，但是增益之處甚多，亦有令人生疑者。如智者大師的《妙玄》既然逸在海外，義寂又是怎麼知道「同除四住」之語是出自其中呢？〈諦觀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其文曰：

法師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義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12]

志磐對文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也有所覺察，但仍然試圖為其圓通。他在傳中加案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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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玄》既散失不存，未審何緣知之？必寂師先曾見殘編耳。[13]

傳文中既云「今不復存於是」，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殘編」。所以，志磐的解釋也是牽強的。

義寂求取教籍的記載，最早見之於《宋高僧傳》。贊寧曰：

釋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既通律義，乃造天台山研尋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照也。……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為家寶歟？遂於佛隴道場、國清寺相繼講訓，今許王錢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光大師并紫方袍，辭讓不卻，受而不稱。及興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14]

此傳所敘較為平實，亦可糾正《佛祖統紀》記載中的失實之處。據此傳可知，義寂從日本獲取教籍後才能「博聞多識」，錢俶亦因此延請開講，天台宗由此得以復興。有文獻記載：

智者大師位登諸地，示四依，得總持門，獲無之辯，所述教法盈數百卷。淨光大師義寂傳而講之。……[15]

又有澄彧所撰義寂塔銘曰：

師諱羲寂。……昔智者師迄湛然師，燈燈相續，遍布寰宇。自唐武宗焚毀，微言暫污，傳持中廢，而能苦心研味，在處宣通，制科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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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人無倦。……[16]

此皆頌義寂興教之功。正是由於義寂求得了佚失的教籍，並且苦心研味，才使得四方僧侶慕名而至。因此，諦觀之師事義寂，當在義寂求取教籍之後。《佛祖統紀．諦觀傳》稱諦觀「既至，聞螺溪善講授」，亦可證在義寂開演講訓、聲譽日隆之時，諦觀才禮其為師。其時義寂已經得到了智者的佚籍，諦觀怎麼還會來奉教籍呢？即使諦觀師事義寂時也曾帶來過教籍，但至少有一點已經可以肯定了，那就是義寂為中興天台宗而求取的教籍並非從高麗得求。

那麼，天台宗的教籍究竟是從何處獲取的呢？《宋高僧傳》中說得很清楚，是從日本。宋人宗曉為義寂所撰傳略也說：

後時忠懿王以教相咨問德韶國師，師指授尊者，因是奏王，請出金門建講，欽若敬奉，為之造寺，今螺溪定慧院是也。王又遣十人往日本國，取天台教藏迴。賜師以淨光大師之號。[17]

此與《宋高僧傳》的記載完全符合。

在義寂求取天台教籍的過程中，吳越王錢俶起過重要的作用。志磐在為錢俶作傳時說：

（錢俶）又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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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寂是一介僧侶，當然無法到海外去求書，但是將求書的功勞全部歸到錢氏的名下，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錢俶雖然虔心向佛，但將天台教籍得以復見的原因，說成是他「以典籍不全，慨遣使」，顯然是將義寂的作用給抹煞了。《宋高僧傳．義寂傳》稱「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說明是義寂通過國師德韶，請錢俶出面派人到海外去求書的。

值得注意的是，志磐在錢俶的傳中再次沿用了同時到高麗和日本兩地去求書的說法。此說的根本目的，在於維護其〈諦觀傳〉中所謂「諦觀來奉教乘」的敘述。天台教籍得自高麗的說法，在宋代是頗為流行的：

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19]

這說明在宋代的佛學界中，確有很多人認為天台教籍是從高麗得來的。這也是高麗說一直很有影響的原因所在。

但是，各種求書於高麗的記載，不僅出現的時間較晚（沒有早於《宋高僧傳》者），而且牴牾之處也很多，所以我們是不能將其視作信史的。筆者茲更從唐宋時期天台宗在高麗和日本的流傳情況入手，再進行一些分析。

五、高麗與天台宗

天台宗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比較早，唐代新羅的法融、理應、純英曾師事天台宗的六祖湛然，後回國傳播天台宗，但傳承不明。天台宗在高麗國的傳播和弘揚，還是在五代末至北宋初年這一時期。

後唐清泰2年（公元935年），四明僧人子麟曾往高麗和日本等地傳授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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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段史實，有的學者是如此敘述的：

中國在唐武宗毀滅佛教及唐末五代戰亂之後，佛教典籍頗多散佚，而高麗國保存中國典籍甚多。四明沙門子麟於後唐清泰2年（935）往高麗、百濟等國求天台教籍，受到高麗國的接待，並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20]

這段話受到了從高麗求書說的影響，所以對史實進行了虛構。有關子麟的史料記載：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2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21]

據此可知，子麟到高麗和日本等地是去傳授天台宗，而不是去求書的。

子麟在高麗傳授天台宗的影響如何，現在已不可得知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天台宗在高麗的弘揚，是高麗僧人至中土求法的結果。五代末至宋初，高麗國有很多僧人到吳越地區學習天台宗。除了諦觀外，還有非常著名的寶雲法師。宗曉敘其行狀曰：

石晉天福中，有通公法師來自高麗，南參螺谿，盡得天台一宗之道。復欲杭海，大帥錢公固留之。遂傳洪於明之寶雲，法席大開，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曰法智師，一曰慈雲師。[22]

寶雲本是高麗王室子弟，他在求得天台教義後，準備回國弘揚，不意因錢惟治的挽留，竟成為中土天台宗的一代宗師。宗曉序〈寶雲振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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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寶雲法師本高麗君族，樂道厭世，從佛薙落。首傳華嚴《起信》，眾已悅隨，洎壯越滄溟來中國。初訪雲居，契悟南宗。重念台衡教觀經五代離亂，僅存一線，遂挺志造螺谿寂公之室，頓受其傳，具體之學聲聞四方。已而誓返本國敷揚法化，因挈錫附舶四明。偶郡守淮海大王錢公請問心要，辟為戒師，自是緇白傾嚮固留演法。[23]

寶雲在得到螺谿義寂的親傳之後，立誓要回國弘揚。這能夠清楚地表明，五代末至宋初，高麗國試圖向中土學習天台宗，並輸回本國。

諦觀和寶雲最後都留在了中土，真正將天台宗傳回高麗並加以弘揚的，是高麗王室子弟義天。高麗比丘白玄天龍說：

義天姓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之子也，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華而上表，請傳賢首教。迺而見許，肇往四明，事智師慈辨，而受天台教觀。趨至靈芝，拜大智元照，而學律藏。從晉水淨源，而聞賢首宗乘。亦遭圓照宗本律師，而問宗義大旨，曲如僧傳等。厥雷聲震於支那動三韓矣。[24]

義天在中土學習各宗教義，廣求經疏。他特別傾力於天台宗，並且造訪天台山，拜智顗祖師塔，述發願文。義天回國時帶著所請得的經書一千餘卷。回國後，宣宗仿中國天台山國清寺為義天在杜山西南麓建寺，也稱作國清寺。義天在高麗大弘賢首、天台的教法，並奏請將所攜歸的經書悉數刊行。由此天台宗在高麗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從五代末至宋初天台宗傳輸至高麗國的史實分析，高麗不但積極從中土學習並輸入天台宗，而且還大量請取經疏，所以不可能出現高麗向中土大量輸出經疏的情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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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能出現如〈諦觀傳〉中所說高麗王故意留下幾部經疏，甚至還準備掂量一下天台宗僧人水平的情況。

六、日本與天台宗

對於天台宗傳入日本的史實，古人曾有過一些錯誤的認識。宋晁說之曰：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谿。荊谿後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法融傳理應，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26]

他認為日本的天台宗是從新羅傳去的。這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相對於朝鮮半島而言，天台宗傳入日本的時間要早很多。自唐代開始，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就從中土學習天台宗教義，並且廣泛搜集天台教籍。

唐貞元年間，日僧最澄入唐求法，他在台州臨海縣龍興寺淨土院抄取「天台智者大師所釋大乘經等，并所說教迹，及第二、第五、第六祖等傳記，并別家抄等」，總計一百二十部，三百四十五卷。[27]最澄此行得到了台州刺史的襄助。五台山華嚴寺天台座主志遠和尚曾向入唐求法的圓仁說：

日本最澄三藏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剌史陸公自出紙及書手，寫數百卷與澄三藏。三藏得疏卻歸本國。[28]

所以，最澄的收穫頗多，不僅求得了大量的天台教，還有很多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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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回國後上表曰：

圓教難說，演其義者天台；妙法難傳，暢其道者聖帝。……最澄奉使求法，遠尋靈蹤，往登台嶺，躬寫教迹，所獲經并疏及記等，總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且見進經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蓮華經》七卷、金字《金剛般若經》一卷、金字《菩薩經》一卷、金字《觀無量壽經》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師靈應圖一張、天台大師禪鎮一頭、天台山香爐峰送檉及柏木文釋四枚、說法白角如意一柄。謹遣弟子藏經奉進。[29]

比最澄稍晚些時候入唐的空海，也請得了天台宗若干種教籍，如智者《法華玄義》、《法華文句疏》、《四教義》及湛然《法華記》、清索《法華贊》、良賁《仁王經疏》等。[30]

唐開成3年（公元838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圓仁入唐訪求天台聖與經籍。他帶來日本比叡山延曆寺東決天台教義三十條，先後向揚州、五台山、長安等地的高僧求法請益，受學天台《止觀》和《遮那》。此外，他還大量抄寫經卷。圓仁自述至五台山華嚴寺後：

引涅槃院安置閣下一房，此則講《法華經》座主玄亮上人房。座主因講，權居閣院。遠和尚及文鑒座主院，天台教及文書備足。

廿三日，始寫天台文書日本國未有者。[31]

圓仁此次入唐的收穫更多，其自述曰：

長安五台山及揚州等處，所求經論念誦法門，及章疏傳記等，都計五百八十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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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二卷，胎藏金剛界兩部大曼陀羅，及諸尊壇像、舍利并高僧真影等，都計五十種。[32]

其中在長安求得四百二十二部五百五十九卷，在五台山求得三十四部七十三卷，在揚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

此後，日本延曆寺比丘圓珍入唐求法，也求得了大量的天台宗的經疏。圓珍自述曰：

兩京兩浙嶺南福建道等巡遊，傳得大小二乘經律論傳記，并大總持教曼荼羅楨天台圓頓教文，及諸家章疏抄記、雜碎經論、梵夾目錄等，前後總計肆佰肆拾壹本壹仟卷，道具法物等，都計壹拾陸事。[33]

其他入唐求法僧所請得的天台宗經疏還有很多，在此不贅述。

日本僧人刻意搜求天台教籍，同日本國內天台宗的盛行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日本天台宗的盛行，又同唐代盛傳的聖德太子為南岳大師所託生的傳說有關。圓仁與志遠和尚交談時曰：

(志遠和尚)便問日本天台興隆之事。粗陳南岳大師生日本之事，大眾歡喜不少。遠座主聽說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事極喜。[34]

南岳大師是天台始祖智顗之師。這一傳說也是推動中日間佛學交流的助因。

經過日本天台宗僧人的不懈努力，中土天台宗的主要經籍已被網羅無遺。景德3年（公元1006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入貢時，即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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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氏論及疏鈔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35]這就為日後天台教籍重歸中土奠定了基礎。

七、宋初日本向中土輸出漢籍的史實

唐代，日本從中土求取經籍的同時，也曾將若干經籍帶回中土。如圓珍入唐時即帶來經疏五十二卷。[36]兩宋時期，日本雖然不再派出遣唐使，但是隨著海上交通的發達，中日間僧侶和客商的往來則還是非常頻繁的。而且，日本從大量向中土輸入經籍，開始轉變為同時向中土輸出經籍。

宋太平興國8年（公元983年），日本東大寺高僧?然搭乘吳越商人陳仁爽、徐仁滿的商舶入宋，並向宋太宗獻書：

雍熙元年，日本國僧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其國多有中國典籍，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鏤紅羅，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之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37]

然回國後，還曾派弟子奉表來獻佛經等物。

北宋時期海上交通較為發達，而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也多靠從事海上貿易的商船。如日本永延元年（公元987年），惠心僧都源信雲遊博多時，邂逅宋商朱仁聰及同船的杭州水心寺僧齊隱，遂託其將自著《往生要集》攜往中土。後《往生要集》還通過宋商周文德傳入了天台國清寺。又如淳化2年（公元991年）9月，天台知禮送經教於源信，次年源信即託宋商楊仁紹回贈自著《因明論疏四明違略注釋》。不獨中日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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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朝鮮半島間的交往亦是如此：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語歸。[38]

正是由於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商人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才使海外的逸籍的復歸有了可能。

隨著中日間文化交流的加深，在北宋時期，日本不斷有天台宗的有關經籍傳入中土，這其中既有日本天台宗僧人的著作，也有中土久佚的天台教籍。日本長保5年（公元1003年），源信遣弟子寂照攜《天台宗疑問二十七條》向知禮求教。寂照此行帶來了很多經籍，分贈各處。寂照入宋後致書源信曰：

《往生要集》現在國清寺弘之，教主宗翌相逢示之。又遣雙林行辿和尚一封，慥付便李送了。又《義目》一卷，逢天台有識令決了，追可獻。又遣法相宗《因明》等，從五台山罷歸，相訪其人，可傳付之。[39]

他帶來最多的是天台教籍，其中就有中土久佚的南岳大師所著《大乘止觀》。此書不久又告佚失。《天台霞標》在「天台典散亡數目」中列《大乘止觀》二卷，注云：「宋咸平六年，日本禪師嘗持入中國，今復亡去不存。」

宋熙寧5年（公元1072年），日本大雲寺僧成尋攜弟子七人，搭乘宋人的商船入華巡禮，並攜帶了更大宗的天台教籍和法器。據《參天台五台山記》所載，成尋此行帶來的天台真言經書有六百餘卷。

以上所舉僅是北宋時期較為著名的兩例，至於通過商人交流的經籍更是難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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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北宋時期，日本輸出到中土的天台教籍，其數量是相當可觀的。義寂求取教籍的行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這種背景，也使得義寂能夠獲得大宗的佚籍，並且復興天台宗。這同時也可讓我們理解，為什麼義寂是從日本而不是從高麗求取教籍的。

八、天台教籍得自日本的確鑿證據

天台教籍得自日本而非高麗，這一史實不但在有關義寂的早期傳略中有記載，符合天台宗在高麗和日本傳播的實際情況，更可以得到大量文獻資料的強有力的證明。

《楊文公談苑》中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佐證材料。據楊億所述：

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王，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40]

這條記載正可與《宋高僧傳．義寂傳》所敘相印證，表明錢俶確實是從日本將天台宗的教籍取回的。楊億與四明尊者知禮的關係相當密切，現在還保存有兩人往返書啟十多通。[41]而且，楊億對日本的歷史及中日間的交往情況也很熟悉。他自述說：

予在史局閱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記》一卷及然表啟一卷，因得脩其國史，傳其詳。……案日本，倭之別種也，……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歸。[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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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年間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入貢，楊億時知銀台通進司，因此與其有所往來。楊億自述曰：

景德3年，予知銀台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筆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身名寂照……。」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寂照東游，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43]

可見，楊億不僅與天台宗僧人來往密切，而且對於當時中日間佛學界交往的故事也相當瞭解。正是由於這一層關係，所以《楊文公談苑》中關於錢俶從日本取回天台宗教籍的記載，就顯得史料價值頗高了。

義寂求取的教籍並非完璧，還有若干種重要的經疏逸在海外，所以志磐在《佛祖統紀．諦觀傳》中便演義出了高麗國王故意留下幾部經疏的故事。其實那是因為義寂得到的教籍中摻雜了偽書的緣故。偽書中包括了《仁王經疏》。義寂身後，天台宗僧人一直努力到日本訪求真本《仁王經疏》：

有宋之初，台教乃漸杭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眾咸斥其偽。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怒，遽投斯流，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所，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於日本國矣。[44]

雖然歷經曲折，知禮還是未能如願求得《仁王經疏》。至元豐年間，《仁王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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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由商賈自日本攜歸。通過《仁王經疏》的求取過程，可以說明天台教籍自始至終都是從日本獲得的。

〈諦觀傳〉說高麗王遣諦觀來奉教籍時，將《仁王經疏》等幾部經籍留下。筆者之所以認定這是志磐的演義，關鍵還在於高麗的《仁王經疏》還是從中土傳入的。義天至中土求法回國後，曾耗費二十年時間搜求佛典，著成《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其書卷1著錄《仁王經疏》一卷，並注云：

近從日本國流通云。是天台所說，待勘。[45]

這條注雖然簡短，但卻為我們提供了重要而可信的史料。說明高麗國的這部《仁王經疏》不但得自中土，而且還可遠溯自日本。這就完全推翻了《佛祖統紀．諦觀傳》的記載，證明所謂「諦觀來奉教籍」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九、小結

根據上面的考證和分析，現在可以清楚，義寂求取的教籍應是從日本求得，而非歷來學者所認為的來自高麗。同時，通過對這一史實的探討，我們對北宋初期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高麗間的佛學交流情況，也可以有更為深入的瞭解。

[1] 《宋高僧傳》卷7〈義寂傳〉頁162，中華書局，1987年。

[2] 《佛祖統紀》卷8，《大正藏》冊49，頁190～191。

[3] 《佛祖統紀》卷10，《大正藏》冊49，頁206。

[4]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卷3，頁20，上海書店，1989年，頁20。

[5] 《佛祖統紀》卷8，《大正藏》冊49，頁191。

[6] 鐮田茂雄《簡明中國佛教史》，頁256，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

[7] 杜繼文《佛教史》，頁33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8] 郭朋《中國佛教簡史》，頁305，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9]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頁295，中華書局，1982年。

[10] 《宋史》卷487。

[11] 《高麗傳》卷3。此與端拱2年之求書，疑係同一事。

[12] 《佛祖統紀》卷10，《大正藏》冊49，頁206。

[13] 《佛祖統紀》卷10，《大正藏》冊49，頁206。

[14] 《宋高僧傳》卷7〈義寂傳〉，頁162，中華書局，1987年。

[15] 〈建傳教院碑銘〉，載於《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螺谿振祖集〉。《大正藏》冊46，頁925。

[16] 〈淨光大師塔銘〉，載於《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螺谿振祖集〉。《大正藏》冊46，頁927。

[17] 〈台州螺溪淨光法師傳〉，《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大正藏》冊46，頁929。

[18] 《佛祖統紀》卷10〈吳越忠懿王傳〉。《大正藏》冊49，頁206。

[19] 《五燈會元》卷10〈天台德韶國師〉，中華書局，1984年，頁567。

[20] 高觀如〈中朝佛教關係〉，《中國佛教》第一輯，頁206，東方出版中心，1980年。

[21] 《佛祖統紀》卷22〈子麟傳〉。《大正藏》冊49，頁246。

[22]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1，《大正藏》冊46，頁856。

[23]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大正藏》冊46，頁928。

[24] 〈新編教藏總錄流衍序〉，《大正藏》冊55，頁1165。

[25] 高麗僧人也常帶來一些書，但數量往往很少，而且其目的是為了求取更多的經疏。

[26]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27] 《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大正藏》冊55，頁1057。

[28]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頁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9] 《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大正藏》冊55，頁1055。

[30] 《請御來目錄》，《大正藏》冊55，頁1064。

[31]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頁124～1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2] 《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大正藏》冊55，頁1078。

[33] 《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大正藏》冊55，頁1102。

[34]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頁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5] 《楊文公談苑》，頁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6] 《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大正藏》冊55，頁1092。

[37] 《宋史．日本傳》。

[38] 《五燈會元》卷18〈高麗坦然法師〉，中華書局，1984年，頁1224。

[39] 轉引自王勇〈唐宋時代日本漢籍西漸史考〉，載於《中日漢籍交流史論》頁117～118，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

[40] 《楊文公談苑》頁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1] 載《四明尊者教行錄》卷5，《大正藏》冊46，頁898～902。

[42] 《楊文公談苑》頁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3] 《楊文公談苑》頁10～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4]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6〈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大正藏》冊46，頁916。

[45] 《大正藏》冊55，頁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