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法祖老和尚 圆融世出世间法——纪念常惺法师诞辰110周年

　　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圆融，集中反映在“人间佛教”思想的倡导与实践，而“人间佛教”在当今国际佛教界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引人瞩目与赞叹。上个世纪的20年代，“人间佛教”这一专有名词的出现，是在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对现代佛教的理论体系作出的名题。现代佛教理论体系是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依据佛法基本原理，对转型社会与现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众多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积累。本寺的法祖老和尚常惺法师则为“振兴佛教”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极力倡导、实践“人间佛教”。值此常公老人诞生110周年之际，缅怀老人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佛教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刻苦求学　深通教义
　　先祖名寂祥，字常惺，嗣法于泰州光孝寺培安和尚座下，法名优祥，自号雉水沙门，为光孝律寺第十四代传人，江苏如皋人，俗姓朱，生于1896年，9岁时就受佛门栽培，18岁毕业于省立如皋师范。1914年，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于上海哈同花园，各省青年学僧闻风云集。常公亦负笈至沪求学，当时虽尚未披剃，而月霞老见其年少能文，极为器重。同学中有持松、智光、霭亭、戒尘、慈舟等。后来都各成为一方化主。华严大学迁至杭州海潮寺后，常公奔走于沪杭两地不辍修学，1916年于华严大学毕业时，对本宗教义深得造诣。在求学期，受月霞老的启发，现比丘身受具于句容宝华山，之后又参学于江南四大丛林之一的常州天宁寺，坐禅堂，学规矩，体验近代丛林生活。1917年，天台宗耆宿谛闲法师，在宁波观宗寺创办观宗学社，专弘天台教义。谛闲法师之德望使一班有志僧青年争相从学依修。常公亦不例外，毅然决然至宁波亲近谛闲法师，专攻天台教义。在观宗学社两年，成绩名列前茅。同学中知名的有倓虚、禅定、宝静、净玉、显荫、仁山等。据《影尘回忆录》记载，1918年学期考试，“常惺法师考第一名”。当时应该说观宗学社是人才济济，而常公学业的优秀是可以相见其对教义深入之一斑的。

　　二、志同道合　法缘殊胜
　　有学者认为，在近代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再也找不出比常惺法师和太虚大师更受学僧所尊敬的人。而两位大德的法缘十分殊胜。民国六年（1917）在宁波观宗寺的观宗学社开始相识。民国十一年（1922），常公任安庆迎江寺佛教学校的校长，又与虚大师重逢。民国十四年（1925）在厦门南普陀寺，常公依照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的模式创办了闽南佛学院，并与虚老前后相继负责，将闽南佛学院办成了当时华南佛学重镇。虚老称赞常公为“貌英伟而性和霭，六度齐修，智悲兼大，求之古德，仿佛圭峰密”。
　　民国13年（1924），先祖常公受法于光孝律寺，当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之后，邀请太虚大师来泰州讲经，顿时，光孝寺每天聚集泰州城内名流士绅以及佛教信徒千百人之众，太虚大师与常公轮流讲学，感动士绅皈依三宝，其中的积学之士，还发心接编太虚大师主办的佛教月刊《海潮音》杂志达三年之久。
　　民国20年（1930）后，常公担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太虚与圆瑛均为佛教会的领导，却又是显明的两大派系，常公周璇之间，圆融二老风范，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一段美谈。
　　民国28年（1939），常公病逝于上海宝隆医院，当时太虚大师因抗战在内地昆明，得知消息，痛作六言诗悼念日记。诗云：
　　识面今廿三载，知心亦十八年。
　　方期责可君代，那堪逝占我先。
　　后来，常公归骨于泰州光孝寺，营墓塔时，虚大师为其书写《塔铭》。从“悼诗”与“塔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位大德是相知以心的。而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理念，有待进一步实践，其责任本想期望于常公，却偏偏不能如愿，使虚老感到那么的沉痛。

　　三、为实践“人间佛教”作示范
　　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出于对中国现代佛教的整体性设想，主张佛教应重视人生，以改善人生为基础，并在教理、组织等方面提出相应方案。
　　第二，重视与社会道德密切结合的“五戒、十善”等规则，并适应时代做出新的解释，提倡佛教徒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热爱祖国，多为民众作奉献。
　　第三、主张建设新型僧团，兴办佛教学校，创办佛教学术刊物。
　　以上几点，在常公的一生中实际上与太虚大师一起，进行了足有成效的实践。
　　在兴办佛教学校方面，常公早在民国八年（1919）就出任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教务长。民国十年（1921）赴安徽安庆迎江寺创办了佛教学校，担任校长。民国十四年（1925）在厦门南普陀寺创办了闽南佛学院后两度担任院长之职。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柏林教理院成立，即世界佛学苑之华英文系，常公担任院长。民国二十年（1931），常公担任光孝律寺主持，并创办了光孝佛学研究社即光孝佛学院，光孝寺被誉为“名僧摇篮”的美称也由此而来。
　　在热爱祖国，多为民众作奉献方面，常公在1931年刚住持光孝寺期间，这年夏天，苏北大水为患，灾民举目皆是，常公带领南亭、苇宗、脱烦等在光孝寺设立收容所，从事赈济，救活灾民无数，博得社会舆论的好评。“九？一八”事变后，常公在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议上讲演，指出了中国佛教徒国家观念薄弱、忽视国家利益之错误，提倡“我人为求身家安宁，法运兴隆，实不能不爱国家，以求佛法有所寄托”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常公实际主持中国佛教会的领导工作。为了抗战需要，常公带领中国佛教徒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组织训练僧侣救护队，办理收容所，创设佛教医院以及组织佛教僧侣掩埋队等，终因工作繁忙，积劳成疾，而献出了生命。可以说，常公是为实践“人间佛教”圆融世出出世法，树立了典范，做出了贡献。

　　四、与时俱进　更应极力倡导人间佛教
　　在缅怀先辈之余，从20世纪初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至今，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来看，正如学者界定，“人间佛教”是“以现实人生为基点，以人的清净心为基础，通过大乘菩萨道的修持，达到完善人格，进而建立人间净土的佛教”。　“人间佛教”不仅是根本教理的现代发展，也是佛教入世化、生活化的进一步发展。
　　太虚大师说过：“中国佛教能在新世纪中成为世界性的佛学，非但要住持教理的人能够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真谛，依之以趣大乘行果，必需在人间行六度、四摄的菩萨道，以尽力推行佛教，利益人间一切事业”。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佛教恢复开放之初，赵朴初居士极力提出弘扬一种思想即“人间佛教”思想。如今，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向现代化快速推进，与之相应的，各种社会文化都面临着与其适应的问题。佛教也不例外，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与时俱进，把握当下。海外有位法师认为，佛教徒应有主动关心社会变迁的自觉，“血液与大众分不开，脉搏与群众共跳跃。”　
　　今天我们对先辈的缅怀，旨在重视实践“人间佛教”思想。要建设和发展现代佛教，就要着眼人生，关注人生，多注重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走利他济世的道路。现代佛教应当既讲“出世”，又讲“入世”，把“出世”与“入世”合理地统一起来，积极提倡“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应时势之所趋，而适机缘之所宜”。笔者现为光孝寺住持，对于曾为“名僧的摇篮”的光孝寺，既要不遗余力地建设好，又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发扬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努力开创新局面，以至重振当年碧云香雨之雄风。也虔诚地邀请大家常来关心，加被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