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經研究─中國佛教中之真經與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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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經與疑經

中國佛教聖典 (包括經、律、論三藏及西土、東土聖賢的著作) 的綜合目錄──經錄──的編纂，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稱得上是特異的存在。僅就其現存者以觀，始自梁僧祐之《出三藏記集》中所包含的東晉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及至隋代之諸經錄，唐初道宣之《大唐內典錄》，唐中葉圓照之《貞元釋教錄》為止，共編纂了十數種經錄。

外來的佛教在中國紮根的最大原動力，乃是將佛所說的教法漢譯時，把 sutra 譯為經(修多羅)，這是不難想象的。本來經是紡織品的直線的意思，後轉而寓意為聖人之教是不變的道理，恆常不變之道，將「經」一語大膽地充用於漢譯的佛所說的教法，誠然是卓見。只要是翻譯經典，其內容不管是經，是律，抑或是論，通常均以經稱呼。例如，將羅什譯的《大智度論》稱為「摩訶衍經」；將僧伽提婆的《三法度論》，廬山慧遠常稱之為《三法度經》。當然應稱為律者，卻以經命名者很多，如《沙彌十戒經》、《舍利弗問經》、《大愛道比丘尼經》、《迦葉禁戒經》等即是。這正如後秦僧肇解釋經為：

經者常也，古今雖殊，覺道不改，群邪不能沮，眾聖不能異，故曰常也[1]。

要之，律與論皆與經相同。因此梁之法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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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者蓋是佛教之通名，聖語之別號，然經之為義，本訓常訓法，常是不壞之稱，法是可軌為目[2]。

經就是記載聖人尊貴教法的書籍──經書，這一觀念通行於中國初期的佛教界。

道安也稱為眾經目錄，而於其中併錄了經、律、論三藏。隋代費長房編纂的《歷代三寶紀》，是由經錄與佛教年表合併而成，乃未用經錄之名，但三寶紀以外的隋代諸經錄，則使用了眾經目錄的名稱。唐代的道宣，從以儒教道教之典籍作為外典的佛教立場，名為《大唐內典錄》。智昇則作為《開元釋教錄》，這種不拘於經名，而改為綜合的佛教書籍目錄的名稱，可以說是他獨特的見解。

這些諸經錄之目的，主要是將從來流傳到中國的梵語及其他外語原典的既譯經典，不管其現存與否，盡所知所能地多予蒐集、登錄，並將譯者名、譯出年代明確者，按照大小乘、經律論的次序整理，譯者不明者即作為失譯，失譯經中若確知其搜得之地區者，乃依地區別予以編集。總之，對於各個經典盡量明示上述各事項，以作為現在及將來之學者的依據。其編纂之努力與熱忱，實令人欽佩。

中國佛教乃根據由印度、西域流入的外語原典譯成中文的經典，即所謂的漢譯經典，是理所當然的。關於其翻譯過程、方法等，如今雖已無需討論，不過一旦被譯成的經典，大多已與其原典隔絕。如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等，因從來的漢譯經典中有意義難通之處，故為了尋求正確的原典而遠至天竺的求法僧亦不少，但其結果得以變更既譯漢譯經典的價值者並不多，由此可知漢譯經典與其原典之關係如何了。

北齊文宣帝(五二九─五五九、五五○─五五九在位)是被擬為高王觀世音經中之高王──高歡的第二子，其殘忍的性格無與倫比，且有很多地方不像是個佛教徒，故傳說宣帝因飲酒過度而罹病於三十一歲死時，群臣雖有形式上號哭者，卻無伏其德而真心流淚者(資治通鑑卷一六七)。文宣帝即使有如《續高僧傳》記載的：

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群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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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例，但這並不證明中國佛教重視翻譯後的梵文經典的事實。漢譯之後的梵文原典被如何處置，文宣帝躬禮梵本的「梵本」，係指那連提黎耶舍從北天竺隨身帶來的，或是其以前已傳到中國之未被譯完而被呈上宮中之梵本。這由續高僧傳之 「安置天平寺中，請為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於寺」的記事得以了解。雖說法華經有六譯，維摩經亦有六譯，然而僅有鳩摩羅什之法華經與維摩經在中國流通，這與其說是重視梵文經典，還不如說把重點置於優秀翻譯者之思想與技術上較切合事實。漢譯經典就是中國佛教，對中國人而言漢譯經典就是佛教的一切，這是正確的看法。歷代國高僧傳之所以把譯經篇刊載於卷首是有其道理的。

諸經錄對於流通於世間的經典之是否為翻譯經典，或為中國人模擬它而撰述者，其正確的譯者為何人，失去譯者的稱為「失譯」經典的譯者之推定等問題有很大的貢獻。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經錄對疑經的觀點。

疑經的內容是複雜的。有來自道教的符讖方術之類的，亦有根據民眾俗信的荒唐無稽的偽經，以及其是否為漢譯經典雖令人懷疑，不過含有值得尊重的內容而一般所流通的經典等。此中有雖是疑偽經典但被認為是鳩摩羅什譯而入藏的《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八冊)、及附有僧肇之前序的羅什譯《梵網經》(大正藏第二十四冊)、及以《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而知名的東晉帛尸梨蜜多羅譯《灌頂經》第十二卷之《藥師琉璃光經》(大正藏第二十一冊)、被歸屬於隋菩提燈譯的《占察善惡業報經》(大正藏第十七冊)等，以及其他類此者，乃承《開元錄》之入藏錄，在宋版以來的刊本大藏經中作為真經而入藏者很多。

關於模擬翻譯之真經而由中國人偽撰之經出現的問題，亦可由完全無法從翻譯經典獲得而為應付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所造的《父母恩重經》(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為顯示對道教之優越性而說之《須彌四域經》及其他，為順應迎合當時的當政者而於《大雲經》、《寶雨經》中之妄添等種種情形加以考慮。對於如此眾多疑經的出現，經錄編纂者將之斷定為疑經，而把疑經與真經嚴加區別，欲以顯揚真經的立場之最大理由是什麼﹖真經是經由翻譯而為中國人得知的印度之佛陀直說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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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經則是雖取佛陀金口說法的形式，但全無翻譯的事實，由表面看似乎是翻譯的，不過其事實頗為可疑的經典。總之，首先把重點置於是否為翻譯經典，這是不用說的了。

(二)道安對疑經之見解

在無法看到朱子行的漢錄，以及支謙錄、支敏度錄、聶道真錄等道安以前的經錄的今天，實際上可見的經錄之原始形態，除了引用於《出三藏記集》的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以外無他。

道安(三一四──三八五)把 「此土眾經，出不一時，自孝靈光和已來，迄今晉康寧二年，近二百載，值殘出殘，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難卒綜理，為之錄一卷。」[4] 的就是《綜理眾經目錄》。

外國僧法學，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者，共相推校，得便擯之，僧法無縱也。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熹事者，以沙標金，斌斌如也，而無括正，何以別真偽乎。農者禾草俱存，后稷為之嘆息，金匱玉石同緘，卡和為之懷恥。安敢預學次，見涇渭雜流龍蛇並進，豈不恥之，令列意謂非佛經者如左，以示將來學士，共知鄙倍焉。[5]

道安時代所理解的中國佛教翻譯史，是以後漢靈帝光和二年(一七九)，支婁迦讖譯出《道行般若經》與《般舟三昧經》為濫觴，這也顯示了道安那時所能追溯的中國佛教史的最大限度。對於道安來說，安世高的譯經，甚至如後世之記錄記載為中國佛教最初的翻譯──攝摩騰譯的《四十二章經》，都不過是虛構之談而已。

在外國自師父傳經，乃要求恭敬地跪下來接受口授，授予後學，亦一字一句不可加減，這樣不疏忽的嚴肅態度。然而佛經傳來中國到道安的時代，時間並不很長，卻陸續出現了疑經而形成真疑難辨的狀態，道安深恐若不及時想辦法辨別正確者，則世人將迷於經典之真偽，涇水與渭水將無清濁之分混雜而流，龍與蛇將無賢愚之差別而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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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親自把認為非佛經者列舉出來，這就是刊載於《出三藏記集》卷五的新集安公疑經錄的二十六部三十卷疑經。

寶如來經二卷　定行三昧經一卷　真諦比丘慧明經一卷　尼吒國王經一卷　胸有萬字經一卷　薩和菩薩經一卷　善信女經一卷　護身十二妙經一卷　度護經一卷　毘羅三昧經二卷　善王皇帝經二卷　惟務三昧經一卷　阿羅呵公經一卷　慧定普遍神通菩薩經一卷　陰馬藏經一卷　大阿育王經一卷　四事解脫經一卷　大阿那律經一卷　貧女人經一卷　鑄金像經一卷　四身經一卷　普慧三昧經一卷　阿秋那經一卷　兩部獨證經一卷　法本齋經一卷 覓歷所傳大比丘尼戒經一卷

然而此二十六部疑經之中，例如對於開頭的《寶如來經》二卷，僧祐注為「南海胡人作，或云寶如來三昧經」，其他的諸經錄、法經錄、仁壽錄、大唐內典錄等，皆以此為依據。而且《大周刊定眾經目錄》、《開元釋教錄》等，乃將此疑經之名從疑經錄中予以削除，而作為真經入藏。或許此疑經不知幾時竟被作為東晉祇多蜜譯的《寶如來三昧經》二卷(大正藏第十五冊)而流布，以致懷疑同名疑經之存在。

刊載於道安疑經錄的二十六部三十卷疑經中，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其中一部份佚文，是從北周武帝時代至唐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由印度留學回到長安時還在世，且在華北大為弘揚淨土教的中國淨土教祖師道綽(五六二──六四五)在其著作「安樂集」中作為經證所引用的《善王皇帝經》與《惟務三昧經》二部，以及在《經律異相》卷三中作為《善信經》引用的《善信女經》、《經律異相》卷五中作為《現佛胸萬字經》引用的《胸有萬字經》、《經律異相》卷三十八中作為《貧女難陀經》引用的《貧女人經》三部而已。

道綽時代正值六朝末期霸者興亡之際。道綽二十歲時(五一八年)北周被隋滅亡。隋統一天下時，道綽為二十八歲(五八九)，隋亡而唐一統天下，那一年正是道綽五十七歲(六一八)之秋。此種戰亂不止世情不安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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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符合南岳慧思(五一五──五七七)等提唱的中國佛教末法思想興起的時代意識。在此急激不安的世界裏勸修淨土教的道綽之教化，充滿了適合時機之教法的自信。《安樂集》二卷(大正藏第四十七冊)是將一代佛教分判為聖道門與淨土門，而敘述末法澆季之凡夫，應捨聖道門而入淨土門，一心歸依西方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的道理。他主要是盡力於《觀無量壽經》文意的開顯，據說他在四十八歲擱置聖道門之行而歸入淨土門後，直到逝世之三十七年間講觀經竟達二百次之多。至於其自說之主張，乃以十二大門、三十八番料簡，對當時風靡一世的嘉祥大師吉藏(五四九──六二三)的攝論派之無相大乘教旨，宣揚單信歸入西方往生淨土的教理。而且其論證乃以經四十四部、律一部、論八部、釋三部，共計五十六部三藏作為證明勸信之方便。

道綽引證的經典中，當然除了觀無量壽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維摩經、涅槃經、華嚴經、大集月藏經、大智度論等之外，亦用許多疑經類為經證。這有十方隨願往生經、淨度三昧經、生阿彌陀佛國為諸大眾說觀身正念解脫十往生經、善王皇帝尊經、惟務三昧經、須彌四域經等。《善王皇帝尊經》(或善王皇帝功德尊經)云：

其有人學道，念欲往生西方阿彌陀佛國者，憶念晝夜，一日若二日或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至六日七日，若復於中，欲還悔者，聞我說是善王功德，命欲盡時，有八菩薩，皆悉飛來，迎取此人，到西方阿彌陀佛國中，終不得止。[6]

又同《安樂集》卷下引用了《惟務三昧經》云：

有兄弟二人，兄信因果，弟無信心，而能善解相法，因其鏡中自見面上，死相已現，不過七日，時有智者，教往問佛，佛時報言，七日不虛，若能一心念佛修戒，或得度難，壽即依教繫念，時至六日，即有鬼來，耳聞其念佛之聲，竟無能前進，還告閻羅王，閻羅王索符，已注云，由持戒念佛功德，生第三炎天。[7]

道綽引用的此二疑經，皆承彌陀淨土經典般舟三昧經中說的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念佛之說，又在說明念佛的利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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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強調延年增壽之現世利益，亦有閻羅王符等的出現，由此可推察此疑經撰述的時期與動機，同時知道早於中國佛教之初期，已有淨土經典與道教思想交流下所產生的疑經。

又初見於道安疑經錄中的《阿秋那三昧經》，自道安著錄後四百年，在日本天平時代的寫經所被抄寫，於此亦可見疑經傳播力之強。

道安列舉的疑經，並不止這二十六部三十卷，在道安的失譯錄百四十三部，異經錄百七十五部中，亦可發見許多屬於疑經的經名，這道安以後的經錄也是同樣的情形。然而對於這些經典，若要一一確認是否是疑經卻甚為困難，尤其現在那些經典多數已散佚，故這種工作幾乎是不可能做的了。因此，關於此問題暫且不論，以後的經錄亦同。

(三)僧祐之疑經觀

出三藏記集十四卷是幾近完整地殘留於今日的最古經錄，這是由梁僧祐(四四五──五一八)於天監十幾年所編纂。其中詳記著佛經、譯經的起源，又其失譯經律、失譯雜經、抄經、疑經、注經等目錄，被認為係眾多經錄中特別可據者。僧祐對疑經之見解，可由同書卷五新集疑經偽撰雜錄之序文得以知之。該序文說：

長阿含經云，佛將涅槃，為比丘說四大教法，若聞法律，當於諸經，推其虛實，與法相違，則非佛說。又大涅槃經云，我涅槃後，諸比丘輩抄造經典，令法淡薄，種智所照，驗於今矣。自像運澆季，浮競者多，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亂實。昔安法師，摘出偽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閱群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見所疑。夫真經體趣，融然深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之於錄，並近世妄撰，亦標於末，並依倚雜經，而自製名題，進不聞遠適外域，退不見承譯西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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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聞興於戶牖，印可出於胸懷，誑誤後學，良足寒心，既躬所見聞，寧敢默已。嗚呼，來葉，慎而察焉。[8]

如上述，僧祐除道安錄以來的疑經，與僧祐新集之疑經外，更將近人的妄撰新加入疑經之種類，而且以外則不聞為求法遠赴外域，內則不見請譯於西方來之外國三藏者，即主張非為翻譯經典則非真經，同時可以說於言外承認了中國人本身的宗教活動已盛行到不得不承認：把近人之妄撰亦放入於疑經之程度。

自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之後約百五十年所編纂的出三藏記集，除道安列舉的二十六部三十卷疑經之外，更新集了二十部二十六卷疑經。僧祐收集的新集疑經中有八部竟明示了撰者之名，由此事可知，疑經不但偽裝成翻譯經典，亦有明記中國撰者之名者出現，即以符合被稱為偽經之姿態出現於世。

僧祐對於未附撰者名之梁代新集十二部疑經，將其列舉之後，「或義理乖背或文偈淺鄙」，故入疑經錄，並希望世人 「庶耘蕪穬，以顯法寶」[9]。

茲將明記撰者名的八部疑經列舉如下：

(1) 灌頂經一卷（一名藥師硫璃光經，或名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四五七），秣陵鹿野寺比丘惠簡，依經抄撰，此經後有續命法，延壽續命得世人之共鳴，所以偏行於世。（S.1968，2494，3903，3779，5519，P.4826等大正藏二一）

(2) 提謂波利經二卷（舊別有提謂經一卷）

　宋孝武帝時，北國比丘曇靖撰（S.2951，北京霜15）

(3) 寶車經一卷(或云妙好寶車菩薩經)

　北國淮州比丘曇辯撰，青州比丘道侍改治。(書道博物館藏敦煌本、大正藏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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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經一卷

　齊武帝時，比丘道備所撰（備易名道歡）

(5) 佛法有六義第一應知一卷

(6) 六通無礙六根淨業義門一卷

　右二部，齊武帝時，比丘釋法願抄集經義所出，雖弘經義異於偽造，然既立名號則別成一部，懼後代疑亂，故明注於錄。

(7) 佛所制名數經五卷

　齊武帝時，比丘釋王宗所撰。抄集眾經有似數林，但題稱佛制，懼亂名實，故注於錄。

(8) 眾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一卷

　梁天監二年(五○三)，比丘釋道歡撰。

於梁武帝天監末葉，在本來不可能有撰述人名之疑經上，附有撰者名的竟有八部，這在以後亦少有的例子。這是否與竟陵文宣王之抄經、傳說天監三年死的南齊末太學博士江泌之女所感得的二十一部三十五卷誦出經等之流行相同，疑經的製作亦為即應時機之物，而為社會所歡迎呢？

出三藏記集卷五有：後漢獻帝建安末年(二一九)濟陰丁氏之妻突然變成有如中風之狀態，而頓時能說梵語能寫梵語之記事。此為記錄有關經典偽作的傳聞，本不可為憑，但亦不能作為與這些抄經之出現完全無關。此處所謂的抄經，是將經的義理之大要簡略抄出者。古來，以南齊竟陵文宣王之抄經最為有名。經錄亦未將此放入真經之類。雖然原典的抄譯作為正經，但從譯本以個人之意所作的抄出，則認為是疑偽經典。這可能是經錄編纂者對翻譯經典的信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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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慧遠(三三四──四一六)因由長安鳩摩羅什於翻譯後贈送的大智度論一百卷，對當時之中國人而言，甚為難讀，為謀求閱讀難解的大智度論之易讀的捷徑與開悟方法，而苦心抄出了二十卷大智度論抄，乃被數為慧遠的重要業績之一。儘管如此，梁僧祐亦將之記為 「以論文繁積學者難究，故略要抄出」[10]，而將大智度論抄與抄經同樣置於近乎疑經的立場，以堅持其對「經」之嚴正態度。

殊是撰述提謂波利經的曇靖，於以北魏之破佛聞名的太武帝死，而文成帝即位之興安元年(四五二)後未幾，佛教復興令布告於天下時，乃慨嘆因七年之廢佛致使經典散失，故撰述了庶民易讀易解的經典，作為引導在家人信仰佛教，迅速獲得復興佛教之成果的緊急手段，與此提謂波利經同時任昭玄統──僧官長的曇曜，撰述了付法藏傳與淨度三昧經，由此可想像因應北魏太武帝廢佛後的社會情勢而撰述疑經的背景。道宣在其著作《續高僧傳》中評曇靖之偽撰提謂波利經謂： 「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間誘導，憑准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代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眾，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用石糅金，疑成偽耳，並不測其終。」這說明了此時代疑經出現之內幕。又記載： 「隋初開皇(五八一 ── 六○○)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遞相鑒檢，甚具翔集云。」 [11]由此可知提謂經雖為疑經，卻盛行於世間，並具有信仰生活的指導性權威。又此疑經亦傳於江南之地，而被引用於諸師之經疏，是眾所周知之事。

齊之劉虯(四三七──四九五)於無量義經序中，引用此疑經，而認為說五戒之此經是將一代佛教分為七階中之明人天善根的第一階(世俗教)教法[12] ，其他如天臺智顗(法華玄義卷十之上)，賢首法藏(華嚴五教章卷一)等，亦用顯然是疑經的提謂經為經證，這不但顯示了居當代指導地位之智顗、法藏等對疑經的想法，同時亦令人理解此疑經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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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謂經是根據佛成道後第七日，有名為提謂與波利的二商人率領五百商隊供養釋尊食物，釋尊為二人授最容易的三歸五戒使其成為清信士的印度經典之說，而撰述的在家佛教經典。

五戒天地之根，眾靈之源，天持之和陰陽，地持之萬物生，萬物之母，萬神之父，大道之元，泥垣之本。[13]

由此段法華玄義(卷十之上)所引之提謂經的思想中，亦可得知產生此疑經的道家化的背景。又同法華玄義說：

欲得不死地，當佩長生之符，服不死之藥，持長樂之印，長生符者，即三乘之法是，長樂印者，即泥洹道是。[14]

且由年三長，月六齋之齋日等，亦可見在當時的社會盛行道教式迷信與法會。同時代的昭玄統曇曜，非但不禁止此疑經，毋寧說以默認之形式，同意以此作為於帝都復興佛教之一種方法，這可由續高僧傳卷一之曇曜傳窺知之。

關於提謂波利經，前有塚本善隆博士從法華玄義卷十、法界次第初門、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以上天臺智顗)、道世之法苑珠林(卷三七、八八)、法琳之辯正論(卷一)、荊溪湛然之止觀輔行傳弘決(卷六之二)，以及五代義楚之釋氏六帖(卷六)與其他典籍中收集遺文，依此作了該博的研究而為世人所知。此疑經，在敦煌本僅發見了一點 (S. 2051)，但另有全長及二十四呎，缺卷首若干行，被推定為七世紀初書寫的下卷，依此可作幾乎完全的提謂經下卷的研究，因此提謂經之內容研究得以躍進一大步。

提謂經流入日本的時期，想必與其他多數疑經同為奈良時代，於天平勝寶六年(大日本古文書卷三)、天平寶字七年(同卷五)之正倉院寫經文書等見其名，殊如塚本博士所指摘，於《類聚三代格》二之年分度者事中引寬平七年(八九五)之太政官符，亦引用提謂經說授戒緣三種之緣由一事，也應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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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法經錄之疑經觀

於隋法經等編纂的眾經目錄(以下簡稱法經錄)卷四，列舉了在道安錄等稱為抄經者，作為眾經別生。法經對這些經的解說是，後人隨各自之所好，於完全的正經內抄出別行，此種任意的抄出，趣末將忘本旨，迷失根本經典，妖濫日繁，因此將當時流布於世之抄經，一一列舉其所根據的真經。又於眾經疑惑之條下，列舉文理複雜，真偽未分之疑經二十九部，而於眾經偽妄之條下，列舉五十三部偽妄經之後說：

前五十三經，並號乖真，或首掠金言，或末申謠讖，或前論世術，後託法詞，或引陰陽吉凶，或明神鬼禍福，諸如此比，偽妄灼然，今宜秘寢，以救世患。[15]

至此，疑經亦多初見與道教之符讖與風水等結合的，含有許多無意義的迷信要素者。疑經的名稱，如安塚經、安宅神咒經、度生死海神船經、咒魅經、閻羅王東太山經等乃以已可窺見不純正之要素存在者為多。如安宅神咒經 ( S. 2110，P.3915，大正藏二一)， 雖說是後漢代失譯，卻初見於隋代經錄，而不但由於經文中使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忌等語，即已不能說是翻譯的真經，且歷代藏經之作為真經而入藏，是因為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承歷代三寶紀而錄於大乘失譯經，開元錄繼此，故遂於宋以後的大藏經作為真經予以收錄而至今日。

同於隋代由彥悰編纂的眾經目錄(卷四)，亦將疑偽經定義為「名雖似正，義涉人造」，此乃顯示當時的代表性佛學者對疑經所抱的不信感。

自法經錄之編纂後約七十年，於唐麟德元年(六六四)編纂大唐內典錄的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對疑經認為是：

正法深遠，凡愚未達，隨俗下化，有悖真宗，若不標顯，玉石斯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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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張甄別真疑，卻於隨俗下化一語中，有令人相信作為教化末世凡夫之方便，似承認疑經之存在，此乃為南山律宗之祖道宣之言而受注目。

將大通方廣經與占察善惡經等，隨從來的經錄收入於疑經錄的道宣，在歷代眾經應感興敬錄(內典錄卷十)，則將一見即可判斷為疑經之高王觀世音經，記錄為觀音靈驗說法的代表性經典之一。於此事亦得見道宣雖說真經之甄別，悲歎「末法遂及此乎」，但對於在隋代五百卷偽濫經被焚燬未經五十年的時期，已有不見於前經錄之新疑經，見於經藏的現狀，卻持妥協的見解。

於大唐內典錄卷五之隋朝傳譯佛經錄中錄了對根機雜錄集三十六卷與三階位別錄集四卷之後，評信行(五四一 ── 五九四)云： 「博綜群經、蘊獨見之明」，又對三階教門徒的 「頭陀乞食，日止一凔，在道路行，無問男女率皆禮拜」之情形，評為「似法華常不輕行」。但指摘三階教徒只愛其同道，而惡異信者為缺點。吾人理解道宣對疑經之想法，同時亦應知其對所謂相應時機的新佛教──三階教的教徒，乃持同情的態度。

(五)則天武后與疑經

遲於道宣的內典錄三十年，早於智昇的開元錄三十五年，大致於兩者之中間成立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是洛陽佛授記寺明佺等奉則天武后之命，在周朝更新時，確定經藏內容，以作模範的入藏目錄為目的，於天冊萬歲元年(六九五)撰集的。其所謂刊定眾經，就是想確定經之真疑，而決定大藏經之內容者，然而，所謂武周革命本身就是謀不軌者，而大雲經為開武周革命的端緒者，是歷史上很明顯的事實。在天授二年(六九一)三月的釋教在道法之上制云：

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寶偈之文，歷數表於當今，本願標於曩劫，大雲闡奧，明王國之禎符，方等發揚，顯自在之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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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一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訓人，爰開革命之階，方啟維新之運[17]

又由記載此大雲經與寶雨經，以開武周革命之階，改從來之道先僧後，而把佛教升在道教之上的事，並注記「謂大雲經也」的通鑑今註(卷二○四)之記事，也可窺見此間之情形。如由矢吹博士擬題之武后登極讖疏(大雲經之義疏、 S.2658，三階教之研究所收) 亦可見，佛教被惡用為政治道具時，果能作成如何的眾經刊定呢？達二二八部四一九卷的疑經，在大周錄均以「偽經」稱呼之，其偽經目錄之條下說：

右件經，古來相傳皆云偽謬，觀其文言冗雜，理義澆浮，雖偷佛說之名，終露人謀之狀，迷墜群品，罔不由斯。 (大正藏經本作人謨之狀，今依開元錄卷十八作人謀。)[18]

即為編者明佺等對疑經之見解。關於古來相傳云偽謬一事，不顯示其根據而說偽謬之弱點，開元錄的編者也加以指摘，不過當時的佛教界主流派，雖然對疑經表示了如此的見解，卻積極地協力則天武后之政治，在大雲經與寶雨經等作偽，而露所謂的人謀之狀，因此不能不說彼等早已毫無評論疑經之資格了。

智昇在批判信行的三階教之中，評則天武后時代的佛教言： 「似同天授立邪三寶」，並諷刺天授元年(六九○)以大雲經，為則天武后受命之符讖，又以則天武后為彌勒佛之下生，以及妖僧薛懷義(？──六九五)等於諸州建大雲寺之事(開元錄卷十八)。在如此之時代，要期待嚴正經錄之出現是困難的。從來被作為疑經者，不表示特別的根據，而作為真經入藏者亦不少。

在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五，二十二部二十九卷三階關係之典籍，總括以三階雜法之名，作為偽經處理。證聖元年 (六九五)以則天武后之命，將偽經與根據卑俗迷信的雜符錄類遣送祠部，雖稱為經但這些是違背佛意者故，視為異端而令禁止。

又於聖曆二年(六九九)敕，准許三階教徒唯得乞食、長齋、絕榖、持戒、坐禪，此外輒行皆是違法而予禁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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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疑經之態度雖嚴厲，但其於自律，則未必嚴肅，其事亦窺見於經錄的編纂，因而並不理想。

(六)開元釋教錄與疑經

開元十八年(七三○)由長安西福寺智昇(六六八──七四○)所編纂的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可說是道安綜理眾經目錄以來的中國經錄之決定版。

中國佛教之發展達到最高峰，從外國流入的新梵文原典，除玄奘、義淨、實叉難陀、菩提流支、地婆訶羅等的譯經之外，似於開元以前一度呈中絕的狀態。往西域、印度的求法僧也早已斷絕的唐中期，中國佛教的翻譯歷史一時亦近於終結。許多密教經典之流入翻譯，係先有完成大日經翻譯的善無畏三藏，後有金剛智與不空等所翻譯，但密教經典本身乃以日常之懺法、儀軌為中心，故其中亦有含許多疑經要素之經典。可以說，開元時期的佛教，若以宮廷為中心繁榮的密教暫且擱置，則正值脫離外來佛教之影響，而將印度的禪觀思想展開成為獨立的中國禪，以禪宗為中心的中國新佛教之展開期。同時亦是六朝末期以來的末法思想之影響，由道綽、善導、法照等之引導而昇華為純正淨土教的時代。於此時期編纂之開元釋教錄，如前所言及，並非狹義的三藏中的經之目錄，而是立於廣通釋教全般之佛教書籍目錄的見解下編纂的經錄。從來的經錄，因同本異出、舊目新名等而顯混亂，雖為一經卻作為二本。開元釋教錄對於如出三藏記集登錄為注經，爾後之經錄照樣繼承的所謂南齊太學博士江泌之女(僧法尼)誦出之經，則全不予承認等，此雖為私撰的經錄，卻是遠較從來的敕撰經錄優秀的釋教錄。此後出的圓照之貞元釋教錄，是完全根據開元錄者，並不具任何優點。開元錄乃使宋高僧傳之著者贊寧嘆謂： 「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者，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岠不知幾百里哉。」[19]此開元錄後依敕令而被入藏。不用說其一○七六部五○四八卷入藏錄，成為後來蜀版大藏經雁版之標準，同時對於爾後疑經之流傳給予很大的影響，而成為疑經遂從中國本土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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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之刊本大藏經成立以前，大藏之整備乃在宮廷、有力的寺院等以書寫本施行。梁代華林佛殿眾經錄四卷撰述的目的[20]，為內廷佛殿藏經現存目錄的編製乃不用說。典型的經錄開元釋教錄，成為以後經藏的標準目錄亦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據白居易的「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收錄於此經藏的經，達二五六亟五○五八卷，其註記云：開元釋教錄之名數，與此經藏之名數相同。又「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云：「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袟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21]，由此可知當時之經藏是根據開元錄的入藏錄編成的。因此，在入藏錄之外的疑經錄未被書寫，乃為自明之理。關於智昇之疑經觀，首先有疑惑再評錄。這是檢討經文之內容後，發見真偽交參，是非相涉，恐編者一人難予決定真偽，故為別錄以示將來，希望後世之明達高人重為詳定。關於此部分則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編入正經的毘羅三昧經、決定罪福經(大正藏八五，書道博物館藏敦煌本)、慧定普遍國土神通菩薩經、救獲身命罪人病苦厄經(與救疾經文勢相似，一真一偽將為未可。大正藏八五、 S. 2467，北京本北66、芥83、光8等)、最妙勝定經(大谷光瑞蒐集敦煌本、旅順博物館出陳)[22]、觀世音三昧經(京都博物館藏守屋本之奈良朝寫經、 S. 4338，北京本日62、餘80等)、清淨法行經(廣弘明集卷八所收道安之二教論及摩訶止觀卷六所引，說孔老顏回之事)，五百梵志經等八部九卷。智昇對於儘管從來之經錄均作為疑經的這些經典，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不示特別的根據而將之附入真經的事，謂「論量義句頗涉凡情，貶量聖教罪有所歸」，因大周錄為敕撰之經錄，故委婉地鳴其非。此外，舉法社經(內題云業報輪轉償債引導地獄慈善莊嚴法社經)、淨度三昧經(S. 2701，5960）續藏本、佛教大學研究紀要35)、優婁頻經、淨土盂蘭盆經( S. 2540，3171，4260，5959，6163，92055，2185，北京本北75等)，三廚經( S.2673，2689，3022，P. 2637，2703等、大正藏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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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三部以待再詳之。最後的三廚經，與道經的五廚經之間，有其成立的先後問題，這準備於他處敘述之。

關於以上疑惑再詳錄中主要的疑經，乃多數現存於敦煌文獻。若將之一見，則不待再詳，即知屬於疑經者。智昇對於編纂經錄的周到程度，由此得以窺見。

在疑妄亂真錄，登錄了三九二部一○五五卷疑經。這可說是佛教翻譯開始以來七百年，出現於中國佛教史上──包括登錄於道安綜理眾經目錄者──的疑經之總決算。此超過一千卷之疑經數，以數字上言，佔一○七六部五○四八卷總入藏錄之：部數則為三分之一，卷數則為五分之一的龐大數目。當然此中亦包含傳承道安錄以來的唯有名之疑經，因此實際上確認了幾部疑經之實在則不詳。智昇對疑經之概念如下：

偽經者邪見所造以亂真經者也。自大師(釋迦)韜影向二千年，魔教競興，正法衰損，自有頑愚之輩，惡見迷心，偽造諸經，誑惑流俗，邪言亂正，可不哀哉。今恐真偽相參，是非一概，譬如(夫)崑山寶玉與瓦石而同流，贍部真金共鉛鐵而齊價。今為件別真偽可分，庶涇渭殊流無貽後患。[23]

謂自釋尊入滅以來二千年，正入末法濁世，正法衰損，而向來相應時機的教法，難得民心時，具有邪見迷心者，偽造諸經以亂真經。此真經固然如從來的經錄所說，是指翻譯的經典而言。對大周錄之將高王觀世音經作為正經入藏一事責難的智昇之註記謂： 「此經雖冥授不因傳譯，與前僧法所誦何殊」，而認為非傳譯之經典，則南齊江泌之女僧法尼誦出經也好，高王觀世音經也好，都相同，此乃表示智昇對疑經甄別的信念。

開元錄提出的疑經，是對中國人所撰述卻採取佛經體裁之經典的甄別。歷代的經錄亦從其觀點，而詰難疑經。屢蒙勒禁，猶借翻譯經典之形式整備的疑經，為何會存在呢？大概是藉模擬以「經」這個在中國社會具有絕對權威之語作為題名的佛經，以提高疑經的地位，或完全無如此顧慮，而是經一語在疑經撰述者與信徒之間，已成為一種咒術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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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之編纂遲三十五年的開元錄，一舉收錄了六百卷以上多量的疑經名，固然是智昇有蒐集疑經的熱心，同時亦可觀察到在他的周圍，現實地信仰、流布的疑經群之存在。

但是，關於他對疑經的判定，究竟妥當到何種程度，則存有疑問。在法經錄作為疑惑的仁王般若波羅蜜經( S. 2342，5978)、隨願往生經(S.6901)、占察善惡業報經(北京宙83)、 梵網經與大乘起信論等，在開元錄則作為翻譯有源，對於根據何典據而如斯判定則有很大的疑惑。就是如偽妄經典梵天神策經與安宅神咒經( S. 2110，P.3915大正藏二一)等道教色彩濃厚者亦作為真經，是令人不解的事。

(七)出現於各經錄之疑經數

關於出現於各經錄之疑經數量本身的正確度，猶存有疑問。例如出三藏記集作為失譯，隋法經錄作為疑惑者，開元錄作為正經而入藏之仁王般若波羅蜜經(據云羅什譯)，與出三藏記集作為慧簡撰述，法經錄作為偽妄的藥師琉璃光經，開元錄作為正經而入藏等即是。前判定為失譯者，其後之經錄作為偽妄，後者作為正經入藏等，關於失去譯出原典所在之經典，由何見地而將之判定為疑經、真經的問題，會產生很大的疑問，這可說是當然之事。各經錄對於疑經之甄別，究竟有何種程度的正確性，本來不明，而將問題留於將來。茲為參考起見，將主要各經錄所舉之疑經、抄經等之部數，列舉如下。

(1)　東晉　道安　綜理眾經目錄（出三藏記集卷五）

　　新集安公疑經錄　　二六部三○卷

　　新集安公失譯錄　　一四二部一四七卷

(2)　梁　僧祐　　出三藏記集卷四、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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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集疑經偽撰雜錄　　二○部二六卷

　　安公疑經錄共　　　　四六部五六卷

　　新集抄經　　　　　　四六部三五二卷（三八部一五一卷存　八部二○一卷闕）

　　新集失譯錄　　　　　四六○部六七五卷

(3)　隋　費長房　　歷代三寶紀卷十五

　　a 永熙中舍人李廓撰　魏世眾經目錄

　　　非真經六二部　非真論四部　全非經愚人妄稱經一一部

　　b 武平中沙門統法上撰　齊世眾經目錄

　　　人作錄五一部一○六卷　眾經抄錄一二七部一三七卷

(4)　隋　法經等　眾經目錄卷七

　　經　大乘眾經疑惑　　　二一部三○卷

　　　　眾經偽妄　　　　　八○部一九六卷

　　　　小乘眾經疑惑　　　二九部三一卷

　　　　眾經偽妄　　　　　五三部九三卷

　　律　大乘眾律疑惑　　　一部二卷

　　　　眾律偽妄　　　　　二部一一卷

　　　　小乘眾律疑惑　　　二部三卷

　　　　眾律偽妄　　　　　三部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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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大乘眾論疑惑　　　一部一卷

　　　　眾論偽妄　　　　　　一部一卷

　　　　小乘眾論疑惑　　　　一部一卷

　　　　眾論偽妄　　　　　　二部一○卷　總計一九六部三八二卷

(5)　隋　彥悰等　　 眾經目錄卷一

　　　　疑偽（名雖似正，義涉入造，除抄經） 二○九部四九○卷

　　　　別生　　　　　　　　合八一○部一二八八卷

(6)　唐　靜泰等　　　　　眾經目錄卷一

　　　　疑偽　　　　　　　　二○八部四九六卷

(7)　唐　道宣　　　　　　大唐內典錄卷十

　　歷代所出疑偽經論　　一八三部三三四卷

　　歷代諸經支流陳化　　大乘別生經　　二二一部二六三卷

　　　　　　　　　　　　小乘別生經　　三四一部三四六卷

(8)　唐　明佺等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五

　　偽經目錄　　　　　　二二八部四一九卷

　　三階教籍　　　　　　二二部二九卷

(9)　唐　智昇　　　開元釋教錄卷十八

　　疑惑再詳　　　　　　一四部一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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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妄亂真　　　　　　三九二部一○五五卷 計四○六部一○七四卷

(10)　唐　圓照　　貞元釋教錄卷二十八

　　疑惑再詳　　　　　 一四部一九卷

　　偽妄亂真　　　　　 三九三部一四九一卷（此數字恐為誤）

中國佛教史有明確歷史發展之後二百年，於東晉道安之經錄中初數為二十六部三十卷之中國疑經，於其後約三百五十年之間，至唐智昇之開元錄，達到四百六部一千七十四卷之多，這顯然有其相當的理由存在(不用說，此數字並非具有最後之確實性者)。(本文譯自牧田諦亮著《疑經研究》第一章中國佛教之疑經研究二，中國佛教中之真經與疑經。)

[1] 僧肇撰注維摩經卷一、大正藏三八、三二七c。

[2] 法雲撰法章義記卷一、大正藏三三、五三七a。

[3] 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一、那連提黎耶舍傳、大正藏五○、四三二C 。又參照佐藤心岳稿、中國對梵語佛典之重視(佛教大學研究紀要第四四、四五合卷號)

[4] 參照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五、大正藏五五、四○a(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

[5] 新集安公疑經錄、東晉、道安 (出三藏記集卷五、大正藏五五、三八b)。

[6] 道綽撰安樂集卷下、大正藏四七、二○b。

[7] 安樂集卷下、大正藏四七、一六a。

此外，安樂集亦引用十方隨願往生經、菩薩瓔珞本經、須彌四域經等疑經。

[8] 新集疑經偽撰雜錄、梁僧祐(四四五─五一八) (出三藏記集卷五、大正藏五五、三八c)

[9] 出三藏記集卷五(大正藏五五、三九a)，比丘應供法行經一卷 (此經前題云羅什出，祐案經卷舊無譯名兼羅什所出又無此經，故入疑錄。)、 居士清僧福田經一卷 (此經前題云曇無讖出，案讖所出無此經，故入疑錄)， 右十二部經記，或義理乖背或文偈淺鄙，故入疑錄，庶耘蕪穬，以顯法寶。

[10] 出三藏記集卷五 (大正藏五五、三八a)、般若經問論集二十卷(即大智論抄，或云要論，或云釋論)右一部凡二十卷，廬山沙門釋慧遠，以論文繁積，學者難究，故略要抄出。

又參照慧遠撰大智論抄序(出三藏記集卷十)及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智論抄二十卷(一名要論、大正藏五五、一三c)。

[11] 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大正藏五十、四二八a。

又參照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佛教史研究篇所收之中國在家佛教。

[12] 出三藏記集卷九、荊州隱士劉虯撰無量義經序 (大正藏五五、六八a)、無量義經者，取其無相一法，廣生眾教，含義不貲，故曰無量。……根異教殊……其階成七，先為波利等說五戒，所謂人天善根一也。

[13] 智顗撰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十之上、大正藏三三、八○四a。

[14] 參照註一三。

[15] 法經等撰眾經目錄卷五、大正藏五五、一三九a。

[16] 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序、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大正藏五五、二一九b。

[17] 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釋教在道法之上制。

[18] 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五、大正藏五五、四七四c。

[19] 贊寧撰宋高僧傳卷五、智昇傳(大正藏五十、七三三c)、(智昇)每慊聶道真道安至於明佺宣律師，各著大藏目錄，記其翻傳年代人物者，謂之晉錄魏漢等錄，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為精要。何耶，諸師於同本異出，舊目新名，多惑其文真偽相亂，或一經為兩本，或支品作別翻，一一裁量，少無過者，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黜而不留，可謂藻鑑，杜塞妖偽之源，有茲獨斷。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岠不知幾百數里哉。(中略)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矣。

[20] 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藏四九、九九b) 右一錄四卷，天監十四年敕安樂寺沙門僧紹撰，紹略取祐三藏集記目錄，分為四色，餘增減之。

[21] 白氏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七十。又參照白氏文集卷六一、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論經藏石記。

[22] 關於最妙勝定經，有關口慈光(真大)氏之研究，刊於昭和二十五年十一月刊，淨土學二十二、二十三合本之石井教授還曆記念「佛教論考」的「敦煌出土最妙勝定經考」，而介紹博士於旅順博物館抄寫之最妙勝定經一卷之全文。他係以此經為對二端論──翻譯佛教轉換為中國之宗教，義解佛教轉換為禪觀佛教之端緒──下辛辣之判斷；承認四重罪五逆罪犯者之懺悔，使戒律產生根本轉換之經，而提出此疑經。(岩波書店刊，天臺止觀之研究)

[23] 開元錄卷十八、大正藏五五、六七二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