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四行”与今日佛教

　　学佛修行者的日常生活，一般分为二部分：修行生活和世俗生活。对于刚刚发心学佛，修行时间不长的人来说，他们的修行生活和世俗生活往往是脱节的，还融合不到一起，打不成一片。学佛修行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因人的根性高下有长有短。但通过不断地学佛，随着修行功夫的加深，修行生活渐渐向世俗生活渗透，最终自然而然地过上全面佛化的日常生活。需要指出的是，过上全面佛化日常生活的过程，并不都是那么顺利，可能会经过多次反复。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旧习气，是很不容易的。学佛修行，实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上述学佛修行者修行生活和世俗生活的脱节问题，在佛教刚传入我国的早期，也是存在的。从东汉到南北朝，几乎所有西域来的僧人，都被皇帝接走了，供养起来，书载姚秦王苻坚为得到当时在龟兹国的鸠摩罗什师，还专门发兵打龟兹国。我们少林寺开山祖师印度高僧跋陀，来到我国后，也就皇帝接走，敕建少林寺安居，生活日用官府公给。

　　高僧被皇帝供养，对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是起着重大的作用，道安师就直说过：“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高僧们被皇帝供养后，实际上他们每天过的已经不是日常的宗教生活，这无疑给广大的学佛修行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偏差。高僧们整日忙于译经讲经，广大信众则忙于求法义解。这不象正常的修行，而更象搞政治运动，到处是轰轰烈烈的造像建寺。达摩祖师来到中国时，看到正是这副景象，杨玄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说：达摩祖师来到洛阳，看到永宁寺后，赞叹不已：“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实际上达摩祖师对此不以为然，否则他不会离开洛阳，跑到嵩山少林寺一带，终生“游化为务。”传说的达摩祖师与梁武帝交谈不契，不欢而散的公案，也暗示着达摩祖师对当时中国佛教界现状的不满。针对当时中国佛教界现状，达摩祖师除了传授他的壁观安心法门外，并着重教诲“四行”。据达摩祖师弟子昙林的记录，“四行”内容包括：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报怨行是教导信众在生活中如果遇到苦难时，要明白这是前世恶业的报应，要接受它。随缘行是教导信众在生活中遇到喜事时，要明白这是前世善业的报应，缘尽喜消，不值得高兴。无所求得是教导信众不要太执着，不要想这要那，要认识到世界万物皆空的道理，学会无求地生活。称法行则是教导信众要彻底地认识人生的真理，如法如仪地生活，实际上就是全面的佛化生活。

　　我们不难看出，达摩祖师教诲的“四行”，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佛理，而是今日信众人人耳闻的佛教基本道理。所以后来唐朝的契嵩禅师就提出过疑问：“四行之说岂达摩道之极耶?”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和普及，达摩祖师教诲的“四行”，已经成为佛教界的共识，而显得有些“陈旧”。但在达摩祖师时代，修行者的修行生活与世俗生活的脱节，确是个突出的问题。这也是佛教传入我国初期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当时佛教界还处于取经译经，即介绍佛教义理阶段，直到唐代的玄奘去印度取经求法成功，佛教各宗各派形成，我国佛教义理建设才告初步完成。佛教义理的介绍和建设，是当时佛教界全部注意力所在。所以，以佛陀当年游化方式宣扬“四行”，即佛化生活的达摩祖师及其门人，根本得不到社会信众的理解，甚至遭受讥谤。但是，整个中国佛教历史表明，达摩祖师及其门人的努力，渐渐被社会信众所理解，并逐步发扬广大，最后大行全国。把达摩祖师及门人的成绩，仅仅理解为佛教一个宗派的胜利，那是理解偏了，应该理解为我国佛教发展的必然结果。佛教的宗派之争，有益于佛教义理的发展和完善，但掩盖了隐蔽在宗派之争下面的佛教整体发展的基本事实。

　　禅宗确实代表了我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佛教从义理建设向信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昙林记录的达摩祖师教诲有二个内容：理入和行入。行入即上面的“四行”，理入即我们都很熟悉的“明心见性”。现在我们见到有关禅宗的书，注意力都集中在禅宗“明心见性”殊胜法门的演变上。实际上，禅宗的发展还贯穿着一条更基本也更重要的线索：即从达摩祖师的“四行”——神秀的渐修，“时时勤拂试”——慧能的“行正即是道”——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赵朴老的“人间佛教”和现代的生活禅。基本思想没变，表达着同一个目标：实行佛化生活，把佛教义理贯彻到信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四行”与“明心见性”的关系，有如树与花的关系，“四行”是根本，“明心见性”是花朵。如果我们把禅宗《灯录》、《语录》中的充满机锋、耐人寻味的公案，比作一部千姿百态的花谱，那么，花谱之所以精彩吸引人，是因为花谱里的这些花，都曾经是生长在树上的活生生的鲜花，而不是纸上的妙笔生花。因此，我们在坚持重视“明心见性”殊胜法门的传统的同时，更要弘扬由达摩祖师倡导的“四行”传统，把佛教的真理贯彻到信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达摩祖师倡导的“四行”与戒律是有区别的。戒律是针对佛教组织自身的，“四行”则是所有信众对于日常生活应该采取的态度。戒律带有强制性质，象法律条文；而“四行”则是希望信众自觉地根据自己佛法体会，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是属于信众个人的宗教修养上要求。所以，“四行”对于今日信众的日常生活，仍然具有普遍的也很切实的指导意义。学佛修行是脚踏实地的事，只有建立在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上的修行，才是可靠的。修行不能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不能搞运动。现在很多人总相信佛教末法时代说法，认为现在道风不振。实际上，每个时代的道风都是差不多的。达摩祖师教诲“四行”，说明当时道风的浮夸；唐朝玄奘西行求法，说明当时佛教思想的混乱；百丈怀海立清规，说明当时丛林没规矩；等等。细翻史籍，可以发现，每个时代都有对当时道风的指责言论。我们读《高僧传》、《灯录》、以后，便以为唐代、宋代高僧云集，实际上是一种错觉，《高僧传》、《灯录》是把几百年中的高僧集中到一块，如果以每十年来平均，每十年里也没有几个高僧的。我们总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期望很高。这样并不好，这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说，尤其不好。过高的期望，本身就是一种妄想，我们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我们的时代，对待自己的修行。佛教的根本，是信众的切实修行。修行讲自受用。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修起，从小事修起，从眼前的一件一件小事修起。把自己听到的正法，悟到的真理，融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我认为这才是学佛修行的大道。这就是达摩祖师“四行”对于我们今日信众的真受用，大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