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面面观

为挽救中国的僧教育而奋斗
　　1990年7月，在台湾圆光佛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佛学院院务研习会”上，大陆的闽南佛学院院长妙湛法师提交了书面报告《为挽救中国的僧教育而奋斗》。此文亦在1991年1月上海举行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全文分作六节：一、沉痛的反思，二、招生和考试，三、多层次的教学，四、禅堂和图书馆，五、毕业学僧的出路问题，六、结束语。在第一节中，针对“近几十年来，各地佛学院办了不少，成才者寥寥无几”的现状，分析了三层原因：反思之一，学僧素质太差；反思之二，重知识不重修持；反思之三，课程设置，忽视中国佛学。在结束语中，这位为中国佛教教育奋斗了一生的老法师大声疾呼：“我呼吁国内外的佛教同仁行动起来，拯救我国的僧教育！把我们的精力集中起来，造就出一批高僧大德型的僧才！为此，僧教育必须从重知识、重史学转移到重三无漏学方面来；从重论学转移到重经学、重律学方面来；从理论与实践脱节转到理论与实践一致方面来。”
　　论文宣读后，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原毕业于成功大学物理系的净土专宗学院教务主任法藏法师，为妙湛法师提出要“祖师型”的教育所深深打动，表示应反省过度追寻现代知识的做法，佛法将要面临的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一个出家人如果要按照这种方式去面对世界的话，那么要学的世间法会愈来愈多，而能修行的时间、精力也愈来愈少。“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一股道风凛然的戒律庄严相，能让人家自然而然地匍伏在他面前恭敬顶礼的出家人。”在广学世间五明之前，一个僧伽应该具备最低限度的训练，或者讲严格一点，要做到“五夏学戒”。“希望大家不要把僧俗二众之间的责任、关系弄混淆了。出家人猛学‘善巧方便’，而在家人却埋头猛修行，到头来，白衣上座的因果还不是出家人自己造成的？”千佛山女子佛学院若旭法师有鉴于日本佛教教育重知识、重理论、重史学的一面，强调中国佛教教育的重点应在培养僧才，度他之前必先自度。“我们的重点应摆在像妙湛法师他这种从民初到现在丛林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修行人。在他们的看法，是先要有佛学的实修实证的作为，他们比较不像现在有的佛学研究所，或注重的只是在‘理’字上。”
　　圆光佛学院教务长惠空法师，解释他们学院的弘法系、义解系、禅修系这三个课程的设计，是从佛陀的义解、参禅、诵经等思想里演化出来。提出弘化系的课程，完全是针对这个时代背后的一些众生的业力问题，直接跟佛教产生的关系上来探讨，它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事等，而是就佛教可能要面对社会的着力点，做一个考量。这场报告会的主持者，佛光山丛林学院教务长依超法师在总结中指出：培养僧才，加强宗教情操的培养，对此没有人会去否定。至于修行，跟个人的根器有关系，佛门要容许有人去专门修行，修行越精湛，越能保持佛教丛林中古德的风范。要让佛教在现代社会立足并弘扬开来，也必须注重布教方式的教育。如果只懂得佛法，不懂得世间法，那就没有办法转移信奉外道、或没有信仰的人来信佛。
　　闽南佛学院成功的八个原因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何绵山在《闽南佛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发表《培养僧才的摇篮——纪念闽南佛学院创办70周年、复办10周年》，指出闽院创办以来，可分作发展阶段(1925—1937)、衰微阶段(1938—1945)、停办阶段(1945—1984)、复兴阶段(1985年至今)。所以能硕果累累，成为我国著名的佛教学府，其原因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由南普陀寺为主办寺院。1924年，南普陀寺改制为十方丛林，从而有可能延聘国内著名高僧担任院长和教职，这对办好闽院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南普陀寺与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关系极为密切。一些在南普陀寺任过职或在闽院学习过的学僧，不少已成为东南亚佛教界泰斗，他们以及东南亚华侨对南普陀寺的慷慨捐资，使闽院在办学经费上有了保证。二、由懂教育的高僧担任院长。闽院第一任院长会泉法师，创办多所僧学校，都亲任主讲，对僧教育有着丰富的经验。闽院发展阶段的中坚人物太虚院长，是中国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僧教育家。复兴阶段的妙湛院长，在《僧教育新构思》等论文中发表了一系列办好僧教育的独到见解，这些构想走在了我国现阶段僧教育前列。三、以第一流教师任课。在闽院任课教师，皆为一流水平，师资主要来源三个方面：1.本院高僧，如太虚、会泉、常惺、大醒、芝峰、会觉、妙湛等。2.院外著名高僧大德，如弘一、蕙庭、寄尘、觉三等。3.著名专家教授，如虞愚、陈定谟、方兴、田光烈、单培根等。四、以严密的行政组织管理学校。太虚大师高度重视佛学院行政组织的落实，闽院在发展时期行政组织就很严密。复兴以来，闽院的行政组织有了很大的改革。五、课程设置全面。太虚主持时期，从培养新时代僧伽目标出发，强调要培养多层次僧才，闽院开的课程多，学科多，门类齐全。妙湛主持时期，分设政治思想课、社会文化课、佛学理论课等三大部分。在社会文化课中，本科班的中文课以古汉语为主，外语采用新概念英语，中国史和哲学史，均采用普通大专院校教材。六、招生起点高，要求严。闽院自创办起，只招收出家人，且要有一定文化素质。这方面要求，一直沿袭至今。七、注重科研。一是要求每一个毕业生都要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并千方百计予以结集出版。二是开办研究部，1930年，太虚院长亲自从毕业生中选十人进研究部，并要求学员每月交研究笔记一册。闽院复办以来，要求学僧每年撰写1至2篇论文，以供学术界研究讨论。八、创办刊物。闽院从创办起，就高度重视创办院刊(学报)，这在全国佛学院中是颇有特点的。1928年10月，闽院创办了《现代僧伽》，1932年起改名为《现代佛教》。闽院复办以后，又创办了《闽南佛学院学报》，至94年底已出12期。以刊本院师生论文为主，也采用高质量外稿。
　　佛学研究生的三年研修生活
　　台湾《人生》杂志151期(1996年3月)，刊登了中华佛学研究所释天襄和释自拙二位应届毕业生的修学感言。天襄法师在《走过感恩与祝福的岁月》中写道：“‘中华佛学研究所’所代表的，既不是美丽的憧憬，也不是莫测高深的学园，更不是高不可攀的殿堂；它是三年来照顾我日常生活起居的大家庭，也是提供我安心修学的一个学习环境，更是维系我道心、法业于不坠的正法道场。”虽然它还有许多需待加强与改进的地方，但以台湾佛教教育环境的现况，“若是要我再投考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天襄法师的感恩与祝福是颇有气势的：“今日我以身为中华佛学研究所的一员为荣，希望经由此后不断的学习与努力，有朝一日亦能让中华佛学研究所以我为荣。”自拙法师在《烈火熔炉下的历练》中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自己三年研究生的经历：研一阶段，理想高、发心大，除了天台以外，几乎选修了研一能选的课，每周要上33小时的课，还须练习四门语言课(梵、巴、英、日)，外加旁听论文讨论等，使自己成了回转于课业中的陀螺。用高年级学长的话说，这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日子。研二阶段是“借境练功”，开始应用所学于课程中。依修课之倾向，须运用梵、巴、藏、日文等语言；且因课程常采报告方式，一年所学的史料学方法、佛学研究法等功夫也派上用场；若有阿含等教理基础，报告当然就会有更多的资讯。研三阶段“论文为重及修行生命之反省”，撰写论文是这一时期的中心目标。所选的课、接触的书籍、常需面见的老师及常思考的问题，或整天所做的事——打电脑，都是以此为核心。正如创办人圣严法师所言，写论文是考验个人学力、体力、心力的时机。同时，也时时与同学好友讨论佛学研究之价值定位。“经过这些探讨，使自己在作佛学研究时不因忙碌或方向之偏失而忽略了佛法求解脱的目标，或由我们这一代所发展出之佛学研究不会那么快就重蹈了欧美、日本纯学术研究的覆辙。”
　　傣族佛教徒的宗教生活
　　刘岩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发表《傣族佛教徒的宗教生活》，根据对云南西南边沿地区流行的上座部佛教的调查，从六个方面作了介绍：一、沙弥的学习生活，沙弥入寺后，必须学习三皈、十戒、《问沙弥文》、《三十二身分》(为坐禅而学习的人体生理结构的三十二个部分)和其他文化知识等五门课程。二、比丘的戒律，以《别解脱律仪》戒本为比丘的生活准则，有离诸恶业以得解脱的七防护、对犯戒比丘惩治的活命遍净戒和资具依止戒等。三、布萨羯摩，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又称斋日，是出家比丘宗教生活最重要内容之一。比丘每半个月必须在布萨堂举行一次比丘集会，于傣历每月之十五与二十九日(小月)或三十日(大月)举行。布萨日比丘应诵戒，并进行忏悔。四、别住羯摩，是一种用以整顿教规的僧团集会，根据需要，每隔数年举行一次。可分二种：一是“治罪羯摩”，对犯罪比丘进行处理，一是“调伏羯摩”，以整顿教规为目的。五、雨安居、在傣历九月十五至十二月十五这三个月的雨季进行结夏安居。把三个月平均分成十二个七天，每七天举行一轮“赕星”活动(对持戒者的布施)，安居期间，有祭祀先祖、持戒、禅定修习等活动。六、民间佛事活动，主要有赕白象活动(宣传佛教布施精神的群众性活动)、念守护经文和巴利语经文等。傣族地区的佛教活动体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以戒律和禅定为主的特点。(聂)
　　以平常心学习藏传佛教
　　现已停刊的《佛教知识》，于最后一期1995年冬之号(总第10期)，刊登了中国高级藏语系佛学院多识研究员的《爱心中爆发的智慧》。这是为他本人一部文集所作的代序，此书结集了作者近年为介绍正规的真正的佛教理论和佛教知识而作的文章和讲演记录。全文分四节：一、藏传佛教的特点；二、藏传佛教代表佛法理论的高峰；三、把握主线，总揽全局；四、形势、问题和对策。现摘录其中的二、三两节，以饷读者。藏传佛教全面继承了印度显密佛法的学统，并将印度佛学研究的高峰作为自己的起点，不断努力攀登，继续向前发展。在11世纪中叶，阿底峡尊者就赞扬说：“佛教在蕃地的发展，已超过了佛教的故乡——印度。”从11世纪俄大译师在桑普寺建立辩经学院、设立学位制以来，噶当、萨迦、格鲁等诸大教派在各地建立了上千座辩经学院，把寺院都办成了培养各类人才的十明学院，培养了多如繁星的佛教学者，把佛教显密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写出了浩如烟海的显密佛学著作。以最绚丽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研究成果花朵，增添了佛教思想文化乐园壮丽的春色。从理论上发现，显密相互依赖，“无显不入道，无密不成佛”的深刻的内在关系，以金刚乘殊胜方便法门，结合“一刹那经过无量劫”的相对论，可以把三个无量劫的福慧双修进程缩短到一世或数世的理论都充分显示了佛教理论高峰的无限风光。海内外许多人，因学统传承断代，重新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在原始经典上，进行盲人摸象式的摸索研究时，有缘能够逢到藏传佛教这样高的起点，把握佛法精髓，免走几千年的弯路，实在是一种非凡的福分。
　　从交叉纵横的千万条线中，能找出几条总揽全局的主线，是学习和研究的最佳方法。但佛法的理论知识体系大得无边无际，除了对佛法的了解如同佛陀一般的圣人，谁能做到？整个佛教史上对佛法能够总揽全局，在理论上进行高度概括的也只有龙树、弥勒、无著、阿底峡、宗喀巴等数人而已。龙树将甚深般若义进行了理论概括分为“二谛”，弥勒、无著将三乘境、行、果归结为“八品”，阿底峡将三藏、八万四千法概括为“三士菩提道”，宗喀巴又把“三士道”的千万法门归结为“佛法三根本”和“悲智二法”。这每一步的概括都标志着思想认识上的深化。大乘佛法有总揽全局的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大悲心为根本的方便法门，一条是以性空见为主题的智慧法门。这两个互为前提、相依不离的主要法宝合称“悲智双运”。佛门中的慈悲和智慧的关系是“水分”和植物“种籽”的关系，没有慈悲的“水分”，超世间智慧就像干枯的“种籽”一样不会发芽；同样，若没有智慧的翅膀，慈悲的天鹅也只能匍伏在地上，不能飞向万里晴空。没有智慧不能解脱，没有慈悲爱心也不能成佛。因此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最大特点是慈悲和智慧的高度统一。
　　华人卫星电视台上的第一个佛法节目
　　据台湾《中国佛教》1995年第5期报道，台湾净觉山光德寺于1995年旧历三月五日，推出卫星电视弘法节目——“净觉法语”。这是该寺住持净心法师运用广播电视弘扬佛法的第三个重大举措。1964年创立“净觉之声”电台弘法节目，迄今已有32年历史；1980年在“中华电视公司”制作“光明世界”电视弘法节目，今年已进入第16个年头。如今，结合卫星电视传送，开辟了华人卫星电视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这个节目由悟仁法师主持，每星期日下午四时至四时三十分及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各播出三十分钟。发射区域覆盖西伯利亚、大陆、新加坡、韩国、台湾、东南亚、印度等地。节目内容有：一、名山古刹：介绍海内外各地高僧大德住持的丛林梵刹；二、处处禅悦：介绍曲好词美、悦耳动听的佛教歌曲；三、佛光普照：报导佛教界举办的活动事宜；四、心灯送暖：报导社会公益及关怀弱势族群等活动；五、净化人心：净心长老开示教义及解说各种佛学常识；六、佛之采风：圆宗长老讲解示范，各种教内正确的法制事务；七、佛事通启：悟仁法师预告各地道场准备举办的活动资讯。
　　泰国佛教对公众实施的教育
　　宋立道在《佛教与当代泰国社会》(《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泰国政府动用佛教进行公众教育的情况。泰国宗教事务局方面认为民族团结可以由共同宗教信仰而铸成，只要信奉了佛教，就可以防止异端思想的侵袭，正信是民族发展、民族整合所可依靠的。为此，宗教事务局设计了“传法使计划”与“宏法计划”，以加强人民对佛教的信从。
　　为实现这些计划，僧伽方面作了积极的响应。曼谷的两所佛教大学——大宗派的朱拉隆功以及法宗派的摩诃蒙固——都制定了培训比丘的计划，称作“大学毕业比丘参加山区佛教活动的规划”和“鼓励比丘参加社区发展的规划”。这些培训的目的注意到了：(1)保持和提高比丘的地位，以使其为人民提供宗教教育及有关社区发展计划的预期目标。(2)鼓励比丘和沙弥参与社区发展活动，以求达到现有社区发展计划的目标。(3)增进泰国人民的团结，以便有助于加强民族和宗教的安全。
　　与此同时，在泰国的一些府，僧伽集团中的比丘领袖，为了配合负责发展社区的政府官员的活动，认为有必要帮助当地僧人更好地理解政府的意图和方法。于是，1964年首先在乌汶府成立了佛教学习中心，该中心的活动得到曼谷的两家佛教大学的协助。参加中心的学员有寺庙住持、负责地方僧伽行政的青年比丘、佛教教师和主持剃度的和尚。学员们要学习僧伽法令和大长老会议及僧伽行政当局的有关文件。为适应政府的社区发展计划，还得学习卫生与健康、寺庙组织与发展、寺庙管理及配合政府行动的原则等课程。类似的学习中心随后也在廊开、那空拍侬、沙功那空、素林、四色菊和武里南等府建立起来。1967年，泰国东北部又建立了“僧伽社会服务中心”。到了1970年，这些机构都成为“鼓励比丘参加社区发展培训计划“的一部分。
　　参加这个计划的受训人都是由各府的僧伽监察选派出来的，其资格是：(1)至少通过了初级教理考试或任何一级巴利文考试。(2)至少有法腊5年，年龄在25—50岁之间。受训者有两组。第一组来自44个府的144个比丘，都是府或区一级的各级僧伽监察或僧伽领导，第二组是佛教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基本任务为教育、宣传和社会福利。担任教育活动的主要是第二组比丘，他们被分往地区的学校和僧伽组织中任教师。他们的宗教宣传分两部分：以三皈五戒的佛教伦理原则劝导百姓，或者举办星期日学校教育青年人。整个来说，这些比丘有责任教导村民们依据施舍的原则，牺牲个人利益并增进社会福利，鼓励并创造人民忠于国家、宗教和国王的感情和气氛，领导或协助乡村建设。另外，他们也负责告诉村民们卫生知识，指导农民们现代农业技术。
　　从1965年开始，僧伽对政府的计划作了热情响应，具体部署了“传法使计划”与“宏法计划”，大致取得如下成果：由于“传法使计划”的实行，1966—1971年间内共动员了9千人次的比丘到学校、政府部门、监狱和商行公司去宣讲佛教道德，主持传戒和习禅训练。听过他们讲道的人有近千万人次。从这些比丘受戒的有180人，习禅的有50万人，而旨在实现“泰国化”的宏法计划，据称加强了政府与少数民族的良好关系，信奉佛教的人民增加了。显示人民“正信正命”的标志是：1966年在曼谷给19位来自边境山区的部落成员授了戒，同年有一批比丘被派往两个山村住持新增的佛寺。到1971年这类寺庙在20多个山村建立了起来。从1967年至1971年受戒的山民共有249人，有的已回到原籍本土传法。但是，政府希望借助僧伽将山地部落统一到泰民族中来的打算看来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郭)
　　越南的佛教教育
　　杨惠南教授的《当代学人谈佛教》一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10)，其中《越南佛教带给我们的省思》一文，是他对曾在台湾获得博士学位的越南德念法师的采访。这篇访谈录虽然发表在1978年，但其中谈及的越南佛教教育，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越南的佛教教育有全盘的制度和计划，各寺庙彼此互相合作，因此获硕士、博士学位的僧人很多。佛学院的设立必须经过佛教会的许可，并分成初、中、高三级，每年举办联合招生，向全国各地招考出家的学生。报考资格限制很严，年龄与学历必须配合，例如九岁到十五岁的学生必须小学毕业，应考时需有父母、师父的担保；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必须中学毕业，二十五岁以上必须是大学毕业，才有报考的资格。沙弥是小学、中学毕业的学历，比丘必须具有大学毕业的资格，而且必须出家九年以上才有资格受具足戒。佛学院毕业后，比丘尼管理初中以下的各级学校及孤儿院、养老院，高中、大学以及佛教所设立的工厂则由男众管理，工厂的盈余则充作奖学金或救济贫民之用。所以越南佛教虽然经过三十几年的战乱，却能继续培养人才，散在世界各地的越南和尚都有很高的学位。例如目前在台湾的三个越南比丘，都已得到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天恩博士更以其个人的才华在美国创立了东方大学。这些成就都是拜于越南佛教制度的恩赐！
　　佛学院只排有佛学课程，不过学僧们晚上在佛学院上课，白天却必须到相当的高中或大学念书，所以一个学僧等于普通科和佛学课程一齐念，可说相当辛苦。如果考试不及格就必须留级，三次留级则退学。退学后可到佛教工厂做工，如果不愿做工则必须还俗，而且要赔偿所有的费用。由于学僧的训练相当严格，所以出家人在越南的地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