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书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而开创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风格。
　　书法是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之一，所以当佛教与书法艺术结合之后，佛法的传播更为普遍；书法家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这使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
　　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由于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尤其对佛弟子而言，书法抄经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时具有助扬佛教之功。
　　一、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
　　写经功德殊胜：《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法师品》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金刚》、《楞严》等经及《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又如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养，于买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岸。
　　易于收摄身心：书法不同于一般写字，从磨墨、执笔到下笔，都必须专注，不可轻忽。因此，在文字书写当中，即可收摄精神，达到一个静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畅。所以，书法也是一种修行方法。
　　由于书法写经的殊胜，在佛门的修持，多设有抄经堂。例如：在日本的寺院，大多设有抄经堂；佛光山本山及各别分院也都设有抄经堂，具备笔墨纸砚供信徒抄经修持。
　　二、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古时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原本就是主要且唯一的书写工具。无论是宰辅高官，还是布衣百姓，都操作着一副笔墨，所以书法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几乎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素养。佛教初传，为弘通经教，自然也需藉书法之助，即便是佛经翻译时担任笔受、润笔等初期工作者，亦无不仰赖之。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侣大书法家。于是寺院、僧侣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等酬报助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相关佛教的经典或碑文书帖。如王羲之曾书《遗教经》，张旭写过《心经》，柳公权亦书有《心经》、《金刚经》和《清净经》，苏轼所写更多，有《心经》、《金经》、《华严经》等经、序十余种传世，另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就经常以书写佛法义理与信徒结缘。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唐代王知敬专门为寺院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荐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后主等；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这些人写经、书碑的目的虽然不一，但是抄写经典的普遍，使得佛教与书法因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佛法的弘传与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正面的影响。
　　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比之书法对佛教助扬之功，佛教对书法的贡献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列举二点说明如下：
　　一、保存书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甚至刻经，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这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例如：
　　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内，发现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约三万卷左右。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这些大量写本经称为“经生书”，多是佛教徒发愿写成，有的自写，有的请人写。清朝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唐人书》云：“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所以敦煌经生书的风格，自与内地写本不同，反应一种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难得的文化瑰宝，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六朝写经在僧俗之间极为盛行，此内地“经生书”，就书体而论，代表名家风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体兼具，为当时及后人所宗仰学习。因此所谓“唐人写经”之名，至今仍享誉国际，这份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骄傲，可见一斑。
　　刻经：佛教有关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是刻经。刻经可分为木刻与石刻二种。现存最早的木刻佛经，是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玠出资雕刻的《金刚经》，今存于英国。宋太祖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敕雕的开宝藏(或称蜀藏)，为我国第一部刻本藏经，然今已无全本，零卷亦少。
　　佛经石刻的目的基于：一、纸帛易坏，不便长久保存；二、经历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大量毁损佛经后，加深佛教徒的“末法”思想，于是有人发愿石刻以保存佛经。石刻发明于北齐高王时期，代表作有：山东泰山山麓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南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而以河北房山县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经》规模最大。此石经是由北齐慧思大师发愿，弟子静琬创刻，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始成。后经唐、辽、金、元、明千余年，刻经之风不断。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调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经一五○○○张，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千卷。此历时长久的大规模石经，确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壮举，堪与名闻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遗产。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佛法与书法关系的珍贵史料。
　　造像题记：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铭文题记，其中以六朝时代书法最精美，且品类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书法艺术影响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论》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于是清朝一代皆重碑体。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也说：“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并将南北朝碑按高低分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级，入选者共七十七种，其中造像题记铭颂有二十四种，约占三分之一，足见六朝时代的造像题记在书法艺术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难怪有人曾举譬说：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颠峰，那么，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等外，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数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亦难以胜书。
　　二、影响书法艺术创作
　　佛教与书法的结合，自然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当书者在写经、书碑、铭、题记的同时，佛教的思想亦必无形中渗入书者八识田中，进而影响书法的意境。因为书法之所以被认定为艺术的表现，除涵盖从点、线、面于笔墨运行的或浓、淡、干、湿、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涩、回、畅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现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关注与思想人格，简单的说，精神修养常是书法表现的条件之一。所以有“书法家一动笔，就可从笔势造形的特征与笔迹的动律关系中得知书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说，书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学体验必将投射于书法中。
　　历代书法家受佛法影响，又学有所成，受推崇者，不胜枚举。其中，宋朝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三大文豪，就是因与禅师常相酬往，因此书法中禅趣并生。如米芾依守一禅师听杭州辩才法师讲其隐居的圆盖而方址的“方圆庵”，于是以方圆概括宇宙万有，以“无所住而住焉”、“无所观而观之”为文，而书就完成《龙井方圆庵记》，将方圆之理和书法相通；黄庭坚书“山雨溪云散墨痕，松风清坐息尘根，笔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来不二门”，他从佛法与书法中体悟如来的不二法门。他用行草书写过寒山子的诗：“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激箭，人生若浮萍，痴属根本业，爱为烦恼坑，轮回几许劫，不解了无名。”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何其艰”，发人深省。明朝董其昌以行草书苏东坡帖“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将佛法蕴涵于书法之中，更显出书法的价值。
　　又初唐三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晚期的代表作<雁塔圣序>，其用笔结体，与隋朝著名的两个寺碑中的<龙藏寺碑>相类似，尤其是<龙藏寺碑>特有细劲多姿的横划，完全为褚遂良所接受。褚遂良曾进入北魏书法宝窟学习，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北朝书法的影响，到了后期虽有改变，但仍脱离不了佛教书法的范畴。
　　历代书法的作品，都是世人临摹学习的典范，其受佛法影响的创作，也是一代代传承不息。所以有人说：若将佛教书法的部份拿掉，中国书法史将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见佛教影响书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佛教于书法的成就
　　历代以来，佛教僧侣擅长书法者，多不胜数，比方曾是东晋王羲之的七世孙，南北朝陈代的智永禅师，曾居住于永欣寺阁楼上抄经达三十年之久，创作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真草“千字文”，乃是以一千个不同的字书写所成，被后代书法家奉为典范，从此纷纭的草书渐归统一，奠定了唐朝以来千余年草书的笔法。后代临此“千字文”的书法大家有：怀素、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蔡襄、赵孟俯、董其昌、文征明等。开后代书法家爱写“千字文”的风气。目前其真迹“千字文”珍藏于日本，也许是八百本中唯一仅存的一本，所以被日本视为“国宝”之一。
　　智永禅师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另一贡献是“永字八法”的发明。“永字八法”是：一侧，即点；二勒，即横画；三努，即直画；四趯，即勾；五策，即斜画向上者；六掠，即撇；七啄，即右之短撇；八磔，即捺。这八法能通一切字，是书法家必由之径。
　　唐朝怀仁法师所集王羲之的行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于玄奘大师佛经翻译完成时所撰写的，因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遂由怀仁大师按内容汇集王羲之的行书，再勒石刻碑，因名<集王书圣教序碑>，相传王羲之行书的真迹，包括<兰亭序>，全都萃集于此碑。故此碑流行之后，唐宋以来，凡是学习王羲之行书的人，莫不以<圣教序>为范本；另一方面，自从开启集字的先例后，继起唱和集书者举袂成幕，不一而足，光是收集羲之的书法者就有十八家。所以说，怀仁法师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确有卓著的贡献。
　　唐朝的怀素禅师，是我国僧侣中对书法艺术史影响最大者。他擅长草书，生性疏放，不拘细行，高僧传中形容他：“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所以时人称他为醉僧。他最初学习书法时，身贫无钱买纸，就在诵经参禅之余，利用白漆在木板和圆盘上书画写字，写满一遍再抹去油漆重新书写。后来禅师在寺院附近种一万多株芭蕉，每天就以摘下的芭蕉叶临帖挥毫，并自署所居房舍为“绿天庵”。渐渐地，用过的芭蕉叶竟然堆满了整整一房间。过了不久，老芭蕉叶全部被剥光了，怀素禅师索性拿起笔墨在芭蕉树的嫩叶上面书写，虽然盛夏的太阳烤得他汗流浃背，严冬的寒风冻得他十指麻木，但是他依然不为所动，继续练笔。有一天黄昏，他观夏云随风行运而顿悟笔意，自谓已得草圣三昧。当时甚得颜真卿的欣赏，颜公问他：“夫草书于师授之外，师有自得之乎？”怀素答：“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由于怀素禅师的不断揣摩，领悟出字内字外的运笔方法，而成为一代草书宗师。出自他手中的《自叙帖》、《苦帖》，至今仍是书法中的瑰宝。
　　历代评论怀素书法者有很多人，如宋代怀琏<跋怀素草书佛说四十二章经>云：“师书妙绝古今，落笔纵横，挥毫电掣，怪雨狂风，随手变化，隐见莫测如青莲花开向笔端，此亦书中第一义也，非师之廓然无圣，何以能至此乎？”又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评怀素<千字文>中的“知过必改，得莫能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云：“字字欲仙，笔笔欲飞。”可见怀素的书法已融入禅心妙境之中，为佛门中继智永禅师以后杰出的大书法家，自唐、宋、元、明，乃至于今，凡学草书者，无不取法于怀素，论赞其书者，亦不下数十百家。
　　佛法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广、长、远。但是在西方文明东渐后，钢笔文化已然代替了毛笔文化，今日的电脑更取代了写字工具，以致研习书法者比起往昔人人操着一副笔墨的书写情景，实有天壤之别。因此，极欲振此传统文化之士，深感今日仍孜孜努力于书法艺术者，概佛教寺院莫属；君不见寺宇大殿门楹必刻着翰墨笔迹，客堂墙头必挂著书法条幅，这不正是古今文人墨客最喜赏游之处吗！佛光山的“百人碑墙”，更集刻了古今中外历代具有启发人心，劝人向善的书法大作，有如房山石刻盛景的重现。这在在都足以证实佛教对于书法的贡献，是古今一同的。
　　现代人虽然很难终日专心于书法，然而在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缺乏的时代里，以佛法来荡涤俗尘，以书法来怡情养性，不失为明智的抉择。试想：就在奋笔欲书之际，神与道交，如怀素之在世，如二王之重生。超然之情，仿佛世人皆浊，唯我独清；灼然之智，犹若众生皆醉，唯我独醒。其寄情于物外也，浑然而忘我；其游艺于超俗也，怡然而自得。其形象也，像风谷之云涌；其气势也，如惊涛之裂岸。峰回路转，游刃有余；嘎然即止，乾坤尽收。如此的境界，非自证者不知其味，个中三昧，为书与写乃能究了。若能以佛法超然的意境，付予书法脱俗的雅趣，则佛法、书法将相得益彰，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