塚本善隆著「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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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佛學研究，成續輝煌，早已博得國際學界的讚譽。然而，近一世紀來，無疑的，以文獻學（亦卽言語學）以及哲學的研究為中心，所謂佛教原典的研究與佛教思想的研究方面，出了不少名學者，而所收到的成果也非常豐碩。至於對佛教史學的關心，實後於哲學的、文獻學的研究約五十年，特別是對於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耍降至一九二一年龍谷大學教授山內晉卿的「中國佛教史的研究」的刊行，才算是這方面的第一部著述的問世。至一九三五年東京大學教授境野黃洋的「中國佛教精史」，一九三八年東京大學教授常盤大定的「中國佛教的研究」、「後漢至宋齊的譯經總錄」刊出後，對中國佛教及佛教史的研究才漸次引起人們的注意。可是境野、常盤二博士的著作，大抵以譯經史作為中心，這從他們二人所作的中國佛教史的時代區分即可以明瞭。因此，對中國佛教作史的觀察，以及有系統的，包攝各方面的綜合性的通史的著作，多年來受着學界的期待。而應這一要求，將數十年來勞心的講稿整理起來，貢獻給學界的即是塚本善隆博士的「中國佛教通史」。

塚本博士，現在被公認為中國佛教學及佛教史學的最高權威，曾任京都大學教授及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定年退職後，現任國立京都博物館館長、雜誌「佛教史學」的代表人（約如我國的發行人），佛教大學教授，且是京都嵯峨清涼寺（淨土宗）的住持。他之所以選擇中國佛教史這一少人寄與關心的學問之路，據他自己說，乃是在京大就學時受到佛教學的羽溪了諦，東洋史學的桑原隱藏、羽田亨以及後來到東京時受到望月信亨等教授的慫恿與鼓勵。（見本書序）據此不難想見，他之治中國佛教史，不只是基於佛教學的觀點，同時還從東洋史學的立場去求解明，這樣才能站在純客觀的立場，也才能自由驅使史料，整理出合乎現代學術水準的佛教史書。

這書的底稿，係塚本博士數十年間以京都大學為中心，兼在九州、名古屋、東北、佛教、大正各大學講授中國佛教史時的講稿，為便利初學者而寫成簡明的通史者。全書約分四卷，這次先出其第一卷。從時代言，第一卷的內容敘述從佛教傳入中國至東晉釋道安的時代為止的佛教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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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早年的境野黃洋博士作時代區分時，稱作古譯時代（見「中國佛教精史」一─三頁），常盤大定博士則稱為傳譯時期（見「中國佛教的研究」三─十三頁），他們係根據佛典翻譯而區分時代，一見即明。但從佛教思想史上看，將這時代視為格義佛教時代，比較合理，且為今日多數學者的共通意見。（見布施浩岳「中國佛教的展望」十九頁）而塚本博士則上贊同此一見解，對這一時期的格義的傾向，論述不厭其詳，但在本書上則未曾作時代區分。大概因該書係通史，不能偏重於任何一邊（思想史或譯經史），故其章節大體沿用中國的朝代作區分。從富於新鮮色彩的內容看來，這種時代區分似嫌陳舊一點，但由此也可看出著者基於史學家的立場與態度撰述佛教史的苦心。

第一卷內容分七章：第一章是序說─中國佛教的特殊性─規制其性格者。下分三節，說明佛教入中國時的中國思想界的情勢，即儒教昌隆，黃老神仙的信仰普遍，這些環境使新來的佛教受到種種的拘束和限制，不能不改變其性格。

第二章是佛教初傳期─後漢的佛教。下分三節，從漢明帝感夢求法說起，敍佛教初傳時的狀態，以及由西域僧大批來華，翻譯事業亦漸次展開。

第三章是三國時代的佛教。下分五節，說明玄學與佛教思想的交涉，及以洛陽（魏都）、建康（吳都）為中心的佛教。

第四章是西晉的佛教。下分四節，對西晉的學術及竺法護、竺叔蘭二人的譯經事業敍述極詳。

第五章是華北胡族國家的佛教興隆。下分三節，說明華北胡族國家的佛教政策及以佛圖澄為中心的佛教僧侶的活動。佛教入華初期，一直受到漢族帝王及貴族階層的或明或暗的抵抗，未能獲得其衷誠的信仰。然而北方胡族帝王反而說 「朕生自邊壤，……佛是戎神，正所應奉」（石虎語），致使佛教迅速的盛行於北地。文化程度低劣的北方地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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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信的佛教與咒術的，禳災的神仙信仰混在一起，加上神異僧佛圖澄的奇術施教，佛教便很快的變了質，然而佛圖澄門下出了三位人物，可以代表中國佛教的三種類型：太山竺僧朗是隱逸型的代表，竺法雅是佛典講義型的代表，釋道安是實踐求道型的代表人物。在這裏對竺法雅等流的格義派學僧，多所論述。所謂格義，在此係說借中國固有的學說或術語附合解釋佛教教義的意思，其槪念有廣有狹，約狹義說，係指對佛典的解釋敷衍，但約廣義說，則佛典翻譯上之借用老莊語（如本無、應儀、無上正真道），和以世學擬配佛義的著作（如牟子理惑論），乃至以佛義融合世學的著作（如支道林逍遙遊註）均可包攝在內。塚本博士在論竺法雅的格義佛教時，認為譯經借用儒道思想的表現，以及術語的襲用，亦可視為格羲，對格義的擴大解釋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第六章是江南東晉的佛教興隆。下分七節，說明東晉時代的江南地方佛教發展情形。這時侯般若學異義層出不窮，所謂三家義，異說紛紜的時代。作者在這章裏提到郗超的佛教信仰，并將他的「奉法要」全部譯為日文，附錄在本章內。（譯文出京大助教授福永光司氏筆）闢於郗超，昔年胡適博士曾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目錄頁後批說： 「湯君不重視郗超的奉法要，似是一漏洞。郗超與道安同時，其死約當三七五或三八0。奉法要最可以表示那個時代一個絕頂聰明人對佛教的了解」。塚本博士不但提到郗超，而且認為奉法要一書對於後世居士佛教的影響極大，自唐朝以降一直到現代的居士佛教組熾，可視其為導源於奉法要的佛教。（本書三五五頁）

第七章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道安。下分五節，主要是說道安的功業與學問。大抵治中國佛教史的人，無不對道安作最高的禮讚，如同為中國佛教史學家的大谷大學教授橫超慧日的「中國佛教的研究」便是如此，本書亦不出其例。視中國佛教至道安為一段落（初期佛教），係由於他評斥格義而主張義解，確立了佛教的主體性，糾正了從來的混淆、依附的態度。所以，作者雖然不明顯的區分時代，但其係以佛教思想史的第一期格義時代（佛教初期傳至西元四00年左右）作為論述的範圍，則是易於推察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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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一卷）共六六一頁，此中自五七三頁以降為注記，將書出所引一一註明出據，「出三藏記集」、「高僧傳」等基本書不用說，正史以及其他各種文獻，近人著作等無不廣為徵引，以備參照，此外尚有索引二十三頁。書於今（一九六八）年三月由鈴木學術財團出版。

與佛教哲學、原典學方面的熱鬧的出版相比，佛教史學界的出版似嫌靜寂。這次本書的刊行，給斯學界人士，一個極大的振奮。本書不但適合於有志斯學的入門者，且對專門家而說，仍然不失去它的價值。尤其是所附的豐富的注記，不知能使人省去多少辛勞。一向專重經論訓詁，對佛教之史的發展欠乏關心的我國佛學界，這書的研讀是值得大大鼓勵的。

（八月一日寫於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