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访问记

当你经过南京中山东路，穿过二郎庙，直达延龄巷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个古老的专刻佛经的地方。门额砖板上，刻有“金陵刻经处”五个金字，因为年代悠久，大部分金色都被风雨剥蚀了。据说这五个大字，还是我国佛学大家欧阳竟无的手迹。
　　金陵刻经处，到现在已将近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它校刻佛经，不仅在国内有名，就是在亚洲各佛教国家，也有很高的声誉。
　　金陵刻经处于一八六五年，由杨仁山居士所创办，最初地点在南京北极阁。到一八九七年，杨仁山把延龄巷自己的住宅捐赠出来，作为储藏经板和流通经典的地方。
　　为了想从这里获得一些中国古代雕板的艺术知识，我访问了金陵刻经处。
　　当我走进金陵的大门，就立刻被院子里布置的花草树木吸引住了，这里非常清静，仿佛是一座幽僻的古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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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史论集（七）－民国佛教篇
　　附录：金陵刻经处访问记
　　该处负责人徐平轩主任，热心的接待，我亲自领我去参观，并且还和我谈了许多有关金陵刻经处创办以来的历史情况。现在就把我所了解的，简单的记述在下面：
　　一、杨仁山居士的生平事迹
　　杨仁山原名文会，安徽石埭人，清光绪初年，曾随曾纪泽在英国钦差署当随员。他在伦敦博物馆和图书馆，看到收藏的印度和中国古本佛经，有“礼失而访诸于野”之感；回国后，和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互相通讯切磋，他从此便立志要重刻一部比较完整的“大藏经”。这个艰巨的工作，给后来研究佛学的人很大的方便。
　　中国佛教，是结合著中印两国古代高度文化思想的宗教，没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不易担负起发扬佛教文化的重责；因此，杨仁山除了主持校勘刻经工作之外，还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了“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专门讲授佛经，并请最早翻译雨果所著“悲惨世界”的苏曼殊，担任英文课程。这对近代佛教学术思想史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对外界影响很大，例如在戊戌变法时死难的谭嗣同，佛学大家欧阳竟无等人，都曾跟他学过佛学。此外，章太炎、桂伯华、黎端甫等人，在佛学的造诣上，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他的薰陶和影响。
　　杨仁山在出国前己接受了当时所谓“新学”，喜欢研究测量绘图等等，在国外接受了西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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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文明，眼界更开朗。他研究佛学，著重在理论，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一生所刻佛经书版不下数万片，这些珍贵宝藏，在我国佛学史上和文学上，都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一一年秋天，杨仁山因年老多病逝世，临终前嘱咐门人说“经板所在即灵柩所在”，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纪念他的“深柳堂”后面有一座很高的杨仁山居士之塔。
　　二、刻经事业一段艰苦历程
　　杨仁山居士去世后，即由陈稚庵负责主持流通刻经的专职，他在一九一九年逝世，以后由于缺乏有力的主持人，金陵刻经处一度几乎搞垮，后由蒯若木负责，也只能维持门面而已。到了抗日期间和抗战胜利，金陵刻经处几经风霜，连维持门面也不容易了。一九四七年董事会集议，推出陈谊甫专责主持刻经处，但是当时环境恶劣，困难重重，终于遣散了全部职工，业务因此完全中断。那时曾有人主张，把数万片经版完全送掉，而将刻经处取消，这种消极的意见，几乎成为事实－－金陵刻经处曾在风雨飘摇中度过，确实经过一段艰苦历程。
　　抗战胜利后，由于政府的关怀和照顾，金陵刻经处这才有了新的发展和转变，房舍得到整理和扩充，停顿了二十年之久的刻经业务，也已著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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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鲁迅先生的“百喻经”刻板
　　提到“金陵刻经处”，我们还会联想到鲁迅先生曾经在这里刻过富有文艺性名叫“百喻经”的一部佛经。
　　鲁迅先生曾经一度搜集不少佛书，例如在当时卖佛书最出名的“有正书局”，在那里便可以常常看到鲁迅先生的踪迹。他搜集佛经，起初是专收史传性较强或理论较高的经籍；后来就侧重在文学方面的欣赏了。这些经籍，对古代中印两国思想史的研究，也是有不少帮助的。
　　鲁迅先生偶然发现一册“百喻经”，他觉得很好，可是有许多卖佛书的地方，都不肯印这种书，因此在外面流传不多。
　　鲁迅先生远在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他就对金陵刻经处有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在一九一四年，曾以银元六十元，远远地从北京寄到南京来，托金陵刻经处代刻印“百喻经”一百部，以便赠送给亲友们。
　　“百喻经”的全名是“百句譬喻经”，原作者是印度伽斯那和尚。在一千四百五十年前的南齐永明年间，另有一位印度和尚求那毗地来到中国传教，便把它译成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原书虽称“百喻”，实际并没有一百个，去掉开头一个引子和结尾一首偈语，只有故事九十八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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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喻经”是印度古代一部有名的佛教典籍。内容虽是宣传佛法的经书,但同时又是一部很出色的文学作品,那些诙谐、生动、有趣的故事，现在读来仍有新鲜意义，因此它是一部具有“寓言”性的作品，艺术价值很高。
　　参加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的工人，大都去世了，其中只有一位名叫杨善珍，己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他十五六岁开始当学徒，二十岁左右即到金陵刻经处工作，到现在已有四十余年了，是这里一位工作最久的老工人。据他自己说，他还记得周树人（鲁迅原名）刻“百喻经”的事，并且还亲自参加印刷的工作。
　　鲁迅先生的“百喻经”刻板,，仍在金陵刻经处经板房里妥善地保存在架子。刻版一共有三十块，两面刻了字，虽然上面涂有灰墨色的松烟香墨，但字迹还很清晰，一点没有损伤，虽然它历经了四十来年的灾难，幸而还完整的被保存下来－－这无疑是我们纪念鲁迅先生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百喻经”这部书，己由文学古籍出版社，根据鲁迅先生断句的刻本，重新用铅字排印出版。但是金陵刻经处木板雕刻的“百喻经”，仍受各地读者的欢迎，金陵刻经处每年总要为外地购者加印二三百部－－大家都把它作为很有价值的纪念品珍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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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艺术价值很高的佛像雕版
　　中国的雕版印刷，远在公元十七世纪的唐朝就有了。它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意义。从印刷史上看来，最初的雕版印刷与佛教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世界上现在最早的雕版印刷的书，便是佛教的一部经典－－“金刚经”。此外，雕版与版画也有血肉的关系，例如在“金刚经”的扉页上，有一幅释迦佛说法的图像，极为生动精美，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版画。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最大佛经出版和流通的地方。收藏的经版达十一万一千六百多片，另有佛像三百多幅。其“释迦牟尼像”是一八七八年刻，“灵山法会图”是一八八六年刻，都是出自名匠之手的六市尺长的巨幅版画，雕刻精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金陵刻经处原有不少雕版人材，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叫潘文法，他是清末人，善刻各种偶像，他的作品往往有五六尺长，气魄很大：雕刻的细致，仿佛一幅极为精制的工笔画。这些精心结构，刻起来往往要化费好几年才能完成。
　　金陵刻经处过去的负责人，为了使潘文法的艺术传给后一代，便委托潘文法带了三十个徒弟，可惜还没有一个达到他的艺术水平，到了民国初年，潘文法便去世了，这在雕版艺术上，也是一个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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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刻经业务发展情况
　　在佛经出版方面，金陵刻经处准备采用雕版与松烟香墨精印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著作的“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共十二卷，是玄奘法师游历印度，介绍第七世纪这个国家情况，为世界珍贵的书籍。此外。从一九五七年开始，金陵刻经处采用木刻雕版出版玄奘法师的全部译著七十四种，一千三百四十七卷。这些书将用窖藏五十年的松烟香墨印刷，线订精制。
　　今后，他们还准备以现存经版十一万一千六百多片基础上，并已进行搜集各地散刻的版片，在其中选择需要的加以补充，不足的补刻，这样就可以编成一部“百衲版书本大藏经”，用它来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
　　在招待外宾方面，也是金陵刻经处一项极为荣誉的任务。自从刻经处恢复以来，经常有国际友人和国内兄弟民族，以及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这对增进国际友谊，世界文化交流，以及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等等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到这里参观后的外宾和专家，都有一致好评，他们认为木刻佛像和雕版印刷，都有保存和研究的价值，今后应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培养一些后起的技术人才，这对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也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金陵刻经处为了外界参观方便起见，特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筹办佛经、雕版和文物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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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间是佛经各种版式，在文字方面，有楷书、大字、精刻、夹注等等；在版式方面，有梵文版式、选佛版式、附图版式、小梵版式和大梵版式；在装订方面，有切订、折齐、校样、印样等四个主要工段。第二间是金陵刻经处创办人杨仁山居士和佛学大家欧阳竟无的遗著和遗墨。除了张挂他们的遗像外，并在玻璃柜里陈列杨仁山和欧阳竟无亲自编校的手稿。还有陈散原赠欧阳竟无的诗文，以及梁启超亲笔致欧阳竟无的函件。第三间是各种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佛像和佛像雕版。
　　这些文物，布置得很是考究，巨型的玻璃柜，一架一架的陈列著；尤其在佛像雕版的背面，都衬著黄色的锦缎，显示著宗教特有的色彩。
　　我们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到罕见而珍贵的佛经典籍和各种版式的源流，同时还可以欣赏到中国传统雕版的艺术－－这些艺术结晶，将使你流连忘返。
　　（编者按：本集原拟选入蓝吉富君的“杨仁山与现代中国佛教”－－见华冈佛学学报第二期，因限于篇幅，未能选入，请读者自行参考。本篇“金陵刻经处访问记”，亦兼有介绍杨仁山居士，且国内不易读到此文，特以附录载入。）